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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采 《党史博采》杂志官方账号2019/07/01 12:36:44

文/苗体君

关于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理论界有两种说法。一是，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二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

一是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就要弄清楚中共“一大”召开前，毛泽东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及长沙有没有共产党组织。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早在1945年筹备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谈到关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91页）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当时，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他在代表证上入党时间一栏中，十分庄重地写上了自己入党的时间是“1920年”。就这样，毛泽东的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被确定了下来，随后，编纂出版的各种党史图书资料均采用这一固定说法。

◆1919年的毛泽东。

通过对上面两种说法的仔细分析，我认为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前应该是中共党员，因为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时，长沙也被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李达回忆说：“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可知，毛泽东就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外围党员，所以毛泽东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于中共“一大”前，毛泽东有没有在长沙组建共产党，通过现有的资料，还存在一些分歧。

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忆中，中共“一大”期间毛泽东在住宿上受到“特殊”待遇，而且与众不同，“一大”代表李达在回忆中说，“一大”期间毛泽东被代表称为“神经质”，可以这样说，当时的毛泽东和参会的其他代表有一种明显的不同，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921年7月23日至30日，中共“一大”在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召开，外地赴上海参会的9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2号（也就是上海陈独秀的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第二天，张国焘就让包惠僧搬到博文女校去住。当时，只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三是他性格看上去孤僻，不合群，大家认为他神经质。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清水塘。

我认为中共“一大”更应该算是一次理论研讨会，李达、李汉俊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有些他们可以倒背如流 ，当时的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很深，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毛泽东以学习为主，也就坐在一边耐心听别人怎么讲，并一直保持沉默。④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一位注重实践的革命者，所以当别的代表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毛泽东却在思考筹划着会后回到长沙该如何推动开展革命工作。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很重视收集和保管文件档案，在中共“一大”上，当时会议没有专职的秘书，会上，28岁的毛泽东被推举负责会议记录、文件保管等秘书工作，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的首任秘书，后来，瞿秋白也曾担任过秘书，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经出任过秘书长。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曾回忆说，1921年“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各种资料显示，在“一大”上毛泽东没有做过正式发言，他的工作就是做会议记录员，工作中积极认真，时常是一面做好记录，一面动脑筋思考问题。“一大”代表刘仁静曾回忆说：“毛泽东在‘一大’上采取慎重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很难将他突出出来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但“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回忆与其他代表的回忆存在很大的不同，他说在“一大”期间，“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时常爱设下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就坠入其中，发生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的笑起来。”（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1919年在长沙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此外，毛泽东在“一大”上对侦探的警觉性也非常高。1921年7月30日晚，当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式，即将召开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因为当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闹肚子，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厕所，根本不能出门，所以就一个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糊糊涂涂地睡着了。其他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到《新青年》编辑部，议论会议下步该如何召开时，而只有毛泽东非常警觉地单独回到代表住处博文女校，看看那里有没有被侦探监视。周佛海回忆说：“一大”快要结束时候，一天晚上，我要睡着了，“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房来，轻轻问我‘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跳，问他，才知道出了事。”（吴少京主编：《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大”期间对侦探的警惕程度是很高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后期又由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后来，为何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五次反“围剿”、长征，历经磨难到了延安，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为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期间，在延安的中共势力一天天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呼声越来越高，需要把党的诞辰日确定下来。

◆中共一大代表临时住所博文女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