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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虚拟经济的发生原理与中国经济的避虚向实——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政治经济学》，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本文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以当代货币符号化、信用化及其引发的虚实二元经济为考察对象，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再以此理论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并对实现未来几十年结构与速度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进行宏观战略层面的讨论。

马克思的G-W-G’资本总公式代表了企业或经济运行的总过程，它包含了三段（图1）：（1）预付货币购买生产性资产，如机器设备、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即现代经济学话语中的生产要素。经此过程，货币转为生产资本。（2）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物化形态变为产品，即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3）商品经由市场销售过程，转化为回流的货币收入，其中包含一个增加值，即剩余价值。

在社会-宏观层次，资本总公式解释了货币、生产性资产、生产值这三个核心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细而论之，不理解货币，便不理解生产性资产；不理解生产性资产，便不理解产值。在微观，即不理解企业营收；在宏观，亦即不理解生产总值或经济发展。

近50年来，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经济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乃至划时代意义的变形。货币变性、金融变异催生了一个以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的制造与交易）为内容的部门，即虚拟资产经济，其规模与影响如果不说远远超越原有的实体产业经济，至少与后者平分秋色了。这种情况在当代美国已经催生了历史上未曾见过的新型二元经济，姑且名之为“虚实二元经济”。

由货币部类构成与资产部类构成定义可知，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即形式上看，这个公式可以说是同义反复，但有必要区分。因为虽然虚钱产生GDS，但二者数量上不同，万亿级的GDS也许只需要千亿级的虚钱就可正常交易。

经济形态已变成虚实二元结构，现行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仍只是实体产业经济，自然与实际的宏观经济运行脱节了。因此，迫切需要宏观经济学的实质性创新。本文抛砖引玉，提出如下命题。

概而言之，本节的理论逻辑包括三个环节：（1）市场化金融与货币部类构成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部类构成越高；（2）货币部类构成与宏观经济绩效存在因果关系，即资产虚拟化程度越高，则GDP增长率越慢，资产（要素）生产率越低，与此同时，通货膨胀越是被资产泡沫化替代，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3）因为货币部类构成与资产部类构成是同质同构的，而资产部类构成直接决定宏观经济绩效，所以货币部类构成间接决定着宏观经济绩效。

即使货币扩张面向实体经济，是否就一定能带来可持续增长呢？非也。

总之，在货币扩张主要流入实体经济的条件下，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制度安排，二者都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息息相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资产类型结构与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故而需要不同的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意味着任何一种战略和制度安排都只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正当性，不存在永恒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制度。

既然货币部类构成对虚实二元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绩效具有根本性作用，那么就有必要正确理解货币部类构成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涉及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货币发行方式。

总结起来，央表资产项目中，面向实体经济主体和定向用于实体经济项目的股权、国债、特种债券等科目可统称为“实体导向型资产科目”，这类资产科目的权重与货币部类构成有反向关系，即央表实体导向的资产科目占比越高，则货币部类构成越低；反之，商行债权及外汇占款等非定向央币占比越高，则货币部类构成越高，货币虚拟化程度上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有着独具特色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泽东时代（1949~1978年），主题是国家统一、独立主权、初步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探索；第二阶段是邓小平时代（1979~2012年），主题是改革开放、接轨世界、工业革命，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第三阶段是习近平时代（2012年以来），主题是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高质量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3.0版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