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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还在文革，父亲没有解放，在警司里蹲着。是父亲的战友一句“有什么事情，让他们找我！”独力揽下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让我入了伍。

新兵复检的时候，几个人挤一块，彼此知道了名字。后来分配，那个脸部轮廓分明叫杜西江的小伙子和我上了同一辆卡车进了同一个连队。

连队驻山里，那山那水，标准的裸露型喀斯特地貌，说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一个连队一个营区，红瓦顶，白墙壁。房间里木板床铺，草绿被子折叠得像刀切豆腐般整齐划一。过没几天功夫，接任务了。七拐八拐地行进，我们整个营拉进了更大的山里，那山不一样，前前后后苍茫一片，重重叠叠的墨绿延伸到远方化出迷迷蒙蒙一抹淡蓝的烟洇。

我们的任务是打坑道。原有的营房都是临时建的，不够用。到了驻地先建营房。按照原先已有的营房式样，我们进山拖来木料，不够，又去砍些碗口粗的树，削去枝桠扛回来。木头搭起了框架，稻草也运来了，把稻草和黄泥和在一起，挽高了裤腿下去踩，在不太干不太湿的时候糊上去，便有了墙。人字形的屋顶先用小枝条横铺竖铺，再厚厚地铺上稻草，一间长长的，能容得下整个排的营房就建成了。

主坑道又高又宽，足够两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哐铛铛迎面对开。进到里面，探照灯照射下的作业面，折射光星星点点闪烁着，这才知道这山整体是近乎完美的花岗岩。我们作为步兵连拥有的机械是工兵连借出的十来部风钻。驱动风钻工作的两台空压机仍由工兵连的机械人员负责。

发工作服了，深土黄色，直线上下车缝，远看知道是当年朝鲜战场没用完的军备物资，挺乐。接过来一看，脏乎乎的不说，还没有扣子，再一掂量，重！真不知道前头多少人用过，里面的棉花嵌满了石粉，硬梆梆的。刚想说，“这他妈革命精神啊！”眼见杜西江捡起地下木箱里剪好的导火线，你一根我一根分着，我把话咽进肚里，也捡了一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导火线往腰上一扎，绑个死结，有了腰带，人人划一，连队就精神多了。

作业的时候，作业面正前方烟雾弥漫，震耳欲聋。按照规定大约一尺间距就得打上一个炮眼，持风钻的战士或跪，或站，或在还没有清理的岩石上方支起脚架。后边是清渣的战士，用手把炸出来的岩石搬上斗车，炸出来的岩石都很大，大的得两三个人合力才抬得动。一般的一个人抱，弯着腰抱至腹部，再吸一口气举到斗车的高度，一松手，哐当一声，岩石掉进斗车里，这口气才好呼出去。

从清渣的作业面沿着探照灯光柱望去，可以看到看打风钻战士的身形影影绰绰起伏在白茫茫的烟雾里。坑道地面上铁轨蜿蜒，一进一出，一直通向山涧。斗车满了，几个战士一推，便有一个战士一腿登上去，另一腿用力一蹬地面，斗车就启动了。轨道的设计是有高低差的，斗车一旦启动了便越跑越快，这时人在上车，一只手抓紧车帮，另一手拉着刹车，风从洞口迎面吹来，呼呼地从耳边掠过。出了洞口，风更大了，轨道在延伸，道路越来越黑，风拂在脸上冷冽清新，星星在夜幕上闪烁，轨道到了山谷悬崖边上悬空伸出一截，把斗车刹停下来，把手一拉，斗车便往侧边一倾，轰隆隆一阵响，满车的岩石直接下了山底。不下雨，很好，是那种站在斗车上可以唱歌的日子。要是夜晚，下雨，天气又冷的话，那推斗车的就惨了，成落汤鸡不说，有时候连头发都结冰渣。

我们三班倒，一星期一换，白班好说，晚班难受。醒不过来，走在路上一脚深一脚浅，半睡没睡，只有到了作业口石粉和火药的味道一冲，才能真的把我们唤醒。其实无论打风钻还是清渣都是很累的活。新兵的时候，看着老兵班长排长有的倚着石壁，有的蹲下了身子，停下来休息，我也伸了伸懒腰停了下来。这时指导员过来了。连队里，连长指导员四下都得关照到了，因此常走动。走到那里，就干那个作业面战士们都在干着的活，战士扛钻机他们帮忙，战士清渣，他们也搬岩石。

“累了？”他问。
 
“不累。”我赶紧回答。
 
班长扬起右手，他的食指和中指夹着根烟。指导员点点头，踱开去了。
 
“来根烟吧，”一个老兵靠了过来，递了根烟。“告诉你吧，”他说，“抽烟休息是正常的。不抽烟，就分不清是休息还是偷懒了。”

接了别人的烟，你也得递烟。于是到了调班的日子便到小卖部去买烟。一来二去，抽烟成了习惯。无论来自什么地方，基本上战士都如此。只有西江，我告诉他这故事的时候，他淡淡一笑，“少一点休息也就是了，我还是不抽。”他摇着头说，“我不喜欢那味道。”

清渣清得差不多的时候，炮眼也就打够数了，炸药筒一个接一个塞进了刚打出来的炮眼里，又塞进了雷管和导火线，留下点火的战士，一声撤退，所有人便向坑道口跑去，边跑班长边清点完人数，出了坑道口便四下散开，大家趴下都往坑道里望，不一会功夫，几个点火的战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了出来，又过了一会，轰地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坑道口飞出一波石子，大的有拳头那么大，小的犹如弹珠。我们依然趴着，怕有哑炮又突然起爆。浓烟从洞口飘出来了，再过个十来二十分钟，没有新的炮声，就轮到排险的战士进去了。

说起来，排险才是最危险的活。三个人一个排险小组，一个拿着强力手电筒，一个人手持着长长的竹竿，一个空着手的战战兢兢，眼睛睁得大大，警惕着岩顶。排险的战士进洞排险的时候总是先小声后大声。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但大家都相信爆破后，岩面不稳定，稍大一些的声音都可能启动塌方。进到洞里，两人先观察有没有哑炮，没看到，相互摇摇头，确认没有了，又相互点点头。透过尚未散尽的烟雾，“那边！”持手电筒的战士用手电的光线定了位，压低声音喊着，扛着长竹竿的战士就顺着电筒的光线的指引将竹竿捅上去，坑道顶上总有裂缝，捅过，捅不下来的就是安全的。“动了！”观察员叫道，那就得继续。要是松动的岩石面小，观察员喊，“行了，下来了。”有时候，竹竿刚捅上去，观察员声音都变了，他大喊，“快跑！”话声未了，几张桌面大小的岩石便砸了下来。几个人三步并作两步，竹竿也扔了，大家紧紧贴着坑道壁，脸色煞白。

这些活我们都干过。我和西江不同班，干活有时在一起，有时不在。斗车会车的时候，彼此点点头，有时一句“冷啊！”冲口而出，对方点点头，轰隆隆两车就交错过去，越走越远了。

打坑道没有不死人的，我们连牺牲的战士却死得冤。坑道的支线窄，一进一出两股斗车相遇的时候间不容发，但新打出来的坑道壁凹凸不平，又得留下人能走路的位置，因此离边上还是有相当距离的。那天不知道那个战士就那么倒霉，斗车冲过来，他一个侧身贴着坑道壁，站的位置恰恰就是坑道最窄，坑道壁的岩石最突出的位置，坑道昏暗，跟车的看不清，近前刹车也没用了，斗车的边缘从他的胸部活生生碾过，倒下就停了心跳。牺牲了一个战友，大家哀伤不已。连队停工休整，那战士的所有信件日记笔记都被翻了出来，凡能动点笔的都被动员了起来，加工改造，创造他的革命精神，编辑他的英雄事迹。杜西江实在，他不抽烟，每个月六块钱生活津贴居然还剩下不少，知道了那战士的地址，悄悄给寄了过去。这事就我们几个来自同一个城市的战友知道。

大山的那一头有一支队伍和我们对着打同一条坑道，有一天，这边风钻刚停，就听到了那边嘈杂的声音。又过了一两天，穿堂风就吹了过来，战士都疯了，两边你挤过来，我挤过去，大家都在握手。模仿着电影里的对话道是，“可等到你们了！”两边会师以后，工作转向被覆，也就是扎钢筋灌水泥，给坑道建起四壁和拱顶。每天我们把和好的水泥一桶一桶传上搭好了钢筋的拱顶，灌注进去，捣固。然后我们又趴在拱顶上传送岩石块，用我们打下来的岩石把拱顶和大山之间的空隙全部填满，这叫回填。

其实还有一支小队伍在山顶，他们负责向下打坑道的通风通道。我们知道他们，因为我们得为他们扛被覆通用的水泥。一人一袋，能走的时候扛着走，到了山路陡的时候扛着爬，可怜的是大部分时间路根本不是路，是一块接一块的大岩石。这时战士们就得相互帮助，一个人先上去，下面的人尽可能高高托水泥袋子，让上面的人趴下身子能够得着，拖上去。我们爬山顶一趟来回得耗上六七个小时，上的时候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重是重，体力还有。下山的时候越来越冷，寒冷沁进了骨头，全身都打颤，脚不听指挥，人像僵尸一样，一脚高一脚低无意识般移动。

调班的时候我们会放一天假，这一天我们几个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战友便会到小卖部买上一两个红烧肉罐头。当然，除了杜西江，我们都还买烟。罐头是玻璃瓶的，上面铁皮盖子封死。拿在手里可以看到一块块五花肉在肉汁里浮沉。薄薄的瘦肉厚厚的肥油连着深棕色的肉皮那时候是天上的美食。我们躲到土沟里，用牙齿咬开铁皮盖子，用一根剥掉树皮的树枝捞出来，一人一块，便心满意足，躺在坡上吸着烟，东聊西侃。西江通常坐着，手一刻没停地拔着身边的草。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连队学习居然还学习到伟大领袖给老婆的信，这时可侃的事情就更多了。

不久，我们撤出了工地，一路向北挖电缆沟，铺设电缆。没有了风钻，遇到了大岩石得用钢钎和大锤。大锤的把是用三四片毛竹夹在一起合成的，这样的大锤有弹性省力。开头，抡大锤的怯怯生生，扶钢钎的战战兢兢。到了后来，说干就干，抡锤的两腿前后一迈，“呸，呸”两口吐沫吐手上，前后一搓，抡起大锤就砸，叮当，叮当，有乐感，有节奏，玩似的。我们挖啊挖，埋啊埋，铺电缆一直铺到了是野战军还是得当回野战军的时候。

从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在工地忙活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野战军战士不容易。起步恰逢冬季大拉练，行军，急行军，120里长途奔袭。一天黄昏，连队在一个村子驻下准备过夜，我在村供销社的大玻璃缸里看到有上海巧克力厂出产的巧克力碎，喜出望外，急忙掏出钱来，总共就半斤多，全扫了。第二天长途奔袭，战士们满负荷，背包，枪枝，弹药，没有训练过几天的连队经过了一段双脚深陷至膝的泥浆小路，再爬上了一座山路湿漉漉滑溜溜的大山，山雾弥漫，从下山开始，建制便散了。连长在哪里？炊事班在哪儿？天知道。

天色阴暗，灰蒙蒙的雨雪不停地飘洒，没有食物，又冷又饿，大家哆嗦着，那真是一个溃不成军的局面。只是那一路，几乎每个村子边上，白梅红梅恣意怒放，漂亮得一塌糊涂，叫人喜欢。赶紧赶慢，五六个速度差不多的战友便走成了群。我掏出巧克力来，给每一个人都分上一块，“给！”我说。其实没几个战士知道巧克力是什么，“哇！这么苦。”一个战士大叫。杜西江一边对我竖起了的大拇指。一边对那农村兵道，“别吐，你看我，就这么吃。含在口里，”他夸张地把嘴一抿一抿，“巧克力是一种有点苦的糖。对了，对了，就这样，吃下去你就能飞起来。”那战士侧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他，但还是把巧克力吃下去了。在体力透支的时候吃下一块巧克力就像得到了上天的祝福。那一天，最早到的一两个战士下午五点多就到了，我们是第二批，近六点到，最晚到的，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约摸一点钟了。

我们后来的生活就是所有当过兵的都经历过的日子。队列，射击，投弹，拼刺刀，越障碍，打坦克。在我们当示范连的时候，南国烈日骄阳，一天八小时训练下来军装的背面是一圈又一圈的盐迹。一段时间过后，两腿之间的小鲜肉被腌得红肿，痛不说，痒得七荤八素忍无可忍。抹了药，再过些天，伟大之下的柔软结成了荔枝壳，训练结束之后大家都八字脚像螃蟹那么走着，第二天又得板直身板，操着正步，再次磨得鲜血淋漓，这不堪反复循环，痛苦得让我凭空便潜入了怀疑人生的哲学。

然而，日复一日的训练成效是谁都可以看得见的。手榴弹随手一甩就有个六七十米，那弧线真漂亮。那些没法显摆的技能也如此，挖单兵灶的时候，选好地方，当空竖起舔过的手指，风向风速便一清二楚，随即拔出别在背包后的工兵铲来，三两分钟挖好灶，那平整，那角度，漂亮得像经过设计师设计一样，风顺着风道进去，火旺，一丝烟都不冒，总比别人早几分钟做出饭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再后来就到了老兵退伍的时候了。

那一天连队杀了猪，司务长破天荒买来了酒。还没喝上两口，“哇”一声，一个战士哭开了头，所有退伍的和送行的战士都哭了，哭得像委屈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哭得肆无忌惮。班长也是退伍行列中的一员，我对着他，手里端着装酒的搪瓷口缸，就是在那儿哭，哭得手都在发抖。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什么是战友，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就那么来了，来的时候都是家里的孩子，到了谁都不认识谁。来了之后，他们几年工夫没有一刻分离过，他们一起经历过硝烟，一起经历过骄阳，一起经历过恐惧，一起在渺无人烟的大山里对担着柴火走过的女孩行过注目礼，一起给牺牲战友挖过墓，在墓前祭奠过白酒和香烟。几年工夫下来他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们除了一个装着两件军装的小包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这些兄弟。

我们理所当然地成了老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副班长、班长。又过了一年，轮到我们退伍了。我走，西江留了下来，听说团里准备任命他当排长。

就这样，人生的道路岔开了。几年之后的那一天，连队四点集结，六点开拔。步兵一个班跟着一辆坦克，山路崎岖，乘坐在坦克上的战士都用背包带把自己捆在坦克上。这个时候杜西江已经是指导员了，他戴着连接着天线的指挥帽，那时八点不到，刚刚过了国境线，突然间，山头上响起了一阵清脆的点击，坦克车上杜西江和几名战士一起倒下了，倒下之后，那枪击的回声还在山谷里不断环绕。

杜西江一枪中在侧脸，一枪中在脑门，满脸红的红白的白。战士们把他和几个受伤的战士抬下了坦克，其他人赶队伍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入伍仅半年的小通讯员。通讯员把他的指导员紧紧地抱在怀里，嘤嘤地哭。在他的身边，山路上坦克和步兵队伍流水般行进。轰鸣声中，受伤的战士在呻吟，那通讯员一声又一声无助地呼唤着，“指导员！指导员！”叫一声，轻轻地摇一下，他还小，他不知道他的指导员再也醒不过来了。

人们都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我不时就会想起杜西江来，想起他轮廓鲜明的脸和大大的眼睛里包含的笑意；想起这支队伍太长时间没有没打过仗了，长得居然不知道敌人会有狙击。一直以来关于那场战争的得失没人探讨，更遑论提及一个刚过了国境线就倒了下去的基层干部。打仗的时候我们离开连队已经五年了，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杜西江牺牲之后在原先的连队里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熟悉的战友。然而，事情不是这样的，战士自有战士的逻辑。在杜西江牺牲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几个在他牺牲的那一刻和他系在前后坦克上的战友。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突然开了花，连队的日子立马就鲜活了。

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连是九连。九连在朝鲜战场上获得过中佳溪战斗英雄连的称号。他们告诉我们说，因为如此，在裁军的时候，我们三营三个步兵连，裁八连，留九连。但排序九连就变成了八连。打仗前夕，八连重建，杜西江当了几年指导员的八连排序重新成了九连。这时杜西江当营教导员的命令已经下达到了团里，但八连太新，团里压下了升迁的命令，把杜西江从九连调到了重建的八连。

那些战士告诉我们，在进攻之前，每个连队都在一个自然村驻扎过，在那里修整，训练。八连驻扎的壮族山寨叫贵平村。四十年过去了，今年他们又回到了那个村子。当年的村长如今八十多岁。一听他们说起当年的指导员那年就牺牲了，老人当场嚎啕大哭，怎么劝也劝不住。

那些战士告诉我们，在我们军的前进方向上，三营攻打673高地打得艰苦。这高地越南人叫弄压山，是当年越南军队成功抗击法国军队的天险。三营从上午开始进攻，一个一个山头争夺，五六个小时后我方损失已经很大了，而主峰，2号和6号山头都还在敌军手里。到了下午的时候，师炮兵群对高地主峰和6号山头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公路南侧，三营以四个排分四路开始进攻2号山头，枪林弹雨之下，八连的战士们喊着“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硬往上冲，和兄弟连队一道占领了山峰。夜里二营六连增援，配合三营夜袭主峰，战士们一直摸到了主峰的环形石墙下，接敌混战，到了清晨五点把山头彻底占领。这一战三营阵亡15人，负伤52人，战后记集体二等功。九连被军区授予673高地英雄连荣誉称号，八连三排成了一等功臣排。

那些战士还讲到了那个曾经抱着杜西江身子嘤嘤哭泣的小通讯员。小通讯员等到卫生队之后，他已经赶不上自己的连队了，后来他自动加入了另一个师，一直打到了战争结束，一个一个地点寻找，一百六十天后回了自己的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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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自卫反击战铺垫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坦途，从这些故事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我们党我们军队优良传统的传薪人，他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凝聚了一支新组建的连队，在他牺牲之后战士们自发地呼喊着“指导员”三个字赴死冲锋，他驻扎过的山寨四十年后有人为他嚎啕大哭，他的名字直接就刻在当年每一个战友的心头。什么叫战友？战友很简单，有人愿意为他生，为他死，有人为他痛哭流涕，有人为他年年惦念，这就是战友。

西江啊，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