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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2021-12-02 09:23·[[user:吴晓南|骏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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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

我阿爸原是个农村人。生在潮阳县关埠镇上仓村。

据说古时候这儿有一个谷仓，因此叫上仓。上仓有三姓，姓吴，姓曾，姓林。姓吴的比较多。吴姓共三房，二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只剩两房。我们这一家，属三房。上仓三姓和吴姓两房之间总有争这争那的事，三房人丁少，老是被欺负，但大体算是平和。

上仓村子不大，颇穷。很多人家的孩子都被父母卖去做戏。当时潮剧实行的是童龄制，男孩子一变音，除了个别发展成老丑角色，其它都被淘汰，因此，不断得有儿童补充。乡下人说，父母没志气，卖子去做戏。卖孩子去做戏得立生死契“生死由命，不可追究”云云。乡下人又说，夜夜有王有将相，地龙出尽，乡下便穷。尽管大家都相信这种说法，但太穷了，孩子还是照卖。

在潮汕地区，一般来说，每三年得请戏班来唱一台戏谢神。上仓出了许多戏子，但村子太穷，请来的是纸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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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纸影戏

自吴姓在上仓创业以来，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一代传一代，到了我阿公（祖父）是第十八代。阿公家只有三分田，到了要娶妻的时候，媒人作筏，介绍了邻近不远福仓村一个乞丐的女儿给他做老婆。结婚那一天，媒人陪新娘走了十几里路到上仓。一进村，小孩就都围了上来。

“新娘没穿鞋！新娘没穿鞋!……”孩子们拍着手大叫大笑。

新娘没有羞涩，没有迟疑，她转过身来，“早死仔！”破口大骂，追了上去。

这事是一村笑谈，一直到我这当孙子的回乡还有人给我讲得津津有味。

祖母姓陈，嫁到吴家，夫妻感情很好。她一共生了八个孩子，五男三女，我阿爸最小。

我的大伯早逝，留下个孩子叫关顺。关顺的年纪比我阿爸还要大。他刚结婚就过了番。在安南，先当苦力后行船。在当地又娶了女人，没再回来。他在家乡的妻子，我叫她关顺嫂。关顺嫂过继了她姐姐的女儿阿尖做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守活寡，生活很刻苦。

二伯也不长寿，他的儿子就是牛仔兄。牛仔兄年纪与我阿爸相仿。生了个儿子叫员外。牛仔嫂一辈子以咸菜汁送粥，年纪青青就生食道癌过了身。一九四二年，牛仔兄过世，员外开始以讨乞为生。解放后，虽然分有田地，但讨乞惯了，还是过着继续讨乞的日子。到了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了，他也老了，大队收养，直到过身。

说到三伯，就得先补述一段潮汕地区的历史。鸦片战争前，潮汕的南澳岛和一个叫沙汕头的港口成了外国鸦片贩子重要的分销点。鸦片从澳门运至这里，然后转售粤东闽南。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潮汕沿海更成为掠夺华工出洋的基地。渐渐地，潮汕优越的港口条件，相对广阔的市场和长期海上贸易的传统引起西方商人的重视，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商船进出潮汕地区已经相当可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英法三国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了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基础上，增设通商口岸的要求。一八五八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美公使随即要求“先行开市”。一八六零年一月一日，潮州正式对美国开放贸易，海关地点设在当时属潮州府澄海县辖下的沙汕头。恩格斯曾说过，汕头是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的，“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1指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汕头。不久英法等国“援一体均沾之例”，同样取得了在潮汕通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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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汕头美国领事馆

沙汕头就这样成了汕头市。一时之间，各国纷纷在汕头建领事馆。洋行工厂开设，商会行会建立。十来年工夫就让汕头繁荣到了不得了的地步。与此同期，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潮汕地区。

（吴晓南：关于汕头当年繁荣程度的资料不多，但如果我们知道泰国首都曼谷的总体规划基本上复制汕头，我们便比较容易展开我们的想象。

关于传教士进入汕头，我查到的资料显示传教士从一开头就意识到，“因着各样的劣行，外国人常常被中国人所憎恨，怀疑和看轻。”2 由于有这种认知，先驱的几位传教士“都同意在汕头寻到一个立足点，但最佳的办法，莫如先创办一间医院或诊疗所”3 一八五七年，一位牧师向他的教会报告说，“无论世界局势怎样变化，我们工作的记录是进步的，医药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群众，这些人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对象。”4 一八六零年之后，有天津条约的保护，教会的影响趋大。一八六二年，基督教潮汕地区盐灶教会接纳第一批八个当地成年人受洗。自此，教会在潮汕扎下了根，渐渐地蔓延到整块大地。）

三伯是教友，经教会帮助学了医，成为了一个医生。教友介绍教友娶了三婶。在他中风偏瘫之后，三婶撑起了这个家。三婶颇有见识，她从洋行领抽纱，分给众人做，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

中国的传统工艺是刺绣。抽纱工艺源自欧洲，由一位女传教士传入潮汕。西欧对抽纱制品的需求颇大，意大利，尤其是米兰地区人家，一生下女儿便开始收集抽纱，每年积累，作为日后女儿出嫁的嫁妆。当时抽纱压倒刺绣，是风靡潮汕的家庭手工。

三伯不久去世，八二风灾后，世事艰难，三婶旋即带领全家去过番，落脚在新加坡。这一家人后来出了几个博士。她的孙女，有嫁给美国人的，有嫁给荷兰人的，有嫁给澳洲人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家庭。她的小儿子，叫吴敬华，年纪比我大，农科博士，曾任联合国农业委员会主席。改革开放后回国，在广东各地教授玫瑰花栽培技术。他醉心于抗战初期山丹那种合作社模式，不断探索实践，直至谢世。

四伯也信教。他不喜欢读书，受雇于教堂种植西红柿蔬菜。他也磨豆腐。板上的豆腐沥干了水，就顶在头顶上到市场上叫卖。四伯的家安在礐石的大岩石上。岩石有洞，洞口用木板钉钉搭搭，足以住人。他一家人每天在山岩上攀爬跳跃，蚊叮虫咬，其苦不为人道，风清月朗，其乐亦不为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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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灶教堂

三个姑姑。大姑嫁在邻村巷口。二姑是教友，嫁到了揭阳。二姑丈姓杨，会修钟表，也会给人拔牙，在城里开了一家店叫定世音。小姑也入了教，教会帮助，上学学习，先当护士，后成医生。她嫁到了饶平，小姑丈姓李，也是个医生。

老子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看阿爸一家，就很容易明白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在坚兵利炮轰开国门之后的变化。一方面，新兴城市出现，国际通商，工业萌芽，西医引进。另一方面，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瓦解，大量农村人口被抛向社会。

教会对社会的影响，从提倡天足，到打破近乡近邻的婚姻模式，有促进社会进化的正面意义。教会帮助了一些人学习，开创了他们的道路，其作用于个人与家庭，可以说是 “信者得救”的世俗版模式。但这时社会底层的贫困已经无边无际，分化加剧，动荡亦加剧，革命不得不起。

阿爸是尾仔。一八九三年生，属羊。大名宗熙，小名心明。他生的时候，他大兄的儿子关顺已七八岁，二兄的儿子牛仔亦已出生。

阿公快死的时候，把儿子女儿们都叫回来。他说，“祖宗一共留下了三分田，我做了一辈子还是三分田，好歹养活了这一家子。要把这三分田分了，一家还种不了两根菜。你们阿妈老了，阿细年纪还小，我有一个计较，想把这三分田给了阿细，家里只有一间老屋，也给了他，他跟你们阿妈一起生活。你们都结婚了，这三分田和一间老屋将来给他做一份老婆本。”

就这样，阿爸继承了家业，和阿嫲住一起。那时阿爸十岁不到，三分田种番薯芋头，阿嫲自能对付，阿爸便只身到了揭阳城定世音当学徒。二姐夫手艺好，人也好。阿爸当了一年学徒，知道了钟表机械的大概，也知道给人拔牙无非是胆大心细。人大了些，知道该读书，便去投靠他四兄。

每天天刚蒙蒙亮，阿爸跟四兄去卖豆腐，卖完豆腐，便去上学。小学是教会办的。中学上的是英华，英华中学后改名为崎碌中学。在当时算是有名的学校。上学的钱，大概是四兄给了一些，教会支持了一些。

一九一一年，阿爸十四岁，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潮汕，阿爸和同学都去革命。学生组成了学生军，去冲潮州府台。时在深秋，潮汕盛产柑橘和柚子。革命党的武器是炸弹，学生军用柚子柑橘武装了自己，行进到了潮州府，大家扯着嗓子喊，“投降不投降，不降吃炸弹。”喊了几遍，见无动静，一声呐喊，“冲啊！”就冲了进去。潮州府的清兵没几个，作鸟兽散，革命便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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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潮州民军

初中毕业，阿爸和他的同学阿洪都没有出路，两人学着去采草药，卖草药，还做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总是不成功。当时，汕头的轻工业兴起，阿洪家买了一架桶式汗衫织机，办起了家庭式作坊。这种汗衫织机全靠手工操作，没有力气摇，织不出汗衫来。阿爸便随阿洪到了阿洪家。

阿爸有力气，也舍得花力气。人颇风趣，“你们猜，我的头顶为什么头发这么少？”他问阿洪的三个妹妹。“猜不出来吧，”他说，“以前，我帮我四兄卖豆腐，天天顶着豆腐板走山路，”他顺手拿起一块木板，表演顶木板功夫。“就这样，我的头发就越来越少了。”逗得阿洪三个妹妹哈哈大笑。

几年过去了，阿洪的阿爸见这个年轻人忠厚肯干，要把大女儿许配给他。

那天，一只狗来到阿洪家门前。阿洪正好外出，问，“谁家的狗？”路人走过，随声应道，“睡在你家门前，还问谁家的狗，当然是你家的啦。”说着，那狗站了起来，摇摇尾巴，进了里屋。那路人就笑了，“不是你家的狗，怎么就进去了？”

阿洪正想回去将狗赶出，只听见低低一声狗吠，接着是妹妹的哭声，一愣，那狗已窜出了门。

开头似乎没事。没过几天，狂犬症就发作了。无药可医。阿洪的大妹妹就这样死了。丧事过后，阿洪的阿爸做主将二女儿代替大女儿嫁给了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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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故居

结了婚，在外家住了一段，阿爸想起小时候在定世音学过修钟表和拔牙，又见关埠一带没有这样的店。年轻人胆子粗，便在关埠镇租了间房子，从外家搬出。他买了汗衫织机，一把钳子，一把起子和一把镊子。屋里摆汗衫机，门前骑楼下摆一张桌子，挂出了修理钟表和拔牙的招牌。大部分时间他还是摇汗衫机子，偶尔顾客拿钟表来，他就接下活来，摸索着修。拔牙比较容易，那时的人，不到牙齿大动，不会上牙医的门，“胆大心细，胆大心细，”他念叨着，闭着眼睛用力一拔，牙也就出来了。一团棉花塞进去，再给几片消炎药，大功告成。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知道以手艺为生不容易，他想来想去，在汕头接汗衫活儿毕竟容易些，于是举家搬回了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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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40页

2 《汕头教会百年史实》第五页。班华德牧师着，陈希贤长老译，香港基督教潮人传道会出版。

3 同上，第七页。

4 同上，第九页。

摘自吴晓南著《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