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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设在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一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一定的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的资本一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产量增长却越来越小。<br>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却列举了一些相关的数据。表14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一产出比率,但在这些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一产出的比率大体相当。表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相关的投资的60%<br> 这些比率说明了什么呢?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一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40%。从资本投下到开始生产需要一段时间。对此间隔时间长短有不同假设。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外,不同的假设将改变这些结果,但并不改变全部结论。就付出的资本而言,中国所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表15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影响。<br> 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一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质刺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能新油田是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的,也可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国民收入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计,国防开支在1965年为240亿元人民币，1971年增至400多亿元,如果这些开支大部分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一产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年军费预算减少了几十亿元;到1979年中国打人越南之前,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亿元左右。<br> 从表16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1978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考50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也将走出停滞状态。<br>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br>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br>然而,在1977年和1978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之中。到1985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6000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个,铁矿占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10个,发电站占了30个,新建货运铁路占了6个,重要港口占了5个,这10年中,仅其中8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超过”前28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