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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于鸿毛

画卷的另一头，则是别样的骇人。

“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下岗工人到农村去！”



“中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为不这样做，中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



“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我们不能低估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这是第一大成绩。”



“靠宏观经济调控，这是我们的症结所在。”



“‘穷人’应该换个词，叫‘待富者’。”

1

1986年4月26日，西方的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声浪，是因为前一天夜晚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内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讨论会。

用时任报告者自己的话说：

与会学生和年轻的教师难以忘却，报告定在晚上七点开始，但下午五点多就有学生来占位子。当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在六点半钟在门口接待我时，办公楼门前已人山人海，再也挤不进去了。幸亏从办公楼一层大厅中走出一些保安，才把我迎进去。



到了二楼报告厅一看，地上坐的是人，窗台上也是人，连主席台上的两侧和后排都满是听众。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是多么拥护改革开放！

这位报告者，就是厉以宁。


颇为讽刺的是，那场研讨会竟然是以“纪念五四运动”的名义而开展。

那一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相当复杂，特别是价格“双GUI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逐步呈现出压制不住的势头，社会矛盾重重。

对此，中央委托九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紧急专项研究。

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方面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

这种不久之后在俄罗斯和东欧蔓延开来的改革思路，在中国还是遇到了一些“老家伙”“硬骨头”的强烈反对。

由此，厉以宁所在的北京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不得不给出另一种妥协式的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

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鼓励民营资本入局大声疾呼。

由此，有报纸开始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响彻至今。


但是反对的声浪、特别是要求“坚守党基国本”的声音始终在镇守着人民利益，力量亦不可小觑。

两年后的1988年，全国增发货币679.6亿，与1987年比多增443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1987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1988年5月，依林同志去杭州给陈云同志汇报的“经济改革大计”时，陈老痛斥：

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很大。如果你们把这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他敢讲不敢讲！

但陈云同志的意见未被重视，1988下半年，迅速出现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与经济领域空前“滞胀”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这一年的6月16日，创刊整整30年、单期发行量曾高达330万册的《红旗》杂志，完成了最后一期出版工作，随后宣布停刊，彻底退出共和国意识形态阵地。

四个月后的初秋，忧心忡忡的陈云同志又一次专门找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谈话：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陈云在以往的谈话或文稿中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但是这次谈话，他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西方”二字，意味深长。

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春季的“南方讲话”在国内报刊上公开发表之后，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再未有过动摇。

1992年下半年，十四大召开，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导向，股份制试行。

再至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厉以宁后来欣慰的表示：

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就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了。

一年后，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在万里的亲切关注下，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六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起草小组”自成立后就受到国内高层的鼎力支持，厉以宁也得以用一年多的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对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海外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学习……


1998年10月25日，厉以宁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签署合作协议

1999年，《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再任组长。

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同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

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引起时任领导高度重视。

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重磅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彻底享誉西方世界。

关于厉以宁教授参与打造的“非公经济36条”，我简单摘录一些：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非公有资本可以参股等方式进入；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加快完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规范招投标行为，支持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城镇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非公有制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有效发挥贷款利率浮动政策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从非公有制经济特点出发，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金融服务；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多项“壮举”“故事”，以及十八大后的诸多“对改革的改革”，其源头都是来源于此。




2

2005年5月31日，《光明日报》高调发表厉以宁讲话：

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搞股份制，为什么搞产权私有化，所以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压力很大，但照样在推进。



最后，终于认为产权改革是重要的。

厉教授还曾认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所以，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



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泉。



产权改革，就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

这种目标为“产权私有化”的解释说辞，显然是有待商榷的。

因为「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反而「人民」往往会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政治词汇。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邓小平作介绍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



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了，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的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了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



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全民」的党，而是一个代表了特定阶级、为特定阶级谋幸福的政党。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不是笼统化的「人民」概念。

毕竟，一个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观史实是无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在股份制改革下的所谓“下海潮”，本质并不是贫民阶层的致富经，而是各路二代们的敛财路与洗白池。


普通的群众阶级是没有资源和本事创建联想集团等时代性民营企业的，等待他们的除了大下岗，别无其他。

“私”绝对不同于“民”，《说文》曰：“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民”是群体性名词，本意就不是指个人的“私”。《说文》又曰：“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私，个人的，跟“公”相对，如《诗·小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因而，个人所有应该称为“私有”，群体公有才能称为“民有”，用全民概念混淆私人垄断资本对集体资产的私有化鲸吞，这让人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讽刺案文：

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至于股份制的闸门一旦开，便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汹涌。

3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

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

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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