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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毛泽东与 工以地贺子珍在井冈山结为夫妇。翌年3月，长女毛金花出生于和江西接壤不远的福建省龙岩县古田镇。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川滇黔三省交界处，贺子珍又产下一个女孩（小名毛妹）。由于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两个孩子不得不留给当地农民老乡照料。

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几十年岁月已经流逝，她们是否还健在？她们的命运如何？现在生活得怎样？是新闻媒体与大众不时谈起的一个话题。

今年3月，四川《西南商报》记者、“南光长征图书展”发起人李崎，从成都出发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经过的川滇黔地区，进行“一个人的长征”，独自穿行在叙永、古蔺、镇雄、威信、毕节、赫章六县市，走访不少知名知情人士，决心“千里找毛妹”，为毛泽东和贺子珍留下的“长征女婴”寻一个答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19日，在云南省威信县委宣传部的大力协助下，李崎来到该县水田乡花房子（博古交权给洛甫的地方），终于寻访到当年寄养毛妹的见证人、现年89岁的郑明全和87岁的林成美夫妇以及相关人员，大体理清了毛妹（现名熊化芝）的来龙去脉与具体经过。

红军长征时贺子珍已怀孕五个月。1935年2月上旬，随红军卫生部休养连从四川叙永县石厢子进入云南威信（扎西）境内的贺子珍，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不久在路边产下一名女孩，人称“长征女婴”（跟随红军长征的35位女兵惟有贺子珍生过小孩）。

孩子下地几个小时，就被红军女战士钱希钧用四块同志们捐送的新毛巾包裹，外加一件军大衣连同贺子珍身上掏出仅有的四块银元送给一户苗族老乡，随同休养连行军的中华苏维埃副主席董必武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拜托你们抚养，希望她长大成人”。

郑明全老人回忆，红军路经水田寨时正值农历春节，一天苗族邻居熊智奎来找郑明全，说有人送给他一个女婴，他本人已有两个孩子负担够重，该不该收养。

郑明全说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家里穷他可以想法提供一部分粮食，这样熊智奎同老伴便将其收养，大家都叫她“毛妹”。

五岁前家里人不准毛妹随便出门，天天在家看屋，偶尔到郑家接点木炭火。比毛妹稍大一点的两个哥哥有时欺负她，说她是拣来喂的。她去姨妈家拿盐巴，姨妈悄悄告诉她，也说是熊家拣来喂的。

后来毛妹正式取名熊化芝，养母改嫁把她带到四川叙永。1947年，12岁的毛妹被送回威信双河天池村杨家做童养媳，后来就嫁给杨洪明为妻。杨洪明解放后参加剿匪，当过联防队长，以后一直供职于威信县食品公司。

毛妹为他生养了三个女儿：杨庭艳、杨庭花、杨庭玉，大女儿现在威信县第一幼儿园任教师，毛妹仍居双河，同两个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安度晚年。



毛妹虽然不识字，但口才好，年轻时聪明伶俐十分活跃，无论织布种地、开荒造林、兴修水利都很积极，常被派到外地参观学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被选为云南省人大代表。

毛妹是在水田乡花房子（毛泽东1935年2月5日在花房子政治局常委会上分工参与军事指挥，从而进入最高领导层，成为头号人物）长大的。她身材高大健壮，高有1米68，五官气质都不像本地苗族妇女。五十年代初北京派人来水田找过毛妹，那时她和家里人已经搬走了。

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那天，贺龙元帅的警卫员张秀清专程赶到威信看望毛妹，仔细比较对照毛泽东、贺子珍与毛妹的照片及相关年代和资料后，亲自将毛妹带到扎西会议陈列馆，在毛泽东巨幅画像前与其合影留念。

时任中共威信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宗德云找毛妹及其亲属座谈，准备把毛妹的血样和头发送北京进行DNA鉴定，但被毛妹婉言谢绝，她说：“只要毛主席心里有我这个女儿就行了，他老人家生前不是说过让我留在民间做个老百姓吗，我现在已68岁，是也老了，不是也老了”。

2005年1月，湖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共同撰写的专著《两个人的长征》，公开将毛妹（熊化芝）及其三个女儿的照片曝光刊出，并在书中写道：“如果熊化芝（毛妹）真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留下的女儿，她的经历就该是当年甚至任何一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家族的传奇和秘密以及命运的反复无常一向让我着迷。

我可以想象1935年时的情景：肝肠寸断的贺子珍把自已的新生儿交给别人，并就此永别……我站在曾经发生这一切的村子里，与我一起喝茶、吃黏米饼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孩子，她已经苍老，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关于命运的种种可能与猜测让我迷惑而感动。”

时间没错，地点没错，收养的关系也没错。他们相信，熊化芝（毛妹）正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毛、贺留下的女儿。该书第七章《毛泽东留下的女儿》已成为一大亮点和热点，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兴趣。



无独有偶。十年前——也就是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前夕，另一位名叫高树立的新闻记者，竟然在福建省龙岩市采访到毛泽东同贺子珍留在那里的长女毛金花（后改名杨月花）。

五岁前的毛金花比毛妹更为艰辛，先后被转送三家，直至杨姓家庭才算定居下来，杨家供她上了三年学，并易名杨月花。

18岁时与龙岩粮食局干部郑焕章结婚，组成家庭。

1973年经组织调查确定身份后，由老红军罗万昌带她去福州拜见舅舅贺学敏（原任福建省副省长），贺学敏流着眼泪说：“见到你我挺高兴，你妈妈贺子珍身体不好，不能让她再受刺激加重病情，以后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在贺家客厅，舅父女一直倾诉唠叨到深夜两点多钟。肖克将军和原福建省委副书记伍洪祥等领导闻讯后劝她把姓氏改回来，但杨月花坚持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改它做什么？”

遗憾的是：1974年5月她同养母邱兰仔到了首都北京，却因**从中阻拦，未能与生父毛泽东相见；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杨月花又因故没有和妈妈见上最后一面，拿着刊有母亲逝世消息的那张报纸，她整整痛哭了一晚。

杨月花（毛金花）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过基层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居委会主任等，后到电影公司工作，多次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同母亲贺子珍一样，她共育有三男三女，分别在街道、烟厂、印刷厂等部门服务，均属一般工薪阶层。

1984年退休后与离休老伴住在龙岩市图书馆附近的一幢楼房里。杨月花对目前的生活比较满意，她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市粮食局和市文化局领导都来慰问我们，平常也很关心。”

在她精心收藏的一本影集里有二张特别珍贵的照片，一张是舅舅贺学敏赠送、毛泽东亲笔题写 “秋收暴动十周年纪念一九三七”字样的集体照，左右两边分别站着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和身着戎装的贺子珍，另外一张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毛泽东》专题片摄制组特意与她的合影照，不时被她翻出来看看，寄托自己的情怀和思念。

毛金花（杨月花）、毛妹（熊化芝）姊妹俩，尽管毛主席与贺子珍生前都没有见到她们，但她们如同两棵山野小草，早已在民间扎根、生长、开花、结果，成为共和国公民中的一员，并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和普通老百姓那样劳动着，工作着，生活着，毛主席与贺子珍在天有灵，是可以欣慰和暝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