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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香港，时间很短，匆匆两天，但我还是抽出半天时间，“凭吊”了一下被冲击、被捣毁的香港立法会现场。

立法会门前静悄悄的，大门紧闭，只有一个警察在无聊地徘徊。大门外，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妪，举着一面英国米字旗，做示威状。

目睹此情此景，我油然而生了一种怜悯的感觉。

在1996年陈可辛的电影《甜蜜蜜》中，“姑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姑妈”年轻时曾和来香港的英国影星威廉有过一夜风流，她此后的人生，就靠这点“优越感”来维持。她梦想有一天能够和威廉鸳梦重温，她一生都在等待永远也不会回来的威廉来敲她的门，她就在等待中变得人老珠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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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香港，那些沉迷于“美好殖民时代”的人，何尝不是当代“姑妈”呢？大英帝国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打出米字旗只能证明自己可怜复可笑，总督也好，威廉也罢，都再也回不来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许多人被香港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所惊骇，觉得香港很“现代”，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很成问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人民革命才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性。香港没有经历过人民革命的洗礼，这构成其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缺乏主体性和自信心。居然会有那么多人缅怀日薄西山的老殖民宗主国，却没有想过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美好的新香港。

他们真的承担不起基本法中“港人治港”这四个大字。

“姑妈”得不到的幸福，打着米字旗的香港人也同样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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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立法会旁边的“粘龙墙”，即那些“抗议者”表达自己诉求或政治主张的地方，更感失望，“抗议者”提出的口号之空洞、幼稚、脱离香港实际，都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抗议者”的核心主张是“反送中”，即反《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的全称是《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功能在于使香港可以与尚无长期司法协助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包括内地）展开个案合作，方便处理香港居民在这些区域犯罪后的移交审判问题。

为了避免“条例”的政治化，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草案明确规定，适于移交的对象必须是犯有37种国际公认、且刑期都在7年以上的罪犯，门槛非常高。同时还规定了“八不移交”，明确说明被移送的罪犯不涉及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行为。

换言之，如果“条例”通过，未来可能被移交内地审判的仅仅是证据确凿的刑事犯罪分子。

毫无疑问，这一条例事关司法正义和打击犯罪，对香港社会本身也是非常有利的。对一般普通的良善守法市民来说，“条例”通过后，除了安全感会增加之外，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

香港反对派及背后的外国势力以“修例”为借口进行政治发难，制造骚乱，完全是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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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一个如此可笑、牵强的借口，居然可以裹挟那么多市民。

这意味着香港确实存在深层次问题。

回归后，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北京给了香港无数的经济优惠和政治特权。

香港无须向中央缴税，港资在内地享有金融、服务业的一系列特权，有关方面甚至压制珠三角的经济规划，以保证香港的运输生意。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法院可以保留外籍法官，拥有终审权，在港外籍公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也有机会当公务员。

日常生活中，普通香港人在内地享有上学工作置业的广泛自由，甚至优待，但内地居民在香港却没有获得同等的权利与优待。

不过，经济规律的作用，比任何人的主观意志都更加强大。新世纪后，中国内地的经济加速增长，每隔几年就超过一个西方大国，目前已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把美国也追得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却相对暗淡下去了。

1997年，香港GDP占全国18%，2013年仅占3%。到2018年，内地GDP总额为82.7万亿人民币，香港为2.3万亿人民币，占比已经不足3%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珠三角“消灭”了香港的制造业，又想接管它的航运业；长三角正在排挤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甚至观光购物这个保留节目，由于频频爆出港独分子骚扰内地游客的新闻，对内地人的吸引力也不怎么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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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香港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做大蛋糕”就能够解决的。

虽然相对衰落，但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这些年来香港经济的增长还是不错的，高峰时增长率曾经接近5%，一般也能达到3%，但普通市民的工资，却多年没怎么增加了。

香港长期保持了对富豪有利的低所得税，但却禁止员工的集体谈判权。

贫富悬殊，是香港从特首到反对派议员到普通市民都承认的事实。

2014年占中期间，港府的著名智囊刘兆佳承认：“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有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

香港青年的处境尤其灰暗。尽管找个饭碗还算简单，可收入一般不高。2016年的港府统计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员的月收入低于一万港币（约合8000元人民币），而十来平米的单间房租至少也要三四千元。这样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动辄数百万元的高房价，生活变得毫无希望。对大多数人来说，“爱拼才会赢”、“狮子山精神”更像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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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香港回归后没有在政治、文化，主要是教育和舆论领域进行比较彻底的去殖民化，再加上香港没有人民革命所遗留的平等主义传统，普通香港市民无法对自己日渐窘困的生存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他们的不满，被高度殖民化的舆论引向了内地。

由于视野和历史传统所限，许多香港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工具只有来自西方的“自由/专制”、“民主/独裁”等。尽管这种分析框架对香港的现实来说完全是文不对题、削足适履，但却可以让他们方便地发泄由优越感的丧失、失落感的积累转化而来的仇恨：中小老板恨内地厂商抢走生意，公司白领恨内地同行加剧上岗压力，穷困的小市民恨满街抢购的“大陆客”让他浑身不舒服。

“修例”风潮就像一个放大器，大大加强了香港社会早已存在的这股盲目仇恨的情绪，而看不到未来的学生则跑在这股浊流的最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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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本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忘记了这一点，把殖民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宝贝一样供起来，分析香港问题就会如隔靴搔痒，就永远找不到解决香港问题的钥匙。

新民主主义的未来是社会主义。

今天的香港，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在彻底去殖民化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方案。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指向经济平等的，也是指向人民当家作主的。

今天的香港，在新自由主义的迷宫里转来转去，已经日暮途穷。

但是，穷则思变，只要能够跳出冷战的狭隘视野，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框架，就能够为香港找到出路。

为什么不能把设想把香港建设成社会主义试验区呢？为什么不能设想把殖民主义的旧香港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香港呢？

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案，“一国两制”的框架就将在这一构想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光彩，社会主义在香港在取得成功，香港就有了出路，中国也有了出路。

2019年7月19日

于北上的高铁中

（文章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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