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李伟东论文《清华附中高631班》第一章”的源代码

=== 二. 文献综述 ===
'''1.关于红卫兵群体的研究'''<br>
红卫兵运动已经过去了40余年，几乎从红卫兵运动一开始，相关研究就同时展开，但是，因
为受到学术体制的限制，国内的红卫兵研究一直进行得不很顺利，高水平的作品很难见到 。（[[徐友
渔]]：1999）已有的关于红卫兵的文章和书籍回忆居多，从社会科学角度对红卫兵现象进行科学研
究的文本少之又少。文学作品虽屡屡涉及红卫兵-知青现象，对于理解那代人的情感和经历不无参
照，但文学毕竟不同于信史。在各种通史中也有关于红卫兵的篇章，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
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十年]]》（2009）、[[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2009）等，
史述的群像毕竟面目模糊，无法让人对曾经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有更多微观具体的认识。当然
也有个别专门写红卫兵的史著，如《[[红卫兵狂飙]]》（1994），但都没有能利用现代社会理论对红卫
兵运动提出更恰切的分析。<br>
回忆文章数量很大，良莠不齐，精品有[[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中一代人的回忆]]》（1998）、
[[北岛]]等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四中）]]》（2010）、[[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
时代风云人物]]》等，当事人的叙述各取一面，虽具体而微，但难窥全豹。其他如《[[红卫兵秘录]]》（1993）、
《[[残缺的窗栏板：历史中的红卫兵]]》（1998）等虽现场感很好，对于提供认识红卫兵运动的感性资
料很有帮助，但毕竟不是结构完整的学理性研究，理性阐发上推进不大。<br>
在原始资料收集上，目前最好的红卫兵资料整理都不在大陆。[[宋永毅]]在美国主编了一套[[中国
文化大革命资料]]光盘，其中涉及红卫兵的内容很多，获得研究者的高度评价。香港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收集了大量文革报刊，对于研究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来说，实在是“圣地”了。<br>
另外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设有专门的文革博物馆，发表文革研究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文
章，惜乎即便是网上资料也不能随意获得。另外网络杂志《记忆》也多有文革资料包括红卫兵资
料、文章，是目前比较活跃的相关领域研究载体。与此题目相关的网站还有很多，如[[地方文革网]]、
[[乌有之乡]]等，观点各异，但都有声音在发出。<br>
不涉及广义的文革研究，以下仅就红卫兵运动，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在如下几个方面简单
梳理：红卫兵运动的成因；红卫兵运动分期和派别；红卫兵运动的特点；红卫兵运动中的思潮和
清华附中红卫兵研究等。<br>
红卫兵运动成因<br>
[[徐友渔]]依靠对当年红卫兵访谈、大量系统地阅读“文革”期间官方文件和红卫兵小报，以及
作者本人亲身参加“文革”的经验，在《[[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中具体分析了红卫兵运
动产生的原因。他首先考察了红卫兵运动产生的思想源头。他追溯了“文革”前“革命至上”的
理想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认为：文革中红卫兵反文明反文化的行为可以在文革前宣传的政治神
话和领袖言行中找到源头；广泛传播的斗争哲学则为后来的暴力埋下伏笔；阶级路线也为社会分
裂种下祸根。至于红卫兵造反的具体动因，[[徐友渔]]认为首先学生和社会上其他人群不同，学生造
反的动机虽不排除个人利益，但总体来说比较单纯，其中蕴藏的普遍性因素，青春期激情占了很
大的比重。其次他认为文化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对老红
卫兵而言)，在文革以前，学生中就产生了潜在的分裂。其三，他认为人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原因还
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为毛泽东的号召，这才是造反的直接原因。其四，“文革”发动者的策略
手段。其五，基于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的逆反（[[徐友渔]]：1998）。<br>
[[陈佩华]]分析了文革前教育对红卫兵的影响，她注意到小学的政治教育与权威主义产生的关系，
解读了中学阶段阶级教育、模范教育对中学生性格、行为方式的影响，探讨了英雄主义与死亡主
题、个人主义的关系，从教育历程上对红卫兵后来的服从性格、暴力行为根源进行了阐释。（陈：
1988）[[卜伟华]]谈到红卫兵运动形成时，也着重强调了文化革命前的教育与红卫兵运动的关系，他
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片面理想主义倾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和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对参加红卫兵运动的青少年学生世界观的形成有深刻影响（[[卜
伟华]]，2008a）。<br>
旅美学者[[杨国斌]]从认同角度分析了红卫兵运动的形成。他指出，红卫兵一代认同的最初的形
成，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大类：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
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总体来说，这种教育是有效的，其决定性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教育的
形式，新政权国家认同的教育采取了各种形式，从课本的英雄故事，到建筑等的象征符号，到节
庆的庆祝仪式，都有利于形成青少年的自豪感和认同；第二个因素是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国
际形势的孤立和紧张为接班人话语提供了很好的接受情境基础；第三个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
治文化浸淫（[[杨国斌]]：2006）。<br>
其他学者对红卫兵成因的分析有：何为把红卫兵运动归结为理想主义（[[何为]]：1989）、[[赵杰]]
分析了红卫兵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赵杰]]：1991）、[[郭晓明]]分析了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郭
晓明]]：2006）、[[李月军]]分析了政治社会化对红卫兵形成的影响（[[李月军]]：2004）。<br>
红卫兵运动的分期和派别<br>
[[徐友渔]]将红卫兵的发展概括为：1、1966年 8、9月间，搞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枝独秀、风光
万分、不可一世；2、从 10 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
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彻底瓦解，或七零八落，从这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
分裂为具有激进和温和倾向的派别；3、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度使造反派失势，保守派死灰复
燃，但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在 5 月前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 7月开始，内部两派开
始大武斗；4、在中央的干预下，各地造反派在 1968 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从这年 8 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徐友
渔]]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温和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徐友渔]]：2000）。
[[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派别研究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
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并且指出它
们各自的政治特点及社会背景。他还分析了各派斗争方向：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主要有“教育革
命”、“破四旧”运动以及在学生中鼓吹“阶级路线”；保守派红卫兵以维护党组织的领导为特征，
但是也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与老红卫兵一起参加了“红色恐怖”的
“破四旧”活动；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极左派的批判锋芒对着整个现
存制度和领导阶层，同时又运用毛泽东的理论概念表达思想，因此仍然应当视为毛泽东晚年思想
影响下的异端思潮（[[印红标]]：1997）。<br>
派性问题是海外红卫兵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李鸿永]] 1975年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论文“文革
期间广东的激进派学生”，1978 年推出专著《中国文革政治学》，认为仅从上层权力斗争角度看
文革是不可取的，主张从政治、经济和思想各方面研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区别：两者对打击对象
理解不同，对阶级的定义理解也有分歧，成员来源也不同。他最终概括为：保守派是享受特权和
既得利益的人，他们维护现存政治体制；造反派是受到压制的人，竭力改变现存体制（见[[徐友渔]]：
1999b）。<br>
[[罗森]] 1979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60-1968年”。他不同意保守
派和造反派的划分，认为没有清楚的定义划分两者。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他也
认为只有在中学里出身才是派别组成的关键因素；在大学里，派别组成的关键因素是对校党委的
态度。另外[[罗森]]还有著作《[[中国文革中下乡知青的作用]]》、《[[中国文革中红卫兵的派性：一种社
会分析]]》等（见[[徐友渔]]：1999b）。<br>
[[陈佩华]]、[[罗森]]和[[安德佳]] 1980年在《中国季刊》上联名发表“[[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的冲突]]”，
认为学生在家庭出身问题上阶级背景的对立导致红卫兵各派在人员组成、策略和目标上的区别，
指出学生的利益冲突在文革前几年就表现出来（见[[徐友渔]]：1999b）。
2009 年，[[Walder]]出版了研究红卫兵的著作《[[Fractured rebellion：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断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主要讨论红卫兵派性问题。全书以工作组进校前
后大学红卫兵的活动为主，通过分析大学生对工作组不同的态度作为红卫兵派别分歧的切入点，
提出红卫兵派别形成既不是由之前的社会结构决定的，也不是由学生与学校政治权力的网络关系
决定的，而是在文化革命开展过程中具体情境下的互动决定了彼此的派别选择。他主要依靠大学
红卫兵运动的例子和资料得出上述结论。在他的研究中少量涉及中学资料，包括清华附中、北大
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初期红卫兵的活动情况和部分[[西纠]]、[[联动]]的内容，对中学保守派和造反
派的派别分歧有所涉及，他也注意到中学红卫兵运动与大学红卫兵运动的不同模式，但是对 1967
年军训团进学校后中学红卫兵的情况几乎没有谈到（[[Walder]]：2009）。<br>
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及对其评价<br>
1999 年，[[徐友渔]]在香港出版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和演变]]》，从红卫
兵精神素质的视角，解释红卫兵运动的行为模式、派系和地方差异、思想类型及文革前后的变化，
对红卫兵思潮做了比较深入的理性分析。[[徐友渔]]提出：红卫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为，
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激烈的派别斗争，是文革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在运动中策略的
运用，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的矛盾三方面因素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
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反修防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
意识形态疏离，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
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徐友渔]]：1999a）。<br>
[[印红标]]认为红卫兵的思潮主要包括老红卫兵思潮和保守派思潮、造反派红卫兵思潮、极左“新
思潮”和非主流思潮。他分别分析了各红卫兵思潮的特征，指出，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是红
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主流，也是思想主流，两者具有相似性，也存在一些差别。作为思潮派别，
老红卫兵的特征是：率先在学校“造反”、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血
统论”、在运动中坚持不受工作组的约束、宣扬实行家庭出身歧视的“阶级路线”、冲击所谓旧
文化、打击经典意义的阶级敌人，从而反对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干部、反对普遍冲击文教
界之外的“党内当权派”。保守派的基本特点是依靠党委或工作组，在他们领导下进行文革大革
命、赞同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抨击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红卫兵在政治上得到毛泽东和中央
文革小组的支持，思想上心悦诚服的接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冲击党
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血统论”、阐发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及“怀疑一
切”。极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在强烈抨击“官僚特权”的同时，探讨其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根源，
批判性地审视现实制度，呼吁以人民的力量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制度变革、社会革命，建立
没有官僚的理想社会（[[印红标]]：2009）。有学者从青年运动的角度，总结了红卫兵运动的五个方
面：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是对中国青
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红卫兵运动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驱动下的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是
灾难性的破坏运动；红卫兵运动是贻害青年的青年运动（[[范明强]]、[[魏纹]]：1996）。<br>
[[韦祖松]]总结红卫兵运动的特点是：组织路线上的“血统论”、行为上的破坏性、思想上的盲
目性、组织上的分散性（[[韦祖松]]：1991）。也有学者直言，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表现出鲜明
的盲目的狂热性、残忍性、反社会性和反现代性（[[王盛辉]]：2004）。[[裴赞芬]]、[[叶青]]等分析了红卫
兵的组织特征（[[裴赞芬]]：2000；[[叶青]]：2004）。<br>
对红卫兵的评价见仁见智，如有的学者就用了诸如狂热的个人崇拜、虚幻的革命理想、野蛮
的暴力行为、愚昧的血统情绪、极端的思维方式等描述红卫兵的行为和心态，对其评价自然不高
（[[阚和庆]]：2002）。[[何为]]强调红卫兵不是英雄也不是恶魔，他们只不过是在一定环境和思潮推动
下一跃而上了历史舞台的普通人。对于其极端主义的历史破坏作用，[[何为]]归结为他们年轻没有阅
历和被灌输的一种公式化的思维方式（[[何为]]：1989）。<br>
[[唐少杰]]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研究出发，指出红卫兵有十个情结：“造反有理”情结、准
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结、血统出身情结、道
德专政情结、英雄主义情结、理想至上情结。他总结了对红卫兵的两类态度：一是“ 青春无悔”
的态度；另一类是真正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唐少杰]]认为：其一，红卫兵的孕育和形成与新中国的
历史密切相关。其二，红卫兵情结给一代红卫兵所带来的沉重的历史抱负与他们相对浅薄的历史
根基之间的差异几乎是无法弥补的。其三，红卫兵一代人所掀起的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运动，如
同 20世纪中国以往诸多社会运动一样，是以青年为先锋、为主体的。这类青年运动具有的创造、
大胆、彻底和新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朝气，给历史注人了某种生机，但它在历史上大都不是相
对短暂的，就是很快分化瓦解的。其四，即使上述关于红卫兵评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立场的
背后，也有真实的利益在起作用（[[唐少杰]]：1999）。<br>
清华附中红卫兵<br>
清华附中红卫兵研究资料主要涉及几种，其一是日记类，其二是当事人回忆，其三是学者研
究。<br>
日记类文献指[[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宋柏林]]：2006）。出版
内容包括 1966年 1月 5日至 1968年 2月 22日日记，其中，1966年 4月 29日后日记是连续的，
几乎一天不落，而且“日记原文未作任何改动”。[[宋柏林]]父亲为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宋于
1965年由广州转学至清华附中，班级为高 631班，1966年初，高三第二学期开始，宋被任命为团
支部书记。宋是高 631 老兵的精神领袖，为人内向，多思。文革中宋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总政
委，参与了一系列清华附中红卫兵重大事件。其书的价值远超一般回忆录，对于研究清华附中红
卫兵的兴起、高潮和衰落，尤其是期间老兵的思想变化，有重要的史料价值。<br>
[[余汝信]]为该书写的出版说明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理解和利用宋书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方
便的路径，并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背景有所交代。<br>
当事人回忆有多种：<br>
[[骆小海]]是清华附中高中预 651 班（64年入校）的学生，文化革命开始时上高二，著名的《[[一
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大字报的执笔人，清华附中老红卫兵
的“文胆”。 以笔者所见，其关于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回忆有二：其为宋书所做的序，及其在 1996
年红卫兵 40年聚会上的题为《[[心路历程]]》的讲话。在该序中，骆回忆了文革前清华附中的教育和
学校活动，红卫兵组织产生的过程，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一论、二论、三论的产生过程，《造
反有理》汇报给毛泽东的情况，破四旧运动，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期间重要文献《紧急呼
吁书》《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的产生过程，串联、以及后来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等，对于
理解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心路历程》中，骆回顾了红卫兵
产生的思想背景，从一个牛奶的故事阐发，“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
是事出有因的。这个因，概括地说，就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界一些传统的做法不满。出于一种孩
子气的正义感，但是却没有党内斗争和所谓路线斗争这根弦。为日后的幼稚行为埋下了伏笔。”骆
认为 ，“红卫兵的本质是独立组织加造反精神。”[[骆小海]]也谈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看法和对清华附
中红卫兵命运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功能，是使原来的统治体系瘫痪。清华
附中红卫兵没有产生这类想法，更不具备这种资质。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不会依靠我们来达
到这个目的。等到 1966年下半年以大学生为先导的造反派登上历史舞台，这才成为可能。所以清 
华附中红卫兵们很快被运动甩在一边，除了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外，没有任何其它存在的理由或
意义'''（[[骆小海]]：2006b）。”<br>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领袖之一[[卜大华]]回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讲述有三次，第一次是在 1986
年发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回忆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卜大华]]：1986）；
第二次是[[卜大华]]讲述、[[秦晓鹰]]采写的《[[红卫兵之旗]]》（[[秦晓鹰]]，1993），对清华附中文革前[[卜大
华]]为首的该班干部子弟与学校的几次较量的讲述非常有价值；第三次是 2011年发表的《我所知道
的红卫兵》，对他本人的经历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过程做了全面介绍。[[卜大华]]的三次讲述是了
解红卫兵自我认同变化的难得文本，从种可以看出其不同时期微妙的心理活动和讲述策略的变化。
2008 年，同样是清华附中老兵中的骨干，预 652 班的学生[[阎阳生]]，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全面介绍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发生和最后的衰落。他把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分为四
个时期：1966年 5月中—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1966年 6月中—7
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1966 年 8 月初—9 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
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最后销声匿迹（[[阎阳生]]：2008b）。该文虽算不上严谨研究（被同为清华附
中老红卫兵的[[卜伟华]]订正多处错误），但对于了解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来说，也是难得的由当事人
自我总结撰写的“履历。”<br>
[[卜伟华]]有多篇文章专门研究清华附中红卫兵，他的着眼点在于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产生、活
动，对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的前后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有涉及。[[卜伟华]]文章多涉及史实
方面，比较细致，此处不再展开，具体见正文中相关引文。<br>
旅德学者[[仲维光]]也是清华附中预 651 班学生，是老红卫兵的对立面造反派。他撰写的《[[清华
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从另外的角度省思了红卫兵运动初期的历史。他给红卫兵的定性是：
“起源於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 ，是统治者的工具
而已。其区别只是在於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於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则是一
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仲维光]]：1996）。”<br>
旅美作家[[郑义]]是高 631 班学生，其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郑义]]：1999）和[[仲维光]]
的文章一样，提供了一个非老红卫兵的回忆视角。[[郑文]]不但回忆了文革前的清华附中，文体活动
发达活跃，蒸蒸日上，也回忆了文革后自己的遭遇，可贵的是，郑在回忆中不仅述史，而且反省，
并不仅限于揭对立面的老底而已，对于声称作为受害者的道德堕落也反思颇深，对于自己的反省
更痛切，如称自己当时的状态，“想做奴隶而不得”。<br>
[[刘晋]]是文革期间海淀区中学工作组副组长、直接指导清华附中工作组工作，他在 2008年发表
了回忆文章《[[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亲历记]]》，从另外的角度回忆了文革初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活动。
文章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发表“造反有理”大字报过程，工作组与红卫兵发生
矛盾，在[[胡耀邦]]住处开会，向毛泽东写信状告[[王力]]等内情，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又增加了一个
上层政治的理解层面（[[刘晋]]：2008）。<br>
旅美文革研究者[[王友琴]]研究了文革期间清华附中暴力情况，她指出，“主持执行这些暴行的，
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 1966 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
校发生的普遍实行的模式，也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发明的。…但是，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
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普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
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
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王文
还分析了文革期间暴力迫害的理论支撑：“教育革命”、“阶级路线”和“造反精神”（[[王友琴]]：2002）。<br>
'''2.相对地位问题'''<br>
在解释策略上，本文有两个理论视角：从相对地位的角度解释群体冲突的产生根源，从社会
认同的角度解释群体冲突的持续。（注3）<br>
与人们的错觉相反，关心自己的相对地位并不是嫉妒心在作怪，而具有更深刻的生理心理机
制。[[弗兰克]]在《[[奢侈病]]》中提出，人们关心相对地位由来已久，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社会生活
中相当多的重要资源是根据相对而不是绝对能力来进行分配的。 他还引用进化论心理学家的观
点，指出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大脑驱使我们去争取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地位。关注相对处境是我们
大脑进化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止是文化的产物（[[弗兰克]]，2002:194-205）。<br>
关于相对问题，[[弗兰克]]引用了心理学家[[哈里·赫尔森]]在其著作《[[适应程度理论]]》中对“相对”
的解释：哈瓦那的一位居民，在 11月的一天里，当温度达到华氏 60度（按：大约 15.6摄氏度）
时就会感觉到冷，而蒙特利尔的另一位居民在三月份同样的温度下却会感觉很舒适。同样，一定
强度的光似乎有可能是亮的，也有可能是暗的，这要根据局部视野的情况而定。但是这并不是说
刺激的程度就不重要，重点在于：局部的情况是重要的；在人们能够适应的相对较大的环境限度
内，周围环境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弗兰克，2002:190）。<br>
心理学家强调，人的动机其目的不是让我们感到幸福，而是使我们更有可能在竞争中获得成
功。因为相对地位的存在，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在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后，还希望看到他人的
努力遭受失败：这可以提高他的成就的心理价值。弗兰克说，为了得到比较准确的评价，通常必
须把需要进行评价的事物与其周围环境中同类的其他事物进行比较。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
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的评价不能是孤立的，而要等到将这些东西与当地环境中其他人拥有的东西
比较后才能确定。“人们在各自的领域中相互竞争以期在‘局部的等级’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弗兰克]]，2002:198-201）。在局部的等级获得较高社会地位或者地位有所改善会使人的感觉更好。
与此相对，如果在局部的等级中社会地位不能满足期望，即人们感到应得的地位和实得的地位
不符合，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与他群体的比较是相对剥夺的源泉。这方面的经典证明，是由[[朗
西曼]]（1996）对英国阶级态度的调查所提供的。“他发现，相当多境况较好的白领工人对那些工
作在蓝领职位的人的相对财富感到不平。尽管他们有客观上的优越地位，但那些白领被调查者明
确感到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布朗，2007:154）”。<br>
除了个人相对剥夺，还存在集体相对剥夺感。[[杜伽斯]]（1991）等人后来的一项研究发现，“集
体剥夺感，至少部分是受到女性的个人挫折的驱动，因为就业公平程序没有使他们收益更多。……
这种双重剥夺（自我和集体结合的）是反抗的一个显著的潜在刺激（布朗，2007:155）”。<br>
凯利（Kelly）和布瑞林格（Breinlinger）（1996）在对于女权主义者的另一追踪研究中发现，
只有对那些有强烈女性群体认同感的人来说，相对剥夺与参与女性群体运动才稳定相关。正如我
们将要看到的，群体认同过程，可能在将相对剥夺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布朗，
2007:156）。<br>
'''3.社会认同理论'''<br>
社会认同理论关键中的概念是范畴化和社会比较。泰弗尔指出，范畴化将一个模糊的世界明
晰化，方式是在同一个范畴内增强/夸大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夸大/增强不同范畴刺激间的差
异，也就是说，范畴化产生了一种增强效应。但增强效应不是普遍产生的，只是在那些被认为与
范畴化有联系（或相关的）感知维度上，范畴化才会产生增强效应，而且当范畴化对于个体来说
是重要的、显著的、密切相关的、关乎个人价值时，增强效应会更加明显。对人的范畴化，即社
会范畴化，对自我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倾向于根据他人与自我的相同与相异来对其他人进
行分类，人们不断地将其他人或者感知为与自我是同一范畴的成员（内群成员），或者感知为与
自我是不同范畴的成员（外群成员）。在范畴化物品、经验和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范畴化
我们自身。自我范畴化过程的结果是自我与其他内群成员相似性的增强，以及自我与其他外群成
员相异性的增强，此即自我刻板化。自我范畴化是将个体转化为群体的过程（豪格：2011，25-28）。<br>
关于社会比较。社会认同视角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社会比较而社会性地获得的，这其
中包括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当进行群际社会比较的时候，即在作为内群成员的自己和作为外群
成员的他者之间（或者在内群和外群的整体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有将群际特异性最大化的趋
势，即在尽可能多的维度上在群体之间做出尽可能多的区分。这种自动增强效应受到一种重要的
动机考虑的影响，即获得积极自我评价的动机，因为社会比较的维度具有极强的评价性，所以强
调群际差异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内群有积极表现的群际差异。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有一种
获得自尊的基本动机，这种动机的满足是在群际背景下，在那些内群有积极表现的维度上，将内
外群之间差异最大化而实现的 (豪格：2011,28-30) 。<br>
范畴化和社会比较协同发挥作用，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行为形式：群体行为。这包括群际区分
与歧视，内群偏好，感知到内群具有相对于外群的优越性，对内群、外群和自我的刻板化感知，
对群体规范的遵从，在情感上对内群的偏爱等。范畴化导致了对自我、内群和外群的刻板化感知，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群际差异的增强。社会比较可以解释增强效应的选择性（增强主要发生在
能够提升自我感知的维度上），也可以解释夸大群际差异性和内群相似性具有的重要意义（豪格：
2011,30）。<br>
社会认同理论也关注到社会认同与自我及社会结构的关系。<br>
自我认同可以被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有关自我的概念亚系统：社会身份或个人身份。社会
身份包括社会认同：与身份一致的自我描述，这种自我描述来自于社会范畴的成员资格。个人身
份包括个人认同：这时的自我描述在性质上是更加个人的，并且通常标示个人的具体特质。社会
认同路径主张在特定的情况下，社会认同比个人认同对自我描述的影响更显著。社会的自我认同
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自我范畴化，在任何给定的社会参照框架下，与个体可获得的相关信息最吻合
的社会范畴将会成为显著的范畴。通过采用某种自我范畴化方式而规避其他的自我范畴化方式，
个体会努力选择一个不同的主观参照框架，从而避免自己不愿意的社会认同而建立起自己需要的
社会认同（豪格：2011,30-34）。<br>
社会是由大规模的社会范畴（种族、性别、宗教、阶级、职业等）所组成的，这些范畴在权
力、地位和声望方面彼此相关。某个（或多个）支配群体有实际的权力去宣扬它对于社会、社会
中的群体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强加了一种主导的价值系统或意识形态。他
们审慎地建构起这套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目的是有利于支配群体自身的利益，同时将现状合法
化，并使其持续存在。附属群体资格会赋予成员消极的社会认同，并进而导致较低的自尊，这种
状态令人不满，并激发个体改善之。他们会以不同方式达到这一目的，而实际采取哪种方式取决
于主观信念结构，这是个体对社会本质和社会中群体关系的信念。主观信念结构有两种广泛存在
的类型：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社会流动是指相信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个体很容易从一
个群体“穿越”进入另一个群体。对社会流动的信念会促使附属群体成员采取个体性策略，抛弃
他们的附属社会认同，及其附带的社会意涵和下等的物质地位，转而偏好支配群体的社会认同和
与之相伴随的有利的物质地位和积极评价。社会变迁指这种信念：群体之间的界限是僵硬的、不
可改变和难以渗透的，他们不能穿越。个体不可能简单地抛弃附属群体资格，而获得支配群体资
格。个体只能诉诸旨在提升其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的策略，这是一种群体策略而不是个体策略，
它包括两种类型：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如果个体主观上不能想到对于现状的认知替代物，他们
就选择社会创造策略，它包括三种形式：重新选择比较维度，并在此维度上获得自我承认；对传
统的负面特质进行重新定义以获得新的自我理解；选择不同的比较群体。在附属群体能够想象出
认知替代物的情况下，附属群体和支配群体之间的真正对立（社会竞争）才会出现。现状的合法
性受到质疑，它不再被看做是稳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替代性的社会安排和使这种安排成为可能的
方式手段能够很容易被想到和表达出来（[[豪格]]：2011,34-37）。<br>
'''4.[[曼海姆]]关于代问题的研究'''<br>
红卫兵-知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其经历和思想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理解和认识红卫兵，就要
从“代”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其思想和行为的特征，[[曼海姆]]关于代问题的研究是该领域的开创之作，
在今天也不失重大的参考价值。<br>
[[曼海姆]]把代问题看做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的结构，以及社会变迁的一个向导。<br>
[[曼海姆]]认为，并不是生物学上出生时间的接近就自然构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代”。 通过
与阶级位置的类比，[[曼海姆]]指出代问题涉及到的是一个社会位置。既然阶级位置可以界定为特定
的个体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中的共同位置，代也同样可以如此界定。他说：“代的统一性
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在社会整体中位置相似的个体组成的。”但是他也并不放弃生物学的基础地位，
他同意，代位置的基础在于人类存在的生物节奏，同一代拥有在社会过程的历史维度的同一位置。
[[曼海姆]]着重考察了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如何形成不同的代成员认同的问题。<br>
在[[曼海姆]]看来，个人受历史和群体过程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受到“位置的相似性”的左右。
他指出，人们同时出生，或同时步入青年、成年、老年，并不意味着位置的相似性；只有他们经
历同一事件或事实时，才有相似位置，尤其当这些经验形成了相似的“层化的”意识时。
但是也并不是面临或经历了同样的社会过程，参与了相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就能使人们获得
相同的“代位置”。他使用“层化”这个概念来分析老年人和青年人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历史过程为
什么也并不具有相同的代位置。[[曼海姆]]看来：
人类意识从其结构上受某种内在的辩证法塑造，对于意识的形成来说，重要的是经验能
形成那些极为重要的“第一印象”、“童年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第三及其他“层”。反
之，在评定特定经验对生活史的意义时，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是否被个体经验为一种决定性的童
年经验，或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否被叠加到其他基本的早期印象之上。早期印象倾向于与一种
自然的世界观结合，在这之后的所有经验都倾向于在这种最初的框架中获得意义，不论其表现
为对该框架的证实和补充，还是对它表现为否定和对立（[[曼海姆]]，2002：87）。<br>
经历同一具体历史事件的青年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个现实代，而同一现实代中的不同群体以
不同的方式利用共同的经验，因此构成了不同的代单位。代单位的特征是其成员具有新的、公开
创造出来的、共同的整合态度，但如果没有个体间的个人接触的话，这种代单位并不能自发地形
成。关键是考察代单位的形成。[[曼海姆]]指出，代单位成员的意识具有高度相似性，分享共同精神
材料的成员组成一个群体，这些精神材料对于群体具有社会化的作用。[[曼海姆]]把代单位的形成概
念化为“基本整合态度”和“形成性原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基本整合性态度和形成性原则
在每一传统的延续中也极为重要，这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将群体结合起来，其次，也许更重要
的是，他们能成为延续性实践的基础。”<br>
[[曼海姆]]还考察了代现象与时代精神的关系。<br>
[[曼海姆]]指出所谓的时代精神并非渗透了某一时期的整个社会。“这种共同的精神在某个（同质
的或异质的）群体中产生，这一群体在特定时期内获得独特的社会意义，从而将其自身的精神印
记铭刻在其他社会群体上，并且既不摧毁也不同化那些群体。”并不是时代精神塑造了个体的认知
和情感，个体总是受到“整体时代精神”中的那些分化的、两极对立的潮流或趋势的影响，尤其
是那些与他的直接环境相契合的趋势，个体的人格结构首先面对的是这些趋势。“大多数人们被局
限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某一趋势。”个人如此，个人所处的代位置也如此 。“代位置总是作为需要实
现的潜在可能性而存在的，但使其得以实现的中介不是同一的时代精神，而是在特定的时代流行
的某种具体的趋势。”<br>
所以，所谓的大时代潮流终究不能成为个体行为免责的借口。没有理由将一切过错都归罪于
某个时代。因为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代里，所谓的总体精神之下总有各种不同的具体潮流可供行
动者选择，不同的选择结果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代单位——一个时代的不同精神特质的亚群体。
'''5.口述史与记忆理论'''<br>
现代口述史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以内文斯教授发表《通往历史之路》为标志。
与成文历史代表着威严的国家和庙堂不同，口述历史将历史关注的目光投向中下层社会，透视了
不同层面人们的生存诉求和情感方式，允诺普通民众进入历史层面做最直白的诉说。口述历史“可
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索领域”，也能“通过曾经创造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
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帮助我们从各种边缘的、被忽视的历史记忆中，
了解和接近更为真实的历史，实现对历史的重新诠释（[[罗朝晖]]，2006）。<br>
钦定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专断和歪曲的。那么口述史就都是信史吗？记忆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
人类的记忆是如何流变的。在口述史匡正钦定历史之际，对记忆的思考帮助我们恰当地看待口述
史，审慎地、以尽可能多的方法对比和识破口述中的偏差。但同时社会记忆理论也提醒我们，在
口述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制作历史”的现象：这既包括人们对现实的感知、释义和行动中存在的
非同时性现象，即不同历史时代的因素同时出现在记忆讲述中，也包括媒体对构建和塑造历史意
识的作用（韦尔策，2007:9）。作为研究者，除了要对口述回忆的状态（如“正确”回忆与“错
误”回忆）给予特别的关注外，还要充分领会个体回忆的情感品质，“因为这种情感品质不仅为
回忆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提供底蕴，而且在传承过程中也起到重大的作用（韦尔策，2007:10）。”<br>
口述史抗衡钦定历史<br>
康纳顿注意到社会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对记忆的控制以极权主义社会为最。<br>
对于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体制来说，生产自己合法性的历史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历史学家的历史重
构，一个是“有组织忘却的方法”。“与旧的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企图，遭遇到一种历史积淀，因
此有破产的危险。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当然，
面对权力的干预，社会并不是无所作为，他也提到了人们为摆脱“集体健忘状态”而进行的“记
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他说：“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模式；极权统治剥夺臣民的记
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失去对过去的见证就意味着与自己的历
史断裂：“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不会有人
真实地见证过去。”为反抗这种奴役状态，找回自己的历史记忆，他举索尔仁尼琴和维泽尔为例，
指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站在对立面写历史，不是唯一的关于历史重构纪实的实践；但是，
恰恰因为如此，它保存了其声音本可能会被忘记的那些社会群体的记忆”（康纳顿，2000:8-40）。
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于一个族群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对于一个文化来说，
也将是毁灭性的（郭于华：2009）。对于被遮蔽的记忆来说，随着事件逐渐引入历史的黑幕，见
证人越来越少，对其进行抢救性的挖掘，摆脱正史权力叙事的遮蔽，是口述史的当务之急。一批
文革研究者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点。“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
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哪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善，也是有比无好”（邢小
群，2006）。<br>
对于个体记忆的挖掘就是在拯救社会记忆，拯救被“典范历史”所遮蔽的个体和卑微族群的
声音。个体并非与历史绝缘，通过理解作为见证人的幸存者的回忆，可以扩展我们对时间的历史
性的理解。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确定了普通人的个人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的有
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视角来理解记忆的社会属性（[[郭于华]]：2009）。<br>
口述史与记忆偏差<br>
记忆的社会建构论起源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他强调：“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
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哈布瓦赫，2002：94）。中国学者陶东风就此论述到：
因为我们总是从我们的当代世界的视角（the perspective of our contemporary world）
来记住过去。我们的记忆总是处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位置，作为与过去的有意义的联系，记
忆因此可以依据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新出现的需要而改变。…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忘记、重
新找回或者修正我们个人的或集体的过去的某些方面。因此，记忆不是对于过去事件的静态
再现，而是‘向前的故事’（advancing stories），个体和群体通过这个故事塑造其身份感。
或者说，记忆所提供的是经过层层编辑的过去及其世界（陶东风：2009）。<br>
哈布瓦赫又说：“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社会给个人记忆提供建构框架：“集体记忆的框架把
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哈布瓦赫，2002：94）。“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
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哈布
瓦赫，2002：69）。<br>
时空的转换，价值观的变迁，都导致人们在言说中歪曲过去的事实，有意和无意兼而有之。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br>
逆反精神产生了他自己的遵从模式。……正如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所敏
锐观察到的，“如同所有的规则一样，这里也产生了自己的虚伪。在资产阶级世界，姑娘隐瞒
自己的堕落，在波西米亚，她则隐瞒自己的美德。资产阶级小姐偷偷失去贞操后，到圣坛前
假装处女；女诗人或女画家虽是处女，却要装成梅萨丽纳（注：荡妇）。”（科塞，2001：123）
如果说她们伪称自己是处女或荡妇是故意的，那么在社会生活中的更多场合歪曲过去的事实，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人们在“由衷”地言说，因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自欺。郑也
夫在评介生物学家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自欺”理论时说：<br>
人们在下意识中，不知不觉完成了自欺。……自欺的一个很大的功能是可以帮助自己维
持尊严。维持尊严不是光给别人看的，起码要维持自己在心理上对尊严的保持。有时其实自
己的行为的结果很可怜，这时如果自己能成功的自欺一下，就可以在内心保持自己的虚荣心。
如果保持不了的话，心态将是非常可怜的。他就不能再活下去了。……第二点就是可以抬高
自己。太低下了，自己就会瞧不起自己，所以要抬高自己、夸大自己。第三点就是能够自圆。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过程，就是“虚假记忆”。这是一个关键词。就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
为了当下的感情来扭曲自己过去的记忆。原来你记得是那样，但是现在处境变了，所以不知
不觉中把过去的记忆也变了。而且彻底完成这个自欺，认为过去就是那样。（郑也夫，2009：
174——175）<br>
森尼特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概念：干扰记忆，揭示人们在回忆痛苦往事的社会无
意识地向对自我有利方向重构历史事实的倾向。他提出的干扰记忆是指那种可能抑制细节的回忆
或者压抑过于令人不安而难以复述的叙事的那些记忆。他指出，回忆和重构的相互作用只有在多
样性条件下才能发生：许多相互竞争的叙述是确立痛苦的事实所必需的。“争夺集体记忆的竞争”、
竞争的叙述在寻求实际发生之事的过程中不需要分解为一个故事（森尼特：2006）。<br>
福特指出，长久以来的观察和实验表明，个人会重新构造自己的记忆，而不会把他们长久保
持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福特：2001）进一步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了导致虚假记忆产
的遗忘机制的存在。艾森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指出记忆的遗忘机制包括：压抑导致遗忘、记忆
干扰导致遗忘、线索依赖型记忆中记忆编码特异导致遗忘（艾森克：2009）。记忆心理学则总结
出图示的影响、关联效应、干扰和误导信息效应、话语的遮蔽效应、记忆中的错误链接等对产生
错误记忆的影响（杨治良：1999）。<br>
具体到以访谈的方式研究红卫兵运动时，[[徐友渔]]提到四类问题：一，由于时日甚久，讲述者
的记忆容易模糊、混乱；二，除少数例外，人们易于带着派性偏见回忆和评价往事；三，几乎所
有的前红卫兵首领都回避两方面问题，一是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权力欲望与技巧，二是本派组织
与某种后台（中央文革、当地驻军等到）的联系；四，用文革后的观念，新近学到的理论宰制当
初的事实，[[徐友渔]]将此称为“记忆受新思潮的污染”（[[徐友渔]]，1999:11）。<br>
总结起来，大概有这样两点可以为使用口述史进行研究做一点辩护：<br>
其一，已写出的历史并不代表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甚至未必是最有价值的生活。任何文字
历史都是一个打捞记忆的大筛子，疏漏难免，湮没者肯定不在少数。历代文人笔记、稗官野史不
过是彼时一部分人的少许的记忆而已，在研究古来社会事相时却有大用。所以多一种“众声喧哗”
的说法价值就蕴藏在这里。<br>
其二，“多”比“一”好。人类社会事件跟自然界不同，自然只有客观没有主观，可以以物
理定律决定因果；社会上却个体林立，情感、信念、利害、立场各有差别，彼此构成有时不可通
约的意义主体，何况个体后面还有各自归属不同的群体也同样影响记忆的选择和建构。尤其是冲
突事件的共同当事人，作为冲突的双方必然会有不同的记忆和表述。多提供一种讲述方式，起码
多了另一种历史的声音，多了一种理解历史的可能。<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