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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同班农友
华师附中 108 人分到晨星农场，那份名单现在还保存在我的文件夹里，算来已有近 40 年了。虽然 经过三年文革的折磨，附中学生那种清高感已几乎消磨殆尽，但那种骨子里的傲气，那种对知识文化的 自信仍深藏心底，对其他学校的学生，仍有几分不屑。
刚分到一队一班没几天，第二批广州学生到了。来我班的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楞小子，44 中初二的徐礼豪。和他一起干活没几天，我们竟很合得来。我不喜欢延时下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认为是 天赋人权，劳工神圣权利。奈何全班没有一个计时器，明明太阳已经下山，谁也不敢叫收工，眼巴巴看 见别的生产班回到家了，才催促杨玉元班长收工。后来我把广州带来的闹钟挂在锄把上带到林段，闹钟一响，提起闹钟就走。天天挂个大闹钟在林段里晃。连队领导不乐意了，遇到时脸色就不大好看，我也 想打退堂鼓。徐礼豪却说，你不敢带我带！我还想硬撑，他却天天早上提前把闹钟拿走了。
队里有几个 58 年从广州来的知青，在农场干了 10 年，已经成家立业。我们附中的学生很有点看 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落后、粗俗，没文化。徐礼豪却没几天就和那伙老知青混得很熟，还来告诉我们那 个叫董牛的很好玩，见到我们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能说话唱歌，认定无线电波可以挡得住。争持不下时，董牛抱着收音机一头钻进被窝，不一会爬出来满脸迷惑，怎么棉被也挡不住？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第二天傍晚收工，徐礼豪笑咪咪拿着勺子碗来了，说：“走，到董牛家吃穿山甲！”我有点迟疑， 一来逮穿山甲咱们寸功未立，二来听说那几个老广州知青有政治历史问题。徐礼豪却爽快地说，怕什 么？吃了再说！
当时的政治环境很严峻，一个生产队百十号人，有反革命，有历史反革命，有反党集团，有反动组 织。说来没人相信，我住的一队集体宿舍双层架子床，下铺铺板上的斑斑血迹一直没抹掉，那是本队老军工王炳洲被打成反革命后自杀未遂留下的。真是怵目惊心！
———黎服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