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
沉冤42载 一朝平反昭雪
绿树婆娑，碧水环绕，美丽的广州珠岛宾馆。这里不是一座普通的宾馆，历史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痕迹。
1952年7月，华南分局曾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42年后，又是在这座宾馆举行了否定当年批判、为方方同志平反的大会！
1994年7月13日，人们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来到珠岛宾馆会议厅隆重集会。主席台上方醒目地悬挂着“纪念方方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红布横幅。参加大会的400多位老同志、党史专家、学者和干部，个个喜气洋洋，整个会场显得庄重而热烈。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张帼英代表省委出席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为方方同志“地方主义”案件平反的决定，并作了题为《广东人民怀念方方同志》的讲话，表达了广东人民缅怀方方的深厚感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方方夫人苏惠同志的申诉要求，广东省委组织了由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派干部组成的联合复查组，复查“方方案”。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终于查清了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
1992年12月，中央纪委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广东进行复核工作。1994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中央纪委、广东省委的复查结论，批准为方方历史问题平反，恢复名誉。
沉冤42载，一朝平反昭雪。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原中顾委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刘田夫在会上代表老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同志称赞党中央、广东省委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路线，为广东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三次赞扬方方的功绩
方方，广东普宁人，1904年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华南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投身革命斗争，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前，历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他在领导华南党组织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重大成绩，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赞扬。
1932年，方方在闽西苏区任中共上杭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群众支援和参加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在扩大红军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全县出现了党团员带头争先上前线，区、乡赤卫队整连整排加入红军队伍的动人情景。其中才溪乡100个青壮年中，就有88人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方方领导的才溪乡的工作，说：“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并提出学习才溪乡的号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在与中央失去联系，斗争极端残酷、艰苦的环境中，方方参与了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同志领导的闽西南的斗争，使革命红旗始终不倒。1937年4~5月间，方方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派，到延安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得悉闽西南保存了党组织，保存了红军游击队，高兴地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解放战争时期，方方在孤悬敌后，远离中央的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发展和壮大华南的党组织，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民主力量。特别在武装斗争方面，他运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把游击战争的烈火燃遍了广东、广西和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7省广大地区，建立了粤赣湘边等7支游击纵队，武装力量共达10多万之众，仅广东的武装部队就有8万余人，党员3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毛泽东同志1949年9月8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叶剑英同志充分肯定方方等同志领导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南北干部会师召开赣州会议
1949年9月初，叶剑英和跟随他南下工作的200多名干部到达江西赣州，与先后到达的原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以及担负解放广东任务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同志汇合，在赣州召开了会议。会上，叶剑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赓、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的新的华南分局。
叶剑英在会议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是四面八方的干部汇合在一起，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等等，所以要特别注意团结。他号召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搞好团结。会议委托方方拟订华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干部组成方案，决定组成以方方为首的军事小组，专门研究全省军区的划分、干部配备与警卫部队的配置等问题。
在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华南各地游击纵队密切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追歼残敌，取得了解放广东全境的伟大胜利。
来自中南海的批评 方方挨了两记闷棍
广东解放初期，方方协助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主政广东，并具体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他们根据中央的《土改法》和有关政策法令和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较发达的特点，制订了一整套符合广东实际的具体政策和措施，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积极而稳妥地进行。但却遭到上级领导机关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认为是“右倾”。说广东土改慢了。1951年12月，中央调陶铸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接替方方负责土改运动。
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
毛泽东宣布开会，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上去了，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味。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是土改这件中心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会议很快结束了。方方带着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回到广东。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方方常常自问：“我到底错在哪里？”他说好像挨了两记闷棍。
发表社论不寻常 原则分歧与争论
叶剑英、方方等华南分局的同志，对中南局的同志是尊重和拥护的。他们认真贯彻中南局的许多正确指示，使广东工作取得许多成绩。但是，无庸讳言，在土改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叶剑英、方方与当时中南局的某些同志，存在着原则的分歧，甚至争论。主要是：
（一）关于如何认识广东特点问题
叶剑英、方方认为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是广东的特点，要作为解决广东基本问题的参考。但他们对广东特点的正确分析，却受到了严重的批评和指责。
中南土委会某领导同志在1951年4月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批评说：“在有些同志的思想上，似乎存在着一些遇事缺乏阶级分析，往往只从现象上看问题的弱点。例如有些同志常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朦胧地认为广东特殊，情况复杂，靠近沿海，工商业发达，生活富足，华侨多，……等等。”后来，分局某同志干脆把这种认识指责为“特殊论”的错误，是把一些次要的、小量的特点（华侨、工商业等）扩大化。这位同志认为，如果说广东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区；二是队伍严重不纯。这就为反“土改右倾”、“地方主义”，提供了依据。
（二）关于政策问题
由于对广东的特点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差距，因而产生了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叶剑英、方方正是从广东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关方针政策，强调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对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做好墟镇工作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并在土改试点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但是，却被指责为“右倾”、“照顾其他阶级”。政策上分歧最大的是华侨问题。叶剑英、方方认为，广东最大特点是华侨众多，华侨大多数都是靠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侨眷中的地主成份是极少数，因此，要保护华侨利益，团结争取华侨支援祖国建设，明确规定对华侨地主的余粮不准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会却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说对华侨地主的“清算”，“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执行这样政策的结果，广东土改运动就出现了“左”的偏差。偏差的主要表现是追余粮侵犯了侨汇、追到国外，划阶级时把打击面超出了应有限度。将资本主义剥削当做封建剥削来搞。在华侨房屋方面，动的面达80%至90%。直到现在华侨房屋遗留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据广东省侨办统计，至1991年底止，广东省应清退的农村侨房共1698万平方米。自1985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拨款解决侨房已达5亿多元。此外，土改复查中还伤害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
（三）关于如何纠正运动的缺点和偏差问题
对运动的偏差问题，敢不敢纠正，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党的政策的大问题。
1951年5~6月间，全省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后，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捕、无限度清算的混乱现象。对此，叶剑英、方方坚决予以制止。6月30日，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决纠正当前运动中出现的缺点。他告诫各级领导，对待群众的要求应有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求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尾巴主义。要反对对群众自发势力的无条件歌颂。
方方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党委必须努力确保运动的领导权，要明确划清政策界限，广泛地向群众交待政策，使政策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要坚决消灭封建制度，又要保存资本主义；要坚决发动贫雇农、依靠贫雇农，又要在贫雇农核心形成后紧紧地团结中农和联合一切反封建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封建斗争；要坚决反对任何与封建阶级妥协的右倾思想，又要防止不讲斗争策略，不分主次轻重甚至打了自己的混战状态。
叶、方讲话于7月1日在《南方日报》全文发表，运动的缺点在很短时间（十多天）即被纠正了。
但是，中南局机关报在华南分局的同志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于1951年7月10日和7月17日，连续发表了两篇不同寻常的社论，两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叶剑英、方方的名，却是针锋相对地批评叶、方的讲话。社论运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笔调，认为当前出现偏差的运动“好得很”，影射叶、方攻击为“糟得很”。还说：“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慌失措并产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 “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社论公开推崇群众的自发势力，为运动出现的偏差辩护。华南分局某负责人在后来的批判会上，公开点叶剑英的名，说叶剑英这篇讲话对农民运动基本上是动摇的。中南土委会某领导人也指责方方“强调掌握政策，实际是掌握条文”。
（四）关于对土改试点工作评价问题
对广东3个县和后来扩大到11个县的土改试点，叶剑英、方方主持华南分局开会是肯定的。
例如3个县的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变成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贯彻了中央和华南分局关于保护工商业、保护华侨利益等政策，土改中没有出现乱打乱杀的偏差，保存了富农经济，照顾了华侨，照顾了其他劳动人民，打破了房界与地界的矛盾，取得了较大成绩。对此，方方代表华南分局作了总结，肯定了成绩，认为三县土改试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全省土改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其经验值得向全省推广。方方也指出了三县土改存在的缺点与问题。
但是，中南土委会的领导同志对广东土改试点工作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广东土改试点工作在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杀人太少等等。后来三县土改被指责为“和平土改”，11县土改被认为“极不彻底”。
（五）关于对广东党组织和干部队伍评价问题
对广东党组织干部队伍的评价，赣州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已经统一了思想认识，作出了正确决议。
但是，一些同志背离甚至否定赣州会议决议。对广东党组织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另眼相待，认为“严重不纯”。一份党报在纪念党的诞生30周年，1951年7月7日的社论中，认为华南党组织，在相当长久以来（从抗日战争算起），曾经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造成了党内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并把广东党组织与俄国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马尔托夫的建党思想作了类比。社论还说：在政权中，在地方武装中，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情形更加严重得多。在另一个报告中干脆说：“广东县区级组织及土改队严重不纯，混进了大批坏分子”，“县区主要骨干不可靠”，“敌我问题还未得到应有解决”，提出“采取三反的做法”，要“狠狠的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广东先后进行大规模土改整队，多达6次，整肃、处分大批干部。
方方同志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估计，整队要有正确的方针。
方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保护被怀疑受冲击的干部。
土改运动开展后，汕头地委副书记、专员曾广被批判为“敌我不分”、“包庇地主阶级”，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方方挺身而出保护曾广。有些人就指责方方“在曾广问题上特别顽固”，说他“纯以地方主义立场保护曾广”。后来曾广还是被开除党籍，撤销所任专员的职务。
事实证明，方方保护的不是“坏分子”，而是党的好干部、统战朋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广等同志得到了平反。
干部问题是与非
方方热情欢迎和使用外来干部
广东解放初期，百业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数千名干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方方尽心尽力，协助叶剑英做好干部的调配和安排工作。
但是，数千名干部都要安排得完全合适是很难的。方方曾说过：安置这样大量的干部“我们仅仅能避免犯大的错误，小的错误，我们很难避免。但犯了是不是不能改呢？不，是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修正。”然而方方在干部工作上却遭到了批判，说他“不欢迎大军，排斥外来干部。”
实际情况如何呢？
为了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东，1949年初，方方就部署各地做好迎军支前工作。首先，指挥各游击纵队展开春季攻势，解放广大农村，把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大块的解放区，以便于大军进入广东时顺利作战。其次，建立各级支前机构，准备大军需要的粮草，保证供给。他曾致电泰国中共支部局的同志，指示购买大米500万斤至1000万斤，在汕头解放后即运抵回国。许多大军的同志说：广东支前工作做得好，是渡江以来所仅见。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等将军为此专门致函粤中、粤桂地区党政军民，表示感谢他们对大军的全力支援。
方方也是欢迎南下干部来广东工作的。早在1948年10月，方方就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央输送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工作。他在布置迎军支前工作时，曾发电报给各地党委，要求干部们做好思想准备，欢迎更多的外来干部来领导工作。他在赣州会议上的讲话，从广东党的历史上许多外来干部，如聂荣臻、李富春等在广东工作时都没有遭到反对，说明广东没有“特别排外的倾向”，帮助外来干部消除顾虑。方方不但表明了欢迎南下大军和南下干部的态度，而且还协助叶剑英安排南下干部在重要岗位上。赣州会议期间，方方协助叶剑英组建华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方方拟订组成方案和干部名单，经叶剑英审阅后报经中央批准。在安排分局和省级干部中，南下干部占大多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年月，运动不停，斗争不断。
1953年初，新三反运动开展。方方刚被批判“土改右倾”、“地方主义”错误不到8个月，这时又成了靶子。华南分局指责方方在废除小盐田、小学教师整编、普修公路、收购土塘、兴修水利工程等五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错误。
上述问题，都是中央有关部门布置的业务工作，广东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均经华南分局同意。但分局在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却说是方方个人决定，不经过分局，指责方方“不尊重分局领导”，“与分局分庭抗礼”，并称方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错误，是“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的发展”。
《分局报告》还借反映与会同志的意见，向中央、中南局建议，将方方调离广东。这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上。1953年5月26日，毛泽东阅后，把中共中央办公厅原拟对《分局报告》的批复，改为《关于方方同志的错误的批示》，决定撤销方方所任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并通报全国各地。
方方又一次作了检讨。
面对连续遭受的打击，方方同志表现出坚强的共产党人的党性品格。他以坦荡的胸怀接受这冷峻的事实，他打电报给中央，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请求批准下基层蹲点。经同意后，他到韶关马坝一蹲就是半年，曾因工作劳累而昏倒。
1955年，方方奉调中央侨委工作，任副主任、党组书记。他尽心竭力，协助何香凝、廖承志同志搞好侨务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文革”动乱中，又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于1971年9月含冤去世。临终前，他挣扎着说：“我不愿死，我不能死！我还可以为党工作二十年！”表现了对党对革命事业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怀。
平反昭雪真相白 公道终在党英明
历史是无私的。经过数十年风风雨雨和实践的检验，证明方方在土改和干部政策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广大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强烈要求为方方同志平反昭雪的愿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终于实现了。
1994年4月，党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的处分，为方方同志恢复政治名誉。
这一公正的结论，为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彻底平反。长期压抑在人们心中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人们在喜庆之余，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一起长达四十余年、牵涉面广的冤案？
从历史的足迹中，我们看到，事情的缘起，实际上是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的分歧。
我们暂且不说叶剑英、方方的意见是正确的，仅就分歧的本身来说，在党内是允许的，正常的。更何况是领导一场伟大的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不同意见是难免的。毛泽东曾引古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按照这一精神，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只要为着人民的利益，为着搞好工作而不掺杂个人的因素，在党内交换意见，甚至展开正常的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下，统一认识，工作就能前进了。
然而，在“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年代，加上某些复杂的因素，对正常的不同认识，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手段，抓鞭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甚至编造材料，突然袭击，残酷斗争，使自己的同志防不胜防，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这就是历史的悲剧所在。
抹去了历史的尘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真理的光芒依然是那样灿烂夺目！叶剑英、方方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他们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正确而深刻地分析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的特点，提出一系列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保护民主人士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不仅在五十年代对实行土地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今天，对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其中也包含了对叶剑英、方方当年正确的思想认识在内。许多老同志深有感触说：“要是当年按照叶剑英、方方同志的意见做，广东的建设肯定会更好！”可惜，我们为取得这种正确的认识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沉重了！历史走了一个长长的过程，又回到原来认识的起点上。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更高的质的飞跃！
（作者单位：张江明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现任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校长、教授。
刘子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普宁党史资料》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