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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首都北京的时候，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小雪。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一间中学的教室。教室中间有个一直烧着取暖的煤炉子，长长的烟筒伸出屋外。公园的湖面结了厚厚的冰，年轻人“全副武装”地正在上面打冰球。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冰球比赛。在北京的8天，我去了北大和清华看大字报，去了天安门广场和八宝山瞻仰，也去了故宫、天坛、长城、地下宫殿和颐和园观赏，领略祖国首都的“博大精深”。一天，我们接到通知：中央领导将在先农坛体育场（见下图）接见外地来的师生。第二天上午,十几万上京串联的师生将体育场挤得爆满，口号声、语录声和兴奋的人们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当周恩来总理和一个穿着军装、稍胖的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人们以为是毛主席来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冲天喊声，象重重浪涛一样轰然从周围多层看台上涌出，涌向主席台，致使会场大乱，无法继续开会。为了避免发生拥挤踩踏，总理和那稍胖的人赶紧退场。其实穿着军装、稍胖的人是陈毅外长。这是我唯一一次亲眼看见心目中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刚直不阿的陈毅元帅，这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段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要求串联红卫兵返回原地“就地闹革命”。2月8日我乘火车回广州。这一天，广州发生“造反派”冲击军区事件。9日，我在火车上度过1967年的春节。

这以后，未戴过红袖章的我第一次参加所谓的“战斗队”——红旗411。411的成员包括我们高一6班几个同学、4班淳亮4个男生和几个初二级学生。我们的主要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揭发”对立派，写大字报和画宣传画（见下图）贴到广州市区，还半夜到大街上刷标语。

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23日，我听同学讲在中山纪念堂发生武斗。广州充满了火药味。后来，我随附中旗派去了两次“抢枪”，意图加强“武卫”。一次是到动物园正门的对面广州警备司令部，我们进去营房“一无所获”，战士们早把武器藏起来了。另一次是到石井的海军仓库，我们抢到的只有手榴弹，没有枪支。每人扛一箱手榴弹搬到船上后，再乘车离开。当时，自己受“伟大旗手”的蛊惑，错误地参与冲击解放军、抢夺弹药。

就在这段时间，广州先后发生了太古仓事件和攻打省总大楼。后来，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按照系统实行大联合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这时旗派总部要411派一个人到中华电影院广播站。于是我去了。一起做宣传的还有我校高三的一位男生和不记得哪间中学的两个女生。中华电影院（下图：拆除前的中华电影院）位于中山七路。我们来到之前，电影院已停业，工作人员都不来了。影院二楼墙外已经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直播间”就在二楼的放映室里。我们睡在电影院，吃饭到外面买；天一亮就广播，直到晚上8点才关机，时而粤语广播，时而播放语录歌和革命歌曲。广播的对象是附近的居民，内容包括批判走资派、促进大联合、“抓革命 促生产”等等，稿件都是来自报纸、小报、传单和自己撰写的。后来，我们还在电影院对面街墙壁的宣传栏出了一期墙报。这样投身到社会上的宣传不到一个月就结束，我们撤出锁门后把钥匙交回给电影院的人。

1968年初，附中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图：挂着革委会牌子的校门）。两派的一些红卫兵外出分别参加排练演出《红卫兵组歌》（后来改编为《红卫兵万岁》）和《红卫兵战歌》。这时候我回家当“逍遥派”，直到7月底“工宣队”进校，自己才回附中，参加“斗批改”和“复课闹革命”。我们高一6班开过一次批判会，批判同学Q欣为其“右派”母亲“翻案”。这个批判会对Q欣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害！

文革，虽然附中没有发生较大的武斗，但是，它不但在很多学生中造成伤痛，而且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制造了撕裂，有的至今难以弥合。我们年级的阮老师的妻子是“香港人”，文革中被抓入“牛栏”，成为非在职的“牛鬼蛇神”。她不堪受辱跳楼不死而跛了脚。自此，阮老师每年回华南师大聚会和捐资，也绝不回一墙之隔的附中。我读新六和新七时，华南师院外语系的蔡老师到我班开展俄语教学改革试验，悉心培养了几个“尖子”。1968年我们“毕业”后，其中一个“尖子”进厂后成为“工宣队员”进驻华南师院，对恩师蔡老师“不礼貌”，令蔡老师耿耿于怀。文革后，我们师生聚会，蔡老师心有怨气地“声明”：她来，我就不参加！

1968年11月，我们“毕业”了。我这个“黑七类”子弟被“放逐”到农村，离开了读书四年、停课两年的华南师院附中。

2018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