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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离附中不是很远的广东罐头厂因为生产任务太重，派人来学校请求学生支援。响应毛主席“抓革命 促生产”的号召（见下图），我也报名参加了这次义务劳动。我们被分成上半夜和下半夜两个班，每天在附中——暨南大学——员村之间上下班。劳动是手工剥橙子皮，据说橙子已被“打腊”，比较容易剥皮。剥皮后的橙子肉制作水果罐头，所以整个车间充满了果香气味。我们的劳动没有定额，上下半夜之间还可享受一份“宵夜”。

1966年，我还参加了另外一次义务劳动。大约9月底，有教师贴出“大字报”，说高鹤县遭遇严重干旱，倡议师生报名前去支援抗旱。我没有犹豫地参加了。这次劳动的地点很远，我们先在大沙头坐船去沙坪，再到目的地雅瑶公社。在抗旱一线，我们的劳动主要是“车水”，分三班，24小时不停地“车水”。就是在这里，我学会了以前在电影里见到的脚踏水车操作。“披星戴月”地干了6天，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转移阵地，抗旱改为抗洪！我挺纳闷的：没有下雨怎么要抗洪？原来当地农民为了抗旱，在一处山沟筑坝拦截了小河，意图提高水位。没想到堤坝垒了大半，水位也随着堤坝提高，万一下雨水位迅速涨高，甚至漫过坝顶，水坝可能会崩塌，大水冲到下游就有淹田毁房的危险。这里的农民赶紧向县报告。县水利局一边批评他们擅自筑坝，一边要求马上调动劳动力来加高堤坝。就这样，我们调过来挑土，跟上涨的水位拼时间，抢速度，吃睡都在工地。

由于出发得较迟，我们第一天只能在龙洞广东省林业学校对面的小山林露营。正当我们生火做饭的时候，一队当地的民兵赶过来，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制止我们在树林里生火。第二天上路，遇见不少长征队，当然是北上的多。走了近一个小时，汉明说他的风湿病又犯了，一走就痛得厉害，决定退出长征队“打道回府”。在以后约一个月的徒步长征中，还时有事情发生。

我们一般每天步行8小时，时速5公里多。近一个月的总里程有800多公里。现在记得我们这支长征队的大概行程是：1966年12月25日出发——1967年1月1日至3日在博罗县黄山洞——1月4日至15日经过河源、和平县的热水、江西省的会昌——1月16日至23日在江西省的瑞金结束。途中，我们参观了华南地区最大的水电工程——新丰江水电站（见上图），翻越过粤北的近百里无人家的深山老林，欣赏到江西会昌的青山绿水。一路上，我们没有停下来看大字报，也没有进行毛泽东思想宣传，只是重要的地方才停留参观。其中一处就是学毛著名扬全国的石坝公社黄山洞大队（见下图）：没有公路进山，只能沿着羊肠小道步行两天（据说参观的人多时，要走七天七夜）。我们正好在1967年新年除夕到达，然后听党支书田华贵介绍，参观村子和梯田，旁听社员的讲用……。当时我想，这里的“进出”真是“行路难”！平时村里生活的必需用品和产出的粮食全靠肩挑进出，现在这么多人来参观，给农民的运输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们在红都瑞金住了七天。参观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见下图）、红军烈士纪念塔、五角亭、苏维埃政府“九部一局”的旧址、红军检阅台、毛泽东旧居等；我听了讲解员讲述毛主席在瑞金和当地老百姓的感人故事后，把近十个故事（《红井》、《红军桥》、《要做人民的主心骨》、《我不能例外》等）全部抄在笔记本里，带回广州。这个时候，传来“井冈山发生脑膜炎”，新闻广播也提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要求串联的师生返回学校参加军训。瑞金的红卫兵接待站开始组织各地来的师生离开。因此，我们决定结束长征，返回广州。

1967年1月24日，我们乘搭接待站安排的卡车经江西赣州来到广东的韶关，领取返广州的火车票。地处京广线的韶关，汇集了各地大量南下北上的串联师生。我见这一情形，就与家在韶关的泽增商量：出来一趟不容易，不如把我们回广州的车票跟北方学生交换，我们去北京（维振几个同学决定去上海）！不仅我俩的意见一拍即合，而且泽增还带上他在韶关工作的姐姐一块上京。我去韶关的党政机关看了一天大字报，泽增姐弟做好出发的准备。28日，我们三人拿着换来的票登上进京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