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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附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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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我从华南师院实验学校考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附中就在广州郊区石牌的岗顶（见下图），是一所住宿学校。住校头一个月，每逢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当我从饭堂捧着晚饭出来，听到广播喇叭响彻全校的熟悉声音——张悦楷的《杨家将》，就想家，想起在家里帮助母亲准备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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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在1959年高考一举夺取全省第一，从此保持领先优势，成为全国一流中学。我入读的时候，学校的办学理念是“课堂打基础，课外出人才”，也就是课堂内和课堂外都要教书育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知识才能全面培养。学校坚持开展“革命风 劳动风 读书风”三风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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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要求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各班都有组织读报，学校广播喇叭天天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记得当时听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报道到时候，全校的肃静）；号召向英雄人物学习，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清明节，我们班组织过步行到银河公墓扫墓，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崔俊燊的父亲献花圈）；采取各种形式声援越南抗美、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活动（例如学校师生数次步行到黄埔港外轮停泊的码头示威游行）；组织革命传统教育，这里其中有一项颇有意义，就是附中日的火炬传递。附中日，即校友日，我们在读的学生，很少参加。所以自己在附中读书的4年只是听说没有参加过（另有两年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没有附中日活动）。2008年12月28日我回校参加附中大庆，第一次目睹火炬传递的全过程，“火炬”（文革前好像是真火炬，燃着灼红烈火）从1952届的老校友开始，传到了2006届的年轻的校友手中，年龄跨越50岁，意为传承母校精神而接力（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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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是国庆15周年，广州组织各种的庆祝活动。对此，学校十分重视，在运动场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中央专门搭了一个底部直径20米、高达14米的巨大花坛）；又挑选了约百名女生组成彩球队，进行严格的排练，参加广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会（见下图）和巡游；组织了红领巾合唱团参加沙河地区庆祝国庆的文艺汇演。红领巾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是《祖国颂歌》。这歌，我回家（住执信女中）听多了，所以音乐老师还没有教我们班，自己已经会唱。可能教音乐的区主任觉得我唱得大声，就叫我参加了红领巾合唱团。那一次演唱，“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山河也唱起快乐的歌，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我们新七级（当时附中试行十年一贯制教育）的学生，几乎都是1949年出生的，即共和国的同龄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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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校园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蔚然成风：衣着简朴，破了，“缝缝补补又一年”；光脚为常，周末不见有小车接送，很多同学步行到市区、回家；同学间和睦相处，不分贫富贵贱。我在5班，后来听说赵紫阳的儿子从广雅转学到6班，自己一看，他也跟大家“并无两样”。附中跟其他学校相比，还有“一异”，就是学生食堂的饭桌上不见有掉下的饭粒，因为“不浪费一粒米饭”已成为大家“不成文的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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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附中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校内建有化工厂（主要制作化学试剂）、机械厂（主要生产滚珠轴承）、木工厂和小农场，又在龙洞建了一个农场；组织下厂（先后去过广州的轴承厂、柴油机厂、钢铁厂、硫酸厂等）下乡（主要参加花县新华公社的夏收和冬季农田建设）。一般每个班每学期外出参加劳动一周，平时各班在校内小农场的菜地上劳动。到了寒暑假，学校还规定学生要回校劳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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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老师参加我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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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上新七时，我们班来了5位留级生，其中有两位因为家在农村而挺会农田耕作，让我十分敬佩。黄埔村的雨笋当了劳动委员，他虽然口齿不灵又“乡下”口音，布置分工和讲解方法总是要说多几次，调皮的同学一笑他，他就急躁，但是，我们还是挺佩服他经验丰富，亲切地称这位大哥为“阿婶”。家在冼村的传巷（见下图）则是一位善于耕作的“好把式”。我们拿锄头干活，只会上下挥舞锄头，而他除了翻地是这样外，铲草和“起挒（把土垒起成畦）”各有不同的使用锄头方法。例如“起挒”，传巷是几乎垂直执锄头柄，只用下面那只手小幅度摆动锄头，铲钩土块送上畦顶。当年，我班的菜地在校园北面。同学们按照小组轮流安排天天一早从池塘提水淋菜。那白菜长得绿油油的。据说，各班供给学校厨房的瓜菜可占饭堂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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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的劳动不仅锻炼我们的意志、培养艰苦作风和劳动习惯，还让我们结合课本知识掌握技艺和搞小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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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校仍采取“填鸭式”教学的时候，附中率先开展了以“启发式”教学为重点的课堂教学改革，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课程外，教师常常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组织讨论，鼓励学生课外自学。学校图书馆不但订阅了一般性的科普杂志，还订阅了一些较为专业的学术刊物，满足一些基础较好的学生的求知欲望。当年，我们一进校门，就可以看见“勤奋,刻苦,认真,踏实”八个大字。这就是我们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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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基本是死记硬背，来到附中后，学习方式要改变，每周应该有一个学习计划，有目的地学习。学习方法因人而异，大胆摸索，各施各法。例如数学科目，有的同学喜欢探索一题多解，也有的同学对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选做一道习题，然后总结做这道习题的经验，从中寻找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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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课外书，又是附中学生的一个特点。学校图书馆就在正对校门的教室大楼的三楼，面积不算大，但是藏书量大。我记得借书还书的柜台较小，所以一般同学是不能直接借还图书的，只能通过班里选定的图书员在规定的时间办理。为了防止学生看书时间太长过于疲劳，学校不准我们午睡看书，晚上十点前统一关灯。但是个别同学仍会想法子应付。同学国慈（见下图）讲过这么个“恶作剧”：“那时我好看书，下课后看，午休也忍不住在被窝里看。管我们宿舍的生活老师悄悄进来，爬上我的床，在被子被书顶出的棱角中间一捏就把书抓住，抓了个现行。我三番几次有点气不过，瞅准生活老师进来、就用两手顶起被子两角象书的形状。他如法泡制中间一捏，却扑了个空，惹得全宿舍哄堂大笑，他只得讪讪而退。其实附中三年我挺乖的，就这次有恶作剧，因为自己太迷上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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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六的时候，我也迷上了数学，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勾股三角》（华世芳著）看，因为被称为“千古第一定理”的勾股定理吸引着。新七下学期，年级举办数学竞赛，没被课外活动数学小组吸收的我也可以报名参加，还获得三等奖（我班育潭和富荣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富荣是数学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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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小学提出要素质教育，其实，早在60年前，附中就十分注重全面培养学生。学校安排每周星期二下午为科技活动日，平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下课之后是自由活动，让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小组有30多个，物理组、摄影组、航模组、化学组、地理组、养蜂组、木工组、舞蹈队、演唱组等等，大多数小组有指导教师。为了满足众多学生的参加愿望，有的小组下面再分组。有同学回忆：无线电小组就分有单管机组、双管机组、三管机组、五管机组（我班的任致就是其中的一员）等，共有200多人。航模小组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每当试训时，总有许多学生围观。特别是在校运会上，航海模型竞速比赛（见下图）、火箭升天表演、牵引飞机的空中“格斗”、遥控飞机的特技飞行等，总是引起阵阵喝彩声。能力有效增强，人才不断涌现，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渐为常态。例如学校文艺晚会的组织召开、校际间学生活动的开展、广播站的日常运作、管乐队的训练表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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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的时候，我被分在俄语班——华南师院在附中开展俄语教学改革的试验班。华师派出外语系的蔡老师组织实施。在新六、新七两年的教学中，蔡老师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是直接教我们用俄语会话，而不是按发音一一朗读的老路走。他想了很多办法，培养我们对这门语言的感情（我至今认为，在朗诵上，俄语比英语好听），鼓励我们平时大胆用俄语对话。由于我在华南师院实验学校学的是英语，改学俄语就显得吃力，第一学期中段考俄语只得了59分。蔡老师就为我和几位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开小灶”，还带我们到华师外语系的小教室录音，感受我们自己学习口语前后的进步，增强我们继续努力的信心。对一些学习优秀的同学，蔡老就带他们参加外语系俄语专业学生的晚会活动，甚至让他们表演朗诵（据说获得很高评价），激励他们。这个学期末，我的俄语考试成绩提高到近80分。为了加深对我班同学的了解，新七上学期，蔡老师主动要求跟我们到龙洞农场劳动。记得那天按照管理农场的欧阳伯安排，我去山上放羊，蔡老师也去了。羊群在前面走，我俩跟在后面聊。到了岔路口，头羊正要走错方向，我向错的方向、朝头羊旁边投一块小石子，它就改走另一条小路。蔡老师夸我是“放羊倌”。在山坡上，在草地上，蔡老师关切地问了我很多学习、生活和与苏联学生通讯的情况。时间到了下学期，蔡老师和华师来实习的学生住在我校。一天傍晚，我吃完饭从学生小饭堂南门出来。这里没有运动场的喧闹，较平静的昏暗中传来幽幽的二胡弦声。我看见蔡老师独自坐在宿舍前面拉着二胡。我没有过去。我觉得这弦音里飘流着淡淡的愁思。是对学生“恨铁不成钢”呢，还是教学改革效果不理想？我不知道。后来，我们由新制改为旧制，蔡老师回华南师院。以后，文化大革命，我们毕业安排，返城，改革开放，直到1995年，我们才联系上思念已久的蔡老师（见下图二排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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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任课老师中，要算老资格的当属教语文的李老师（见上图二排左5者）。她教学有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得讲授北朝民歌《木兰诗》，李老师极为赞赏这诗歌古调的韵律，情不自禁地用粤语大声朗读全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如今，同学们议论当年的教学生活，仍然对她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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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李老师给我的印象颇深，上课讲解的每篇古文、古诗都是声情并茂、由衷地赞美或同情，有时口沫都出来了，她的敬业很让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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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挺偏愛我的，连崔俊燊也有点妒忌。她讲课很投入，有点自我陶醉的样子，常额外印些美文给我们开小灶，我记得有周敦颐的《爱莲说》，印象太深刻了，以后娶个老婆也叫莲，可能我对文学的兴趣受她深刻影响！
附中的教师，大多数是教学水平过硬的骨干。他们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们的教导，令我们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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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同窗三年，就是互学、互助、争论、友好的三年。这期间，班上有不少自己钦佩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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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是留级到我班的，虽然学习一般，却多才多艺。其才能一是吹笛子，节拍精准，旋律流畅，音色圆美，笛声响亮；尤其以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为精彩，成为学校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在建平的带动下，我班的文娱气氛浓厚了。培基和穗英（上图后排左1和左3）的藏族歌舞《毛主席派人来》上了学校的舞台，受到师生们的称赞；班里的“每周一歌”更为活跃，我们唱电影《女跳水队员》主题歌的“盛况”还记忆犹新，因为我班有两位“水上蛟龙”；数学陈老师请她的兄弟（包括在中央乐团的）为我们举办“家庭音乐会”……。在学校管乐队，就有我班5名同学：建平（改吹黑管）、合东、良浩、卫良和宝堃。建平（见下图）的才能二是体育。他是学校田径队跨栏的佼佼者，在东较场与体育学院的学生比赛，也令后者不敢小看；建平的跳远和三级跳远成绩也是顶呱呱的（我是受他影响而爱上跳远这项目）；他踢足球，奔跑速度快，射门像打炮一样有力，使我班足球水平在全级数一数二。当年，我们男生可爱踢球，经常在下午第二节课后就跑去运动场“霸场（抢占场地）”，进行宿舍这个室对那个室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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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形势比较紧张，台湾时常派特务窜犯大陆，美帝又到处点燃战火，因此国内“全民皆兵”，我们也进行军训（握木头枪练习刺杀），参加射击训练（附中有专门的射击场）。我班有一个有利条件，和志同学是广州市射击俱乐部的教练、学校射击队成员，教我们打枪比较耐心。学习和测验射击理论后，我们就进行射击训练，用的是小口径步枪，主要练习卧姿射击，最后是实弹射击测验。都及格了，广州市国防体育协会就发一本《普通射手证明书》（见下图），据说这是参军的优先条件之一。可惜我近视当不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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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不了兵，可是初三（新七后改回旧制）寒假，班长合东却被学校选送到广州空军沙堤机场通信连当了一月的兵，而且很正规，发了军装，到部队第一天还授了军衔（老师授上等兵，学生授列兵，见下图）。当时，中央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学唱革命歌曲成了常态。（新七时我被学校评为优秀少先队员，选送到江村参加广州市红领巾夏令营，那是无法跟合东这次下连队当兵相比）。开学后，听班长绘声绘色讲述部队生活，我们羡慕极了。班长又将在连队学到的两首军旅歌曲教全班唱，唱得我们“斗志昂扬”。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首志愿军的歌：“进军号，洪亮地叫，人民的战士多荣耀。看我们的红旗哗啦啦地飘，好像是太阳在空中照（重复）就是我们今天吃点苦，能使我们祖国牢又牢，不被炸弹炸，不被烈火烧，我们的父母常欢笑（重复）就是我们今天流点血，能使朝鲜兄弟生活好，工厂再冒烟，庄稼长得高，灿烂的鲜花开满道（重复）。”今天如果有哪位同学忘记了这首歌，我还可以教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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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当兵的事，我又记得初三放寒假前的一天，班主任向惠民（下图：1971年入伍的惠民）和我交代了一项任务，在春节到来之前到军属的家张贴对联，并交给我俩一张名单。这名单可能是从五山街办事处要来的，学校是想帮助办事处做些有意义的事吧。名单上列有大约七、八户军属的住址。办公桌上摆着春联——上联：发扬革命传统，下联：争取更大光荣，横批：光荣之家。道理不用老师多讲，拥军优属的事我们乐意去做。第二天我们就捧着卷好的对联和浆糊，按照地址一户一户地去张贴。没有单车骑，全凭双脚，跨公路绕小路踏田基（田埂），走了五山好几个地方。尽管很累，我们还是蛮有“成绩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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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初三下学期。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一向对学生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要求。毕业后能否考上高中？考不上要下乡怎么办？须做些什么准备？考虑到这些问题，我报名参加了课外活动的电工小组，打算学些电工知识和技能（记得小学毕业前，自己生怕考不上初中要去做工而学会了骑单车）。懂得这些，以后于己于公都会有用处。电工小组的师傅人称侠叔，约四十岁。小组成员只有我一个。下课后去报到，师傅指着地上一堆涂满红油漆的木质电工箱说：你在每个箱的底板上钻两个洞。没有木工钻孔常用的弓钻，更没有现在的手摇钻和电钻，只有12mm的带把钻子。而杂木做的底板又硬又厚，全靠手力钻孔是很费劲的。要不是师傅给我手套，没有钻穿一个洞，我的手就已起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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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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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试放榜了，我考上附中的高一。我班共52人，有6男7女高中考回本校。过了一周，副班主任赵老师交给任致（也被附中录取）和我一个任务——动员班上没有考上学校的男生服从安排下乡。这可是一项难做的工作！学校就这么放手将工作交给学生做！怎么动员？考不上的同学个个心情难过，我俩能对他们说些什么？真是伤脑筋！赵老师把4位男生的家庭地址给了我们。我俩先后去了卫良和伟权的家，把他们叫出屋外，说学校希望他们能够服从安排，愉快地下乡。还好！他们两个都表示愿意下乡。可到了务良家，我俩就被轰出来了。他的父亲说：务良唔晌屋企！你地唔走就攞刀嚟斩你地！（务良不在家！你们不出去就拿刀砍你们！）任致和我只好怏怏退出。我们最后做志光的下乡工作也很顺利。1965年8月31日，学校举办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务农欢送会（见下图），我班8位同学到从化九里步农场务农。50年后，即2015年，附中65届初中毕业生举办毕业纪念聚会，我再见到伟权。我对他说：当年上你家动员你下乡，给了你压力，对不起了。伟权笑着答：我愿意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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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班虽然毕业离开附中了五十多年，但是同学友情、师生情谊依然深厚，我们年年相聚叙旧。下图是毕业后我们首次回母校在当年的毕业楼旁合照，时间是1989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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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