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与永匮:第九章救济的艺术
第十章 夜幕不会马上降临 几年前，我和唐纳德和玛拉在海湖庄园的同一张餐桌前共进午餐。那时候起一家人开始去那里过复活节。我的祖父转向我的祖母，指着我，微笑着问：“这位漂亮的女士是谁？” 然后，他转向我说：“你不是漂亮的女士吗？” “谢谢你，爷爷，”我说。 祖母似乎很不安。我告诉她不要担心。我已经见识过祖父把认识了几十年的人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了：他的小孙子和司机。他给我起了个新绰号，一直叫我“漂亮的女士”，直到他弥留之际。他叫的时候很温柔、和蔼；他忘了我是谁之后，对我很和蔼。 “来吧，爸爸。”罗伯特走了一步，但我爷爷一动不动。在为我祖父母举行的庆祝会上，他环顾四周，目光呆滞，满脸惊恐，仿佛突然不知道谁是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在那之前，我只看到过祖父轻蔑、恼怒、生气、逗乐和自鸣得意的表情。这种恐惧的神情还是第一次，令人震惊。我唯一一次看到祖父感到不安，是唐纳德带他去打高尔夫球。唐纳德花了太多时间打高尔夫球，但没有消遣的弗雷德从不抱怨这件事。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们都穿着高尔夫服，我祖父穿着浅蓝色裤子，一件白色开衫，搭配一双白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祖父穿西装以外的衣服。我从来没见过他看起来这么不舒服，这么不自在。 很快他就习惯性地把东西放错地方，忘了一个词、一次谈话，然后再到忘记熟悉的面孔。你可以通过他对你的记忆来掂量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的父亲，因为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从未听他提起过我父亲。 玛丽安娜特意让我的堂兄大卫（当时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陪着祖父去做所有的预约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希望祖父能把他铭记在脑海中，但没过多久，我祖父就干脆把大卫称为“医生”。
我和玛丽安娜还有祖父一起站在海湖庄园的游泳池旁，他指着我对他的女儿说：“她难度不是漂亮的女士吗？”他这样叫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是的，爸爸，”玛丽安娜说。她疲倦地笑了。 他仔细打量着她，几乎是沉思了一下才问，“你是谁？”她轻声回答，“我是玛丽安娜。” “好吧，玛丽安娜。”他笑了，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从未忘记唐纳德。 罗伯特在一片阴霾中离开了“特朗普城堡”总裁的职位（因为315万美元芯片救助计划）。他曾在我祖父1991年住院期间，到特朗普管理公司代替祖父的职位，此后一直在那里。对罗伯特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除了单单作为弗雷德在世的一个孩子就能获得的数百万美元收入外，他还有了一份不需要多少技能或努力就能得到50万美元年薪的工作。这是弗雷迪和唐纳德一直被培养但又因为各自原因相继拒绝了的职位。 弗雷德仍然每天去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然后等着下班。但实际上是罗伯特真正掌控着这台被其常称之为“摇钱树”的运转良好、自给自足的机器。
我祖父今天过得很糟糕。当他走下楼梯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聚集在图书馆里，他的胡子和眉毛刚刚染过，他的假发歪斜着，但身上穿着的三件套西装无可挑剔。 头发颜色和假发是最近的创意。我祖父总是十分在意自己的外表，时常哀叹日渐退去的发际线。现在满头的头发制造了点蓬松感。对于假发，没人多说什么，但染发剂在家里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尤其是当我们出席公共场合时。祖父经常让廉价药店买来的染发剂在头发上逗留太久，眉毛和胡子都变成了奇怪的绛红色。当他走进图书馆时，他显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祖母说：“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弗雷德。” “上帝啊，爸爸！”唐纳德冲他大叫。 “天啊！”罗伯特低声说。 玛丽安娜摸着他的胳膊说：“爸爸，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当我走进图书馆时，他正站在他心爱的座位旁。 “你好，”他说。 “嗨，爷爷。您好吗？” 他看着我，伸手去拿他的钱包，钱包里装满了厚厚的钞票，我总是很惊讶居然能装得进去。他在皮夹里放着一张钱包大小的半裸女人的照片，我一度担心他会像我12岁时那样把照片给我看。 “看这个，”他说着，把照片拿了出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肯定没超过18岁，可能更年轻，对着镜头一脸天真的笑容，双手托着裸露的乳房。唐纳德从祖父的肩头看过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他，想知道我该怎么回答，但他只是盯着那张照片看。 “你觉得怎么样？”我爷爷笑了。我从没听他笑过。我想他从来没有笑过。他通常用“哈！”表达愉悦，然后会撇一撇嘴。现在，我的祖父拿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问：“我能买你的头发吗？” 小时候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笑了。“对不起，爷爷。我想继续留着我的头发。” 伊丽莎白走了过来，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小盒子。她一只胳膊挽住我祖父的胳膊肘，头靠在他肩膀上。他茫然地直视前方，松开胳膊，离开了房间。 不久，唐纳德带着他的孩子和罗伯特的继子进来了。除了埃里克，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男孩们个子高高的，胖乎乎的，穿着西装。唐纳德坐在电视机旁的椅子上，伊万卡爬到他的腿上。男孩们开始打闹。唐纳德坐在椅子上看他们打闹，亲吻伊万卡或捏她的脸颊。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脚伸出来，踢一下被摁在地板上的男孩。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唐纳德就和他们一起打闹，这场搏斗基本上就是他把他们抱起来，扔在地上，跪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哭着喊叔叔。当他们大到可以认真反击时，他就选择了退出。 当利兹和我已经尽可能远离危险时，她把盒子递给我说：“这是你的。” 除了圣诞节，我们是不会交换礼物的，我好奇地从她手里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个老式不锈钢天美时(TIMEX)手表，表盘小巧而朴素，表带是橄榄绿色的。 “有人给你的圣诞节礼物，”她说。“你那时才10岁，我觉得你太小了，不应该拥有这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帮你保管起来了。”她离开房间去找她的父亲了。 后来，唐纳德和罗伯特在早餐厅挤在一起，他们的肩膀紧挨着，埋头说着什么。我祖父站在旁边，几乎是踮着脚尖倾着身子，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弗雷德说：“唐纳德，唐纳德。”当他没有回答的时候，祖父就扯了扯唐纳德的袖子。 “干什么，爸爸？”他问道，头也没回。 “看看这个，”弗雷德说。他拿起一张从杂志上撕下的纸，是一个跟他的豪华轿车同款的广告。 “怎么了？” “我可以买这辆车吗？” 唐纳德接过那张纸递给罗伯特，罗伯特把它对折，放到桌子上。 “当然，爸爸，”罗伯特说。唐纳德离开了房间。不管曾经把他们绑在一起的是什么，弗雷德剩下的儿子们都放弃了假装关心他们父亲想法和愿望的所有虚伪。在令父亲满意之后，唐纳德现在对他的父亲只有轻蔑，好像他的精神衰退是他自己的错。弗雷德对待大儿子和他酗酒的态度是一样的，所以唐纳德的态度并不奇怪。然而，目睹这种公开的蔑视还是刺眼的。据我当时所知，唐纳德不仅是我祖父最疼爱的孩子，似乎也是他唯一喜欢的孩子。我知道我的祖父可能很残忍，但我认为他最大的残忍都留给了我父亲，而令我感到羞耻的是，我认为我父亲可能是咎由自取。我不知道多年前祖母生病的时候，家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孤独和可怕。我不知道祖父在祖母不在的那一年没有照顾过他的孩子，也不知道唐纳德对于这种忽视尤其敏感。我父亲当时怀揣着对成功的真切渴望大胆地走向世界时，却得不到自己父亲的支持和培养，弗雷德真正帮助的只有唐纳德，期待他长大后能有用武之地。
1994年，我从上东区的公寓搬到了花园城，这个小镇位于长岛，离祖父母家只有15分钟的车程。我会带祖母去看她的曾孙，我哥哥的女儿和儿子，开着我祖父几年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红色劳斯莱斯。坐在大胡桃木方向盘后面，我觉得自己的视野很开阔，几乎可以看到地球的圆弧。在四十五分钟的车程中，有时候我会和祖母轻松地聊天，但更多的时候，她情绪低落，沉默寡言。在那样的日子里，旅行就好像是没有尽头。她有时候甚至在没有烤面包时也会闻到强烈的香草味。还有些时候，我能够从眼睛余光里看到她偷偷把手伸进钱包，然后把什么东西塞进嘴里。 我们通常坐在图书馆聊天。玛丽安娜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时，我经常在那里。祖母接通电话后，会盖上听筒，对我说：“是玛丽安娜，”然后，对她女儿说，“猜猜谁在这？玛丽。”她停顿了一下，我想她是想给玛丽安娜一个机会说些诸如“代我跟她问好”之类的话，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 有时我们会去当地一家餐馆吃饭。祖母最喜欢一家名叫“狡猾的狐狸”的午餐厅。那是一家低调的酒吧，就在她被抢劫的杂货店停车场对面。我们从未多谈过我的父亲，但有一天她显得特别怀旧。她回忆起我父亲和比利•德雷克曾经遇到的麻烦，父亲是多么会逗她开怀大笑。服务员过来收盘子时，她就安静下来。当他问我们要不要发票时，祖母没有回答，所以我点了点头。 “玛丽，他病得很厉害。” “我知道，祖母，”我说，以为她是说他酗酒。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以为她要哭了，徒劳无益地说：“祖母，没事的。” “最后几周”—她深吸了一口气—“他都下不了床。” “我来的那天——”我问道。 服务员拿来了支票。 “他没有去看医生吗？”我问。“我是说，如果他病得那么重的话。” “听说你要来看他，他感到很难过。” 我等着她说点别的，但祖母打开了她的钱包。她总是付午餐费。我默默地开车送她回家。 1987年，我在德国度过了我的大三时光。我对德国没有好感，但我想这可能会让祖父高兴，因为那是他父母出生的国家。（他一点也不高兴。）我本来打算回家过圣诞节的，于是我打电话给祖父母，问我能不能和他们一起住。 我拿着一把五马克硬币站在宿舍走廊的公用电话旁，给家里打电话。他接听时，我说“嗨，爷爷，我是玛丽。” “嗯，”他回答说。 我解释了我打电话的原因。 “你为什么不能和你妈妈呆在一起？”他问。 “我对猫过敏，担心我可能哮喘发作。” “那就告诉她把猫赶走。” 现在做个“漂亮的女士”容易多了。 我亲眼见证了和祖父一起生活对祖母来说是多么艰难。祖父的古怪行为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比如把支票簿藏起来。当她与他对质时，他指责她试图使他破产。当她试图和他讲理时，他会勃然大怒，使她心惊胆战。他总是担心钱，害怕自己的财产正一点点消失。祖父一生中连一天穷日子都没有过过，但贫穷却成了他唯一关心的事；他被可能的贫穷所折磨着。 祖父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但祖母的问题变成了重复。晚上从办公室回到家后，他会上楼换衣服，通常下楼时会穿着一件新衬衫和领带，但没有裤子，只有平角短裤、袜子和皮鞋。他会说，“大家好吗？好？那就好。晚安，亲爱的，”然后回到楼上，没过几分钟又下了楼。 一天晚上，我和祖母一起坐在图书馆，爷爷进来问：“嗨，亲爱的，晚饭吃什么？” 她回答后，他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晚餐吃什么？”她又回答了一遍。他这样来来回回十、十二、十五次。她每次都告诉他“烤牛肉和土豆”，耐心一点点被消磨殆尽，。 最后她狠狠地怒斥他一顿。“看在上帝的份上，弗雷德，住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好吧，好吧，亲爱的，”他紧张地笑着说，踮着脚尖跳起来时把手搭在她身上。“好吧，就这样，”他说，把大拇指夹在背带下，好像我们刚刚结束了一次谈话。他的手势和往常一样，但眼睛里的光芒变得柔和了。 他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又踱步到房间里问道：“晚餐吃什么？” 祖母把我拉到门廊上，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水泥广场，就在房子侧面离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几十年前，那里曾被用于家庭烧烤。它被忽视了很久，以至于我常常忘记它的存在。 “我发誓，玛丽，”她对我说，“他要把我逼疯了。”那些被遗弃在外面、早已被遗忘的椅子上堆满了树枝和枯叶，所以我们俩都只能站着。 “你需要帮助，”我说。“你应该找个人谈谈。” “我不能离开他。”她几乎要哭了。 “我很想再回一次家，”她曾忧愁地告诉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能回苏格兰，但她坚决拒绝做任何看起来自私的事。 周末的时候，如果不在海湖庄园，我的祖父母会开车去他们其他孩子的乡间别墅：纽约米尔布鲁克的罗伯特家，南安普顿的伊丽莎白家，或者新泽西州斯巴达的玛丽安娜家。他们会计划住上一晚，我的祖母十分期待和其他家人一起度过一个安静、放松的周末。他们一到目的地，祖父就会问他们能否回家。祖母不同意，他绝不罢休，最后他们又回到车里。周末（或一天）度假的想法是为了祖母考虑，这是一个让她走出家门，获得陪伴的机会。最终，这种作客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折磨。但就像家里其他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一样，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做。
祖母又住进了医院。我不记得她是因为什么原因住院，但出院时，她可以选择去康复中心或让物理治疗师上门服务。她选择了去康复中心。她告诉我：“只要不回家，什么都可以。” 那样更好。抢劫案发生后，她不得不在图书馆的病床上睡了几周。祖父在髋关节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但他却没有什么同情或安慰的话要说。 “一切都很好。对吧，亲爱的？”他会说。
1998年，我们第一次在特朗普大厦唐纳德的公寓里庆祝父亲节。让祖父在公共场合露面变得十分困难，所以像往常一样去布鲁克林彼得•鲁格牛排餐厅庆祝是不可能的。每年的父亲节和祖父生日，我们都分别会去一次，这是这个家的传统。彼得•鲁格是一家非常奇怪又昂贵的餐厅，不仅服务差劲还额外收费，只接受现金、支票或彼得•鲁格信用卡（我祖父拥有这张卡）。菜单种类很少，不管你点没点，都会有一大盘的牛排番茄和白洋葱，还有用小陶瓷盘盛放的炸薯条和奶油菠菜，这些通常我们一动都不会动。他们会用托盘端上一块牛肉，中间点缀着各种颜色的塑料小牛，有红色和粉红色的，还有很多其他颜色。我们大多数人都点了可乐，装在6盎司的瓶子里；因为传说中糟糕的服务，这意味着到了晚上，桌子上到处都是牛的残骸，几十个可乐瓶，还有我家人碰都没碰过的几盘子食物。 直到我祖父把骨头里的骨髓吸出，这顿饭才结束。想想他的胡子，这是一个值得一看的景象。 由于我在大学期间就不再吃肉，在彼得•鲁格吃晚饭就成了一个挑战。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点了鲑鱼，占据了半个桌子，在牛排餐厅点鲑鱼，味道可想而知。最后，我的晚餐就是可乐、小土豆和一份冰沙拉。 我可不会想念那些粗鲁的服务员，但我想唐纳德公寓里至少能有点我能吃的东西。 我真不应该早早独自一人来到顶层豪华公寓。虽然唐纳德和玛拉还继续保持婚姻关系，但她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新女友梅拉尼娅，一个我从未见过的28岁斯洛文尼亚模特。他们坐在门厅里一个看起来很不舒服的双人沙发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未定义的空间。一切都是大理石、金箔、镜面墙、白墙和壁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但唐纳德的公寓感觉比海湖庄园的房子更冷清，更不像一个家。 梅拉尼娅比我小五岁。她脚踝交叉着坐在唐纳德旁边。我发现她的皮肤很光滑，这使我震惊。罗伯特和布莱恩第一次见到她后，罗伯特告诉我，梅拉尼娅在整个用餐过程中几乎没有说话。 “也许她的英语不是很好，”我说。 “不，”他嘲笑道。“她知道她为什么来这。”显然，不是为了她精彩的交谈。 我一坐下，唐纳德就开始告诉梅拉尼娅，他曾请我写《东山再起的艺术》，然后又开始谈起来我“绝处逢生”的救赎故事。他认为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曾跌入谷底，然后以某种方式重回顶峰（像他一样）或只是回来（像我一样）。 “你大学退学了，对吧？” “是的，唐纳德，是的。”这正是我想被介绍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的方式。我也很惊讶他居然知道这一点。 “当时真的一度很糟糕，然后她开始吸毒。” “哇哦，”我举起双手说。 “真的吗？”梅拉尼娅突然感兴趣地问。 “不，不，不，我这辈子从没吸过毒。”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他只是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而添油加醋，他知道我知道这一点。“她真是个大灾难，”他说，笑得更开心了。 唐纳德喜欢东山再起的故事，他明白你跌得越深，你成功归来的轰动性就越大。这正是他自己的经历。通过把我的辍学经历和他雇我写书糅合在一起（同时加入了一个虚构的毒瘾），他编造了一个更好的故事，让他自己扮演了我的救世主的角色。当然，从我辍学到他雇用我这期间，我又回到校园，毕业，并拿到了硕士学位，完全没有吸毒。然而，澄清事实是没有意义的；跟他更是如此。这个故事对他很有利，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当门铃响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相信了他自己编的故事。当我们三个人站起来迎接新来的客人时，我意识到梅拉尼娅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
1999年6月11日，弗里茨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的祖父已被送往长岛犹太医疗中心，这是祖父母近年来住过的的另一家皇后区医院。他说这次可能会是他生命的终结。 我从家里开车过去十分钟，到那里时发现病房里已经挤满了人。祖母坐在床边唯一的椅子上，伊丽莎白站在她旁边，握着我祖父的手。 打过招呼后，我走到窗户边站在罗伯特的妻子布莱恩身旁。她说：“我们原本应该在伦敦和查尔斯王子会面的。”我意识到她在跟我说话，她很少跟我说话。 “哦，”我说。 “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的马球比赛。“我真不敢相信我们不得不取消。”她听上去很生气，并没有要压低声音。 我本来可以完胜她的故事。一个星期后我就要在毛伊岛的海滩上结婚了。家里没人知道；他们对我的私生活从不感兴趣（必要时，我会请一个男性朋友陪我去参加任何需要同伴的家庭场合），从没有人问过我的男朋友或男女关系。 几年前，祖母和我一直在谈论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当她激动地说，“他们让那个小同性恋埃尔顿•约翰在葬礼上唱歌真是丢脸，”我意识到她不知道我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并订婚了反而更好。在看到祖父的严重病情后，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回到家后，我必须告诉未婚妻一个消息：我们的秘密婚礼，虽然已经规划了几个月并克服了多个组织上的难题后，不得不推迟。 我注意到房间里突然沉寂下来，好像一瞬间每个人都停止闲聊。那一刻，我们只能听到祖父不均匀的呼吸声：不规则的、不确定的吸气，接着是一个不自然的停顿，这个停顿持续了很长时间，终于他再次呼出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