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之子承光：我所见到的叶群
作者：邱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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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傍边有特殊的警卫。那时中国领袖人物的肖像在公共场合张挂，正中是毛主席像，两边的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他们多数人形象为人们所熟悉，因为常常可以在报纸画报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陈云、林彪深居简出，而他们夫人更鲜为人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那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
1967年1月，我的父亲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在他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
1967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恢复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晚上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
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
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起了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普通话口音，和蔼善谈。
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作此举，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了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事后我才知道，叶群1920年生，祖籍福建闽侯，为书香门第望族，童年时被父亲带到北京读小学，成绩一直优异，青少年时接受革命思想，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她的资历比一般人猜想的要早得多，是抗战之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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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我很早就知道那里，因为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和那相距很近，我放学回家，总要路过那里。我们高考之前的体检在平安里医院，它是与毛家湾林彪住处只隔着一道墙的小医院。体检时同学们议论说，隔壁住的是中国最年轻最能打仗的元帅林彪。
此时我再到毛家湾，平安里医院已迁走，改成了中央警卫团的驻地。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到了一处简朴的客厅。叶群对我母亲说，她和邱部长经常见面，和家里人见的少，接你们来坐一坐玩一玩。后来我才知道，中央为了加强军队的领导，成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其成员有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和叶群，父亲和她成了同事。
那天在场的还有林立衡，又叫林豆豆。我曾在报纸上看过她回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文革初期又读过她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知道她在空军报社工作。我们刚到时，林立果朝我母亲问了个好，不久就离开了。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就读北京四中，高我一级。我原来就认识他，只是没有当面说过话。这次他问了一句，“你在清华呀？我们在四中时见过。”林立果穿着空军衣服。之前我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时，听那里的同学说，他已离开学校到空军参军了。
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作些什么？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
叶群说的“好书”是什么？我很想知道，那时盛行赠送各种印刷精美的毛泽东选集或“歌颂红太阳”的书，它们既是一种“忠字品”，也是生活工作必用之物。人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早请示”要挥动《毛主席语录》本，而“天天读”则必须读上几段毛主席著作，有时还要背颂。
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它们已经有点陈旧，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适合儿童的读物。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着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
我还记得《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的内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它是学校要求的暑假课外读物，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农村里一群少年的生活。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孩子们脱下自己的布鞋，一只连一只地把通过村子附近铁路的转弯处内侧铁轨垫高，使急速行驶而过的日本鬼子军用列车颠覆了。他们成了 “抗日小英雄”。
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学习写毛笔字的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划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虽说书法佳品要有功力，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成就，但叶群如此专心用功，还是令我惊讶。这么久了我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当时无论墙上挂的还是书上印的，凡是鼓励人们学习的警句，都是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突然看到叶群书写的那些当时被斥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令我感到很新奇。从那以后，我有意找了很多中外历史和哲学理论书籍阅读，使我在那个年代里没有浪费更多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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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说一说话，大多是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
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
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
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三十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有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傍边，用祥和的眼看着我，让我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作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出了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的党政机关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
我们说了大约二十分钟，内勤进来了，说叫我出去吃饭。他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当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时，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
我被领着到了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着那盘红烧对虾。
晚上看了电影，我们临走时，叶群送客到门口，说了句，“老二很懂事，聪明机灵”。我想她是指刚才林彪找我问话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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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我最近因为肝脏检验指标高，一直在家里休息，没有去过学校。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四十二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
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叠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抓了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关进监狱进行残害。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这样不但让我很安全，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使我得到了锻炼，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江青点名抓起来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
1969年以后，在校大学生开始了分配。因为有人关照，我的档案和分到广州军区的大学生档案一起从学校送到了部队干部部门。江青揪人的风波终于躲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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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回到北京的假期里，总会遇到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叶群对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这样，包括一些外地来京的军队领导和他们的家属。每次我见了叶群，她都和我说几句话，问问我当兵和部队里的情况。
1970年7月下旬我休假并为部队办点事，回到北京之后，见我母亲向北戴河打电话，知道叶群他们在那。我母亲在电话上和叶群说到我哥哥的婚事。
我未来的嫂子叫张克非，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张部长于1967年“一月风暴”中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活活打死，遗体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前额被打破塌陷，全身到处是伤，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伤口三十多处，特别是他背上的伤是用刀一刀一刀割的，这叫“千刀万剐”……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说张霖之是“刘少奇在煤炭战线的代理人”。造反派说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
这位文革殉难者惨烈牺牲后，我听到了另外的声音。我的朋友、王秉璋的儿子说，林彪有次对王秉璋说：“你不要怕造反派！张霖之不怕造反派，才被打死的。” 解放战争时王任二野11纵队司令员，张霖之为政委。张从来没有当过林彪的部下，林彪能这么说，可见他对受造反派迫害者的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哥哥的婚事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涉嫌为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部长喊冤。但是到了1970年夏天，事情有了转机。我父亲在为此而努力，叶群也在帮忙，他们找到了周恩来，建议用一个“内部结论”把事情办了。
1970年7月29日晚上12点多，通常要在次日凌晨才回家的父亲提前回来了。他对我说，早上天亮了你到克非家去一下，说“她们家的事，总理批了。”周恩来的批示意思父亲对我说了，核心的话现在可以在《周恩来文选》中查到：“张霖之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照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我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了在西单附近的小酱房胡同29号院子张宅。清晨胡同里还没有什么人，我敲院子的大门很久没有人开，就翻墙跳进去。小保姆惊慌地给我开了房门，已躲藏起来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出来说，以为是造反派来找她麻烦。我把周恩来的批示大意说了，李姨非常激动，等她略为平静一点后突然问，为什么不明确说是“平反”，不说“张霖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我按着父亲交代的说，这等于是平反了，现在只能办到这样。
我回去以后，把李姨说的“不过硬”对父亲讲了。
第三天正好是“八一”建军节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在首都体育馆请周恩来看表演，让他休息，周一见到我父母亲就问：“路光和克非的婚事办了没有？”刚从北戴河赶回来参加八一庆祝活动的叶群说：“孩子们还在外地呢，老邱担心总理这种批法不过硬。”我父亲说：“还请总理写个批示吧。”周恩来说“不能耽误了孩子们”。说罢写了一张便函。
家里决定立即举行婚礼，但哥哥嫂嫂正从外地的部队向回赶，母亲叫我和一个秘书先到管民政的地方去办登记结婚手续。管事的人指着我问，“新郎是他，女的呢？”秘书答：“男女明天才能赶回来。”“人没来登什么记？不行！”那人有点生气。秘书展示了周恩来的便函，“同意邱路光和张克菲结婚。愿你们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那个管事的人不敢相信是真的，看了秘书的工作证后说，“可以，可以，总理批的还能不办！”
九月里，我休假后为部队办事结束了，要回去了。一天下午，母亲对我说，毛家湾那叫我们去。因为哥哥已休完婚假回部队了，只有我和新嫂子随着母亲一起去那儿致谢。我们见到了叶群，她说：“刚从北戴河回来下飞机，耳朵里还嗡嗡叫呢。首长累了就不打扰他，我就代表了。”一会儿，内勤出来说：“首长听说了，立刻就要见。”我们进入客厅，林彪已站在中间等候。他很长的白胡子没有刮，身穿灰色中山装，布鞋。叶群立即上去，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帽子向林彪的头上一扣，然后介绍了克非。林彪说：“张霖之是好同志，死得很可惜，现在好了。”克非说了感激林彪的话，叶群说：“别谢他，要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叶群送给我哥哥嫂嫂一首她填的新词，是叫他们要一生紧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内容我记不住了，记得最后一句是“终生学先导”。
为了表示感谢，我母亲请人给林彪打了件毛衣。之前，叶群和我母亲聊家常时说，“他（林彪）在穿上从不讲究，有什么穿什么，除了军装以外，没有多少衣服。”母亲得知林彪一件毛衣穿了多年已陈旧，就托人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买来些他们生产的好毛线打成毛衣送了过去。因为不想让林彪事先晓得，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就打了黑色和米色的两件可以挑选。那次，叶群对我母亲表示谢意，还说，“他喜欢米色的，说穿上黑色的毛衣就成了一个‘黑狗熊’了。”听到这儿我乐了，都以为林彪总是不苟言笑非常严肃，没想到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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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底，我又回了家。我们团里要提一个干部，东北辽宁人，有些家庭问题需要外调核实，一般是有人出差或探亲时顺便去，部队挑选了我。这样，我在办完事后休假，来回路过北京多了几天在家。我见母亲常和北戴河的叶群常打电话，谈的多是林豆豆婚事。8月4日，母亲突然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看病，她和父亲要看她，叫我也随同一起去。在汽车上，父亲和母亲约定，说他有事忙，要先走，叫我母亲多坐一会儿，免得失礼。果然，父亲到了那儿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就告辞了。
叶群对母亲说，豆豆有男朋友了，是广州军区四十二军一个医生，叫母亲看看，再问一问他的业务水平。我说我就是四十二军的，叶群说，是吗？说不定你们还认识。
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说这是小张医生。母亲一问，我发现这么巧，他居然是我所在的一二四师师医院医务所长。我在下面的团里，但毕竟在同一个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敦厚。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叶群使了个眼色，我母亲开始和小张聊起了医学上的事，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着。我母亲非常重视临床经验，问他，你有没有遇到过少见的疑难杂症并及时处置的？小张说，在为地方群众巡回医疗时，曾遇到抬来的一个肚子极度鼓胀处于生命危险的老年妇女，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问诊时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说话，家属只是哭。细问之后知道，是几天前病人和儿子媳妇吵嘴后才发的病，曾几处求医都说不出什么，吃药也不见好。小张医生决定针炎，几针扎下去，再请儿子媳妇好言劝慰，婆婆腹内一阵呜响，出了虚恭……听到了这，叶群问：“虚恭？”小张欲说但没开口，我母亲说：“就是放屁，出恭就是拉屎，虚恭是中医说放屁的文雅词。”小张红了脸，说病人肚子瘪了下去，自己走回了家。母亲点评说，老太太和儿子媳妇吵架精神受刺激，抑制肠子正常蠕动，消化道内滞气鼓胀，服药一时难奏效，此时攻心是主，针炎为辅，患者肚子里的气放光了，病自然就好了。母亲夸奖小张，看病在于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你处理得好。
母亲对叶群说：“小张西医有基础，中医也懂，更主要是有悟性，成一个好医生，这是最重要的。”叶群听罢一脸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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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突发的“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我一生命运。我从部队被押送到广州“办学习班”，其实就是审问，同去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二十多岁姓孙的三营炮连副连长。我知道他，1968年入伍的战士、班长。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三四百米远的一棵独立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爆炸火光，树干拦腰断掉。他即被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待”的吼声中，他只能苦笑。“学习班”办了十几天后，因为陪外宾到广州的周恩来总理对军区首长说了，“不许动他们，对孩子要一视同仁”，我们才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从那以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问他为何受此“待遇”，他说他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了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随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出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这支血脉，将他归案。
我问他是何时见到叶群？他说1966冬天他上中学时串连到了北京，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饭吃，将要流落在街头，就在一个收容的地方给家里母亲打了个电话，等着被遣返。第二天，有个军人找到他，带他到一个军队招待所住下，安排他吃饭洗漱，几天后送他回去之前，那人在一处大厅里不厌其烦地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一个妇女路过，在一边看他良久。他的眼光转过去，她就走了。不久她又路过这儿看着他，神情有点留恋。因为是一晃而过，以前他也说不准是谁，这次被告知那次是“和叶群秘密会面”。
我听到这感触很深，叶群在没有得到他养父同意的情况下，想认未曾谋面的亲骨肉却忍了下来，不愿意让他母亲和养父一家人平静安详的生活被打破。办案人员明知早年的遗腹子不可能与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案有关，却硬把他挖出来向上邀功，以示清查工作的彻底。叶群比那些随意抓破别人已经愈合的不幸伤疤的人好多了，至少是尊重他人的意愿又通情达理。
因为找不到那个副连长什么把柄，他被扣上“政治历史”问题被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尴尬，养父是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儿子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了名工人。我说他已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还有个家，还有爱他的父亲母亲，而我，父母生死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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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在分别十年后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后余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亲从“保外就医”的西安到北京省亲时，林豆豆来看父亲。他们说起话来都提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中，人们都把叶群当成了最坏的女人，是敌人派进来的潜伏特务。可林豆豆讲，叶群是毛泽东、朱德一手为林彪撮合的，叶群并不愿意，是毛泽东等做了工作。我知道，彼时的所谓做工作，就是“组织分配”和“强迫”的代名词。
豆豆和父亲聊天中说出了一个意思，叶群不好，连累了她爸爸。
父亲避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了。林豆豆临走前，看样子父亲想和她单独说什么，我走开了一会儿。待豆豆告别之后，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父亲说，有些话单独说对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说，是她母亲不好，害了她爸爸。
我问父亲怎么说的，他说他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同样是冤案中人，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都是些没有根据的扣帽子，怎么好全怪到叶群头上？其二，对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父亲作了解释，说很多是周恩来叫她去的，打听江青那的底细，以便应对。叶群在这上帮周恩来办了不少事。
父亲说，叶群和江青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心里放不下事。她们如果有事就一定会向外说，但也有不同：江青是不分时间场合、无所顾忌地胡说八道，只要高兴就瞎吹乱讲。叶群理智多了，她只对自己相信的人说，而且说得也有分寸。
父亲又说，叶群为人热情，很聪明，记忆力特别好，人缘不错，做事比较得体，绝不是江青那样耍泼欺人的恶妇。叶群的问题是没有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更没有在长期艰苦的领导岗位中磨练出来的品性，总是唠唠叨叨……父亲的话是那么平淡，好像是在说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熟人。
我说，现在有个流行之说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父亲一口否定，说叶群最多只能说是对身体不好的林彪有某种干扰，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脱离实际。叶群遇事不能浑厚深远，影响了林彪，也影响了他们，但这种影响不是导演了“九一三”。
听到这儿，我问父亲，那你对豆豆说的第三条是什么？
他说他向豆豆提了一下，“叶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
父亲这句普通家常话令我非常感慨。“九一三”是个历史之谜，为了要解开它，了解彼时的当事人有重要意义。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不能一味只当成 “政治小丑”去任意胡说。好在那一段是现代史，离开当前不算久远，还有人认识见过那些当事人。研究历史，对他们不能脸谱式人为丑化，包括叶群，按照本来的面目了解真实的他们，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