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墨家九义（四）：乐生自控，非命之始
行天之爱
前面我们讲到，墨家的三大目标是：天志、兼爱、非命。围绕三大目标，形成了墨家九义的逻辑关系图。
第一节我们说到：天是一个整体，天爱自己就是爱众生。墨者践行天志，心怀大爱，就务必最大化地惠泽于众多的人。爱是一个结果，要实现这个利他结果，就需要能力、大能力。贫困羸弱者行不了大爱，践行天志，必须非命。非命才能达成兼爱的结果。因此，行天之爱，重在非命，而非命的基础，就是要“修能”。
如何修能呢？“非乐”、“节用”是起点。一个没有自我节制能力的人，无论他的时间精力还是原始积累，都不可能具备和达成做事业的条件。所以非命首先要杜绝享乐主义。
杜绝享乐主义并不是叫你一天苦哈哈地，割舍追求快乐的权利，而是要懂得甄别，知所取舍，尽量把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有利于生命成长和原始积累的日常活动上，放弃一切不利于生命成长和原始积累的无用的享受。对于小孩子来说，生命成长所需的原始积累就是身体健康和学习各种基础知识，以及适当的人际交往技能。时间是有限的，要合理安排，多一些有助于生命成长的活动内容，减少消耗性的纯粹娱乐性活动。
例如打游戏，小孩子从中获得的有益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跟所花去的时间相比，是消耗远远大于收获的。当然，如果将来有贤者能把教学大纲的各科基础知识融合到游戏里面，让娱乐和学习实现最大化融合，并且是线上线下通关，多维度完成，这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希望游戏的设计者们，也好好学习一下墨经，多一些社会责任感，在设计游戏的时候才知有所为有所不为。
同理，对于成年人来说，则应主要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参与从事社会生产的本职工作上，花在有益于人生规划的事业上。墨经不是让你放弃快乐，而是指导你如何得到真正的有益于实现人生价值的快乐。
墨经“非乐”原有3篇，现存的只有《非乐上第三十二》一篇，篇目中另有《非乐中第三十三》、《非乐下第三十四》两篇，已经失传。而仅存的一篇中，因墨子反对音乐的篇幅很大，因此有些人索性理解成“非乐（yue)”，音乐的乐，并以此攻击墨家以自苦为极，这是错误的理解。
其实《非乐》开篇已经非常明了：墨子反对的不是美味、美物、美景、美居、美乐……这些东西的本身，而是重点在：有没有利？有没有对自己的利？有没有对天下的利？兴利除弊才是墨子一贯坚持的原则。墨经非乐上篇，主要针对那个时代王公贵族喜好编排大型歌舞娱乐的流弊而言，反对当时的陋习。墨子说得很清楚：如果像圣王那样使用乐器也符合民众的利益，那我就不反对。
墨子说：现在老百姓生活还很不富裕，民众普遍吃不饱、穿不暖、没房子住，是三大忧患。这三样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国家把税收拿去大搞音乐，像话吗？何况盗贼迭起，天下纷争，内忧外患，你们大搞音乐，像话吗？！
所以要正确理解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这句话主要针对王公贵族把民众的税收征收去不干利于民生和强国的实事，而大搞音声娱乐这样的享乐主义。
然后墨子又从社会生产角度进一步批评：你看看你们造的那些乐器，那么笨重，浪费材料不说，老年人根本都撞不动……叫壮年人来干，浪费人力资源，叫妇女干呢，浪费纺纱织麻。
而为了配合音乐娱乐，要养跳舞的人，跳舞的人要吃得好（脸色才好看）、穿得好（观赏才好看），这些人不能从事生产劳动不说，还要浪费大量钱财吃好穿好，这些都是从民众劳动创造的财富中拨去供养的呀。
我们现代社会倒是不那么紧缺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了，还过剩，从事音乐行业是可以的，但是音乐能给人带来的精神导向是什么？这很是值得探究。社会从物质生产为主，到精神生产为主，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美术，都要有一个利于社会积极发展的导向。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中就着重强调了文艺工作的价值导向问题：“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以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当今物质生产已经极大丰富的社会形势下，精神生产的价值导向更值得我们重视。
墨子说：人的先天条件还不如动物呢！动物天生有衣服鞋子穿，有食物，而人必须要从事生产劳动才能够生存，不努力生产劳动就会冻死饿死。为了让整个社会环境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好，社会各阶层都要各司其责。若王公大臣为听音乐耽误了治国理政，士人君子耽误了思考社会，农夫妇女为听音乐而耽误了生产，都是错误的……
可见这个“听音乐”还是指的那些大型歌舞活动，农夫妇女在劳作时候唱一唱山歌，歇息之余吹一吹笛子，士人君子在闲暇弹一下琴，则不在此列。判断的准则就是，音乐娱乐耽误你于社会所该担负的本职工作没有？耽误你的学习成长没有？耗费你用以积累创造的钱财没有？
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把时间用在有利于自身成长发展的内容上，把钱财花费在有利于自身成长积累的用度上，最终使兴趣爱好和人生成长目标达成高度一致。这样，娱乐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娱乐，是人生最幸福的境界。
由此可见，墨子非乐，反对的是享乐主义，而不是人们追求快乐的权利，更把个人的快乐赋予了与社会整体发展不可分割的精神升华。
我一个朋友，他比我更像墨家的人，逛街游玩时间稍长也有点焦躁，认为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他认为，哪怕静坐思考也比闲着逛街游玩的好。这令我十分敬佩。但我想，毕竟一个家庭里，除了认知先进的家长，还有小孩子存在，小孩子的认知水平还没有那么高，家庭娱乐活动能够增进感情，增强凝聚力，也是有必要的。当然了，如果小孩子也能够参与到家族的共同事业中，获得共同的娱乐，那是最好，如果还没有，适当地配合迁就小孩子喜欢的家庭活动内容还是有必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家庭成员应尽量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尽量使家庭活动内容一致。例如虎父无犬子，无论是军事还是科技，都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百年家族企业都是传承积累出来的，自由是没有力量的，小孩子从小就要培养与家族事业传承不可分割的成长目标和方向。
这里引用某人散文诗一般的描述：他们打造一盘散沙的社会，利于他们“打猎”和“奴役”。绝对的“独立、自由”，也意味着无依无靠放逐在“生与死”的猎场。
社会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但某种文化总是伴随着某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成为社会的主流。从经济发展史看社会发展史，奴隶制社会也因为集中劳动而创造了相对较高的社会生产效率，因此相对于原始社会来说是进步的。同理，与工业文明相配套的必然是自由主义——它需要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态，以获得大量雇佣劳工（自由个体）。
而随着这个阶段的盛极而衰，自由主义文化亦必理性地回归它原本该有的尺度。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文化将再度回归。中国政府在大力促进家风建设，奖励家庭农场，这些都是经济形态发生大转变所带来的文化回归。共产党能够敏锐地预测和把控未来趋势，前瞻性地制定出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方针，她在历史中屡屡展现出超强的建设生命力，与她党组织文化中大量吸收了墨家文化精神息息相关。
有人说墨家已经消失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并没有。我在《墨经明鬼篇与道教鬼神祭祀的关联》一文中，很清楚地阐明了道教和墨家的理念传承关系，稍后还会写一篇关于道教科技与墨家科技的文章。众所周知墨经来自道藏，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从道教创教立派的历史事实中去研究。
墨家有二教，道教和隐灵教，一在明，一在暗，一直都在守护着中华文明。带领中华民族建立了新中国的毛泽东，更是在文化理念，组织纪律，以及军事原则上，广泛使用了的墨家文化理念的精髓，去结合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伟大成功。
我们继续学习。
墨经非命篇的最后一段，引用古籍记载的，因耽于音声娱乐而受惩罚的事例，来反对音乐。但墨经非乐不可能三篇都讲音乐，既然在墨经非乐上篇中，墨子反对的不是音乐本身，而是反对因耽于逸乐而占用了自己所存在于社会中从事本职工作的时间，以及因此浪费财富，那么别的两篇我想应该也是反对别的耽于逸乐的时弊内容。
非乐和节用，是“非命”的基础，这两点做不好，命运无法改变。“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娱乐，今天玩一会，明天玩一会，这里花一点，那里花一点，好像都不多，都不久，可是生命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
道观寺庙，从一砖一瓦，破房小屋，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辛苦经营、积累，都变成了大片大片的庙产，这样的功业令人赞叹。究其根本，亦在于始终奉行非乐，而乐自在其中。
近现代社会组织中，早期的共产党人，是把墨家“非乐”、“节用”理念贯彻实践得最彻底的，所以才能够非命，成为领导中国政权的执政党。如今的共产党是怎么样，我就不说了，去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来重抓党风建设和党内自我革命，至少是认为当今的党员已经把党的优良传统丢掉了许多。希望他们在重修党文化之余，多读读墨学，找回共产党人原本的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作风来。
这一篇主要讲非乐。节用和非乐，虽有关联，但节用还是必要单独再讲一篇。很多人一提到墨家，所熟悉的都是兼爱非攻，把天志非命反而认为不是那么太重要。但其实，如果没有天志指引，没有修能非命，兼爱非攻都只会成为空喊口号，无从做起——如果兼爱非攻只是讲点友爱和平，温良恭让，那就不是墨家了。
今遵祖师遗意，讲解墨家九义，有缘者可同参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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