高宏的：“文革”前的华南师院附中
谨以此文献给培育我们成长的母校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文革”前的华南师院附中
作者：高宏的 (2008年12月)
1963年7月，我在广东实验学校小学部六年级毕业。同年8月31日，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初一，属于“老三届”中的一员。在附中读书的这几年，即不是我人生的起点，也不是我人生的终点，但却是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站。这一站，华师附中给我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给我的理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给我的身体锻炼出健康的体魄，给我的精神磨练出顽强的意志，给我的人生观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同时，华师附中也留给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沉甸甸的思考。今年，值此母校建校12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几十年前的往事不免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华师附中概况
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文革”前称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他由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华南联合大学的四所附属中学合并组成。四脉相承的华师附中，其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88年设立的广州格致书院，以及后来的岭南学堂、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等。
四校合并后成立的附中隶属华南师范学院，校址在广州市区的中山四路和仰忠街。1956年在广州市郊区华南师范学院所在地的石牌建立了新校区，1958年校本部迁至石牌。校本部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各为三年学制，每个年级为6个班，每班约48人，全校为36个班，共有1600余名学生。1960年，在市区的华师附小改称广东实验学校，市区的附中改称中国广东科技学院附中，翌年改称华师附中广州分校；1962年两校合并为十年学制的广东实验学校，设有中学部和小学部，中学部为五年学制，小学部分为六年和五年两种学制，随即该校脱离华南师院管理。
为适应备战需要，六十年代中期，广东省在全省初二年级男生中公开招收了滑翔员，以此作为空军的后备力量。1965年8月1日，滑翔班在附中开课，1966年又招收了一批，两批滑翔班学员共有483人。我与许多男同学也参加了体检，遗憾的是视力不佳，没能被录取。该批学员隶属华师附中管理，文化课由附中教师兼任，飞行专业课由部队负责。“文革”爆发后，该班停办。1968年以后，滑翔班学员中陆续有100多人参了军，成为海军和空军的飞行员，其中还有多名成为特级飞行员，并产生了两名将军。
附中是有创新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清朝末年，当国人还在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不知道学校何为体育课的年代，附中就将现代体育项目引入校园。那时的岭南学堂为增强学生体质，强制开设了课外体育活动，计有：足球、排球、网球、棒球、田径和游泳等，还成立了女子排球队，并铸造了“附中人”一百多年的体育情结。
1906年，岭南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了4名女生，以后附中和附小也招收了女生，直到1920年北京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效仿，冲破封建樊篱，实行男女生同校。1914年，岭南学堂在全国率先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广东高师附中的同学与大学生一道走上街头游行，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20年8月，广东在陈独秀指示下开始了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活动，附中成为全省最早的党团活动基地之一。孙中山曾三次造访岭南大学，附中的许多师生也曾有幸聆听他的教诲。今天，中山图书馆内的钟楼，当年就曾是中大附中的礼堂，1924年，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就在这里举行。附中的师生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经历了大浪淘沙，在峥嵘岁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浴血奋斗，在风雨如磐的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在催人奋进的解放战争号角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在广东历史上，附中曾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如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并称为反清“四大寇”之一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岭南画派开创人高剑父，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著名烈士熊锐、林基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曾参加过建党、建军、统战等许多党的重大开创性活动的106岁革命老人谭天度（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曾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原暨南大学校长、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陈序经，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曾任副省长兼暨南大学校长等职），蜚声中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邓锡铭、姜伯驹、蔡睿贤、范福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岑可法、黄耀祥，以及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冠军陈镜开等。
1952年华师附中成立后，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力求使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仅仅几年时间，附中迅速发展成为“广东首位、国内知名”的名牌中学。“文革”前，华师附中在广东省是授课课时最少、开展政治学习最广泛、参加劳动项目和时间最多、体育锻炼最刻苦、课外活动内容最丰富的学校。1959年华师附中在高考中名列全省第一，1963年华附在每年一度的广东省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取男女团体冠军，此两项殊荣，附中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改革开放年代，华师附中更加强调和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保持学校的整体实力，不断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华附是我国中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获奖最多的学校，所获国际奥赛金牌数量稳居全国之首。华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继续保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增强劳动人民感情。从1990年开始，附中高二年级的同学每年都要到清远市偏远欠发达农村进行为期7～10天的“学农”活动。在此期间，同学们要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除参加农忙外，还要进行科技支农和农村调研。
华师附中之所以能在中学教育领域不断发展，并长久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以老校长王屏山为首的忠实于人民教育事业、勤恳敬业、精通业务的教师团队；同时，附中继承了一贯的教学传统，即从不因循守旧，永不自满，善于创新和不断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传统得以继续保持和发扬下来。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曾到校视察、参观，并给予指示。
二、德育领先
一提起“文革”前的名牌学校，世人总难免认为是“分数第一”、“分数挂帅”，但华师附中却并非如此。那时的华师附中同全国一样，最强调的是“政治第一”，但在“突出政治”上，附中是比较讲究务实的，强调育人要先育德，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忠实于祖国和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八字学风”、“三个天天”要求及“三风教育”
老师爱护和关心学生，学生尊敬老师，这是附中的优良传统之一。强调抓校风、学风，同时注重抓规章制度，是加强学校管理的重要环节。用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教育学生，培养学生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始终是附中德育教育的中心。到六十年代初期，附中党总支向学生提出了“勤奋、刻苦、认真、踏实”的“八字学风”；同时还提出了“三个天天”的要求，即天天读报、天天学毛著、天天劳动；同时推行了“三风教育”，即革命风、学习风、劳动风；在附中，任何一位优秀学生都会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
记得我上初一时，我们班右边墙壁上就贴着“八字学风”的座右铭，老师还专门讲解了“座右铭”的含义。
“天天读报”是要求每一位学生能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博闻多识，众毛攒裘。“天天学毛著”是要求每一位学生能通过学习革命理论，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也是与当时全国开展学习雷锋运动及大兴学习毛主席著作之风密切相关的。“天天劳动”是要求学生从小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培养尊重劳动人民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 “革命风、劳动风、学习风”是华师附中的一贯校风，是希望将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963年8月31日，附中举行开学典礼时，学校用黄色菊花拼成“革命风、学习风、劳动风”的图案摆在大门口，迎接每一位入学的同学，我就是在这一天走入华师附中大门的，此情景令我至今难以忘却。
辅导班制度
附中注重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传帮带精神，建立了高年级带低年级的制度，即辅导班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初一新生入学后，由高一的一个班对口帮扶初一的一个班，一直跟三年。
在这三年中，高年级的同学对低年级同学进行集体帮扶,重点在政治、思想、劳动、学习等方面。其中，高年级每个班还要专门选派一名品学体兼优的“专业辅导员”。可以说，由于有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呵护，小弟弟小妹妹们自然进步较快，也会更早成熟和老练。
少先队工作、发展党团员及评比“三好学生”
我在1963年入学时，校领导在开学典礼上就宣称我们本届新生全部为少先队员，其中80%以上为原来各小学的少先队干部。那时，附中在初一和初二年级保留有少先队组织，每个班为一个中队，学校有大队部，有专职辅导员。五十年代，附中大队总辅导员高志光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我读附中时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是彭世英老师，他也是我们初中时期的政治老师。彭老师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启蒙者。那时彭老师是全省少先队优秀辅导员，他的事迹多次上了报纸和电台。一次，报纸上刊登了彭世英老师的先进事迹，我们都争着传阅。彭世英老师会拉手风琴，他善于利用文艺的形式来教育我们这批青少年。 那时附中少先队大队部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入团教育。记得1964年为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15周年（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在彭世英老师操办下，附中少先队大队部提前几天（我记得是星期六，10月10日）在岗顶初一和初二年级新教学楼前的小操场举行了以歌颂革命先烈为主要内容的篝火晚会。晚会上，校航模组发射了火箭。在冉冉的篝火旁，有一首表演唱《踏着先烈们走过的道路》，激荡了我们少年的心。数十年过去了，我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会唱这首歌。这首歌词如下：“在波涛滚滚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忠于革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地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大道上。”“我们今天能戴上红领巾，能高高兴兴地走进学校的大门，是无数革命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踏着先烈留下的脚印，我们继续向前进。向敬爱的先烈们宣誓，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完成！”
那时，附中学生满15周岁要举行隆重的少先队退队仪式。我至今保留有1965年10月1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华南师院附中队部”颁发给我的退队《贺信》，称：“少先队组织珍惜您为少先队所做过的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您曾经用您的行动为我们的队旗，为您鲜艳的红领巾增加了光荣和荣誉。”“希望您在今后的生活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革命化和劳动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当您成为先进工作者，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您为祖国树立功勋的时候，您可以骄傲地说：‘我曾经是带红领巾的人’。”
华附在初一时就对学生进行了入团教育，对初二已满15周岁的优秀学生，开始进行发展团员工作。附中入团的要求很严格，程序也很民主。要发展一名新团员，由团支部召开通表会议，全班同学都可以参加提意见，可以说，决定权并不都在老师手里。学校团委在批准新团员前，往往也要参考大多数同学的意见，这样的团员，基本上都能起到表率作用。我们年级在初二时最早发展的几个团员，如一班的王平生、二班的丁松筠、四班的何苏义等，都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1966年5月24日，我被校团委批准加入共青团，当天，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开始激化，刘少奇为证明党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让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个别学校的中学生中发展党员。1966年4月，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华师附中在高三年级发展了杨小村和李束陆两位优秀学生入党，那时他们刚满18岁。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对学生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劳动好”的号召后，许多学校每年都要评选“三好学生”。附中对此项评比的要求十分严格，一般每年一个班只能评出一两名，先由全班同学提名，再进行民主讲评，尔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
关心政治和关心国家大事
培养学生从小就关心政治和关心国家大事，是使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途径。附中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许多师生都曾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革命者。
该校的革命历史可以追朔至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两广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中大附中前身）的师生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夏秋开始，在陈独秀、谭平山等人领导下，广东开展了有组织的建党建团活动，时任附中教员的谭天度等人就曾是第一批的党员和团员。以后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附中的师生都走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后，当时的中山大学附中建立了多个进步学生组织。1935年爆发一二九运动时，中大附中学生曾生、杨康华等打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他们后来成为华南地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是原岭南大学附中学生，他创作出许多激昂的抗战歌曲。著名烈士林基路是原中大附中学生，他牺牲在新疆。
1949年广州解放前，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在大学和中学建立了“广州地下学联”这一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任附中校长的王屏山就曾是该组织成员。1964年8月9日，华师附中举行校庆活动，曾有学生在晚会上用诗歌朗诵的形式讴歌了这段校史，在我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痕迹。
在附中校风影响下，同学们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六十年代，每个班都由学生自己凑钱订阅了一两份报纸，挂在读报架上供大家阅读。
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了金门炮战。随即，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和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的行径发出了一次次警告，到“文革”前，已达200多次。为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有的班级还制作挂出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警告牌，以此提高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新疆罗布泊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广播中传出这一消息时，全校沸腾。加上三天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一个“防修反修”的学习热潮在附中兴起。
那时，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许多同学都会到华南师院大草棚的操场前看露天电影。记得就在这一期间，放映了《英雄儿女》的电影，我与许多同学一样，被电影中的英雄主角王成所感动，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这也加深了我们的“英雄情结”。当天晚上，我还写下了饱含激情的日记。当然，大家也马上学会了这部电影中的插曲《英雄赞歌》。
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1964发行了《毛泽东著作（甲种本）》和《毛泽东著作（乙种本）》，还在内部发行了《毛主席语录》，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兴起。那时，附中许多学生都自费购买了甲种本和乙种本。这一时期，首先由部分干部子弟从家里拿来了《毛主席语录》，大家如获至宝互相传阅。到“文革”前，通过干部子弟“走后门”，大多数人都有了这本“红宝书”。每天晚饭后至晚自习前，往往就是大家读报和学习毛著的时间。那时，还有个别同学主动学习了马恩列斯著作，扩大了理论学习范围，以至于有的同学很早就成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爆发后打“语录仗”，附中绝大多数学生随口就能背诵出许多毛主席语录，在这种“语录仗”中往往会占有优势。 学习解放军运动
从1963年开始的“学习雷锋运动”，发展到1965年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结合当时的援越抗美和备战工作，一个如火如荼的学习解放军运动在全国兴起，华师附中在这一运动中一直走在全省中学的前列。那时，解放军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如王杰、欧阳海等，还有众多的学习毛著标兵，如黄祖示、廖初江等。附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身体力行”这三个方面来体现学军的成效。
“走出去”，即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解放军军营参观。主要内容包括：听部队首长介绍军政训练和军史、参观营区及战士整理内务、观看射击、投弹、越障碍、单兵战术等表演。
“请进来”，即学校每年请一些老干部或解放军指挥员来校传授革命传统，每个班也都请老干部讲述革命斗争历史。1965年八六海战后，麦贤得成了著名的战斗英雄，学校就邀请了他舰艇上的指导员给大家讲麦贤得的故事。
“身体力行”就是要学生的学军上注重落实在行动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兴学习毛著之风。在学习毛著的活动中，学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毛著心得交流，强调树立革命人生观。二是开展谈心活动。学校效法部队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做法，在学生中开展“400米走谈心活动”，即在晚饭后，三三两两的同学在400米操场边走路边谈心，互相帮助，解决活思想。三是整理内务。每个人的被子都要像解放军战士一样，早晨出操后要整理成“豆腐块”状。我同许多人一样，在“文革”中住校及之后下乡当知青，还一直保持了这一“部队作风”。记得我下海南岛当知青时，一次团首长（那时叫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到我们连队，看到我整理的内务，竟然以为我是复退军人。四是加强纪律。附中一贯强调纪律，在学军中这一传统得到了加强。附中是全校寄宿制，那时晚10时，只要熄灯铃声一响，所有宿舍的灯光都要立即熄灭。早晨6时，起床铃一响，所有人都像弹簧似的立即跳起，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迅速跑步集合。年级值班教师点名后，会进行简短地讲评，对最后到的班级和个人点名批评。而后分班级进行两、三千米的长跑，当时出校门正门向东跑到邮电学校，向西跑到石牌桥，然后回到学校后再进行各种形式的早运。五是开展军体活动，几乎囊括了部队陆军单兵训练的所有项目。六是组织了基干民兵武装连。学校从高年级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学生组成基干民兵，对这批人着重加强了军政训练。
1965年全军大兴将军下连队当兵，地方领导也跟着仿效，纷纷到基层蹲点。校长王屏山为进一步抓好学生饭堂的伙食，也在学生饭堂同厨房工人一同劳动了一个星期。那时“经济困难时期”刚过，市场供应仍十分困难，但华师附中却能让学生吃饭不限量，而且每餐至少能吃上几片肉。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这与学校领导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劳动及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
加强学生的劳动锻炼是华师附中的一贯传统。通过劳动锻炼，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还可锻炼体魄，从中学习劳动技能和生产知识，加强与工农结合。那时，附中从初一开始，就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强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读书期间，学生通过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则是与工农相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
华师附中每个学期（即7月和12月收割水稻大忙时）都要组织全校同学到农村劳动一个星期，其定点地为广州郊区花县（今花都）新华公社岐山大队。每次下乡，同学们都要乘火车到新华站下车，而后像解放军一样，背起背包，提着水桶，一路高歌，走好几公里路到达目的地。华附学生到农村参加农忙不是简单地劳动，他们都必须按照老八路和解放军的传统，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并预交粮票和伙食费。一般是两三个同学与一户农民“三同”。在此期间，所有学生在参加收割大忙外，还要抢着为“三同户”挑水、扫地、做饭、剁猪菜及浇菜地等。此外，学校往往还组织农民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这样的结合，使附中的学生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已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同学至今还与农民保持了来往。每当农民见到老附中的同学，都说“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学生”。附中同学的下乡劳动锻炼还为后来上山下乡打下了劳动技能基础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
那时华附还在校内设有机械厂和化工厂，在远郊龙眼洞农村建有校农场。每个班在每个学期除参加农忙劳动一星期外，至少还要在校工厂、校农场，或者到广州钢铁厂、广东柴油机厂（又称广东拖拉机厂）等国有大企业劳动一星期。
此外，华师附中每个班都在校内有自己的菜地。课余时间，大家都积极参加种菜活动。我们许多人为了种好菜，专门买了一些农业技术书籍，研究种菜的方法，并开展部分园艺试验。据统计，1965年度，附中学生自己种植的蔬菜已能满足饭堂总用量的三分之一。
附中的这种劳动锻炼，使许多人很早就成为劳动能手，不少初中生就能熟练地开刨床、铣床，就连初中的一些女同学也能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健步如飞。
像华师附中在教学时间内安排这样多的劳动，这在当时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那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作“怕艰苦就是修正主义的开始”，而劳动锻炼正是培养“不怕苦不怕累”的重要途径之一。
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
华师附中培养学生发扬革命传统，大兴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从小事做起的。
那时附中吃饭时是八个人一桌，每桌一盆菜。每当就餐时都有值班学生巡查。只要见到桌上掉有饭粒，值班生一指，站在桌前的人就必须无条件地捡起吃掉。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年这的的确确是作风的具体体现。
那时劳动是必须打赤脚的，有些刚进校的女生穿凉鞋劳动，往往会遭到大家的当面批评。
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看到课室无人而开着电灯，路过的人不但会随手关掉，还会向该班提出批评。洗衣服时，能用两桶水就绝不用三桶水。 为学习雷锋，自觉不买零食，成为许多积极要求上进同学的自觉行为。在两三年内，没买过一根雪条的人是大有人在。如果有学生偷偷带食物回学校，那是很丢人的事。 附中伙食费每月只有10～11元，学生家长给子女每月不过十二三元。交伙食费剩下的钱，除买毛巾、牙刷、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外，附中学生花费最大的就是买书。那时，每个星期五中午学校都组织新华书店到学校摆摊，主要类型为政治和革命传统教育、科学技术、教学辅导等类书籍。
华附学生中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较多，针对这一特点，学校提出了一些要求。针对少数领导干部用小车接送子女上下学现象，王屏山校长除做好思想工作外，还亲自到学校门口劝阻。1963年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后，这一现象基本上被消除。
附中设在广州市郊区，学生在周六下午回家及周日下午返校，基本上都是徒步，很少有人乘坐公共汽车。
附中的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并自觉做好事。班里同学家庭如有困难，则会有人主动支援，还不留姓名。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大地震，周恩来总理亲赴灾区指导救灾。附中有一些学生匿名通过邮局捐款，本人就寄去了5元钱。
“革命时代当尖兵”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也是一个令人容易冲动的年代，附中同学当然也被这团烈火点燃。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许多有志青年都想尽早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像这样煽情的歌曲，时时都在激荡我们年轻人的心扉。
从1963年开始，全国都在倡导学习务农的典型董加耕、邢燕子等。后来，周恩来总理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看望知青，再加上附中老师曾让全校同学阅读一本描写参加军垦的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更加让许多同学热血沸腾，产生青春期萌动，学生也难免会有一些像“不考大学就直接务农”的偏激举动。1964年，附中曾出现100多名应届高三毕业生不考大学，直接申请下乡务农。后经省委研究，有4人获准，其中就有将军女儿江雁翎，她也一时成为广东省青年的典型。我那时读初中二年级，我与同桌女生智远芳商议后，她直接写信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一师，我则写信给黑龙江农垦的八五二农场，要求就是直接务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我俩都收到了回信。对方说我们年龄太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学习，准备长大后再参加祖国建设。这些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但在那时，却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革命抱负的一种具体体现。
附中一直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华师附中在“文革”前考不上大学下乡的比例是最高的；“文革”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1968年11月5日下午，随着广州太古仓码头红卫三号海轮汽笛的轰鸣，伴随“红卫兵战友们——战场上见！”的响亮口号声，广州第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奔赴海南。当时，《南方日报》记者把华师附中一批女生在船舷上的青春定格在历史的画面。
“反修防修”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及阶级路线
当然，在整个国家都在推行“左”的做法时，华师附中的各项工作也难免不受其负面影响，其中的德育教育也必然会有一些偏向。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逐步激化，后来竟发展到唇枪舌剑地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连续发表了几篇针对苏共的批评文章。1963年6月，苏共中央对中共进行反击，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与此同时，苏共继续发表文章进行还击。1964年7月14日，中共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这篇评论中，中共谴责苏共推行了一系列的“和平演变”政策，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九评》还从15个方面提出防止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论述。文章指出，为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必须注意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华师附中为贯彻中共中央这一精神，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反修防修”教育。首先，要求高年级学生，凡是与苏联同学有通信联系的，都要邮寄俄文版的中共九评。这一做法，彻底断绝了中苏两国青少年之间的民间友好往来。其次，利用各种政治学习机会，向学生灌输九评中的主要观点。再次，要求同学检查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妥，有“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倾向。又次，要求学生经常用九评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通过这些教育和学习，使华师附中同学增强了“反修防修”意识，并提高警惕，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在1962年夏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观点，全国的各项工作都紧跟其上。1965年，华师附中在强调“阶级斗争教育”的同时，曾在学生中开展了“向党交心”活动，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检讨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深刻剖析自己的“丑恶灵魂”。期间，有的学生剖析的内容令人瞠目结舌，校领导发现后，及时叫停。在“向党交心”活动时期，尽管附中也在同学中批判了“自来红”思想，但在发展团员等工作中，仍突出了“阶级成分”和“阶级路线”，使一些积极上进并表现突出的非“红五类”出身同学不能入团，伤害了这些同学的感情。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全国大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附中紧跟形势，组织张贴了一些大字报，印发了一些批判资料。学校还组织学生学习了关于开展“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华师附中的老师和同学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终于在1966年5月27日，在附中贴出了广东“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文革”狂潮迅速在全国爆发、蔓延，华师附中理所当然地成为广州地区的“文革”急先锋。紧接着，广东省委向附中派出了第一个工作队，并引发了学生与工作队之间的矛盾。8月11日，广东最早宣扬“血统论”的大字报张贴在附中，同时引起两派学生的通宵大辩论，随即掀起了红卫兵运动。那时发展红卫兵不但要以“出身划线”，而且一些低年级的干部子弟甚至动手殴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造成人为的“阶级伤痕”。为解决华师附中“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广东省委几名领导还到附中看大字报，中共中央中南局竟在7月和10月连续四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及一次书记处书记会议，其规格之高，次数之多，在全国绝无仅有。
华师附中的“反修防修”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及贯彻阶级路线的做法，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播下了种子，为华师附中成为广东最早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埋下了伏笔，并在“文革”中结出了难吃的“硕果”。这一惨痛教训，则要用另外的文章来阐述和分析了。
三、智育创新
“文革”前，华师附中的领导十分明确“学生以学习为主”，在强调德育领先的前提下，学校始终把教学放在首位，狠抓“教学为主”，努力探索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规律和新的教学方法，不断改进教学。那时的华附不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能做到“高进高出”，大多数初中毕业生也都能考上本校的高中，这与附中紧抓教学为中心是分不开的。同时，华师附中在学生中广泛开展科技活动和文体活动，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创造并保持一流的教学质量
1959年，教育部对全国17个省市高考成绩进行排队评比，广东名列14位，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十分光火，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并下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在调研中，陶铸发现华师附中在当年高考中不但各科名列全省第一，而且全省前10名成绩优秀生中，华附竟占了7名，已远远超过号称省内“第一中学”的广雅中学。于是陶铸在全省县委书记大会上将华师附中树为中学标兵，号召全省学习。此后，华附将广东高考第一的荣誉一直保持下来。
选拔和培养优秀教师
校长和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能否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华师附中历来重视培养优秀教师及科组建设，努力培养学术领头人，其主要途径是通过选拔、学习、锻炼几个过程。
附中依托华南师范学院，每年都选拔数名优秀毕业生到附中任教，并把他们作为学校教师的骨干来培养。王屏山校长认为，即便是响鼓也要用重锤敲，必须一开始就给年轻教师压重担，这才有可能早出人才。遵循这一思想，大多数年轻教师一到附中，往往会被委以重任，一开始就要挑大梁。有好几名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到附中一上岗就担任了高三和初三年级的班主任，从中可以看出华附领导的胆识及魄力。
华附特别注重通过学习和教学实践来提高新教师的教学能力。学校的所有校领导都必须兼任教师，这已经成为了传统。对此，王屏山校长亲自带头，教学一辈子，学习一辈子。他努力在教学一线探索，长期亲自执教高三的数学课和物理课，每周常常要上4～6节课时，还要听6节课。在王屏山带领下，华附教师都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惯。 王屏山认为听课是提高教学水平和实现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他在附中校长任期内，除亲自授课外，还坚持听课制度，探索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一次，他曾连续一个月听了刚毕业来校任教的年轻教师叶智友的英语课，并不发表任何评论。迫使该教师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越讲越好。以后他当上了科组长，退休后，还被澳门大学聘去任教。 在校长带动下，附中的教师自觉学习教育理论，经常在校内和校外参加听课，汲取别人之所长。学校也不时组织一些教师参加培训等。许多青年教师任教不几年，就成为学科的领头人。
五十年代，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界也是如此。1955年，王屏山被组织派到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了一年，师从苏联专家安娜•西达斯耶娃，专攻教育理论。通过这种学习，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并使他坚定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信念。“文革”中，全国大批教育战线的“凯恩斯教育思想”，全面否定对苏联的学习，并把这种学习冠以“修正主义”的帽子。今天我们认真总结这段经历，可以说，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这种学习是必要的，成效也是明显的。当然，一定要有创新。
“文革”前华附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打造了学校的名牌，还同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其中已有20多位担任了省内中学的校长。
注重教学改革
“文革”前，华师附中曾创造了高考录取率98%的记录，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奇迹。超过这个录取率的只有长春的东北师大附中，曾达100%，那是一间长期有苏联教育专家蹲点的学校。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就连广州市区内的一些中学，也有连续几年没有一名考上大学的。在这一成绩面前，华附校领导并未满足，他们盯住了更高的目标。 华师附中在教学质量上保持长盛不衰，关键在于不断改革创新。早在合校初期的五十年代，华附就率先开展了以“启发式”教学为重点的课堂教学改革；进入六十年代，学校又率先实行了课外活动创新。
由于受时代的制约，附中的教改也走过弯路。1958年，随着大跃进及“三面红旗”的“左”倾做法的推行，全国教育战线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教改，附中也受到干扰，影响了教育质量，伤害了一些教师。但附中很快就在1959年自己纠正了这一错误。
数理化教学改革
数理化的教学改革突出体现在对高三毕业班的教学上。那时高考前，学校都要自己要进行“毕业考试”，华附出题往往难度较大，学生考分较低。仅此做法，在“文革”中就曾受到过严厉批判，说是用“难题”“压学生”，使学生成为“分数的奴隶”。
现在回过头来看，华附的做法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当时校长王屏山曾对学生们说，1+1=2谁都会作，大家得了100分也不会高兴，因为这贬低了自己的智商。因此，不能把分数高低看得太重要。而通过做一定的难题，找出解题的方法和规律，这才能提高大家的水平。
我们从初一开始，许多同学就买了《趣味数学》、《趣味物理》及数学补充习题集等书籍，并想法找到一些奥林匹克赛题来做。我们从这些难题、趣题中寻找解题的规律和技巧，这对提高理解课本知识是很有辅助作用的。我们班许多人都有一个记难题的数学小本子，上面记录了许多代数和几何的难题，特别是一题多解，很能让人思路大开。华附的这一传统一直得以保存下来，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近年，华附学生参加全国甚至国际奥赛等总能取得优异成绩，不但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为广东省争得了许多荣誉。
语文课教学改革
语文课老师在上课时通常不是按部就班解剖课文及讲解语法，而是更多地教我们去学习作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记得给我们班上课的几位语文老师很喜欢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吸引我们年轻的心灵，以至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同学聚会时，有的人还能模仿出老师上课时的语气和动作。附中的语文教学强调的是写作能力，为此，学校还要求学生从初一开始写周记，并由班主任批阅，同时还要求有能力的学生天天写日记，以此锻炼学生的分析事物能力和写作能力。
语文课老师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课程外，常常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并结合这些作品，就其构思、全文结构、人物刻画、乡土语言的运用、思想性等进行讲评，有的老师还会举出小说中的一些语言来介绍讲解。记得我们读的最多的小说有：《军队的女儿》、《艳阳天》、《山乡风云记》、《欧阳海之歌》等。 那时什么都要讲政治，尽管语文课教学比其他课程融入了更多的政治因素，但老师对学生所进行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是大有裨益的。许多年过去了，华附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有作为的作家、记者，及报刊、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单位的负责人，一些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成了重要的“笔手”。
外语教学改革
华附在五十年代的外语教学主要是俄语，进入六十年代后逐渐改为英语为主。
我在1963年9月入校，正好赶上推行新编的全国新教材，其难度提高了许多。华附对这份教材是一学期学习一册，广州市许多学校是两个学期学一册。为了能让学生消化新教材，华附对外语教学进行了较大改革。
校长王屏山认为外语教学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而这往往是教学的难点和弱点。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那时在教学中加强了听说训练。记得我们还曾到华南师院的阶梯教室上电教课，通过故事影片学习英语。学校在期末考试除了进行试卷的文字考试外，还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对一的听说考试。经过这样的训练，初三毕业时，我们许多人已能用外语进行简单的会话。
提倡发挥个性和创造力
发展学生个性，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在基础教育中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华师附中对此不但不存在异议，而且将此当作教育创新的要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博学，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
校长王屏山认为教学有三大任务：对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灌输思想，并认为良好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是学生成才的关键。他提出“课堂打基础，课外出人才”的教学理念。他在多种场合说过，如果学生认为老师讲课讲得不好可以不听，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就行。他还说，学生考试全答对题目可以给100分，但是如果答题有创造性，即便有个别题答得不理想，也可以给100分，甚至给110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华附的许多学生在做题时，喜欢寻找多种解题答案，这也就大大提高了学习质量。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在课堂外，积极开展科技活动，培养学生的爱好和兴趣，启蒙学生的特长，引导学生富于幻想，勇于探索，重视实践，发展个性，勇于创新。同时，学校还提倡学生课外自学。多年来，华附积极鼓励学生人人争当“小发明家”、“小文学家”、“小艺术家”，发挥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这一做法，成就了不少人之后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附中在这种改革中，还试验了开卷考试，其难度实际上比闭卷考试更难。这种做法要求答题时间往往是几天。学生在这段时间内必须自觉学习或互相讨论，等到交卷时，学生往往不知不觉就多学了许多知识。
当然，这种“培养个性化人才”的做法，在“文革”中“理所当然”地被批判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广东的代表”。
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
华师附中既重视全面发展，又积极因材施教。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即不偏科，力求学生在中学期间能掌握较为全面的基础知识，为以后学习专业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在具体操作上也有重点，即突出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和化学。其主要做法是：对这些课程配备较强的教师，各班班主任基本上为数学、语文及外语教师；对这些科目安排较多的课时；教学改革的重点也放在这些科目上等。
华附对学生教学不搞“一刀切”，提倡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并注意抓好“两头”：即对成绩好的学生“锦上添花”，也对成绩差的学生“雪中送炭”。六十年代华附在搞教改时，还允许一些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跳级。
提倡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每当临近高考时，许多学校都利用星期日及晚上来给学生补课，一些家长也纷纷提出给学生补课的要求。王屏山在这种压力下，专门召开了毕业生家长会议，阐述了不给补课的理由，说明应给学生自己消化课堂知识的时间，并说明补课多了会让好学生也给补蠢了的道理。附中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自学能力，使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延长课时和补课并不是好途径。
华师附中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它除了环境较好外，最重要的是藏书种类和藏书数量都很多，是当年其他中学所难以相比的。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学校图书馆不但订阅了一般性的科普杂志，还订阅了一些较为专业的学术刊物。我在读初中时就时常翻阅有关航空航天及原子弹等专业刊物，从中了解和学习了一些有关的专业知识。
用学校荣誉激励学生
每年华师附中校庆时，都会有许多国内名牌大学发来贺电和贺信。记得1964年8月9日校庆时，学校用大红等彩色纸将这些贺电和贺信抄出，挂在正门教学楼一楼前，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在这些贺信中，除了祝贺华师附中校庆外，往往还会赞扬华附学生在该校取得的优异成绩或科研成果，这对年青学子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那时附中的优秀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在报考大学志愿时，根本就没把省内大学放在眼里，第一志愿填写的都是广东以外的国内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1960年华师附中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的红旗单位，校长王屏山出席了该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1965年，王屏山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当时，一名中学校长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那可是天大的幸事。当然，这也充分体现了党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及对附中成绩的肯定。
1965年，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全国四间红旗中学（长春的东北师大附中、北京的一〇一中学、上海的育才中学和广州的华南师院附中。“文革”爆发，这些学校都被批判为“苏联凯洛夫修正主义教学典范”）负责人座谈，研究教育改革问题，华师附中教导主任麦嘉祥出席了座谈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会议人员，并一一握手。麦嘉祥主任立即将此项特大喜讯通过航空信件寄回附中，给全校师生以极大的鼓舞。麦主任也因此信在“文革”初期就遭到狂风暴雨般的批判，原因是他在信中说“毛主席身体很肥”（广东话，“很肥”即“很胖”的意思，在这里还有“身体健康”的含义）。加上他有海外关系，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很快，麦嘉祥主任自杀身亡，成为“文革”初期最早被迫害致死的中学领导干部之一。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华师附中对学生的智育教育不仅仅限于教学大纲，还通过课外丰富多彩的科技和文艺活动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按学校规定，星期二下午为科技活动日，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科技小组的活动。
华师附中有许多学生课外活动小组，计有：无线电组、物理组、数学组、化学组、地理组、养蜂组、管乐队、舞蹈队、演唱组、航模组、美术组等30多个，大多数小组配备有指导教师。 有的小组下面还有分组，其中仅无线电小组就分有超外插式收音机组、单管机组、双管机组、三管机组、五管机组等，共有200多人。附中的同学都十分热爱科技活动，有的还不满足于学校的项目。那时刚刚有了半导体收音机，但价钱十分昂贵，学校的无线电小组安装的是电子管收音机，我们一些同学就利用自己省吃俭用剩下的钱，到商店购买电子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等器件，自己缠绕线圈、做变压器，自己设计、安装半导体收音机。
附中的航模小组人数不多，但他的影响却很大，每当他活动时，总有许多同学围观。特别是在校运会时，他的航海模型竞速比赛，火箭升天表演，牵引飞机的空中“格斗”、遥控飞机的特技花样飞行等，总能吸引众多同学的眼球。
由于华师附中科技活动开展广泛和深入，每当参加全国及全省科技比赛时总能得奖。
附中管乐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他也是当年广州市最好的中学生管乐队之一。管乐队的乐器很齐全，人数有四五十人。学校在开会前和举行各种活动，以及参加广州市国庆游行等活动时，管乐队都要进行演奏。在参加广州中学生的演出比赛时，附中管乐队也往往能获得奖项。
附中演唱组约有十多人，使用的均为民乐乐器、锣鼓及快板等。演唱组要自编、自导、自演各类小节目。常常是在下午第四节课或晚饭时间到校园各处演出。锣鼓一敲，马上开台，他常常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等进行好人好事的宣传，活动类似于部队进行行军鼓动的宣传队。
从1963年8月到1965年5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了关于支持美国黑人、越南南方人民、巴拿馬人民、日本人民、刚果（利）人民和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爭的六个声明和談話，大大鼓舞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美国黑人的革命斗爭。那年头，每当毛主席发表声明，全国都要举行大游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每当举行这类游行，附中学生演唱组就会连夜编写和赶排节目，游行时跑前跑后鼓动宣传，调动游行气氛。
学校的广播站是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它由学生自己管理。广播站的主要工作有：在早运、午餐及晚餐时间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及各种流行的革命歌曲；播放学校的一些通知；播出一些班级写出的广播稿；在校运会时作为演播室及时报道赛况；在上午第二节课后播放广播体操等。
当时附中只在初一和初二安排了每周一节课时的音乐课，大多数音乐活动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每周每个班都要学会一首新歌。每个班都由音乐爱好者自动当教歌员，通常是利用课间休息或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教歌。许多人还在课余时间，自己学歌。那时，但凡一有新歌，大家马上就会唱了。
从196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学校最主要的音乐活动自然也就是歌咏活动了。每当召开全校大会时，就是各个班级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大家模仿解放军连队的做法，每个班或每个年级由一人指挥，大赛革命歌曲，看谁的歌声更响亮，看谁能用歌声“压倒”对方。
“文革”前，每年广州市的中学都要分片进行文艺汇演，华师附中选送的节目往往都能获奖。记得初三上学期（1965年冬），我们班代表附中参加广州中学东片汇演，我们改编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片段，将其命名为《万山红遍》，由附中管乐队伴奏，在演出中大获成功。
“减负”的教育改革
针对学生负担过重和“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我国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其重点就是“减负”。1965年7月3日，毛泽东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为贯彻“七三指示”，华师附中在这次教改中成为国家教育部的试点单位，部里还派了一位姓肖的副部长来校蹲点。
华附原本下午上课就少，通常周一至周四为两堂课，周五是一堂课。在这轮教改中，华附将下午课时减少到一堂课，到1966年上半年，除高三毕业班外，下午干脆就不上课了，时间全部交给学生自己掌握。
那时下午头两节课时，大多数学生都在教室和图书馆学习，有的还交流学习心得。第三和第四节课时，大家通常都从事体育锻炼和农业劳动。晚自习的两堂课，通常是做作业和自习。 这种教育改革开始没多久，就遇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5月27日下午，华师附中贴出了第一张批评校领导的大字报，全校立即陷入了大字报和大辩论的狂潮中。华师附中是全国最早贴出大字报的学校之一，并成为广东中学“文革”风暴的中心。这场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是一段惨痛的历史，附中“减负”的教育改革也就随之夭亡了。
四、体育争先
在华师附中，体育不好的不能算是好学生。“文革”前，附中的体育教学和训练除了要全面完成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规定的各种项目外，往往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体育是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国际主义分不开的。
常规体育训练
华师附中的常规体育教学主要包括田径、球类、体操、游泳等，其重点在田径的各种项目。附中有较大的校园，各类体育设施齐全，甚至还有一个室内体操室。球类训练主要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吃晚饭时，观看足球、篮球和排球比赛，几乎成了惯例。
开展军事体育项目
1964年，随着学习解放军及备战形势的需要，华师附中大力开展了军事体育项目的训练。附中开展的军体项目十分齐全，几乎囊括了步兵训练的所有内容，主要有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碍、负重越野赛跑、爬绳爬杆、越独木桥，甚至还有单兵战术等，其中有些还纳入了每年一度的校运会项目。
为了练习刺杀，学校购买了几百套防护服和木枪。每当训练时，随着震天响的“杀！杀！杀！”呼喊声，学校的操场俨然成了一座兵营。
附中有两座打靶场，一座在学校西南角岗顶操场，一座在东南角靠近华南师院围墙旁。越障碍跑的设施建在岗顶初一和初二级的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各班要轮流训练。
在军体项目的训练上，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甚至一些女同学也不甘落后。大家都抱着随时准备上战场的心态来训练。
军事体育有个耐力训练，附中就曾组织学生进行泳池内的数千米游泳及10公里长跑，许多同学都坚持完成。
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附中的同学不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且对体育普遍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关心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那时我国能够称雄世界的体育项目只有乒乓球。记得1965年4月，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举行。一天早晨6时40分左右，中央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的播音员突然用极为激动的音调播出“特大喜讯”，“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获得女子团体冠军！”正在操场早运的同学们立即欢呼起来，全校成了欢乐的海洋。随之，一个新的乒乓球热在附中兴起。那时经济条件有限，学校只能在室外建了许多水泥乒乓球台。
象征性长跑
为了响应党中央号召，支援古巴和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附中在六十年代常常组织学生参加带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性长跑。这种长跑的距离包括：北京至古巴首都哈瓦那，北京至越南首都河内等。根据象征性长跑规则，学校以班为单位，以所有人的跑步距离累计，看谁先跑到目的地。 在这种象征性长跑锻炼中，附中同学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献身世界革命的行动来完成象征性长跑。各个班你争我赶，纷纷争先恐后。
一年一度的校运会
从1956年开始，每年12月，附中都要举行校运会，这是对各班体育素质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检阅。附中校运会的项目比较齐全，尤其是囊括了田径的几乎所有项目。
1964年12月，我所在的初二（4）班获得第九届校运会团体冠军，首创初中拿冠军的记录。其实早在1963年的校运会上，我们班就以刚入学三个月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崭露头角。初三时，我们班女同学张凝还代表华南师范学院参加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也取得好成绩。
在1965年冬的第十届校运会上，为了体现当时强调的革命化和劳动化建设，校长王屏山在校运会上挑了上百斤的红砖参加竞走比赛，引得全场一片欢腾。 在“文革”前，附中曾涌现了一名游泳健将李旦，多名国家一、二、三级运动员。钟南山院士当年就是华附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曾代表广东省参加1953年全国田径运动会，获400米跑第三名。1955年4月，钟南山又参加了广东省田径运动会，获400米跑冠军，并以57秒5的成绩打破当时广东省记录。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已经是北京医学院大学生的钟南山又以54秒4的成绩打破了四百米栏的全国纪录。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首中学时期的往事，总免不了为自己能成为一名“附中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附中人”情结吧！
“四人帮”在“文革”中曾提出“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据这“两个估计”，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在“文革”中就曾作为“封资修”的典型受到重点批判。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立即于8月4日至8日，主持召开了有30多名专家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他在会上批判了这“两个估计”，明确提出17年的教育“主导方面是红线”，并提出要办好重点学校，“要重视中小学教育”等。
从1952年四校合并成立华师附中，数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认真回顾“文革”前华师附中的教育实践，无论是总结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对当前和今后的教育改革都是不无借鉴的。
（注：由于时间久远，许多记忆已模糊，错漏之处实难相免。当然，文中阐述的也只是个人的认识和观点，不一定都正确。敬请阅者提出补充、修改及批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