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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经历及认识，文中涉及的红卫兵，仅止于未成年的中学红卫兵，偶尔牵扯到大学红卫兵，更与社会上的成人红卫兵组织无关。特别强调“未成年”，一想说他们青春热血、涉世未深；二想说他们的教育背景、阶级斗争为纲；三想说文革发动者深谙人性、动员能力强悍。<br>
最近网络上出现两篇记述广州红卫兵的文章：《附中红卫兵记事》（李为民著 下文称“记事篇”）、《广州红卫兵的诞生》（叶曙明著 下文称“诞生篇”）。在文革成为研究禁区，当今的大中小学生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网络出现大量歌颂文革的文章之时，两文的作者以不同的角度记录文革，难能可贵。我原来受阿陀鼓励，企图动员附中各方面当事人将亲历记录下来，在文革50周年时集成一本书，不管观念冲突，只求史料真实。可惜做不成，只好将辛苦收集的资料做本“评传”。<br>
两文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他俩记录的史料有其真实性，也有其片面性。作者力图还原50年前的一段历史，可是，他们的努力，不过是在借过去的历史撰写当代史。以一句意大利哲人克罗齐的话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现实在人的视野中重合，方才产生认识意义。<br>
还要说明一点，文革前夕的广州，是除了北京之外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聚集于广州的党政军首脑机关之多，除北京外，无与其匹。聚集在广州的干部子弟众多，随着父母在京穗间的频繁调动，与北京干部子弟交流的频繁，亦无与其匹。广州华师附中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所中学。第一层观点是外语学校徐泽荣首创，第二层是我发挥。还有第三层，首脑机关众多，互相间矛盾冲突亦多，首脑机关的矛盾从父母处延伸至孩子，影响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分歧斗争、派别划分。这是我在访问附中同学两大派红卫兵时意识到的。第四层是红卫兵被利用完，被抛弃为知青流放，由文革冲锋队异化为专制掘墓人，是我近10年研究的重点和感悟。
文革前各地各大学的附属中学，都是全国一流中学，集中了最优质师资和生源，国家为办好这些附中付出巨大代价。但是文革初起，出来反对校党委（总支）、反对工作队的，以最凶狠姿态对待师长的，殴打致死学校负责人的，大都是各附中的学生。此中原理何在？我作为附中学生，当有自己的解释。<br>
记事篇因为是亲历，细节具体而微，现场感很强，读时可以触摸到红卫兵的脉动，又因为发掘了相当保密、私密的笔记、日记，还原度高，能够让读者看史料时感受到历史的氛围，直接触摸到广东党政军最高层对红卫兵出现时的立场、态度、对策，了解党政军要员初遇文革时的被动无奈，条件反射般控制、消解。还可以看到附中学生的敏锐、能力，反校党总支反工作队遭到的压力和委屈。<br>
文中提到的[[蔡炳臣]]（武汉8201部队政委）、[[李尔重]]（中南局常委、农委主任），我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曾得过两位老人的亲炙。我敬重两位老人的为人、人格，了解他们观念的纯洁真诚。尽管后来我的认知远离了他们，但对他们的品性始终尊重。<br>
蔡政委是武汉7.20兵谏毛泽东的指挥者，可以说他的行动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李主任后来当过海南区党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河北省长省委书记，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左翼领军人物。对这两位老人的足迹，我这后生小子只能记录，无力评论。<br>
诞生篇作者比老三届小了10年，文革初期可能还没上小学。难得他对广东百年来历史孜孜以求，著作可称等身，特别是对广东文革史的搜集整理研究，使他成为当年红卫兵的忘年交。长期的研究、丰富的史料、从宏观上把握动态，是其优点。其中的疏离感、误差点，可以看做缺点，也可以看作长处。冷静的记录可能比感性的回忆更准确。当然，其中一定有细节的误差。<br>
两篇结合起来读，可以互补，仍感不足。我作为广州红卫兵运动初期的参与者、中途的退出者、事后的反思者，时常感到痛苦惶惑，努力寻求解说。因了家庭背景的特殊、人生经历的特殊、学习方式的特殊、领悟途径的特殊，使我生出特殊的智识，有责任对广州中学生这段地方史做特殊的评述。借他人的回忆，做自己的当代史，煮自己的苦茶。<br>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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