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院附中红卫兵评传:附中红卫兵的敏感和主流意识
七、附中红卫兵的敏感和主流意识
附中红卫兵的政治敏感和主流意识，主要体现在高三2班11位同学身上。他们早期写的两张大字报，斗争矛头明确指向当权派。第一张，反对校党总支和校长，得风气之先。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贴出时间是5.25下午，附中大字报贴出时间是5.27。第二张，反对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亦得风气之先。当工作队取代学校领导指挥学校文革运动，把运动局限在文化学术批判和斗争教工里的“牛鬼蛇神”时，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李重明同学又独自署名写出第二张大字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五十年后有研究者认为第一张大字报文字浅薄粗暴没有理论水平，甚至有“泄私愤”嫌疑。笔者却给予极高评价，其意义不在文字内容，在形式和胆识。此前，文革局限在报纸和小字报。距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的“右派”“向党进攻”大字报已经十年，万马齐喑已经十年。没人敢脱离上级意愿公开说出自己的声音，挑战师长权威，此时却被一个中学生借“泄私愤”打破。大字报在反右派之后被视作反党的武器，谁用谁就是敌人，此时却被拿出来运用。就凭这两点，李重明就值得附中学生尊敬。当然，在我后来一位研究文革的同道的分析中，此事非高干子弟不敢为。李重明的父亲LL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文革前贵州省长。父辈的格局往往令孩子们没把中学领导、工作队领导看在眼里。
前几年我曾经听11人的领头人蔡晓彦讲过他反校党委反工作队的心态，确实也是压力重重，如果不硬着头皮扛，就是一顶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省公安厅确实使用“手段”侦查控制他们的言行。我从两处信息来源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一是蔡炳臣（蔡晓彦父亲、广东公安总队第二政委、湖北公安总队政委）追问过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王宁不敢正面否认。二是高翔（华工大五学生，华工红旗司令、广州红卫兵三司司令）所说文革早期“北京来信”案件，省公安厅组成了特别侦查组，目标就是华工和华附的学生。
蔡晓彦还述说了被驱离学校回家受家长管教的压抑，听到发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的兴奋和解放感。我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感情和感觉，我也了解他们领头造反时有胆大包天的一面，也有信服政府威权，害怕被打击判刑，相信政府执法无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心怀恐惧的另一面。归根结底，他们还是带着枷锁造反的党的乖孩子。
这两张大字报是面临政治高压，被广东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高层领导直接干预压制下出现的反抗行为。在反右以后的一系列镇压运动未有穷期的时候，反对学校党的领导，反对省委派的工作队，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就是反党。虽然11位同学的终极目的是“清君侧”，清除党内反对毛泽东、党中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其中的牺牲和被误解有多沉重，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走出这一步，旁观者却无法体会。毛泽东公开支持北京学生反对学校党委领导，反对北京市委工作队之后，北京的运动信息完全公开，造反者的解放感释放感有如他们的父辈占领全中国的畅快淋漓，也是我这个亲身参与附中初期造反全过程的初中生的真切感觉。11位同学随后揭发广东省委没有紧跟毛泽东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另两份大字报《炮打王兰西，猛揪区梦觉》《是王匡，还是区梦觉？》，虽然份量很重，已是大江东去顺流而下，有点乘胜追击的优势了，也就谈不上压力和担忧。
附中红卫兵在文革早期的作为，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竟然如此契合，跟刘少奇邓小平、各地省市委领导的想法完全相反。有些人事后说他们和北京有直接联系，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起码能得到陶铸的指示。这不符合事实。
说广州附中学生和北京中学生联系紧密没错，但北京中学生当时能得到的“中央精神”并不是毛泽东的主意而主要是刘少奇的主意。北京中学生反对学校领导的有，反对北京市委、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队的基本没有，反工作队主要发生在高校且时间点比较晚。11位同学中确有中南局高层子女，按推测找陶铸比较容易。按照李为民记录，蔡晓彦也确实找到过陶铸反映学校情况，但这事发生在工作队没有进校之前。
陶铸上调北京任中宣部长中央常委在1966年6月间，工作队进校时陶铸已经到了北京。证据是中南局常委讨论十一人处理意见的会议由中南局副书记金明主持。8.4陶铸秘书张汉青代表陶铸给11人的复信，也证明在反工作队期间，附中学生没有和陶铸面对面的接触。
反对工作队“全面开花”政策的附中第二张大字报，更是附中11人高水平精彩绝伦之作，比全省第一张大字报、全国中学生第一张大字报还有政治预见性，可以说是全国中学生中绝无仅有的政治作为，比较全国所有中学初期的红卫兵，真有云泥之别。
没有直接联系而能紧跟毛泽东，一反校领导，再反省委工作队，每一步都能踏准节奏，在绝望中翻盘。令人不得不佩服这群十八九岁的大孩子，政治感觉十分敏锐，战略战术十分成功。笔者和他们其中一些人后来关系很好，曾多次和他们探讨这种敏锐性何来。得出的结果是，一、高三2班干部子弟确实传阅过一份“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内里表达出毛泽东对文艺界、教育界的不满，给了他们向学校领导提意见的勇气；二、要高于常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接班责任感，使他们的思想超出一校一地一省的范围，视野已经放在全国；三、强烈的优越感赋予的自身优秀的感觉，非常的自信；四、阶级斗争长期的教育赋予的警觉性，自觉地搜索更高层面的党内敌人；五、父母在党政军的位置较高，习惯平视甚至俯视省市领导，更没把学校领导和工作队放在眼里。
他们的父辈，有参加井冈山斗争的李立，有参加长征的蔡炳臣，有坐过国民党大牢的苏刚达……在11人的带领下，附中有相当一批学生加入到对校领导、工作队的造反行动中来，受到省委的压制批评甚至严厉打击。这也是附中文革早期造反的这批学生比较多出身好、家长比较多是高级干部、军队干部的原因，没有这样的出身保护，很容易受到伤害。当时省公安厅为控制出现在石牌五山地区的大中学生动态，特别成立了侦查组，秘密监视察看华工、附中几个点，侦查对象就有华工大五学生高翔、附中高三学生蔡晓彦等人。公安厅侦查组对此均是按对敌斗争立案，有文件证明。旁证是，广州军区为处理11人中的部队子弟，由政治部主任湘炜召集军队家长在政治部大楼五楼开会，把已经调任湖北公安总队政委的蔡炳臣召回广州。蔡炳臣为此曾责问广东公安厅厅长王宁，“是不是给孩子们上手段了？”王宁不敢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
湘炜主持的军队家长会到会的计有南海舰队副司令、南海舰队作战部部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广州军区装甲兵副司令、8201部队政委、总参二部广州局政委等高级军官。家长们对省委工作队意见很大，不相信自己的子女会反党。据说脾气暴躁的老军人在会上拍了桌子，动静很大，惊动楼下的司机、警卫员奔上五楼察看。
中南局也为参与附中大字报的子女召开三次常委会，金明主持，陈郁、王首道都发了言，大致也是模棱两可，各打五十大板的姿态。这三次常委会的个人会议笔记最近流出社会，将放在“附录”中供读者参考。
省委对这批孩子也相当忌惮，不知他们底牌，又是“家生子”，不好处理过重，最后采取的措施是，不准住校，回家由家长管教。11人自7月初到8月初一直关在家里，不准回附中。就凭这一条记录，可以洗清11人与附中教导主任麦嘉祥之死的直接责任。
附中的两度造反行为由干部子弟牵头，和广州市其他中学恰恰相反。广州百几家中学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基本上是保守派，拥护省市委领导，而他们信服的却是造反闻名的附中红卫兵，以致后来成立的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还是推举蔡晓彦为总指挥。这种矛盾和混乱，也可以说明文革初期的乱局。
再说说“家生子”概念。明清律法规定，家里奴才生的子女还是这家的奴才，奴才除了有地位低下一面，还有家里人、自己人值得信任的一面，在近现代的北京城，已转义为“自家人”，特指打下江山那代革命者的儿女。我认识的几位或中南海里长大或军队大院长大的朋友，在几次“风波”里犯事捉将官里去。审讯时一问来历，审讯官语气骤变缓和，低声嘟囔一句“家生子”，事后从轻发落。当然官府的态度并不影响我的朋友们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