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世今生亲历记
人间正道是沧桑——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世今生亲历记
麻涌 大盛大队 赵士彬
汽车猛然刹车,把半睡状态中的我弄醒了。 司机骂骂咧咧：“不要命了！” 几个人不约而同把头伸出去。原来是一个骑摩托的小伙，跟汽车抢道。
前面是一个路口。从标记上看，开发区快到了。汽车拐进路口，沿着笔直宽敞的路面一直向前开。这里跟刚才的地方不同，没有多少行人和大小车辆，也没有刚才路两旁乱七八糟的旧房子。远处不时出现一些很漂亮的厂房或办公楼之类的新建筑，没有建筑的地方，都推平了，不时见到几台挖土机在作业。
图片: 新港门面。“世界大港”四字分外醒目。
为了今天的谈判顺利，昨晚我们加班到很夜才回家。不过同来的另三人虽然也加班，但现在都很精神，这就是年青人的优势。 从空地上长起来有半人高的草可知，这地方从填平后等待新主人去开发那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路旁边的小树看样子也就种下三四年，跟过去这里遍布的甘蔗和香蕉高不了多少。
(狮子洋畔一望无垠的优质香蕉地)
这个地方我曾经很熟悉 。插队的时候，每每回广州探亲，很多时候都选择从这里一大片农地中间的小路，直插到公路边的公交车站。虽然比坐渡轮辛苦，但渡轮每天只有一班，而乘公交车就不受时间限制。 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就在东江口与狮子洋交界处，行政上是东莞县——现在叫东莞市进行管辖。不过我们大队在广州市属地界这边也有一片土地，当时还是最肥沃的土地。而后来也成了广州改革开放最早和最火热的地方。 故事就从这片土地开始。 (今日的黄埔新港海关)
时间回到1973年。
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深圳，广州是与世界之窗香港地理位置最近的大城市，建国以来一直也是“南风窗”开得最大的城市。新中国每年的广交会都在广州举行不是没有道理。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和世界各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州的黄埔港已经不适应形势需要，急需开发新的大型港湾以停靠更多和更大的远洋船舶。 党中央和国务院看中了现在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黄金三角”地方，准备在此处大做文章；广东是全力支持和认真贯彻。这样一个大动作，上面要叫个什么名称不清楚，不过当时广州人把这个即将开发的建设项目名称叫做“黄埔新港区”。八十年代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从这里发展而来。 关于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这里的大事，广府探寻小分队也提到过。 这里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位于珠江东江和狮子洋交界处。按照广东当地习惯，江称作“海”，而比“海”更宽更深的就称为“洋”了。事实上，从莲花山到此三江交汇处的大片“洋”面上，一向都停泊着许多从世界各地进来的万吨远洋巨轮。只可惜它们进不了珠江内江，只能用吨位小的货船在“洋”面驳接装卸货物，再转到有铁路的旧黄埔港，极大影响了效率。 这，就是世纪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中央政府决策要在此黄金地段建立大型深水港的动因所在。
(从东江大桥拍摄的狮子洋畔港口)
时已经到深秋。这一天，生产队通知我，要穿得好一点，到码头集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仍然穿上了我平时回广州探亲才舍得穿的衣服，赶到村子的码头。我们这里是水乡，出门少不了木船。 码头上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听他们说，将要去一条从日本引进的工程船上参观，然后开个会。 说到同发达国家日本的经济交流，我们这个公社还真出了名了。我们公社是著名作家陈残云长篇小说《香飘四季》的诞生地。这里是珠三角的珠江和东江交汇处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出产的香蕉也同这本小说一样，闻名于世。日本人首先看中了这里，长期从这里大量进口香蕉回他们国内。据参考消息一篇报道，日共主席宫本显治每餐“饭后果”半根香蕉，即来源此处。而我们公社的社员也因此而提高了经济收入，生活过得比邻近几个公社要好。 人等齐了，小船开出村子，沿着东江开到狮子洋入口处的江面上，在一条既非货轮也非客船、样子有点怪怪的白色大船舷梯旁停下。因为是从侧后靠上去，看不到船舶右前方的舷号。 现在网络上的其他文章也提到这条船，但只是说“购入”，不说从哪个国家购入。 虽然船是日本的船，却见不到一个日本人，接待我们的都是讲中国话的中国人。一个工程师模样的中年男子带着我们一行人，让大伙跟着他往里走。 我们不能随便乱走，虽然对船上的一切都感觉新奇，大家都不敢在任何地方停留几秒多看一眼。谁都知道在这里不能迷路，因为几乎所有指示标记都还是日文。 工程师带着一行人穿过船上迷宫一样的复杂通道，来到一个会议室。 他先是介绍了这条船的先进工程技术装备，因为太过专业，而且很多新鲜东西我们也是闻所未闻，我们这些当时的“土包子”都听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唯一知道的，就是这条船是为建造新港湾而来的，同组织船队开展大规模挖沙作业有关。 船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带我们去参观和初步熟悉设备情况，显然是有些工作与我们这个生产大队有关联，需要我们的人配合。 人不成问题，开发新港湾要用土地才是大事。 国家在我大队要占用一部分土地这件事，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早就有收到上级命令并已经开始准备工作，有些社员和知青也是只知一点片断再加上自己主观猜想并进行风传，这个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尽人皆知。
但更早行动起来的，还是解放军的驻守部队。只是对于军队调动，地方上的干部群众见惯了，都看作是很平常的事。军队撤出不会告诉当地村民: 我去干什么。 说起这支驻守部队，人不多，他们平时除练兵外就是搞生产，狮子洋边到麻涌水道之间，有一片农场他们一直在使用。 部队走后,他们驻防过的这个农场就来了一批新人。这批人不是别人，正是广州造船厂的干部、工程师和技校师生。 解放军留下的营房，操场，猪圈鸭棚等都变成他们的宿舍、课室和劳动课场所，他们在麻涌水道还建立了一个码头。看样子，这个培训基地的建立不是一时半会的临时之举。 当地的人们马上联想到狮子洋畔从东江到麻涌水道之间的这一大片土地的去留会不会同这里将变成一个大型码头一部分的传说有关。 按照国家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凡是征用了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土地，均会按平均每人所依靠的土地面积计算转化为国家企业的工人数量，相当一部分的人民公社社员将从农业人口变成工业人口。同时对农业生产受到的损失按政策规定标准进行补偿。 农民关心的是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后，能得到什么补偿；但知青想的就不一样。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国家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大动作，能否有助于加快自己回城梦想的实现。
时光机再推前到1970年。 这个村子从迎来了一批广州市的青年学生起，至今已经两年多了。 这个村子的知青，来源比较复杂。除了1968年末广州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华师附中同学外，还有少数其他学校——基本上是投亲靠友的那种，也有华师附中同学的兄弟姐妹跟随过来的。还有一批早期从东莞县城来的社青。 这个地方，离香港比广州近，比宝安远。外逃之风虽不比宝安，但也时有发生。 我们听到最多的关于知青的村社新闻，就是外逃。有多人逃港被抓回来，去得成的是极少，有人试了两三次都以失败告终。 大多数人都在当地坚持了下来。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劳动生活，慢慢都习惯了农村的生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也一天天突出，开始时那种满怀豪情，普遍淡薄了，知青们基本上都想创造机会离开农村。 少数出身好表现好的知青,招兵或招干离开了。 偶有极少数有条件走后门的，也离开了。 那时候还没有自主考试上大学，大多数人唯一希望，就是以后有机会被招工。 那年代，相对于农民，工人的待遇很好，无论国企还是集体所有制，都不会解雇工人，也不会有无限制的加班，八小时外就是工人自己的自由时间。基本上任何人进入了一个企业，都能干到退休。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因为企业进步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所以员工工作期间只要表现好，也能被选送上大学或其他专上学校，读书所花的时间和学费都姓公，不用自己担心。 我并没有知青楷模们那样高的思想境界，在农村插队那种环境下，将来能回到城里当个国企普通职工，就已经很满足了，没有更高的奢望了。所以，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每条信息都很关心：不管这些信息来自官方媒体，还是来源于民间小道。 除了报纸电台，我们更关心自己身边可看到发生了的事。 一场南海上的冲突，让船厂加快了制造先进舰艇的步伐。珠江边的文冲船厂，出现了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的身影； 随后，船厂的职工子弟分校开到我们村子近旁。 紧接着，港务局开始招工。同一村子的冯同学也回去报到了。 各种信息串起来，让人们感觉到，春江开始水暖。 形势在变，人也在变。
一个知青农友的故事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但也是广州人，是通过投亲靠友过来村子里插队的。 别看他平时对人都是一副乐呵呵和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心里面藏有多少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 或者正是这样一个随和性格，虽然人在生产上并不是一把好手，也让他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同志们打得火热。 这里的农民兄弟对于从广州来的这群知青，都非常友好，也很有同情心。 那时候村子没有什么太多的业余娱乐节目，公社的各条村子里虽然都有电，还有有线广播网。不过大伙对安装到每家每户的有线广播就没有什么兴趣，只是用来收听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通知的工具； 人们有兴趣的，开始时只有两样：一是收听自家的收音机，二是在凉棚下象棋和打扑克——那时候麻将牌是上不得桌面的。知青则比村民多了看书这一项。 说到收音机，当地的社员还不得不感谢这些知青。不管是从百货商店购买的，还是在二手市场弄的，也不管是自己学着装机的，时间长了，都免不了会出些故障。懂点无线电知识的知青就有了用武之地。 会为农民修理半导体收音机的知青不在少数，但下棋下得好的就不多。而这一位就是最顶尖的一个。所以，每每收工后，在文化室或者凉棚，都会出现他的身影。 谁也想不到，他竟然失踪了一段时间。 终于有一天，这位知青朋友，被民兵抓回来了。据说是因为参加过平生第一次、后来被证实也是最后一次外逃。 老实说，村里负责到收容处提人的干部，对于偷渡的知青，也是五味杂陈。一方面，都同情离乡背井的知青；另一方面，毕竟人是出在你的村子，领导也要负连带责任。 况且，提人回来也是个苦差事。 当时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交通系统，水乡地区并非村村通公路，村与村之间的乡间小路，被水网分成一段段，连可以供人和牛走的小桥也不多。 舟车劳顿对于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农村干部不算啥，真正让干部们压力山大的，是得时时防止这些人在押送路途中二次逃脱，如果发生了这种事，负责押送的干部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干部们有怨气，就都往这些“麻烦制造者”身上发泄。外逃失败的知青们每每受些皮肉之苦，都是家常便饭。 也许只是“初犯”，同其他被抓回来的知青相比，这一位受的皮肉之苦算是最少的了。 但思想教育工作却少不得。 一天，生产大队民兵营长找到他。当时他正在我们知青集体宿舍吹水。 我见人家要谈话，就以到河边挑水为由，暂时出去一会。 我回来后，他们谈话还未完。 他在回答干部问“为什么要偷渡？”的提问时，表现非常理性、冷静。 “我就是想当工人，广州这里当不成就去下面找。倒不是怕辛苦，当农民是收入太少。”当时我们这里习惯把香港称为 “下面”。 也许是这一句“当农民收入太少”，让那干部心里也产生了共鸣！现在回忆起当时现场情景，似乎不是干部在教育知青，而是知青在教育干部。 不管当时他说的只是应付的托词，还是心里话，但既然已经从自己口中说了“想当工人”和“不怕辛苦。”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有这话就行了！ 对岸填沙准备工作按下启动键后，他和村里几个土生土长的健壮青年被派到吹填工地。这些人以男子为主，也有个别女的，男的负责前方，女的负责后勤。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过去抓到偷渡的人，都是在大队部进行“教育”的，偏偏这一次却有点象“三顾茅芦”的味道？原来生产大队在人选上早有计划了。 能干这力气活的人很多，为什么要派他去？难道真的只是“照顾情绪”吗？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干这工作，要在江上摆弄浮筒和钢管的拆接转移，都需要水性好的人。 当时不可能象今天选拔横渡珠江活动的参加者那样,一个个进行测试，时间也不允许。 但大家都明白：外逃的人，一般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练兵”，游泳技术都能过硬。用他们来与水上作业打交道最合适不过,省去了筛选这一步。 吹沙这项工作是不能停的，航道局拍了心口奋战百天，日夜倒班轮着干，作为配合的地方派出人员，也得跟着，各路建设大军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日夜。事实证明，他的人和所有知青一样，并不是不能吃苦，只要有人负责他们的生活，其他就不计较了。 他在那里工作的期间，接触了不少参加项目建设的广州工人和干部，所以也能及时为我们带来报纸也没有报道的最新消息。其中有不少好消息，让这里的知青中一度产生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大家都相信:只要国家发展得好，我们以后的前景就必定会一天比一天好。 说也奇怪！从那以后，我大队知青和当地农民外逃香港现象基本上被刹住。
绿浪中的银沙 时间来到1974年。生产大队在广州那块地界的黄金土地，逐渐少了往日的宁静。 但首先打破宁静的，却是与我们的土地相邻的广州南湾一带。这很合理：要建设，先得筑路。大量货物的运输离不了铁路。而当前的建设项目也离不开新公路。 从各种渠道来源的消息，都证实了，这个港区以后还要继续扩大，并将发展成一个新城区。计划当中已经包括把东莞这边的地块也“吃”进去的宏伟蓝图。解放军撒走时，新沙港区这个计划在民间只是风传，现在基本被证实了。这就意味着，铁路公路都要伸到东莞这一边，一条大铁桥将从这里结束两岸只能靠小船往来的历史。 不过，之后有几年时间，两岸交通还得用小船。 这很正常。因为，饭是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只有广州这一边包括道路、车站、码头、仓库、站场、办公、居民生活区和服务区，包括医院学校商场银行邮局等一大片都弄好了，东莞那边地块也有个基本形态了，这桥才能建。 后来，填沙工作从西往东，从南到北，依次完成了，但港湾区大规模建设好像也停了。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了？ 确实是这样。全世界都知道一年多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事。 但即使没有发生什么事，也必须停止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是工程建设所必需的。因为这一大片土地都是冲积层，粘土质为主的土地很松软。用填沙改造土质，也必需有两三年让土层有个自然沉压稳定时间。 所以说，这个大型建设项目没有停止，有的只是高潮和低潮的差别。 但事实上没有什么动静算起来七年长了,却不全是工程建设规律的制约。 一年后，我接到准备招工回城的消息，那一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踏上这条熟悉的小道。 随后不久，就离开这片土地了。 过去熟悉的一大片香蕉和甘蔗林，还有曾经纵横交错的排水支渠，其中很多已经铺上了从江里抽上来的细沙。在秋天的猛烈阳光下，反射着银白色的光彩。更远处，一条条黑色的大钢管在吐出巨大的黄龙。 我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近七年。 但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参加具体项目，却是十几年后了。
旧貌换新颜 沧海桑田，这一大片土地已经大变样了。 来这些地方工作次数多了，遇见从前的熟人机会也随之增多。 我遇到昔日的生产队长。他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小包工头。由于那时候开发区急需扩张规模，所以象他这类资质的也有机会在这里接得了项目。 他把我请到家里去。 现在他已经不在原先的村子里住，怪不得我回村子多次，都没有见到他或他家里人，打听之下，副队长说他已经不在村子很长时间了。为了工作方便，他在开发区这边也买了个住宅。原先的房子早就拆除了。 他的新宅位置不错，就在离大桥脚不远的青年路的路边，交通很方便，回大桥那边的村子也不远。 当然，村民们喜欢在这个地点买房子，除了地利因素，可能还有一个感情上脱不开的原因。虽然这大片城区都叫经济技术开发区，但这个地段在行政划分上还是保留了最原始的名字: 以港湾路幅射带为中心的港湾区！它在展示自己的辉煌今天的同时，也时刻警醒后来人，不要割裂前后三十年，不要忘记“我从哪里来”。 这里的住宅看上去还比较漂亮，因为政府的优惠政策，土地比老市区宽广，所以绿化自然也合格。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离医院也不远，最适合老年人居住。 同市区无数拆迁案例引起的种种不愉快相比，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里的住宅虽然比闹市其他许多地方漂亮，但与这里的许多办公楼，甚至生产车间相比，还是显得相对寒酸。这很正常！企业嘛，得讲形象。这里规模较大的企业，别的不说，就是连员工食堂也令人羡慕，吃的也不错，菜品多，品质好，卫生放心，价格也适合。开发区某较早的合资名企，据介绍，员工吃饭已经不要钱，还有西瓜等饭后果，水平几乎等于自助餐。比起苏联的那个奋斗目标“土豆烧牛肉”，可能不止高一两个档次。
尾声 我们谈判小组当天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时间正好是中午。工作纪律规定了不能在对方那里吃饭。 于是经过商量，开车到江边的大排档解决肚子问题。 这里的大排档有两间，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开的，因为在水边，所以主打都是以海鲜为招牌菜。为了方便装卸渔货，也建了个小码头。从岸边往对岸望过去，那里就是我曾经插队的村庄。20多年后，变化还真大。东江不宽，退潮时水面就两百多米左右，可以见到隔江的村子里新建了许多三四层的房子，往来两岸和顺流而下的船只不少，靠人力划桨摇橹的小木船已没有了踪影，取而代之的都是大大小小的机动船；不过没有了踪影的还有曾经碧绿的江水，还有二十多年前江里随处可见的鱼虾！水面不时漂过来一片片的油迹。大排档的老板说，现在这里的鱼货都得从别处运来，不过不用经过第三手中转，单是保持新鲜这一点就吸引许多闹市区来的食客。 再从岸边往东南方向看，沿岸的大型泊位都停满了货轮，高大的起重机都在不停地工作。而往北看，一条钢铁大桥把东江下游两岸，现在应该是把广州和东莞市联结起来了。 看着眼前这一幅幅新景象，决不能忘记为开发区建设打下基础的当年设计者和建设者们，也不能忘记这里的贫下中农作出的巨大牺牲：为了支援国家建设，他们在七八十年代就贡献出了自己最肥沃的那些土地——这些“香飘四季”的土地曾经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1983年，最终把此地选作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极其正确和科学的。代表的就是一种传承。其幅射效应也很明显。能在1983以后几年时间就把这一大片地区变成享有极大影响力的成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证明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央决策的超前眼光。如果不是1973开始打下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当年一心为公的集体农民全力支持，放在八十年代才进行原始开发，别的不说，单是征地拆迁，就不知会冒出多少钉子户，甚至可能十几年都无法动土。
作为曾经与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我们，是否也应该为他们做回一点什么呢？现在只有自己的笔了。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一切写下来，如果任由时光淡化这一段光荣的建设历史，那我们就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毛主席周总理，更对不起国家。 这，就是我写这篇回忆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