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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比较冯兴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后者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术语[3].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德国奉行的秩序政策；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market conform）的过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public entrepreneurship）（伯恩斯，2000年，第284-289页），辅助、促进、倡导或者主持一些经济活动，正如在市场竞争当中，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弘扬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推动经济的发展（熊彼特，第147页）。但是，这些“公共企业家”的活动有其限度，那就是它们必须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