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十二集团军
妈妈在十二集团军 刘海鸥 刘克阳 刘源
冲出象牙塔
一九三六年广州女子师范学校邀请妈妈参加中山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建校工作。实验小学的教学法十分新潮，教师们自己编写教材，带着学生种试验田，参观军舰、飞机场、自来水厂、水泥厂，以辅助教学，增长知识。学校办得生气勃勃。 妈妈像以往一样不负众望，成为全校公认的模范教师，后来还当上了校长。如果就这样踏踏实实地教下去，她或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小学教员或者成绩卓越的小学校长，但是全国正处于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中，这个思想灵敏，热情蓬勃的新青年怎么可能沉稳地站在讲台上呢？
妈妈（中）和实验小学的同事们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山大学的爱国学生十分活跃。大学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经常开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很多活动都是半公开的。妈妈的妹妹汪绥祚（即苏凝）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也是一个爱国青年，只要有活动就拉妈妈一起参加。妈妈的眼界开阔起来。 大学生每天课后都到附近的农村去作抗日宣传。夜晚，他们唱着革命歌曲，结队返回校园。歌声传进妈妈的宿舍：“轰轰轰，哈哈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妈妈听着，羡慕、向往和苦恼。这些歌她都会唱，她盼望自己有一天也加入歌唱的人群中。相比外面的抗日浪潮，实验小学如同象牙塔，一潭静水，与世隔绝。妈妈感到窒闷，空虚，她想冲出去，却不知向何处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入侵华北，向南逼近。广州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实验小学停课，复课时间遥遥无期。从表面看，广州一片死气沉沉。妈妈热切渴望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但是报国无门，更是陷入沮丧和彷徨之中。 十月，妈妈回校打听何时开课，遇到一个中年人。此人身材高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着一套毛料西服，见到她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密斯汪，你还是回来跟我们一起干吧，这儿的工作需要你参加。”一口标准的“官话”，话说得又有礼貌，又有吸引力。这个人叫尚仲衣。 尚仲衣先生是有名的爱国教授。一九二七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回国之后曾在北大任教育系教授。日本侵占东北后，尚教授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秋，应中山大学之聘，任教育系教授及教育研究所代所长。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钟天心发起组织了“抗战教育实践社（简称抗教社）”，由尚仲衣教授主持“抗教社”的实际工作。他借中山大学附中的致公堂为教室，开办了一个“抗战教育实践社自修班”，招收进步青年，培训他们成为抗战工作的骨干，以便组成最广大的抗日阵线。 妈妈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尚先生。他说的“这儿的工作”就是“抗教社”的工作。妈妈二话没说立即搬来了铺盖卷。 她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抗日“苦行僧”
“抗教社”的经费由政府开支，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参加。妈妈在自修班里当指导员。课上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战时民众的组织宣传训练。课外慰问伤兵，组织歌咏队，出街头壁报，办妇女识字班，发动抗日示威游行。在石牌乡他们还建立了一个中山大学乡村服务试验区——“贫苦青年教育团”，对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上学的青少年进行教育。 妈妈还参加了演剧队到乡下演出。每到一个村子先敲锣打鼓，村民们以为是走江湖的艺人，争相传告“卖武”的来了，层层围观。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到高潮处，观众义愤填膺，有的流下眼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妈妈说，第一次上场演出还出了一点小状况。那位演老汉的拿了一个烟袋锅当道具，烟袋锅十分夸张，杆子有一米多长。点烟时若吸烟嘴，胳臂就够不着烟袋锅，若要点燃烟袋锅，又吸不着烟嘴。演女儿的妈妈在旁边看着他的狼狈像，忍不住笑起来。一笑不得了，收不住了，笑得直不起腰。老汉也笑得忘了台词，观众也跟着笑成一片，只好暂时停演。我喜欢这段故事，那时候这样的“笑场”绝对不会构成政治事件。我好像看见，年轻的妈妈活泼、调皮、爱热闹，也爱革命。不久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妈妈和她妹妹不愿意离开“抗教社”，自愿留下，这样她的工资就没有了，即使如此，她也甘愿义务工作。 一九三八年战事日益严重。“抗教社”在当年春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抗战精神的种子如蒲公英那样在农村工厂各行各业中散播。 妈妈与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的一些同学又自发开办了几处夜校。白天，敌机在市区上空狂轰滥炸；晚间，民众夜校的灯光似繁星点点。妈妈一行七八个志愿者从城市西区步行到河南区，来回要走四五个钟头，在黄花岗旁的永泰乡、区庄分别给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上课。教工人农民识字，讲抗战道理。深夜工作结束，就像她曾经羡慕和向往的那样，一 群人踏着星光唱着救亡歌曲回家。
妈妈（左）和妹妹汪绥祚（苏凝）
一九三八年春，妈妈和她妹妹秘密参加了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书籍。读书会的组织者是广东省地下党支部书记邝启常。 六月，由邝启常和梁威林（一九四九年后曾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广东省副省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两人作为妈妈和妹妹的介绍人，姐妹俩同时加入共产党。入党仪式就在妈妈的家里举行。她们举手宣誓“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从那个时候起妈妈做好了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和把一切献给党的准备。 她一辈子遵从誓言，以至完全失去了自己。 也是这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设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任命国民党中将余汉谋为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本人是一个抗日爱国将领，“七七事变”后，他曾发表《告将士书》：
当此民族战争开始发动之时，我们当前的急务惟在如何淬厉奋发，加紧抗战的准备，期以我们的最后一滴血，为国家民族挥洒于战场，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他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表示，希望发展一批抗日骨干，“帮助整顿部队、训练干部”。广东地下党决定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余汉谋部工作。 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收纳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没有公开身份）到政治部。中共党员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尚仲衣教授任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那时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在武汉国民政府组成宣传部第三厅，收揽文人搞抗日宣传，于是各地国民党军政治部都设第三组。工作就是宣传——画宣传画；写宣传材料；组织宣传队），中共党员石辟澜等是这个组的成员。政治部成为既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第三党的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联合体。 八月。虎门已闻炮响。工农夜校的志愿者逐渐星散，只剩下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尚仲衣先生对妈妈说：“你每天在路上走就花去四五个小时，这种苦行僧式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他叫妈妈参加由政治部第三组主办的“八一三”周年纪念献金运动筹备会。献金运动始于武汉。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掀起“七·七”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广州积极响应，第一天献金就达五十万元。运动历时一周，全市共获献金一百万元，群众的爱国热情由此大大激发。 妈妈仍然舍不得丢掉农村那一摊工作。农民太可爱了，他们爱国情绪高涨，甚至要求上面发给他们枪支保卫家园。她白天参加献金工作，夜晚仍旧去当“苦行僧”，直到广州大撤退时，才不得不放弃了农村夜校工作，奔赴粤北，继续战斗。
追赶母亲
“献金运动”之后，尚仲衣教授动员妈妈姐妹俩也参加政治部的工作。经过地下党的批准，她们先后考入第四战区的政治大队（“四政大”）。当时全队共六十人，共产党员就有二十九人。所有的共产党一到政治部就自动地成为国民党员。妈妈一拿到国民党证就撕掉了，她从来不认同国民党的身份。 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十九日，日军发出了对广东的攻击令。大战在即，人们匆匆逃难，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 妈妈的父亲准备带领一家人到澳门五爷爷的家中避难。她母亲连夜收拾全家运往澳门的行李，哪知临上船前父亲拉了脸问母亲：“你做什么去？”母亲说：“不是逃难吗？”父亲说：“逃难是逃小孩，你一个大人逃什么。”母亲只好留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丈夫带着小老婆和孩子乘船远去。 妈妈那时刚刚参加政治大队，正忙于工作，闻听此事大怒。要是知道父亲这样对待母亲，她是决不会让母亲受这等侮辱的。她责怪母亲：“他们害了你一辈子，你怎么还要跟他们一起走？”母亲说：“大难临头，我不走怎么办？”妈妈说：“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战事越来越紧张。十月十二日，日军以七万陆军、五百艘舰船、一百多架战机，在大亚湾一带强行登陆。二十一日凌晨两点，蒋介石命令余汉谋部撤退粤北。 政治部一片忙乱，大家在处理文件，该带走的带走，要销毁的销毁。妈妈也在帮着收拾文件。尚仲衣先生对妈妈说：“你母亲还留在广州，队伍随时都可能离开，你的母亲怎么办？”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妈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尚先生提议：“这样吧，我的妻子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音乐。你现在赶紧带着你母亲投奔我的妻子。她人很好，一定会帮助你的。你把母亲安置好就立刻回来。”妈妈想想也只有这样了。她匆匆替母亲收拾了一箱衣服，都是她姑婆们逃难时扔下的宽袖口，长过膝，绲云字黑边的半袍子。她自己没有时间去桂林，只能把母亲送到码头。码头在沙面白鹅潭口。逃难的人们如打架，你推我搡，拥着抢着往上船挤。妈妈左推右挡，好不容易把母亲送到了船上，目送船只渐去渐远。
妈妈（右）在广州撤退前与母亲妹妹照相留念
仅仅一两天后，政治大队全部人马得到命令立即撤离。妈妈正准备和队伍撤退，一个同事劝她：“你怎么能丢下母亲不管了？万一她中途出了意外，你会一辈子于心不安。你应该赶快把她追回来，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同事还说：“你快去，即使再危机，我们也会有人留下等你回来一起走。” 妈妈本来就放心不下只身逃难的母亲，一听这话立即请假去寻找。她又到了沙面码头，等船的人更多了，人们像发疯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妈妈根本挤不上去。她正在同别人争抢时，碰上了同学钟琼华。钟琼华问：“你也去逃难吗？”妈妈说：“我去追赶母亲。”钟琼华说：“不行呀，你别坐这条船了，船已经超载，危险。你不如先坐广三线（广州——三水）火车到桂墟，再从那里坐船北上。我老家就在桂墟，你找到母亲就住在我家好了。” 妈妈一想，有理，到了桂墟还可以请卢月樵先生帮忙。卢月樵先生是汪家的世交，老家就在桂墟。妈妈立即去赶开往三水的火车。火车早已经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妈妈勇猛地抢到了一个站在车门外台阶上的位置，紧紧地拉着扶手。每节车厢门外的台阶上都摽着好几个人。一路上车警不断地朝他们喊：“小心！拉紧！不要摔死！” 火车总算把这个摽在车门外的年轻女子安全送到三水。妈妈直奔桂墟找到了卢月樵。卢月樵在桂墟经营一间西药房，为人十分开明，身在乡间却胸怀天下，熟知苏联、日本和中国的局势，并且热心仗义，他马上替妈妈租了一条船，让船夫开足马力去追赶母亲。 船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船舱里面非常干净。船板上铺着新的席子，还有矮桌子、小凳子。船夫拜了河神，就启程了。船行一程，果然追上了母亲乘坐的大船。小船接了母亲掉头而行，回去是上水。河滩非常险峻，水也急，几个纤夫在岸边拉纤，步履维艰，船缓缓而行。 回到桂墟，妈妈把母亲安顿在钟琼华的家里住，在卢月樵家搭伙。看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她连夜启程回广州。还是坐的广三线火车，来时那么挤，回去时火车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妈妈一人占了一个车厢。 追母亲的故事，妈妈讲得生动入微。在我听来，是她生命中的一个亮点，它展示了妈妈真正的一面——一个为了母亲而不顾一切的女儿。充满人情味，我喜欢。虽说妈妈是共产党员，有重要工作在身，但她还是把母亲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只有如此热爱母亲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她母亲得到了卢老先生的细心照料，也投桃报李。卢月樵的儿子卢鑑锟当时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害了很严重的香港脚，皮肤都烂掉了，回家休养，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母亲天天帮他清洗疮口，敷药，洗绷带。卢鑑锟非常感激，认她为干娘。从此我妈妈多了一位干弟弟，我多了一位舅舅。妈妈与鑑锟舅的关系亲如手足，远远地超过了她那些异母弟妹。
战地姊妹花
妈妈回到广州的这天是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前夕。城市已经做好了巷战的准备。街头垒着沙包，珠江的铁桥竖立起来，阻止日军渡江。妈妈下了火车直奔政治部。所有的人都已经集中在门口，身上背着背包，准备出发了。见了妈妈，黄新波、梁永泰、郁风等平日和妈妈相处很好的队员大喊：“大汪姐，你怎么才来，简直不能再等了！” “四政大”队员乘坐木船撤离广州，在三水河口上岸，步行到四会县城。其中二十一人随政治部北上翁源慰问部队，其余三十九人留在西江开展民运工作。妈妈和她妹妹随政治部与大部队行军北上。每天至少走七八十里地。政治部最后设在翁源城外的一座古寺里。队员们分住在老乡家，每天早上到河边掬水洗脸，对影梳妆。 妈妈和妹妹——人称“大汪”和“小汪”——是政治大队里的一对姊妹花。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美丽出众。眼睛明亮如水，眉毛细密，鼻子挺拔，小嘴精巧，典型的东方美人。两个人对革命工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热情高涨，忠诚无比。但是她们的性格截然不同，妈妈热烈开朗，直率单纯，姨妈则是温雅含蓄，柔中带刚。如果用花来比喻姐妹俩，芙蓉和白莲再合适不过。 妈妈留了一张当时的照片，姐妹俩身穿戎装。妈妈额前的刘海已经不见，浓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向后梳去。姨妈则是齐耳短发，两个女子虽是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却难掩天生丽质。 妈妈适合做实际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好。她作为一名普通政工队员被派到师团基层单位，踏踏实实地完成着地下党交待的任务。她的职务为教导员，领衔中尉，随着部队在四会、翁源、兴宁、曲江、始兴等地转战。她的工作是给士兵上政治课。国共两党正以最高的宽容度相互接纳，任何一个小县城都可以买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著作。妈妈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为课本，深入浅出地给士兵讲解抗战形势，告诉他们如果不当亡国奴，首先要停止打内战。妈妈深信并且告诉士兵，只有共产党才是最坚决抗日的力量（此信念来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妈妈还教他们唱抗战歌曲，为他们演出抗日话剧。课余时间她和士兵聊天话家常，慰问伤病员，代写家信，缝补衣服，和他们打成一片。 而姨妈则是做领导工作的材料，而且是一个非常得力的领导。她留在政治部工作，军衔上尉，是办公室的政治特派员。她在政治部公开的工作是与各师政工队联系，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及意见要求反应；调派政治大队队员工作；培训政工总队队员并输送到各师团。同时她秘密地做着党内的工作，是政治部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成员。与分散到各部队的党小组长实行单线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姨妈工作接触很多，她沉着冷静，细致周到，为共产党作了许多重要贡献。
导师之死
一九三九年春，妈妈随着第四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组成的战地视察团去两广前线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