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院附中红卫兵评传:附中文革大事记
九、附中文革大事记
1966年5月，文革的风声已紧，“516通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甚至传来彭罗陆杨被罢黜的消息。那天是我们初三毕业班毕业试考最后一科，政治。下午四点多交卷出场，在毕业楼外通往食堂的夹道黑板处，贴出了高三2班李重明同学的大字报。记得那天是1966年5月27号。晚饭前，陆续有保卫学校党总支反对李重明的大字报反击，形成围攻之势。
1966年已读中学的学生起码知道反右运动，明了阶级斗争，警惕反攻大陆，有保卫党的牺牲热情，也把党的基层单位视作党的整体。遇到给党提意见的事情，就会自觉认定有坏人向党进攻，反对党总支的学生一定是新时期的右派。他们觉得保卫党，为党贡献青春的时候到了。
但是我偏偏执迷不悟，就是支持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高三老大哥。我并不认识高三2班的同学，我们班对应的辅导班是高三1班。凑巧的是学校把高三初三共十二个毕业班安排在毕业楼上课，毕业楼三层，初三楼下，高三三楼，二楼则初三高三各半。课间休息时，高三2班的男生常常下楼在草坪上练摔跤。蔡晓彦、李重明是个中好手。我们是围观者，对他们有类似英雄般的崇拜。所以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我就在班内表态支持。全班52人，和我同一意见的不超过5人，其中有江小铁。第二天江小铁还写出支持李重明的大字报草稿，我和团支书龙小波当即抄到废报纸上贴了出去。
接连几天暴风骤雨的打压，学校开始布置抓学生右派，班里也风声鹤唳。想不到6.1毛泽东让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给北大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支持聂元梓反对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信息第二天传到广州，附中形势大反转，校党总支随即失声失势。
此时据说国际斗争风起云涌，中国经常表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美反修。附中学生时常步行十多公里游行到黄埔港，在不多的外国货轮前向世界表达中国的态度，带队的往往是教导主任麦嘉祥老师。麦老师不久前进京见过毛泽东，参加全国先进教师大会，是王屏山校长悉心培养的接班人。可惜的是，在黄埔港领头呼反美口号时，阴差阳错，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喊成“要美国，不要古巴佬！”。语序之差，顿成大祸，当即被亢奋敏感的师生拿下，回到学校马上抄家，翻出他见到领袖后写的家信，上有领袖“身体肥硕”一句。肥硕本是实情，但为何不按照颂语写作“壮硕”？却有把人当成猪描写，丑化领袖的嫌疑。两件事凑在一起，麦主任顿成现行反革命，一夕间从天之骄子变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被打进牛鬼蛇神队伍，剃“阴阳头”，挨打、批斗、劳役，成为第一枝出头的橼子。王屏山校长是见过大风浪的，虽然成了走资派与麦主任一样遭灾，但仍然面带笑容，在自己的学生监管下服劳役。
当时管理教工牛鬼蛇神队的不是高三造反的学生，是由高二基干民兵队伍为主的男生。他们早几天还是保卫校领导的骨干，形势大变，也造起反来，担当了监护出问题教工和全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客观地说，他们对牛鬼蛇神队还是尽了保护责任的，没有多大的出格行为。
领头造反的高三2学生此时正在和省委派来的工作队纠缠。工作队大有来头，赵紫阳、区梦觉亲自选将，队长陈鉴泉（后更换为李杰）、副队长周宽，周宽曾经是四会县县委书记，来时夸下海口：“四会四十万人口我都管得服服帖帖，不信附中这千把学生就管不了！”
工作队进校依反右、四清规矩，先把有历史污点、有出格言论的教工抛出来给学生批判，所谓矛头向下，大约想借别人项上人头消去学生心头火气，好恢复学校教学秩序，起码能把学生运动约束在校园内，不至于搅乱社会。过去这一套确实行之有效，可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附中学生不吃这一套。工作队把刘少奇在北京派工作队，抓牛鬼蛇神的做法和刘少奇表示文革怎么搞自己也没用弄清的大会讲话在学校礼堂反复播放，企图压服学生，却毫无作用。李重明反而继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后接着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寥寥几句，引杜甫五律前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明确提出要把斗争大方向对准学校领导，矛头要向上，对一般教工要保护，对有问题的教工可以让他们交代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高三2班11人是附中文革的发起者，在学生里威信很高，但和工作队意见不合。工作队在成立学校临时领导小组时故意把他们排除在外。11人岂能伏贴，几次争论，把青年教师也争取过来，一致要求批斗当权派，隐隐露出怀疑工作队处事不当，有问题，派工作队来的省委也有问题的口风。工作队如临大敌，生怕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把火引向省委。工作队意识到自己可能对付不了附中学生，只好火速向上报告，接着就有了中南局常委三次会议讨论附中学生运动，有了广州军区政治部召集军队家长会议商讨附中军队子女管教事宜。结果是省委和工作队挨了中南局批评，认为他们教育方式不对。常委会认为11人在校难以调教，要求他们离校回家接受家长“管教”。各打五十大板，学校还是工作队说了算，反工作队的其他学生失去11人的主意，群龙无首，表面上偃旗息鼓，乖乖按工作队安排，学习“十六条”，斗争牛鬼蛇神，学校一切仿佛回到正轨。
我仍坚持11人反工作队的立场，钦佩李重明引用杜甫诗的大将风范，在校内参与初三1、2、5、6班支持11人的秘密串联。初三3、4班反工作队的人数很少，3班大约仅3人，4班几乎没有。在苦闷压抑之余，我别出心裁和意见相同的同级表姐表妹一起到黄华路省公安厅招待所，想找蔡晓彦问问下一步该怎么办？也表示一下我们对他们的支持。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得知蔡晓彦住在公安厅招待所，他父亲蔡炳臣本已调任湖北武汉8201部队政委，被广州军区政治部召回处理子女闹事问题也住在招待所。我们到了招待所，不凑巧蔡晓彦外出，房子里只有蔡政委和警卫员。床上随意扔着几把手枪，我们就坐在床上和蔡政委聊了起来。蔡政委听说我们支持他儿子，大为高兴，兴致很高，随便说了几句省委、公安厅的不是，又得知我们的家长是当过兵的文化人，兴致更高。
蔡晓彦一直没回，聊到午饭时间，警卫员要去公安厅食堂打饭了，我们才告辞离开。我们那时很彷徨，家长已经被打倒，自己又参与到反工作队的行列，前路茫茫，急需有经验的成人指点。蔡政委其实把我们当小孩，没把我们当回事，只好不得要领离开。
反工作队的11人被迫在7月初离校回家。不久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学校教导主任麦嘉祥7.15在看押状态下自杀，寻死的心态极坚决，死状甚为惨烈。此事我另有调查文章记录，放在附录。麦主任可以算是文革最早死于非命的教师，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发生在8月份。麦主任已被关入牛鬼蛇神劳改队多天，日日与校长王屏山为伍，不至于突然想不开。据说那天外校（广州八一中学）学生进校，毒打附中牛鬼蛇神，麦主任不甘受辱，愤然寻死。
麦主任之死，也有谴责毛泽东的意思吧？朝为天子客，暮成阶下囚。反差太大，刺激太大，血气方刚，一死了之。几十年过去，不知麦主任遗属现况如何？音讯全无，不若卞仲耘丈夫之坚忍不服。我曾撰文呼吁附中为附中文革殉难者立传立碑，将近十年过去，呼吁如泥牛入海。
8月，公开广播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50多天里，文革没有进入毛泽东预想轨道，反而按刘少奇的部署进行得井井有条，基本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毛泽东不甘心，来了个突然袭击，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全国各地工作队顷刻间土崩瓦解，各校反工作队的学生在绝望中喜出望外大获全胜。附中11人“回家接受管教”的戒令随之失效，11人重回附中，仿佛获得又一次解放。附中工作队陷入和附中领导一样被批斗的命运。
陶铸秘书张汉青在此时代表陶铸给11人发来支持信。信被抄成大字贴在主教学楼门外左侧，引来大量围观学生。
就在这个火热的八月，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加上毛泽东的复信由人民日报转载，红卫兵运动即刻风靡全国。北京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和广州的相同，以反校党委反工作队起家，奉行的是毛泽东矛头向上，炮打司令部的路线。但政治运动和物理运动相似，向上的打击引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向下打击力量，企图“扭转斗争大方向”。校党委倒了，工作队走了，把新生的力量引向何处宣泄打击，成为最高层较量的焦点。
处于蒙混兴奋中的大批中学生全然不知其中奥妙，仍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冲锋队姿态出现，大倾向仍是面向社会，执行阶级路线，居高临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中学生南下广州在8月初，先到八一中学，接着来到附中。他们带来毛泽东支持反工作队的旨意，也带来流毒全国，祸害至今，越演越烈的“血统论”。 11人回到附中，如胜利者归来，和留校的支持者一起，成为主导附中的主要力量。两次选错边站队的另外一批同学当然不服气，看准随着正确而来的谬误，筹备着第三次斗争，广州的第一场大辩论开始了。
大辩论发生在8.12傍晚，地点在附中大操场。原来这个大会是庆祝反工作队胜利暨宣布附中红卫兵成立的大会，不少外校学生前来参加表示支持。会议内容中途转了向，变成支持还是反对血统论的大辩论，具体化为对一副对联的争辩。这副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对联技术上已是词性不对平仄不合，内容更是粗俗不堪毫无逻辑违背常识，但细思之下，却是几十年来奉行阶级路线的真实写照，一根打击不同意见的大棒。难怪甫一提出，风行全国。
11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主要是军干革干子女，对外斗争已取得二连胜，个中坚持与委屈自是难能可贵，多少有点父辈为真理而斗争，真理在自己一边的理想主义豪情，遇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励志。父辈一番血战取得了战争胜利，政权在手，军功在身，儿女辈已经没有多少施展的余地，只好像大清八旗子弟一样，顺风顺水等着享福接班掌权。谁知遇到文革千载难逢机会，遭到磨难压制，正好挥洒青春热血，建功立业。良好的自我感觉让他们一下就喜欢上了对联，丧失了惯有的独立思考。其中也夹杂借对联压制反对他们的同学的实用主义想法。
凑巧的是，反对血统论的同学的家长大都是省市委地方干部，此时已经靠边站或被群众揪出来成了走资派，而11人的支持者的家长大都是军队干部或较虚置没有实权的中南局干部，还没有被打倒，还保持着革命者领导者的身份。对联建立的逻辑“老子反动儿混蛋”正好用来压服反对派。
既有的胜利加上血统论的逻辑使大辩论成一面倒态势，连11人中比较清醒理智的蔡晓彦、苏立功等也认为不妨以这个未必成立的说法，巩固反工作队的胜利，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实施下一步战略。站在这一边的女同学和初中的小同学更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一时疯狂。
8.11附中红卫兵横空出世，政治路线符合毛泽东要求，组织路线走上传统的以血统论为基础的阶级路线。附中红卫兵成立伊始先在自己队伍内部分出尊卑贵贱，支持11人意见互相支持度过艰难的五十多天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家庭出身非“红五类”，这时却按照血统论标准，只让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加入附中红卫兵，非红五类出身的却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另外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红卫星”让他们加入。
参加红卫星的同学大都是能够独立思考的同学，五十多天里患难与共，胜利之际却被划入另册，不知冷了多少人的心，不知他们还认不认同附中红卫兵以后的做法。笔者和红卫星的同学交往很深，五十多天里互相支持共同进退，在后来的活动中却分了贵贱轻重，真是尴尬万分。那时候制作的红卫兵袖章我们戴上洋洋得意，发给他们的红卫星袖章，我就没见有一个人戴过。红卫兵中一些地方干部子女，父母随时有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的不虞，自己随时有被开除出红卫兵队伍的可能，又怎么能一心作战？血统论的实践，一开始就暴露出大问题。
一批出身好、反对血统论的同学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8.24，附中另一支红卫兵队伍“南海红卫兵”成立。他们旗帜鲜明反对血统论，无论是理性的还是功利的，起码没有在内部采取阶级路线的组织方式，而是以相同意见聚合，吸引不少同学参加，成为附中另一支有实力的队伍。也有些反工作队的骨干不认同血统论，转而投入南海红卫兵。里面也有军队干部的子女如江小铁姐弟。
南海红卫兵比较开明开放的组织路线与附中红卫兵相对封闭保守的组织路线相较，自然合理得多。日后许多附中红卫兵成员，或淡出，或转入南海红卫兵，附中红卫兵人员日益减少。从一呼百应的政治强势到两方平衡，也就几个月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