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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创 2021-12-20 10:43·[[骏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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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受限于兵力，在潮汕地区的攻陷了汕头和潮州之后便无力向山区进攻。三九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这时，潮汕党和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的联系还是畅通的。南委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领导江西、粤北、粤南三个省委，潮梅、闽西、闽南、桂林、湘南五个特委。南方局书记是周恩来，南委书记是[[方思琼|方方]]。潮汕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基本上是执行从中央到南委的指示。四零年起，我先后任潮澄饶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潮澄饶中心县委副书记。四一年九月形势进一步紧张，领导体制为单线联系的特派员制度。我又先后任普宁县委特派员，澄饶边县委特派员。

四一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差不多同时，南委属下江西省委被破坏，省委书记及各部委负责人先后被捕，四二年五月，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带领敌人破坏了粤北省委和南委机构，八路军驻港代表廖承志在乐昌被捕，六月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被捕〔后牺牲〕，宣传部长涂振农被捕〔后叛变〕，交通站也被破坏。南委书记[[方思琼|方方]]及其它负责同志及时撤退幸免于难。史称南委事变。

事件刚发生时，我在普宁，经罗天同志接到潮梅地区特派员林美南的通知，他让我回家乡准备掩护南委和潮梅特委撤退下来的人员，负责他们的住所，掩护，安全和交通。回家乡后，先后安排了特委负责人李平，还有罗天、何睿等人在家乡上仓村外租了几间屋子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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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故居，当年是党的地下交通站

没过几天南委秘书长姚铎夫妇就到了，我安排他们在我家乡上仓住下。九月，南委政治交通员陈勉之从重庆返回，传达了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示。南方局认为，党的政策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南委所辖地区除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的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上下级和党员之间不发生组织关系，不发指示，不开会，不收党费，何时恢复组织活动待中央通知。南方局有指示，坚决撤退已暴露的干部，可分批撤重庆，可以自己转移地区。[[方思琼|方方]]在安全有保障的条件下，坚决撤到重庆。党员应利用职业隐蔽下来，勤学，勤业，勤交友，不强调斗争，以后恢复活动以此审查。

[[方思琼|方方]]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在梅县作了部署。部署包括撤退的步骤纪律，也包括党组织停止活动之后的安排，如各地区各县至少要留下一个主要干部掌握情况，各支部都必须留下一条根子，为将来恢复活动做准备等。并指定了李碧山为联络员，负责对上南方局和对下与潮梅及闽西南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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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思琼|方方]]，原名方思琼，广东省普宁市洪阳镇人。1940年10月，[[方思琼|方方]]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十月下旬我到梅县松口接[[方思琼|方方]]和他的妻子郑小平同志到揭阳。一到揭阳，[[方思琼|方方]]派李平赴重庆汇报，指示我安排姚铎到汕头，等候轮船到上海，并对姚铎隔绝一切他到达潮汕的消息。[[方思琼|方方]]在揭阳住的那段时间，日子不短，都由我掩护。在揭阳时他决定林美南继续负责整个潮梅地区的领导工作，又决定潮汕地区一分为二，韩江以东（汕头市和潮汕日占区）由周礼平负责，韩江以西（游击区和国统区）由我负责。

十二月，陈勉之再次从重庆返潮汕，传达了取消南委和[[方思琼|方方]]一定要离开南方等决定。于是在四三年四月下旬一切安排周全后，我和王华生从揭阳送[[方思琼|方方]]到丰顺汤坑，我回，王华生继续护送[[方思琼|方方]]直至重庆。

和[[方思琼|方方]]同志分手前，他交给我两个与重庆南方局联系的地址，一个是公开的，《新华日报》秘书长陈铁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同志的化名。一个是秘密的，是一家药材行。并要我在他动身后，立即发出一份电报“当归即发”到这家药材行。同时，他要我汇一笔款给林美南同志，并约他见面，有几件事面告，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尽快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通过东江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前一段听说东纵被国民党三个师包围着，不知情况怎样？等等。

美南同志接到信和款，即复信要我到梅县和他晤面。

一九四三年潮汕地区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加上霍乱流行，死亡几十万人，逃荒去江西、福建、梅县的也达几十万人。我去梅县时，山边路旁随时都看到死人或哀号喘息将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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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潮汕地区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

我们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大家都觉得在南委事件后，停止活动是很必要的。但自今年开春大饥荒以来，潮梅地区群众对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憎恨。此时，再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不把党员干部团结起来，我们的党员、干部也会因生活贫困而逃荒流散，这样下去，就再也找不到我们自己的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美南说：其它人都撤了，潮梅地区现在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了，有什么危险，有什么责任，也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碧山是赞成的。如果你也赞成，我最近去会晤周礼平，他也赞成了，我们就动手恢复组织活动，边做边向南方局报告。

我说，我完全赞成！

我同时也报告说，来梅县前接到周礼平通知，说姚铎在澄海生活糜烂，吃喝漂赌，盗卖公田，还和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来往。美南说，他也得到报告了。他说，一个办法是，找一个同志名义上作为护送，实质上是押送姚铎到重庆去。另一个办法就是杀了。又问我的看法。我说，还是请示了再说吧。要不以后如何交待？不说别的，姚铎原先的爱人苏惠现在延安，即使是杀对了，杀对了，没办法证明，杀错，就更别说了。

商量后，决定向南方局请示处理。

将离开时，美南将揭阳、丰顺一带两个县委的组织关系交给我，由我开始寻找和恢复一部分同志的联系。陈焕新同志就是在这时由我恢复联系的。还有在揭阳养病的曾应之同志、潮梅特委政治交通员李秀同志等。

信发出以后，我准备了人，周礼平也准备了人。两手准备都做了。

两个多月后，林美南通知我，南方局指示将姚铎送去重庆。已通知周礼平准备，但要先送到我处，我也要准备。我准备派李秀去，也告知美南了。

不久，周礼平派了女同志李瑞婉将姚铎送到了我处。

李瑞婉的哥哥李白苇，曾担任过汕青救会宣传部长，这时在重庆国民政府农业部任职。有这个关系，到重庆方便些。但李瑞婉到了我那里之后就向我反映姚铎为人卑鄙，她不愿与姚铎同行。我认为李瑞婉意见是对的，决定改由李秀陪姚铎去重庆。

正在为李秀、姚铎安排出门时，接林美南来信，他一定要我亲自送姚铎上重庆。信中说：“……务须吾弟亲送。这是我与碧兄的意见。吾弟亲送时，可将前日商议家务安排之事向大兄告知。大兄不在，我是一家之主，望弟务必听我吩咐，切切，切切！”他怕我不听他的话，因而信中也写得既委婉又坚决。其实，当时我意识到美南要我去的主要目的是：向南方局和[[方思琼|方方]]报告我们商定要恢复组织活动，请求批准。这件事，只有我去才能办。如果只是把姚铎送重庆，是不用我去的。这也是原先安排由李瑞婉或李秀送去的原故。林美南既然这么说了，我当然服从。

动身前我到揭阳晤曾应之同志，把美南交给我要联系恢复活动的密件交他，又和他商定平安到达或发生问题时如何通知等等，请他转告美南。从曾应之那儿知道，林美南收到的南方局回信是按李碧山依约定方法写的，李碧山建议我亲自去。信中说，“我弟亲自来，也可以把前商量过的家里的事向大哥说。”信曾应之也看了。当时，曾应之有不同看法，他主张杀了姚铎，说，不要因为一个坏人牺牲了一个好人。林美南听了，拿不定主意，脱口而出说，“杀了吧，不管那么多了。”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先杀了是会安全许多。但既然请示了，信也回了，想来想去，还是得按指示做。

我知道[[方思琼|方方]]是希望恢复组织活动的。这时，我一心只想到南方局见[[方思琼|方方]]，征得南方局同意，回来大干一场。当然我们也预想路上可能发生的危险，当时我们两人估计到的危险只是可能在路上被特务跟踪，或者是被认识姚铎的叛徒发现，姚铎被捕叛变等。大概，美南、礼平想到的也和我与应之所想的一样。我对曾应之说，只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姚铎回来了，我没回，那我一定是牺牲了，这种情况，立即处置姚铎，不要迟疑。另一种情况，我一个人回来了，情况我会汇报，同时请组织审查我。再一种情况，两人一起到重庆了，也请组织审查。地下党内，纪律如铁一样严格，审查两字，是习惯性的说法，没想到这两字竟成咒语，在日后应验。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记得是大年正月初三的清早，我们出发，先坐单车到汤坑，午餐后步行登山，过猴子岽到兴宁。从兴宁坐上破烂的货车，一路提心吊胆，几天后一个清早，到韶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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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韶关火车站

我曾听[[方思琼|方方]]说，韶关特务很多，住旅馆不安全，最好一到就住到江中的小艇上，这种小艇是中年妇女撑船，多给点钱，可以包饭，可以托买火车票。韶关白天防空，拉警报，可以借此把船移到下游树林边停泊，避开特务或不三不四、敲诈勒索的人，安全些。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往水里一跳就是了。我到韶关就这样办。我们住在江中船上，北岸是火车站。我很疲倦，用完午餐后，不一会就睡去。醒来时，发现姚铎不见了。我问撑船的妇女，她说：“上岸解手去了。”我问：“去多久？”她说：“约有一个时辰。”我觉得不对劲。他走时也不给我说一声，为什么？

我对那妇女说，把船撑靠北岸，我要去买烟。

船靠岸了。我刚上岸，就见到姚铎回来了。他站在南岸上，找我们的船。我很注意他身后有没有人跟着，左看右看，没人跟踪，我才放心要船家划过江接他上船。

他一上船，我就变脸道：“你上岸也不跟我说一声，出事怎么办？”他态度很好，听着，不出声，似乎有一丝徽笑。我突然感到奇怪，心里疑惑不安，也就不再说他。在船上吃完饭，上岸，坐火车直往桂林，到贵州的独山，改乘汽车，大约三、四天后中午时分到重庆嘉陵江南岸的海棠溪。先找一个小旅店停下来。

怎么办？前面说过，[[方思琼|方方]]动身前交给我两个通讯地址，我一路考虑，秘密地址我已密记在心，绝对不能让姚铎知道。因此我同意由姚铎去新华日报联系。我盘算着他如果顺利，便会按约定时间来接我；如约定时间不来，我即去秘密地址，和南方局联系。

时近傍晚，按原先想法，我正要离开小旅店，姚铎回来了，还有一位身体结实的中年人同来。姚铎说：是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汽车在江对岸等我们。这时，我已没办法去考虑什么，只好跟着走。一行三人到嘉陵江边坐船。那时是初春还没雨水，江里水很浅。船过了江，岸上已有一部黑色的小轿车在等候。小车把我们载到位于曾家岩的周公馆（周思来同志住处，当时重庆都这样称呼），董老在这里接见我们，并一起上车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即南方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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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旧址：红岩村

第二天一早，张明（刘少文）同志接待了我。我把姚铎自从“南委事件”后的表现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包括在汕头与敌嫌分子陈泽波勾勾搭搭，在韶关路上单独离开我的情况都向他作了汇报。请组织对姚铎予以审查。同时，我把潮梅地区准备恢复组织活动的意见详细汇报，请南方局考虑批准。也说我已完成任务，准备回潮汕去。

我与姚铎住在招待所。过了几天，张明同志找我，说：你不要回潮汕了，路上已有人注意你了。我很奇怪，想来想去都想不到会是什么人。

这时，国共正在谈判。林伯渠、王若飞同志从延安来。有一天，办事处开大会，王若飞作延安整风报告，说延安抓了很多特务，又有多少特务坦白了，等等。我和姚铎都听了报告。

回到宿舍，姚铎显得心神不定，情绪很不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写信向张明报告，建议他找姚铎谈谈，开导开导。

红岩原是一个农场，在半山坡上，东西两边下山的路都有特务把守着。但在办事处和招待所（其实是农场宿舍，木板房，大房间，集体宿舍）之间的山坡地，可以种点菜，我们每天都去劳动。在听王若飞报告后不久，有一天，大家照常上午去劳动，但姚铎没有去。回来时，看到他在擦皮鞋，我半开玩笑说他两句，他忽然恼羞成怒，抓起鞋油盒就朝我扔过来，说：你老是在监视我！

这时，我对他长期容忍积累下来的怒气，突然爆发，一拳就打将过去，说：“你别装腔作势，摆什么臭架子！”他脸色变青，突然间，话也说不出来。徐扬同志等都在场，赶快劝开。

至中午吃饭时，不见了姚铎。这时，三餐都是几十人集体食饭。于是，大家分头找，也打电话问办事处那边，都没见到姚铎。

我赶快到办事处向张明汇报，做检讨，并请组织上给予处分。

过了几天，张明找我说，你有什么办法可跟潮梅特委联系呢？我说有办法，写信、发电报都行。他说，姚铎肯定跑到对方去了，要潮汕方面注意警惕。

于是，我拟好了电文，写了信，交给张明，由南方局发出。当时，我再向张明作检讨，张明说：这可能是姚铎故意安排的，他早就想逃走了。

不久，我就到了延安。见到[[方思琼|方方]]时，他对我说，姚铎到重庆时，就向董老坦白，说上重庆之前已跟特务有联系了。

其实，按后来掌握情况看，在澄海的时候他就与特务分子陈泽波联系，参加了特务组织。临上重庆时，陈泽波已交给他到韶关与特务机关接头的地点。在韶关船上私自上岸去跟特务接头。到重庆后，在海棠溪又被国民党特务带去见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估计很可能是郭潜所为，郭叛变后改名郭干辉，成了中统特务骨干），徐要姚铎到八路军办事处后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系，将内部情况向他们报告（当时张明没将此情况告诉我）。那时，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和组织部长孔原都回延安去了。经张明与荣高棠（南方局组织部秘书）研究后认为姚铎能主动坦白交代问题，还是好的表现，因此在向董必武汇报后决定对姚铎采取鼓励态度，使之安心，争取早日送他到延安，张明为此曾找姚铎谈过话。

按约定暗号的电报发出后，张明通知我，对我说，“你已经暴露，不要回去了，先留在这里，准备上延安。”我来前已知家里一切都有预案，果然林美南一接电报，潮梅的同志立即按原定方案疏散了。姚铎潜回了广东，他一潜回，立即被盯住，后来由周礼平指挥，打了个伏击，以牺牲了一位同志的代价，消灭了这个叛徒。这事，党组织丝毫无损是一，处理姚铎的事发生在他彻底暴露之后，党史上没有留下是否杀错人的悬疑是二，算是一件前前后后处理得圆满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中央致电尹林平转林美南，正式批准潮梅闽西南党组织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恢复活动。

摘自吴晓南著《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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