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他的那個時代:鄧小平
18、邓小平
在刚刚搞特区的时候,一天,我问父亲,我说,“爸爸,现在你 最怕的是什么?” 父亲不暇思索,随口应道,“邓小平。” “为什么?邓小平不是主张改革开放的吗?”我极为惊奇。 “他的性格太硬,如果他来了,特区一时没东西给他看,如果他随意讲了一句负面的话,那特区就是死路一条。这个人从来不认错。”父亲说。我父亲说过,要杀头就杀我,这当然是豪言壮语,但是谁来杀啊? 要杀的话,做决定一定是中央,为什么要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外开放被否定,这是最开初谁都害怕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只存在 我父亲的心头,他害怕特区还没有搞起来,邓小平就来了。邓小平的 性格太硬,特区一时没东西给他看,如果他随意讲了一句负面的话, 那特区就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为什么伟大?尽管邓小平的办法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 改革开放以他为旗手,以他为领袖,实在并非偶然。1974 年周恩来 病重,必须住院治疗,主席不得不考虑选择一个人来代替周恩来主持 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复出,他顶住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力, 开始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一年,国民经济,文化教育,部 队建设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后来邓小平被加诸右倾翻案风 的罪名,再次被打倒,邓小平就成了人心。打倒四人帮以后,邓小平 再次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结发言,邓小平自然而 然就成为了希望改革开放人们的旗帜和领袖。邓小平说,“杀出一条 血路来!”从 1974 年邓小平复出,到 1979 年改革开放的旗帜高高飘 扬,这还真是一条血路。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领袖人物,他赞成“先行一步”, 他又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然而实事求是,这话和那更著名的“杀出一条血路来”有的出自于即兴插话,有的出自于私下场合。1984 年 4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时候,我父亲第一次将这几句话整合在一起,公开了出来*。除此,在特区的头五年时间里邓小平没有在任何正式场合说过任何支持特区的话。就我所知,在特区初始的岁月,有事找谷牧,更大的事找叶帅,也没有任何特区的事情是经过邓小平解决的。 父亲搞特区的那段时间,1982 年因为陈云同志的一个批示,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班子被召集进京学习,广东一次不够,后来又上了一 次,广东的同志把这称为“二进宫”。 我问父亲,“这事后来是怎么了结的?” 父亲说,“赵那时是总理,我到他家去,坐了两个来钟头,在那里骂人,从上骂到下,该骂的我都骂到了,痛痛快快地骂。什么是特区,特区是干什么用的,那些人糊涂在什么地方!赵一直在听,不说话。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他原来不清晰,听了个把钟头,他明白了。 他对我说,你回去,什么也别说,我想个借口,先把这会给停了。回到广州,你写两份报告送给我,一份有点检讨,一份什么检讨也不要, 我看小平同志的心情,我来定将哪一份送到他手里。”回到广州,在广东大热的天气里,写这样一份报告,那时没有空调,汗挥如雨,父亲写了九稿,展开的角度不一,写完派人专程送上北京。 杨继绳编辑过一本《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里面有我父亲口述的<我所经历的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文中有一段说到,有 人“说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那讲的是“二进宫”的原因。父亲口述又说,“后来,陈云要我们写特区报告,我写了九稿, 最后才成,我送给谷牧,要谷牧送给紫阳看。我说,不知道陈云是什么意思,这样写行不行?紫阳看过了。” 口述的东西,在口述的当时不追问,很多东西就费考证了。 我发现这段话与我知道的情况不同,便追问父亲,父亲说,“中央组织的学习,当然要求参会的省委在会后形成报告,那就是‘口述’ 里陈云要的东西,请谷牧先给赵紫阳看,是因为我和赵紫阳见面那一天,赵紫阳有私下交待。其实,其实是同一份东西。” “到底是送了几稿呢?”我问。 “八稿。只是不知道赵紫阳选的是那一篇。”父亲说。 我后来在《经济特区的由来》找到了这段公案的结果。其实无论 是递邓小平报陈云,都必须是广东省委的正式报告。因此实际运作过 程应该是赵紫阳选择后告诉谷牧,谷牧通知省委,省委将成文时间改 成接近文件送出的某一天,然后打印发出。省委送出的文件是得走程 序的,因为只有 1982 年 6 月 22 日的初稿和 7 月 29 日的第九稿是省 委办公厅曾送出给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过目的稿件,省委不需要再走程 序说明了赵的选定稿应是这两稿之中的一份。我父亲是一个自己动手 写报告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改文件都是纸上作业,改好再抄正。 如果一次又一次改,成果就不是八稿,而是只有最后那一稿。最后的成果是八稿,说明所有的改动都是在初稿上动笔的,因此初稿便是底 稿。为了让赵有选择余地,送上去八稿,每一稿的口气、检讨、说明 和抗辩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综上,我由此推论父亲送北京的八稿里应该没有初稿,最终采用的报告是第九稿。 在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导人全被召集到北京开会期间,报刊舆论导 向以旧上海的外国租界映射深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 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纪委 南下挖贪污,就连省里也有人开始放暗箭了。邓小平到过广州,那时 习仲勋已经调北京工作了,继任的任仲夷*希望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想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一口回绝。 后来,赵紫阳转送广东省委的报告应该是送到了吧?邓小平依然保持缄默。人们通常会认为改革开放就是某次会议,某次决议,或者是规划, 是工地,是建设,或者是某个领导人的某一句话,其实不尽然。改革开放包括了无数人不同角度的努力,也包括了冲在第一线的人们对各种无端责难的承担,包括了他们对改革进程的焦虑,还包括了痛痛快快地骂人,包括了找个借口停掉会议,包括了写报告及上呈报告方式 的策划,包括了在广州那种酷热的天气里一稿一稿写报告,还包括了对一些上级领导人物的提心吊胆和失望。 报告刚送出,父亲倒下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急救,重症心肌炎, 幸好送院及时,医生护士尽心尽力,抢救了过来。否则,父亲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了以自己的生命献给特区的祭祀。 创办特区本来是念想的胜利,而实践却是人在世间的挣扎。 陈云副主席 1982 年 10 月 30 日对广东省委的报告做出了批示, “看了广东 10 月 22 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方法。此件上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有罚又用刑。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绿灯又亮了。只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批示,有点啼笑皆非。 陈云好歹是管过,而邓小平作为一个领袖,他支持的是一场试验。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特区犹如一块石子,什么特区不特区,他要看到的是过河,看不到过河他不会多说任何一句。特区开办五年后,他到深圳来了。梁湘向他汇报,汇报结束后请他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大家都很紧张,第二天,参观过后他的感觉 好了一点,到了蛇口,又再好了一点,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赶紧公关,我父亲起了个稿“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 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稍微改了一下,写下了“深圳的发展 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 但是什么是特区? 1981 年 5 月 10 日我父亲在中央汇报工作说,“办特区是利用外资和技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手段。特区是在党和 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 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1、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2、实验各种改革,尤 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3、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我父亲延续了他在涉险时候的汇报风格,关键的东西他不说出来,但 隐含在那里,说的都是大家都听得懂的话,以争取最大的公约数。 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从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和 从改善计划经济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是两种人,这两种人之间存在微 妙的平衡,虽然中央下了试办文件,崇明岛不办就是不办,彼此都不 曾动过声色。1982 年广东福建两省委被召到北京开会是一方势力企 图打破这种平衡的又一次尝试。邓小平还是不动声色。邓小平一直不 来特区,其实无他,他并没有觉得特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也没把 特区看得太重,也没有想到广东可以把特区办的这么好,仅此而已。 当他题词的时候,他的心里明白,这会打破平衡,而这时,有成功的 特区在手,他已经不怕打破平衡了。但他是不是就很明白了?可能我 不对,但我一直有疑问。 邓小平在通过题词承认了特区之后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 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个时 候特区已经五周年了,他承认了特区,但对比一下一九八一年我父亲 在中央汇报工作时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 邓小平的认识也就到了“窗口”而已。什么是特区?回头看这段历史, 我知道开初就在我父亲心里念想的东西,许多拥护改革开放的人其实 并不知道。 要我看,固然邓小平这话讲得很好,深圳市可以是窗口,但比较而言,香港才是窗口呢,深圳特区其实是大门,这点他不明白。
- “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 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 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 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1976 年 10 月 6 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文化大革命”十年至此结束。1981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
- 父亲曾就这三句话的来龙去脉写过一篇文章。详见《真实的历史“敢闯”的记录------ 读<经济特区的由来>想到的一件重要史实》。
- 任仲夷(1914-2005),河北省邢台市威县西小庄人,原名任兰甲, 1935 年参加“一 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山西友 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 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 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 书记兼市长,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 长,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下放农村劳动,后历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是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 员会委员,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