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的源头汲取精神力量

作者：吕嘉（退休教师）；原单位：清华大学

摘要：文明的源头也就是文明与文化的本体，是一种必须能够具体显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观观念——先哲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的我的真理、人的真理。世界诸文明大都孕育、成型、维系于某种宗教，以其标志文明的个性特征，并非偶然，因为宗教信条是承载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从古至今，多数中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中国先哲发现的真实的我就是君子，君子的准则就是人的真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昆，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付出极大代价，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丧失了自己文化的自信。从文明源头汲取力量，重新确认人的真理就是君子的准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纪念。

关键词：文化、本体、人的真理、宗教、中国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回到文明的源头，从那里汲取走向未来所必需的精神力量，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田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 [1]。

文明的源头也就是文明与文化的本体，是一种必须能够具体显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观观念——先哲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的我的真理、人的真理。

进化论揭示：人类起源于生物进化；但作为一种动物的人类如何发展为不是动物的人？进化论又不能合理解释。有关灵长目动物进化的研究发现：“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在进化上有最多失败的物种：在过去的600万年间，猿这个物种的数量急剧下降，特别是与我们的近亲猴子相比。……人类是与猴子生存竞争失败者的后裔”[2]。一百年前，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3]，远见卓识。作为一种动物的人类永远不会通过生物进化途径而直接转变区别于动物的人，人只能诞生于创造性活动。当代人类学研究发现，人类在从动物转变为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自然性的关键因素——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指出：“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实际上完善的动物身上，而是那个动物本身的生产过程的构成因素，是核心构成因素。……人类的神经系统不仅使他们能够习得文化，而且，如果神经系统要发生任何作用的话，还可能要求他们去习得文化。与其说文化的作用仅仅在于补充、发展和延伸在逻辑和遗传上先于它的以生物体为基础的能力，不如说它更像是这些能力本身的组成部分。事实会证明，没有文化的人类将可能不是内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无智力从而不中用的畸形”[4]。这就是说，创造人自身的劳动包括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其中，创造出文化的精神劳动在人自身的创造中发挥着更为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神经系统为什么必须习得文化才能发挥作用？或者说，在物质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的远古时代，人类为什么要去创造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文化？在于人类在生物进化中萌生了精神需要。美国哲学家塞尔认为：“人类和较高等的动物显然是有意识的，但我们不知道在种系发生尺度上意识延伸到多远”[5]。目前已知，动物有意识却还没有自我意识，不能从“我”的角度看待一切，也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推测：“在极为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一扇通向未来的窗户只开启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其间原始人类这一分支从人科动物的进化路线分离了出来。……原始人不仅有意识，而且萌生了人类的自我意识。……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迄今为止找不到高等动物具有内省或自我意识的证据”[6]。人类萌生自我意识，意味着意识从动物意识即束缚于本能的意识发展为真正的意识，即可以同物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识，也就是发展成为了精神——以作为意识的我为意识立场的意识。从此，人类神经系统出现了两个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特有的、我所主导的信息整合中心，人类生活中因而出现同意义有关的、动物不会遇到的现象：我若心不在焉，事物就在眼前也会熟视而无睹，声音震耳欲聋也会充耳而未闻。更重要的是，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称自己为”我“，也产生出精神需要，即对于有关真实的自己的观念的需要：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决定于自己，所以必须知道真实的自己，否则生命就没有意义，就会出现精神上的空虚、迷茫、困惑、苦恼、焦虑、烦闷、抑郁……，即便衣食无忧也仍然了无生趣，毫无人生幸福可言。所以, 人类必须从事精神劳动，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

物质劳动艰苦，精神劳动艰难，因为“认识自己”本身是悖论：自己困惑于自己，所以要认识自己；谁能认识自己，只有自己能够真正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自己去认识自己，恰如“庄生梦蝶”，清醒、理性地追问可能只是虚幻梦境。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犹如吞噬智慧的“黑洞”：人的思想永远是某个“我”的思想，人们追问“我”的思想也还是某个“我”的思想；人永远通过“我”的思想追问“我是谁”，也就永远是“我”在追问“我是谁”，追问永无止境。相传有人问古希腊哲人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答道：“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尼采明言：“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7]

在科学研究中，人类日益深入物质的本质，发现万物运动的规律，却无法获得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因为科学观点是“从‘他’的角度得到的观点——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证实或能为每一个人认同（或推翻）的事情”[8]，而我一旦成为“他”的认识对象，也就不再是我，而只是他、她或它——某种脑细胞运动。我是唯一的。佛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然而人类大脑的物理过程如何引发宇宙间唯一的主观性体验？心灵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困惑整个心灵哲学学科的“难题”。科学则只能说：“人的全部行为从因果关系上说根源于他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物理过程，但也可以说：那些物理过程中至少有一些是那种不能根据物理和化学规律予以解释的东西“[9]。有学者倡言创建“第一人称科学”[10]。问题是，从“我”的角度认识我，成果如何具有客观真理性？显然，由此带来的问题比它期望解决的问题更难以解决。近年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所有元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限制性定理都说明。你永远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寻找关于自我的知识就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途。它永无尽头，它不可描述”[11]

精神劳动者创造了文化，也创造了人本身。“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真正的精神劳动者因自身精神的饥渴、苦闷而从事精神探索，思想自由无羁，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同时也有着明确的目标与界限，不会为知识而知识地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是真实的我的真理的探索者，也是这一真理的践行者。“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们是智慧的，追问自我却不以自我为单纯的认识对象，而是领悟到自我蕴含着自身生命的最高能力，因此能够超越“认识自己”的悖论：在追问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就以自己的精神发现定义自己，以自己生命践行自己的精神发现，让真实的自己展现于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作为人的真实生命存在就是自己精神探索的最终成果。他们是历史上最先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化的人——当代人类学认为：人是“自我实现的行为主体”，“自我完善的动物”[12]。人以“我”指称自己，我的真理、自己的真理也就是人的真理。人之所以区别动物，就在于人有本能却不屈从于本能，而是以自己发现的自己的真理为自己生命的准绳。经验科学或许永远无法确证文化的创生。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文化创造者或许就是这样的圣人。他们是文化、人的创造者，作为后人的人的典范的人。他们忧虑还在困惑于自己的族群同胞，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自己发现的真理引导族群同胞的自我认知，引导人们成长成人。精神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演化为培育人类成长成人的文化。人以生命承载文化，人类生活就实际实现着文化的发展、创造，文化就发展成为文明——“最广泛的文化实体”[13]。人群繁衍传承文化，文化延续形成文明历史，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文明历史显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形态的历史都是短暂的，文化的生命却可以同文明历史一样长久，超越多种社会形态的变革。公元1世纪犹太民族失国于罗马人，20世纪中叶重建以色列国。近两千年中，犹太人民散居世界各地，犹太文化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建构，唯有犹太人民始终不渝的犹太教信仰，但犹太文化却因此生命延续，犹太民族也终有机会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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