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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上学”潜流 践行“在家上学”的家长,有高级知识分子、公务员、普通教师,也有农民;他们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多因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这些家庭大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其中广州和深圳人数最多 .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蓝方 自称“全职奶爸”的[[徐雪金]],每天除陪伴一双子女,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他的网站——“[[在家上学联盟]]”。 这个目前在瑞典有生意的义乌商人,带着孩子在家上学已有两年。他2010年12月创办“在家上学联盟”,希望给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中国孩子及其父母提供沟通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 “联盟”目前已有3800多会员,其中真正实践“在家上学”的不到1000人,但大多数会员对这种传统学校之外的教育模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与意愿。徐雪金估计,因“联盟”目前影响力有限,且很多家长不愿抛头露面,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远超过“联盟”会员数。 “联盟”里践行“在家上学”的家长,有高级知识分子、公务员、普通教师,也有农民。他们让孩子回家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家庭有宗教背景,希望给孩子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因为孩子与校园生活格格不入,被老师视做问题学生;有的家长对现行教育体制极度不满,不愿孩子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这些家庭大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二线、三线城市也不乏其人。广东、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地都陆续建立“分盟”,其中广州和深圳人数最多。 学习的形式也呈多样化。有的家长辞职在家,一对一辅导功课;有的孩子自学为主,家长偶尔点拨,网络开放资源成为得力助手;有家庭互助式,几个家庭定期小聚,给孩子们交流机会的同时,开设家长独自一人无法辅导的课程;也有从“互助组织”升级为“互助学堂”,家长们组成委员会,共同决定老师的聘用、教材选择和教学模式;还有经验成熟的互助学堂转型成为现代私塾,面向社会招生。至于采取的教学方式,有的偏重国学,有的追随“蒙派”([[蒙台梭利教育模式]])、“华派”([[华德福教育理念]]),有的遵循美式教育。 “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徐雪金说。2011年8月,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云南大理主办了第一届全国家庭自助教育研讨会,不少参会家长直呼“大开眼界”。他们很快又开始筹划第二届研讨会,即将在2012年初举行。 “回家上学去” [[徐雪金]]让女儿回家的念头萌生于2009年。他发现女儿在幼儿园过得很不快乐。太多的规矩约束,一旦女儿做错点什么,就会招来老师斥责。 受上海孟母堂启发,他想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私塾。“在教育问题上,不能总是埋怨老师、埋怨学校。作为家长,应该负起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他不敢对自己的私塾大力宣传,也不敢有大的投入。这家名为“新草堂”的私塾,只招收到徐雪金自己的女儿和另外三个亲戚的孩子。因为运行成本太高,仅仅试验一年便匆忙关张。 心有不甘的徐雪金,接触到一个新概念——“[[在家上学]]”。这种在美国已践行多年的教育模式,在徐雪金看来十分值得探索。徐雪金于是把生意交给妻子打理,从女儿读一年级开始,便和女儿一起回家,在家上学。 扬州新东方外国语学校老师[[姚景海]]在女儿读一年级时,作出让其回家上学的决定。不过,他女儿非常喜欢学校,也很适应校园生活。而女儿就读的新东方外国语学校,已对传统教育做出不少突破。但在姚景海看来,这远远不够。 “大班制的教学,很难给女儿自主学习的机会。”姚景海举例说,女儿数学很好,总觉得学校教的太浅;女儿字写得不好,却没有专门的时间来练习。 曾任多年教育记者的姚景海,深知现有教育体系的种种弊端,认为在家上学可给女儿提供更富个性的学习环境。在与女儿充分讨论后,女儿同意回家一段时间试试。他爱人则辞去本不中意的工作,回家陪伴女儿。 两年过去,最初只想“试试”的女儿“越学越有感觉”。姚景海的不少朋友受他的影响,也将孩子领回家上学。 北京[[日日新学堂]]的创办人[[王晓峰]]、[[张冬青]]夫妇,在2006年让孩子回家,同样源于对应试教育的反思。已有25年语文教学经验的北京高校教师张冬青,发现孩子们的语文素养在不断下降,思维的长度、深度都在不断退步。这种人文素养的贫乏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让张冬青不断对语文教学进行反思。当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便有想法让孩子在家上学,由父母亲自来教育。 2006年,张冬青的小女儿五岁,马上要准备上学前班、进入小学。他们所居住的回龙观社区,却没有称心如意的好学校。他们结识了几位见解相同的家长,和另外三个家庭决定成立一个家长互助式学堂,让孩子们一起学习。 日日新学堂由此正式开办。家长们租了一间小三居,聘用了一个全职老师和一个生活老师。但家长们担心,四个孩子有点少,一些活动课、讨论课无法开展,于是又寻找志同道合的家长。不到一个学期,日日新就有了九个孩子。 随着慕名而来的家长越来越多,日日新规模逐步扩大。学堂现在已有130多个孩子和37名专职老师,也有了专门的校舍,在家庭教育圈子里颇有名气。 学什么,怎么学? 孩子们回到家后,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 在姚景海看来,中国传统教育从内容、形式到评价体系都十分落后,但也并非毫无可借鉴之处。他依然参照学校的学科设置为女儿安排了课程。不过,在教材的选择上更加谨慎。 以语文课为例,姚景海对现行语文课本的评价是“幼稚”乃至“弱智”。一些课文里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让他担忧乃至生气。他采用官方教材让女儿练习听写、识字等基本功,阅读则选择了家教经典《哈佛家训》。他对这套书十分推崇,书里系统谈到了孩子一生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包括金钱、爱情、失败、生死等。他认为,这是对孩子的哲学启蒙。 女儿在家上学的整个过程,以自学为主。姚景海认为,孩子应该是整个学习的核心,家长做的就是支持她,帮她选择最好的教材,一起探索学习方法。女儿有不懂的,就去问她妈妈。他下班后也会对女儿一天的学习进行抽查。 姚景海也想过,以后女儿学习初高中、理工科课程时,家长应怎样协助。他发现,现在已有大量市场化培训机构可以高效率提供培训,网络上也有大量资源,并不用担心。“只要女儿在小学阶段,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以及正确的价值观,知识的学习并不是难事。” 让姚景海最满意的,是女儿通过这两年在家上学,形成了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学习的强度和进度,也远远超过学校教育。“她已经具备了终身自我学习的能力。” 日日新也对传统学校的课程进行了吸收改良。在张冬青看来,中国的学校在客观知识方面的传授上是有优势的,因此数学课程的创新并不太多。英语和语文则彻底改变了既有的教学模式。 日日新语文课分成三部分:经典诵读、儿童文学和文字汇解。在文字汇解课上,老师会告诉孩子们字的来历,讲六书造字法,同时把和这个字相关的神话、历史、科学故事都讲给他们听。针对不同年龄孩子的思维特征,每个学期阅读、写作的主题也有所不同。 例如,二年级孩子们最主要的阅读对象是诗。张冬青解释,诗歌的表达方式与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很像;老师们鼓励孩子们诵读诗歌、仿写、创作。 日日新的体育课程,以武术为主。张冬青希望孩子们通过每天一个小时的练习,磨练意志品质,涵养精神气质。美术和音乐课,也是以鼓励创造为原则。张冬青强调,孩子们学习美术和音乐,不是要就此成为画家或者音乐家,而是学会用美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这一类艺术课程并不拘泥于技能,而是给孩子充分想象的空间。 相较而言,徐雪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突破更为“彻底”。在他眼中,在家上学绝不是把学校的那一套方式方法搬回家。他采用了一种“反学校”教育方式,无所谓课程,也无所谓课标。 徐雪金并不否认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但他觉得要依循孩子成长的规律,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女儿现在七岁,在他看来,这个时期应该首先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 每天早上晨练以后,他便带着孩子去公园里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女儿对大自然的热爱。知识的学习,目前主要是认字。他觉得,先要给女儿这样一个工具,然后让她自己依兴趣去读书,培养理解能力,等到了八九岁,有较好的逻辑理解能力时再学数学。 现在他也会带女儿去学钢琴。不过学了两周,孩子觉得不好玩了,他们又去学画画。“她想学什么,我就带她学什么。”徐雪金表示,在这个阶段,他就是帮助女儿找到她的兴趣和天分。只要培养起女儿对知识的兴趣,她自然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径去学习知识。 如何和学校教育接轨 不过,徐雪金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容易赢得家人的理解。尤其老一辈,认为他把孩子带得太散漫。 老一辈反对的另一个理由是,孩子需要朋友,独自在家无法实现“社会化”。徐雪金却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他强调,自己的女儿不是生活在真空。她只是没有像同龄人一样被关进学校。 有人指责他是把女儿当成了试验品。但徐雪金认为,孩子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正是在家上学,才有机会依据孩子的具体需求调整学习方式。如果把女儿放进一个僵化的应试教育系统中,才是拿女儿的未来去冒险。 老一辈也提出,适应学校压力,也是一种能力。他这样做,等于把孩子关进了温室。徐雪金说,他看不出现在学校教育的应试压力有什么好处,“无非就是拿着分数,比来比去。”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是一个处处争强好胜的人,而是学会宽容。在他看来,过早让孩子接触过大的应试压力,会把孩子压坏的,“这么多孩子跳楼、自杀,难道还不能让家长醒悟?” 绝大多数家长并不认为孩子长大后与社会接轨会有问题。“一个有强大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的人,在哪儿都能很好的生存。”姚景海说。 但是,如何与现有的教育制度接轨,是不少家长面临的实际问题。有一些家长并不打算让孩子再回到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去,从一开始便采用全英文教材,按美国教学标准来培养,准备直接申请美国大学。还有一些家长不排除孩子大一些再回到中国读高中或大学。除了学籍、升学报考等技术问题,一些家长也隐约担忧孩子的抗压和应试能力。 在日日新,最初和张冬青夫妇一同创办学堂的其他三个家庭,都已陆续退出。“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价值取向,往往会左右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张冬青说,强调对孩子素养的培养不一定会以牺牲分数为代价,只是开始孩子知识层面的学习可能会慢一些,但孩子也会更有后劲,“现在就拿公立学校的应试标准来衡量他们,是不公平的。” 张冬青说,传统的应试标准非常强大,但仅强调分数一个指标。“我们需要一个新体系,包括要评价孩子的创造力,对知识的兴趣,去爱、去包容的能力,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能力。” “家长要保持平常心。”一位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说,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私塾,都各有利弊,而一旦做出了选择,就需要相应的担当,“这是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 需要立法规范 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们很难绕开的一道门槛,是制度上潜在的风险。 按照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否则,对孩子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要“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而家长之间的互助组织,尤其是由此发展而成的私塾、学堂,不少在出资、管理机制上已具备私立学校的雏形,却无法被现有民办教育体系所吸纳,随时可能踩上“非法办学”红线。 2006年,曾名噪一时的“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就因没有国家认可的办学资质、违规教育收费、家长违反《义务教育法》规定未把适龄儿童送入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等原因被叫停。这样的规定和案例,让不少在家上学或开办互助学堂的家长们行事更刻意低调,免招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在家上学的种种模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向财新《新世纪》表示,法律上并没有“开口”。所谓“在家上学”不是家长把孩子领回家自由发展那么简单。孩子回家后,谁来监督学习质量?谁来保证孩子接受了适当的教育?同时,当家长失职时,社会干预应当如何介入?“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法律不敢开这个口子。”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秦惠民教授认为,择校和选择受教育的形式,应成为义务教育阶段监护人的重要权利。但他认为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应保障,而配套的监管和服务有可能加重政府责任。 在西方国家,“在家上学”的实践已有数十年。美国驻华使馆中文资料显示,2004年有多达120万名美国儿童在家里接受教育,这已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也建立了完善的制度,督促家长、提供服务。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科首席教授劳凯声介绍,美国上世纪80年代各州就纷纷制定了允许“在家上学”的特别法案,规定家长可以选择在家上学。但政府有权对其进行监督,比如孩子每年都要接受教育水平的考试,并对家长、教师等资质进行了严格规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长远看个性化教育肯定是一个趋势。但把几十、上百学生集中学习的私塾、学堂,形态上就是办学,如不注册为学校或培训机构,就存在合法性问题,也使其办学质量、校舍安全、受教育者权益保障监管出现漏洞。一些不负责任的家庭,有可能以“在家上学”为由,把孩子领回,却不对孩子进行教育。熊丙奇认为,立法规范很有必要。 熊丙奇强调,立法不仅仅要规范学校、家庭、教师的行为,更要规范政府行为,同时可给在家上学的孩子在升学、考试方面更多权利性保障。例如,对“在家上学”教学质量的评价,并不是只能由政府举办统一考试,而应由专业机构、社会组织来进行评估。与此同时,教育部更应切实推动中高考制度改革,打破单一的人才选拔评价体系,为学校教育和学生成长提供多元的选择。 “这是一个持续改革的过程。”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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