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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户:杨小村|杨小村]]<br>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且源远流长，承载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是遍布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历史文物。它们是中国社会变迁和进步的见证人，是中华民族无价之瑰宝。<br>
本文试图深入考究和析疑的是酉斋藏品，这是一批迄今为止仍大部分收藏于民间的国宝。之所以称为酉斋藏品，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一位字酉斋的传奇人物卓仁机的收藏。酉斋藏品的准确定义为：上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的数十年间，由卓仁机以收购、赠予、交换、拍卖等方式所收藏保管的古玩总称。藏品在卓仁机去逝（1972年）后，由其侄卓炳华负责管理；卓炳华去逝（2006年）后，由卓仁机之侄孙、卓炳华之子卓文波负责管理。<br>
对于酉斋藏品的处理原则，卓仁机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他的书面遗嘱是将其骨灰置于《孙文选集》之上），卓炳华亦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但是，卓文波却一直坚持不动摇的祖训是：“不进拍卖行，不流出境外，取之于民，还之于国。”<br>
酉斋藏品的数量惊人、种类齐全、品相完好、珍品丰富。用卓文波的话就是“故宫有的，我也有；故宫没有的，我也有。”故宫、国博、军博、保利等文博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均长期与卓文波有联系，他们对酉斋藏品的一致评价是：“卓文波的东西都挺好。”由于数量巨大，珍品、精品繁多，故宫目前只选他们馆藏没有的文物收藏，其他的暂时难以收藏。<br>
卓文波牢记祖训，从1996年起，在他父亲带领和鼓励下，开启了“让国宝回家”的艰辛路程。卓氏家族先后向故宫博物院、军事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广东华侨博物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叶挺纪念馆等40多家文博单位无偿捐献了近万件（套）珍贵历史文物。为此，广东省博物馆给卓文波颁发了“无私奉献，爱国收藏第一家”的牌匾；全国15家文博单位联合授予卓文波特别奖状，称他为“文物卫士，国民楷模”。而卓氏父子总是低调致极，不仅不需要任何报酬，连任何捐献仪式和活动都谢绝了。因为他们认定“这些文物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尽了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见1996年12月25日卓炳华父子致广州博物馆的信）<br>
人们不禁要问：卓文波收藏管理的这批酉斋藏品从何而来？真的都是文物吗？为何能流存于今？为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先从酉斋藏品的主人公——卓仁机说起。
卓仁机，原名卓天枢，字酉斋。1890年12月10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恭都镇官塘村（现珠海市唐家湾镇官塘村），是当时官塘望族卓瞻先的二子，于1972年病逝于广州，享年82岁。纵观卓仁机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骁将；中国古董界长袖善舞的有心人；为文史作出贡献的爱国者。<br>
下面，将按这三个阶段对卓仁机的人生道路，力求作出真实的描述。<br>
1、辛亥革命的坚定参与者，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拥护者，急流勇退的智者。
卓仁机家族与许多香山人一样很早就赴上海谋生，他父亲在上海虹口开设了一间“群芳居”饼店。卓仁机少年即入读上海英文夜校，长大后曾在上海高林洋行做工役，开始接触革命思想。<br>
他21岁那年，即清宣统三年，爆发了武昌起义，后被称为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血气方刚的卓仁机与一批青年学子即从上海奔赴武汉加入革命军，由于他打仗勇敢不怕死，被同盟会会员、江西省总督李烈钧任命为赣军敢死队副队长。民国2年（1913年）7月，他参加李烈钧在湖口组织的讨袁（袁世凯）义军，任机关炮大队长。8月讨袁失败后，卓仁机随李烈钧离赣赴日本避难，两个月后，奉李烈钧命令赴伦敦学习无线电技术，后又转到伯明翰飞行学校学习飞行。民国4年（1915年）12月，卓回国继续参加护国反袁斗争。民国9年（1920年），随时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由湖北经湖南到广东拥护孙中山讨伐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成为拥护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坚定分子。<br>
民国11年（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革命，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卓仁机此时奉命随入赣北伐的部队回师讨陈不幸失败，其他部队退入福建，卓担任支队长的部队因守卫乐昌九峰山撤退不及，被陈炯明包围改编为粤军第一师第二团，卓仁机任团长。当年12月，卓仁机奉命率二团赴梧州配合陈济棠的四团阻击拥戴孙中山的西路联军（即滇、桂、粤西路联军）。由于卓仁机被陈炯明收编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他人在曹营心在汉。此时，他与营长张发奎等商议，串同陈济棠的四团在德庆幡龙水阵前倒陈（炯明）起义，投效孙中山。接着与孙中山领导的西路联军会合长驱直下，打到三水，重创陈炯明叛军。并乘胜从芳村塞坝口强行横渡，登陆黄沙如意坊，击溃敌军，重新夺回广州。1923年2月，孙中山从沪返穗，重建陆海军元帅府大本营，并在元帅府举行庆功宴。孙中山对粤军一师在西江阵前起义大加赞赏，说梁鸣楷在李济深、邓寅达、卓仁机、陈济棠、张发奎等拥孙派将领的支持下，一起力举革命大旗，从此走向辉煌。此役后原粤军第一师第二、四团扩充为两个旅，卓仁机任一旅旅长，陈济棠任二旅旅长，成为孙中山大营的中坚力量。<br>
民国12年（1923年）陈炯明虽然退出广州，但仍在惠州一带负隅顽抗。8月，时任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部在博罗遭陈炯明部围攻，危在旦夕。孙中山欲调滇军与李福林部前去解救，然均延宕不前。情急之下，孙调驻在台城的卓仁机旅前去解围。卓受命后即刻让全旅将士当晚集合在台山县城乘车开抵江门，第二天改乘船驶赴孙中山行营所在地东莞石龙。9月4日早晨一到石龙，卓仁机即由随大元帅东征的广东财政厅长古应芬陪同，前往行营谒见孙中山，这是卓仁机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仰慕已久的孙先生。孙中山见卓率一旅来得这么及时非常高兴，命令他们原船开赴苏村，归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指挥。一旅赶到苏村后，在一艘名叫“珠江一叶”的电船上，卓仁机与张发奎等见到蒋介石，蒋握住他的手恳切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敌人已经包围博罗十多天了，城里情况很危急，你们火速前去，限即日解围。卓仁机不敢停留，于当天下午3时，急行军进入博罗城西的笔架山，并占领了阵地。陈炯明部见援军已到，领军者又是英勇善战的卓仁机，不敢应战仓惶退去，博罗之危遂解。此役为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和开始第二次北伐奠定了基础。<br>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自任总理，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发布了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同时提出国共合作创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对原有部队进行军事调整。3月，孙中山决定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下设四个师和三个独立旅。李济深、张民达、郑润琦、许济分别任1、2、3、4师师长，卓仁机任改编为粤军第十二旅旅长，归军长梁鸿楷直辖。<br>
卓仁机投身辛亥，参加护法，西江起义，东江救围，战功显赫，担任旅长并不为过。然而，正当他戎马生活将有一个光辉前程之际，一场决定卓仁机命运的争斗悄然而致。<br>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党政府实权迅速落入蒋介石、汪精卫手里。是年8月，就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后没几天，蒋介石以“受封不受调”为由，让担任粤军参谋长的李济深率部队开赴台山县，去执行解除粤军第十二旅旅长卓仁机的军权。<br>
据卓文波说，当时卓仁机尽管内心忿满抗拒，但还是准备交出军权，另谋出路。而其副将梁鸿林（梁鸿智之弟）却与前来收编的李济深部发生武力冲突，后终于败下阵来，同意收编为国民革命军。<br>
卓文波手上有一封李济深写给古应芬的亲笔信。信封上书：“面带呈古部长钧啟 李济深谨缄”，为“建国粤军第一师司令部缄”公用信封。<br>
古应芬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李济深奉命率部前往台山所需军费，必须向古应芬申请划拨，故有此信函。信件开头第一句话就阐明要军费的理由：“职部奉命开赴江门处理卓旅及一军各部，前请钧座配给开拨费及船夫费。”此信函经李济深后人李崴、李克兄弟阅过，均认可为其先祖笔迹，并引用于“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刊载的一篇关于古应芬的文章中。（未查到）<br>
关于卓仁机被解除军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一是说他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但没有证据支持，不靠谱；二是说他“受封不受调”也有些牵强附会；三是说老蒋已实权在握，又喜欢拉帮结派，有很深的“保定情结”和“浙系情结”，故被排挤，这种说法本人比较认同。同为粤系将领中的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等，或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武昌陆军军官学校或黄埔陆军小学而继续留任。卓仁机一天军校都没进过，只读过上海英文夜校，而不被老蒋器重是说得过去的。对卓仁机打击更大的，是他一直崇敬的老上司，时任粤军第一军长的梁鸿楷，此时（1925年8月）他被卷入一场“策动军变推翻国民政府”的冤案之中。此案虽查无实证，但梁鸿楷从此不为蒋介石重用，最终于1956年12月病逝台湾。<br>
卓仁机被解除军职后仍任台山县县长，此时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济深为第四军军长开始第二次北伐战争。蒋介石任命卓仁机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议，随蒋从广州向江西进发。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武昌城，吴佩孚直系军阀万余名官兵被俘，第二次北伐争得重大胜利。<br>
当消息传到在九江坐镇的蒋介石耳边时，他异常欣喜激动，而那天又正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双十节”。卓仁机和张治中等将领提议，请蒋题词留作纪念，蒋欣然应允。所以他们叫人扛来一组素白釉瓷器，让蒋逐个用蓝料题上纪念文字，再命工匠低温烧制完成。那批瓷器有盘、花盆等。老蒋题词有：“克复武汉”、“先烈之血 主义之花”等，落款都署“中正”，“丙寅双十节”。事后，两只小盘被赠给张治中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张把它们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余的后来都由卓仁机代管，有少部分流失。卓文波于2010年5月7日，将一只蒋介石题词花盆连同其他一些文物，捐赠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湖北逸休堂精品馆收藏的两只蒋介石题词花盆风格特征与之惊人相似，应是当年流失出去的。<br>
1927年春夏之交，蒋汪相继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卓仁机看淡蒋汪政权，对政治心灰意冷，在不到一年县长任期卸任后，他终于选择了弃政从商拂袖而去，正所谓“此处不留人，会有留人处”。<br>
2、热衷中华文化，在古董、戏剧和书画界，如鱼得水。<br>
卓仁机天资聪慧，少年哀乐过于人。他爱好极其广泛，懂英文、会无线电发报，还会开飞机，35岁就荣升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告别戎马生涯后，他却以一个精明的古董商、京剧的表演者、岭南派书画家的身份出现在那个乱世之中，长袖善舞，明哲保身。
卓仁机祖上有鉴定收藏文物的家传，从小受到耳濡目染的熏陶，使他具有“举凡陶瓷金石字画，能判其真赝优劣”的金睛火眼。1915年他从英国回来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时，就曾在伦敦淘得清宫流失在海外的一批文物，其中有御制掐丝珐琅仙鹤香炉、熏炉等数十件，经故宫专家鉴定，认为都是从承德避暑山庄流失出去的宫廷文物。<br>
卓仁机先后在上海、广州、香港做古董生意，在广州文德路开了一间以自己字“酉斋”命名的“酉斋古董店”，牌匾为于佑任题写的。据卓文波回忆，这块牌匾他小时见过，放在叔公祖屋的天棚上，1979年因叔公祖屋广州大新东路谢恩里10号拆迁，那块匾就失落了。<br>
卓仁机当时收藏古玩的行为被业内称为“殊癖”，近乎疯狂之态。1935年10月23日《华星三日刊》有人撰稿称，他“自脱离军旅生活后，隐居五羊，设古玩肆于市中，悠然自乐，而达官贵人多与之游，如半个书生等是。其营是业，获利颇丰也。卓有殊癖，每闻某处有古物出售，辄不惜跋涉，必往搜求。”<br>
这段历史文字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即卓仁机收藏古董的三个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古玩店经营古董，买进卖出，去伪存真获取丰厚利润；二是外出收购古董，且不惜长途跋涉，不惜金钱“必往搜求”；三是“达官贵人多与之游”，通过全国各地的这些“达官贵人”，把各式各样来自不同途径的古董文物尽收囊中。
《华星三日刊》这篇文章曾提到卓仁机听闻澳门一个富户之后人急于出售所藏古物，就赶到澳门住在中央大酒店，可惜来迟一步，珍贵的古物被先到者购去。卓仁机仍购得小瓷瓶和古铜罗汉像各一件，古画四幅，碎玉数件等，不至空手而归。<br>
据卓文波回忆，在军阀割据、抗战内战时期，文物贬值得很厉害。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军队为了筹军饷，时有公开盗墓，抢掠各地古寺庙、古玩店、博物馆及富户人家的古董宝藏的行为。由于战乱民间盗墓、贩卖文物活动亦十分猖獗。因此在那时，我国大部分的古墓都遭到破坏性盗掘，以致我们今天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发现商周时期的君王墓。而卓仁机也正是在这段动乱时期，凭借雄厚家底与独到的鞭尸古董眼光，将一批又一批的商周春秋战国和汉代的青铜器、青铜剑等等珍稀古董收藏下来，避免流失于海外。叔公告诉他，那时一千个大洋就能买到92件汉之前甚至商周时期的各式青铜器。有一年，辽西牛河梁地区刮了几天狂风，过后当地百姓从红土中拾到不少玉器。卓仁机听闻后赶过去，十个光洋一小箩，二十个光洋一大箩，夯邦郎都收购回来，这些玉器被称为红山文化玉器，属于新石器时期，距今5000—6000年前。玉器造型太多以动物为主，代表性的为“玉猪龙”，人物造型多为“太阳神”。<br>
还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春，卓仁机经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曾养甫的推荐，在曲江任过四战区驿运处副处长（处长是陈文），1944年夏，驿运处撤销，卓仁机转赴兴宁、汕头经营古玩生意，于1947年回到广州定居。这期间经历了日本投降，全国各地均举行了对日受降仪式，日军大批武器装备，包括将官佩剑、日军侵华时留下的慰安妇罪证，以及日军掠夺的民间古董，在接收过程中，卓仁机是知晓并有条件收藏的。美军对日本本土实行大轰炸后，日本皇宫紧急疏散财物，也有不少天皇御用宝剑、明治维新前各大家阀幕僚的佩剑散落民间，甚至流散到中国，这些日本国宝级文物也成为卓仁机刻意收藏的对象。
卓仁机不仅喜欢也善于收藏古董，对曲艺也颇为精通，称得上“梨园弟子”。他喜爱唱平剧（京剧）的天份，来自青少年在上海的经历。他曾师从京剧名师陈彦衡及老伶工王凤卿，得王真传。<br>
1936年发行的《华星三日刊》曾这样描写卓仁机：“且嗜北剧，日前尝偕好此道者，演技于长堤青年会，粉墨登场，颇得观众赞赏。”说明他不仅喜欢唱，还能粉墨登场演出，实力和水平不可小觑。<br>
《珠海文史》钟锦泉作“记爱国民主人士卓仁机将军”一文中也有这样的报道：“1948年4月返回中山县县立图书馆与乡人唐官赞（二胡手）搭档，举行平曲演奏会，表演京剧清唱‘空城计’、‘祢衡击鼓骂曹操’等曲目，一时轰动铁城（即石岐），给家乡人留下深刻印象。”<br>
卓仁机“大隐隐于市”，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在都市繁华之中，仍然能在心灵净土独善其身，找到一份宁静，自得其乐。在经营古董的余暇时间，他埋头书法作画，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同为《华星三日刊》（日期不详）的另一篇文章说：“今之军人能书者多矣，能画者则未多见。前任梁鸿楷部充旅长，复一度长台山县篆之粤军宿将卓仁机，不特善书，而且能画，笔法亦极灵活。”“卓氏之画，人多未见，兹由友人处借得其近作一幅，投寄本星，以供众览之。”可惜投寄期刊的画作找不到了，无法一睹粤军名宿卓将军的笔墨风采。卓文波说，叔公画作多数都捐给了广东文史馆收藏了，留下的不多，他佛堂入门处还挂有一幅。这幅题为“北秀桥顶白云深”的山水画，是卓仁机于1966年秋写的，时已76岁了。画面以越秀山北秀湖及镇海楼为背景，描绘市民在湖上悠闲划船的场景，不禁让人们回忆起童时熟悉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br>
据卓文波透露，在他的藏品中，叔公和父亲收藏的古代近代书法家画家的作品有近千件。作品中不乏有北宋米芾的题诗画作，北宋郭熙的“早春图”长卷，仇英的“月下笙歌图”，上睿仿仇英的“携琴访友图”，黄宾虹的山水卷，徐悲鸿的“四马图”、骏马图册页十二开，齐白石“花卉草虫”图册页十六开，齐白石“花卉草虫”长屏六幅……<br>
卓文波说，讨论中国画的鉴定和收藏离不开王己千。王己千（1907—2003）是20世纪中国画收藏家领域里的泰斗和关键人物，为中国字画收藏六大家之一，他的收藏不仅涵盖了明、清，而且宋、元的一些名迹几乎都集中在他手上。由于王己千与卓仁机是挚友，所以，晚年已九十高龄的王己千两次从美国回国访问，都是卓炳华卓文波父子促成与接待的。<br>
王己千听说卓氏父子将文物全部捐给国家后，深有感触，提笔手书：“德泽留馨”以赠。王老先生有意将“德”字少写“一”画，“留”字不写一“点”，意为“留一点”。卓文波见状请王老重写，“留”改“流”字，意为“一点不留”。但王老仍将“流”字上头一点不写。说：不要全流走，留一点吧！<br>
3、报效国家、守护文物、贡献文史、长眠于兹<br>
卓仁机的爱国精神最终落实在他留在了中国大陆，而不像一些国民党元老不是随蒋赴台便是迁居海外或港澳。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国民党部队供职，新中国成立前因目睹国民党腐败至极气数已尽，都移居海外和香港了。而卓仁机却坚定地选择留了下来，并被以叶剑英为主席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br>
揣摩卓仁机留在大陆的动机，不外乎有三种：一是他在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人之前即脱离军界，手上没有沾过人民的鲜血，能睡安稳觉；二是现任广东省人委主席（省长）的叶剑英与他是熟人，都是建国粤军的骨干（叶任一师参谋长时，卓任一旅旅长）。叶剑英的顶头上司是张发奎（张发奎在四军当军长时，叶帅是他的参谋长），而张发奎的顶头上司是卓仁机。凭借这重关系，卓仁机应能得到叶剑英的保护和善待。三是他收藏的宝贝太多了，有义务也有责任把它们保管好整理好，在适当的时候“还之于国”，让这些国宝平安回家。三种不同的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卓仁机留下来的果，大批国宝得以留存下来，改变了散失于海外的命运。
卓仁机在文史馆的工作是兢兢业业贡献良多的。据现能查找的资料显示，他在此期间撰写了很多关于辛亥革命、讨袁护国运动、创建粤军和反陈（炯明）北伐方面的史料，对这段重要的民国史有具体生动的描述。如他撰写的“辛亥革命的几个片断”被收录在196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又于1991年10月江西人民出版社收载于《辛亥革命在江西》；他撰写的“记李烈钧先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收载；他撰写的《旧粤军将领记》一书查找不到，此书对早期孙中山创建粤军和粤军将领的经历应有详尽介绍。<br>
卓文波保留的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李济深、李宗仁、张发奎、叶季壮等名人书信墨迹，不仅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像，也留下了宝贵的书法艺术。<br>
卓仁机是一位坚定拥护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被充分认可后，1957年作为特邀代表，他被增选为广东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同时还被聘为中国文物进出口监督委员会委员长，广东博物馆文物鉴定顾问、广州海关顾问等职务，为把守文物出口的大关尽责尽力。“记爱国民主人士卓仁机将军”一文中也提到，1953年（月日不详），卓仁机受派到拱北海关鉴定过一批文物古董，且顺路回官塘老家探亲，这是他时隔数十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故里探望亲人。<br>
那么，酉斋藏品是如何保存下来，在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不停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仍能完好无缺的呢？深入探索后，我们不得不钦佩卓仁机的深谋远虑和独到眼光。
酉斋藏品分别收藏在卓氏几家古董店、大新东路谢恩里10号一幢两层楼的旧居以及东山新河浦的别墅等地。1958年大跃进期间，谢恩里旧居近两千平方米的花园，因大炼钢铁被征用，卓仁机敏锐察觉到高层的政治斗争还蛮激烈的。因此，他不打算将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出来，只是在越秀山镇海楼被辟为广州博物馆之际，携侄卓炳华捐献过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数件稀有珍品后来被上调北京故宫收藏。<br>
卓仁机心里很清楚，要为这一大批珍贵国宝找到一个好归宿的时机还没到来，为此他做出极为周密的安排：一是将文物装箱集中运到相对安全的军用仓库存放，这要得益于卓氏家族有亲戚正好在这个部队里当官；二是告诫卓家后辈，要低调做人做事，不张扬不显摆；三是这批文物最终是“取之于民，还之于国”的，但要待真正的太平盛世之时。卓仁机的判断和措施，使得这批国宝和卓氏家族逃过了1966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风暴。在以“大破封资修四旧”为主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不要说藏品中有大量蒋介石等高级官员的手令、书信、国民党徽章、中正剑、日本天皇佩剑等可以直接认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罪证，还有大量皇家用品、古书字画、青铜器、青铜剑等，都会被当作“反动”糟粕而毁灭，卓仁机及其家人也难逃万死之劫。<br>
酉斋藏品在卓仁机巧妙安置的“安全岛”上毫发未损，终于在卓炳华卓文波父子的努力下，开启了“太平盛世”下“让国宝回家”之旅程。<br>
这段旅程的开端也十分蹊跷和传奇。<br>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卓炳华工程师兼画家。卓炳华父亲卓颂平是广东海关的一位老前辈，从清末起便在广州海关供职，民国时期出任广州海关高级官员。卓炳华在香港大学学习光电工程，成为一名光电工程师，同时他又拜赵少昂为师，是岭南画派的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卖掉香港房产，毅然回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广州水厂任水电工程师、总工程师，他生活低调简朴，为人正直大方，群众关系良好。经过长期考察，1972年卓仁机谢世前，把多年珍藏的全部文物交由卓炳华收藏，并嘱咐他要妥善保管，在太平盛世的新时代来临之际，统统捐赠给国家，让这些瑰宝重见天日，从私人收藏变为公众观赏，发挥文物的应有价值。<br>
卓炳华一直在等待民富国强的那个窗口期，却在临近古稀之年突然中风大病一场，除了意识还清醒外，四肢机能全部丧失。经医院全力抢救和精心护理，总算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他躺在病床上，回想起几年前一位风水大师曾断过自己只有七十年的阳寿，莫非真的应验了？想到此，他立即把独子卓文波叫到床前，第一次向儿子说出仁机叔公留下了一大批文物的秘密，卓文波听闻大吃一惊。卓炳华问：“我如今得场大病，自知时日无多。你看这批文物如何处理好？”卓文波不假思索，坚定地说，“既然这些文物都取之于民，那就统统捐回给国家吧！”父亲听儿子讲出来的话正合自己心意，喜出望外眼含热泪，欣慰地一个劲点头，补充说：“既然是捐赠，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报酬，也不要惊动政府搞什么仪式，不图虚名。”<br>
1996年11月16日卓炳华出院回家，第二天父子俩就向广州市博物馆捐献了第一批文物，开启了让卓氏酉斋藏品“回家”的旅程。奇巧的是卓炳华的身体打那时起便一天天好起来了。原来在医院病床上手脚都不能动，翻身都困难，现在慢慢可以散步打拳，上茶楼喝茶倾谒，还红光满面中气十足。身体恢复的程度与捐献文物的次数成正比，越捐身体恢复得越快越好。卓炳华彻底打破了风水佬止命于七十岁的卦语，足足活长了12年，验证了“好心有好报”的因果关系。<br>
父亲去世后，卓文波独自一人挑起了守护国宝，让国宝回家的重任。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一大串钥匙的时候，已经年届花甲了，他的一生同样起伏跌宕，却处处充满抗命之蓬勃生机。<br>
他1948年7月3日出生于广州，出生时只有9公两（一斤八两），和小只小猫一般大小，父亲后来拿他开玩笑说“那时我一只手就可以托起你来”。卓文波从小体弱多病，学校老师都不敢让他上体育课，生怕他跑到半路倒下了。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由于卓文波既是独子，又体弱多病而得以“赦免”。1975年，性格直爽的卓文波讲了几句牢骚话，却被公安机关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莫须有罪名抓了起来，法官让卓文波认罪，可以轻判或不判，倔强的他非但不认罪，还和法官辩论起来，结果刑期越审越长，于1976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送到粤北第四监狱服刑。在狱中他仍坚持申诉，并在1979年秋写了一封措施十分尖锐的申冤信，分别投寄给省市政法部门、法院和中央政法委。信中他直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认为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比秦始皇还独裁，比希特勒还法西斯，比国民党还刮民党！”这封“大逆不道”的信件有可能被当时刚刚恢复工作，在中央政法委任职的彭真看到了。因卓文波在信中谈到他的外公欧阳凤阶对他的教育和培养，谈到外公和叶季壮的关系。这位欧阳老先生早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和广东政法学堂，与朱执信、叶季壮不仅是同窗，还是生死之交的结拜兄弟。1907年欧阳凤阶经朱执信推荐加入同盟会，是民国早期的红衣大法官，后与叶季壮共同创办了《四邑平报》并任社长，还在广州长寿路开办了乐善大戏院，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爱国民族资本家和进步民主人士。而叶季壮则于1926年加入中共，后长期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br>
1945年9月，叶季壮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中将军衔，与彭真、陈云等6人到沈阳与苏联红军联系物质交接事宜，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任中国贸易部部长。有中央政法委的介入，卓文波的案件很快被定性为“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而得以落实政策彻底平反。1980年至1984年卓文波在珠光机电厂任技术员，1985年起至1994年下海经商，经营过北京路的银都酒楼，江都机床设备公司等企业，任董事长。父亲病重后，他结束所有商务，从事文物整理研究，谨记祖训，将酉斋藏品分批无偿捐赠给多家国家文博单位，被聘为鸦片战争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惠州市博物馆、肇庆市博物馆、珠海市博物馆等8家博物馆名誉馆长；2000年被聘为中国广州美国商会永远高级顾问、中华慈善总会顾问，2003年被聘为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荣誉委员，2004年被聘为国防教育学校客座教授。现任卓美然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美中文化交流总会永远名誉主席、《华人》杂志总顾问。在2009年泛三角品牌盛典评选中，卓文波创立的卓美然基金会荣获“最具社会责任品牌”，他本人荣获“品牌创立终身成就奖”。<br>
综上所述，酉斋藏品的来源和传承有序已经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酉斋藏品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这些国宝流落民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当我们走进卓文波位于文德路一套二百多平方米的大屋时，就有一种时空穿越交织，历史纵横凝结之感：从新石器时期的精美玉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王侯宝剑，到元明清的瓷器、佛像、掐丝珐琅器皿、书画，从日本天皇御用宝刀到中国近代风云人物的书札信函，数千件藏品看似凌乱而又有规律地“塞满”了家里的每一寸空间，客厅、餐厅、卧室、书房、卫生间、阳台甚至窗台。卓文波说：“我仅仅是一位保管员，但我懂得天道循环，唯善永恒的道理。我每天对着这些文物，从来不考虑它们值多少钱。例如，我收藏的这几百把日本军刀，对方就曾派人来看过，回去后他们提出用9亿元人民币收购这批日本国宝，我不同意。对方让我提条件，我说你们拿从中国掠夺走的文物与我交换吧，对方就不哼声了。在国际法庭上，美国和盟军就慰安妇问题起诉日本，卓氏家族拿出当年日军慰安妇军旗、功劳章、优惠券等物证，为国家及盟军打赢了这场官司。”卓文波低调地笑了笑，继续说：“迄今为止，我没有拿过一件文物进拍卖行，更不允许让一件酉斋藏品从我手上流失海外。”<br>
是啊！文物究竟为何物？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通过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可以恪物证史，以史明理，知往鉴今，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见未来。<br>
卓文波谨记祖训让国宝回家的行动还在路上，我们衷心祝愿他“唯善永恒”的义举圆满成功。在此，冒昧地对民间藏宝与国家藏宝的关系作肤浅探讨，仅供卓文波先生和有关部门参考。<br>
毋庸置疑，国家藏宝是文物保护利用的重头，而民间藏宝一直不被待见，由国家文博单位向民间征集收购文物的案例乏善可陈，哪怕是无偿捐献的大门也越关越窄了。个中缘由不作深入探讨，大致是馆藏有限，鉴定费时，程序繁琐加上经费不足吧。但是，如果把民间藏宝排除在整个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的视野范畴之外，则是一个重大损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利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让我们倍受鼓舞。他指出不仅要让中华大地的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把民间收藏也纳入国家整个文物保护的范围，调动文物资源，开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更强调要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br>
我认为，酉斋藏品“还之于国”的途径，绝不仅仅只是捐献给国家一条道，况且国家也不可能全部收藏。为此，应当扩宽视野，选择多条路径让“酉斋藏品”得到妥善保护和合理适度利用。例如：与国家文博单位合作，举办私人藏品展览；甚至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在海外举办酉斋藏品展览；与民间收藏企业、私人博物馆和收藏爱好者合作，转让部分藏品，做大做强民间收藏这盘棋，同样可以实现文物的多重价值；与艺术品银行或基金合作，在不改变藏品属性的原则下，广募慈善基金，为文化教育养老扶贫事业作出贡献，等等。<br>
谨以此文，答谢文波兄的挚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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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5日于广州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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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br>
1、《一代忠臣——梁鸿楷》 曾国强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br>
2、《辛亥革命在江西》 江西省政协文史办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10月出版<br>
3、《珠海文史》 珠海政协文史委编 2012年10月印刷<br>
4、《文史资料选辑》 全国政协文史委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年7月出版<br>
5、《爱国收藏第一家》 北京晚报 2000年6月25日<br>
6、《德泽馨远浩气长存——记卓文波先生》 舒章铭 2022年6月17日<br>
7、“卓酉斋濠江觅宝” 玉蕴《华星三日刊》 1935年10月23日<br>
8、“卓仁机之画” 老黄《华星三日刊》 日期不详<br>
9、李济深致古应芬信函 由卓文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