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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1 10:31·[[骏骅堂]]

[[文件: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11.jpg|600px]]

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作报告，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及联合统帅部。会下，谈判继续，林伯渠提出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有一批八路军家属要回延安。有大事在谈，事务一类，国民党往往放松，红岩当即组织了二十多辆卡车，装上了储备多时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我们这些在红岩等候多时的干部，一人起了一个名字，编了相应的亲属关系，上了车。我的名字“南生”，就是在编名字的时候，突然想起汕头的南生百货，南生南生，我觉得这两字不错，于是采用了。因为要对应八路军高级干部的缘故，姓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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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到了延安，我、徐扬、于江和罗平暂时分配到了组织部，参加整理南下干部名单。所谓整理，是将名单按省分类，广东归广东，福建归福建，因此，我们看到了许多人的档案。这个时候，距延安审干结束才几个月。

我们看到的档案就是这次审干的产物。档案五花八门，曾担任职务一栏，有人填海陆空总司令，细看下来，原来是土地革命农村暴动时期自封的职位。也有人填伙委，问来问去，伙委原来是伙食会委员。政治面目一栏，好些人填共产党员兼中统特务，了解下来，这些人无不是在审干时期被逼供信屈打成招的。到我们看档案的时候，这些问题已一风吹了，但当时的惨烈可想而知。

说来令人伤心，我们手上一个干部几张纸一份档案及其所形成的档案制度，就是当初审干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肃托。广东地区早我到延安的干部，方方，余清，李平，王维等等，相对而言，程度不一。近年看书，曾志同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和韦君宜同志的《痛思录》都相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而整风的目的不同，用平白的话来说，整风就是要清除王明路线的影响。延安整风确立的路线，后经七大确认，已经由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引进苏联的肃托，号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康生的杰作。长期和敌人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日复一日面临生死存亡而绷紧的神经，整体的文化水平低下的人群，在社会部最初树立的审干样板的诱导下，一场类似集体歇斯底里的风暴就这样发生了。说样板诱导，一点没错，审干中认了自己是叛徒的人反而有机会戴大红花，上台讲叙自己的心路历程，借以表现从而脱离被逼供信的惨境。这种方法相信是康生的创造。

我到延安的时候，事态已经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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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不久正式分配了，我、徐扬和罗平三人分配到了中央党校二部，二部的主任是张鼎丞。当时的中央党校分六部。一部是七大代表，职务高低不一，高级干部属一部里的一支部。二部和四部由曾任地委领导职务及省的部长一级人员组成，县委书记亦入二部或四部。不同之处是入二部的有文化，入四部的要补文化。三部由原来的马列学院的人员和搞文艺搞理论的知识分子组成。五部和六部是县一级，包括县级领导到地委委员，之所以县委书记归入地委一拨，因为县团是小战略单位，县委书记和军队里的团长一样总是独立地开辟天地，是独当一面的人才，因此受特别重视。我们一路从重庆到延安同车的一位新四军军部的处长，人称老英雄，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是四川毕节县的卫戍司令，被分到了六部，很不高兴，但也没办法，因为原则是除了曾任县委书记外，其它的县处级领导都根据文化程度，分入五部或六部。

在延安学习的一年是我永远怀念的时光。那些日子里，人际关系像生活本身一样简单朴素，日子清新活跃有如雪后的令人精神抖擞的微风，一排窑洞一个支部，一个窑洞住四个人，除了看书就是讨论。上山下山的土路是用锄头挖出来的。上山下山一次，三百三十三步。一天三次下山吃饭，九百九十九步。搞地下工作的时候，身体全坏了，打摆子（疟疾的俗称），发冷发热，这样连续走了几个月，居然全好。我们住的山头，都是男同志，大家戏称五台山，另一山头，十三支部，大都是女同志，便称桃花山。许英那时在六部，我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相熟了起来。

学习内容主要是总结党史。讨论相当细致。为了了解AB团事件，我所在的支部集中研究了大革命时期闽西那个地区的历史，通过讨论具体时空具体事件，从而达成结论。在那段日子里我看我自己，我能意识到自身的归纳概括能力不断地提高，就像竹笋在雨后拔出了地面。

讨论七大文件草稿也是我们学习的一部分。七大文件是许许多多的同志提了意见，修改，再讨论，然后才定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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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大礼堂

除了党史，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我们一再学习讨论的专题，毛主席当时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谈话即时就有传达。思想认识如此，气氛亦如此，就算是主席，大会上他讲话，散场的时候，大家挤出会场，并没有人专门给他让路。杨家岭的会场，是政治局开会的地方，会场上的条幅是黄炎培写的，“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请饮两三杯。”

延安于我有许多感情的寄托。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二部的同学一起登上了二部所在地最高的山头，那个兴奋啊，叫人彻夜不眠。同年秋冬之间，方方专门来找我们几个潮汕来的同志，他通知我们，接电报，周礼平同志牺牲了。霎那间，我哭出声来。在场的李平，罗天和徐扬都是悲痛万分。现在的人说到延安，有乌托邦的说法。这说法我同意。在今天，我想起那段日子的单纯清新，有时候竟觉得像是一个梦。

摘自吴晓南著《[[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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