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水泥：揭开历史面纱，探寻文革本源（中）
钢筋水泥：揭开历史面纱，探寻文革本源（中）——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
钢筋水泥 · 2013-07-08 · 来源：乌有之乡
历史已走过了那段曲折的过去。刘少奇、周恩来等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选集》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没有几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 。而《毛泽东文集》的相关论述就达到27篇。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揭开历史面纱，探寻文革本源（中）
——澄清政治谣言，恢复历史原貌
目录
十三、毛泽东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今天的年青人喜欢追星，明星也以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而荣耀，他们粉丝团有多大规模呢？杰克逊的演唱会可以看到花的海洋，这算大吗，在今天的年青人看可能是很庞大了，但是如果比较一下，历史上没有谁比毛泽东的粉丝团阵容更强大，其规模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粉丝数量之巨是在十亿以上，粉丝地位之高是遍布世界各国的重量级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战略家等等，他们对毛泽东崇拜至极，评价极高，中国的，有政治领袖周恩来、朱德等，军事天才林彪、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邓稼先等等，外国的粉丝也是风云人物云集，拳王泰森、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等，特里尔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基辛格见毛泽东时有被“电”的感觉，基辛格说：“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
亿万毛泽东的粉丝在毛主席前加了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然而，毛泽东自己怎样看待这“四个伟大”呢？ 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的“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谦虚，自己反对称颂“四个伟大”，我理解，但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员”准确吗？以毛泽东的哲学思辨，看问题之透彻，抓事物之本质，这个归纳应该是“准确”的，至少在毛泽东自己看来是准确的。
毛泽东“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毛泽东一生都在当“教员”。那毛泽东一生都在教什么呢？毛泽东在教人，一生都在教我们怎样做人，做一个与毛泽东有着同样思想的人，也就是做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人！
人们都很好奇，毛泽东思想是由什么产生的，来源于哪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仁义道德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交融和哲学升华，也就是来源于中华国学与西方马列的哲学飞跃。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么说不一定有道理，那我们就从“仁”和“义”说起吧。
“仁”、“义”我们常挂在嘴边，什么是“仁”呢？“仁”一般孔孟之道而言，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我觉得太模糊，不具体。我不喜欢这看似抽象实则空洞的表述。我举个事例吧，如果某人买了一个卧铺，但车上还有二个人没座位。这个人不因为卧铺是自己的就心安理得地独享，而是让没有座位的二人同他一起分坐这个铺位。这就是“仁”。或者你买了一份盒饭，却还有一人没有饭吃。你不是只顾自己，也分些给他吃。这也是“仁”。那么，简单说，“仁”就是即便是我的也不独吃独占。
“义”，一般孔孟之道而言，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世上人有能力的差异，或是体力，或是智力，或是财力，或是权力，总有一些人有优势。如在车上几天长途，谁都想躺着睡。一个体格健壮的高大男子同二个儿童，这个男子不能凭体力的强壮就挤走一个儿童多占位子，而是大家挤在一起每人一个座位。这就是“义”。或者社会财富不是0.4%的人吃70%，而是毛泽东时代吃“大锅饭”人人平等，这也是“义”。简单说，“义”就是：虽有能力获得但不多吃多占。
简而言之，“仁”就是不独吃独占，“义”就是不多吃多占。
一个人或是体力，或是智力，或是财力，或是权力比别人大却不独吃独占，不多吃多占。那以他的能力大，多干的劳动，多创造的财富做什么呢？毛泽东告诉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中“为人民服务”的来源，她是中国传统国学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拿了人民给予的权力，这些权力不是用来多吃、多占、独吃、独占的。当然也不是用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是毛泽东“教员”教我们做人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品格：有能力要为人民服务。
如果我们在体力、智力、权力上处于弱势，我们不可能多吃多占，常常是别人占了我们应得的利益，那又该如何处置？毛泽东告诉我们要“造反”，而且要理直气壮地造反，“造反有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道理。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思想中“造反有理”来源于马列主义。在人人应平等的应得权益和利益受到侵害时，要勇敢地坚决地捍卫本人、本集体、本阶级的利益。不幻想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毛泽东“教员”教我们受欺压，要不怕事，敢斗。做人必须具备的第二个品格：受欺压要造反有理。
毛泽东教育做人要同时具有“为人民服务”和“造反有理”这二个品格，具备这二个品格：当你有高于常人的能力或权力时，就多劳动多奉献多为人民服务；当你处于弱势地位，在本集体、本阶级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坚决捍卫阶级利益造反有理。
既然毛泽东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那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孔呢？很多左翼立场的学者理论家不理解，认为孔子主张“仁义道德”没有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然而用唯物辩证法来剖析孔子思想，我们发现孔子在标榜“仁义道德”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向中国人灌输“学而优则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的本质是：奴役中国人的“心”，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身”为“奴”是不够的，必须让老百姓的“心”也为“奴”。所以要老百姓认同“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君君臣臣”，不要造反，要心甘情愿地做下等人。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正是看中了孔孟之道有利于维护其统治，愚弄百姓，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获得统治地位后都尊孔，再贴点“仁义道德”的标签来欺骗大众。孔孟之道已成为禁锢中国人思想的精神枷锁，所以毛泽东才要坚决地批孔，彻底砸烂精神枷锁，解放中国人的思想，敢于造反、敢于挑战，重塑国人的性格，释放民族的豪气。把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真理传授给每一个中国人，那么毛泽东批孔是不是就把孔子所有的东西都否定了呢？非也，毛泽东批判孔子是有取舍的。“仁义道德”没有错，但假仁假义假道德就错了，要批判。毛泽东对“仁义道德”这个中华传统的文化精华非但没有否定，相反毛泽东思想还吸纳了“仁义道德”的文化，要做就要做真仁、真义、道德的真君子。毛泽东升华出为人民服务，而且给共产党人确定了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当权者不“为人民服务”怎么办？毛泽东的答案很明确：造反有理！毛泽东就不搞孔子“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君君臣臣”这一套假仁假义，毛泽东玩的都是真家伙。你不“为人民服务”，不能做到“真仁、真义、真道德的真君子”就造你的反，把你赶下来，换能“为人民服务”的上。这才是毛泽东批孔的目的，可见，批孔不仅正确，而且非常必要！
在道德风尚方面毛泽东提倡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愚公移山精神；科学文化知识学问再高不自视高人一等，文化再低不妄自菲薄，努力学习但不迷信权威；在不同意见和观点发生分歧时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诚相待、光明磊落据理力争，不搞阴谋诡计；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爱憎分明的劳动人民情感；要团结，不要分裂；有错误虚心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面对困难决不屈服，不靠天，不靠地，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不怕鬼，不信邪的斗志。
毛泽东“教员”教育我们要成为的这样的人，所以毛泽东给我们树立了雷锋、焦裕禄、张思德、王进喜、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欧阳海这样的道德楷模、平民英雄让我们学习。这样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个个都是硬骨头。面对强权霸道敢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遇到贫弱危难愿施全力的真诚无私的帮助，施救时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有普渡贫苦众生的胸怀。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遇强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难愿帮的人。这就是毛泽东教育人培养人的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朴实无华的人伦内涵，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石。
毛泽东要培养遇强不怕、遇弱不欺、遇霸敢斗、遇难愿帮的人！
十四、毛泽东的老三篇
毛泽东一生都在致力于把这些朴实无华的人伦内涵注入人的思想，让人们从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开始身体力行，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为了教育大家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毛泽东写下来著名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在河北唐县不幸逝世；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21日，毛泽东专门撰文《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
毛泽东在文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赞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并指出我们党内一些党员的不足，“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
毛泽东号召：“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9月5日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同志在炭窑崩塌时，因奋力将队友推出窑外，自己牺牲了。毛泽东写下《为人民服务》9月8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演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明确革命队伍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宗旨。
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共产党人不怕批评，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
1945年6月毛泽东写了《愚公移山》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代表们讲愚公的故事，中国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老头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号召全党向愚公学习：“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共产党只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感动人民这个上帝，取得彻底的胜利！
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提倡了三种精神，一种是 “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种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是一往无前坚持不懈战斗到底的精神。这三种精神，给普通的人生注入了高尚的情操，教育人们认识人生的意义，思考人生的价值，引导人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指导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十五、毛泽东能否正人先正己？
在众多社会歪风邪气盛行时，老百姓常常一句话便能指出症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几乎是一针见血的，任何时候榜样的力量总是巨大的。特别是掌握社会发展引导权力的领导者，其言行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更是下效者天然的模版。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这些要求共产党员做到的，首先自己应做到，所谓正人先正己。
毛泽东自己及亲属能否做到？
革命战争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毛泽东始终和战士一样穿着简单。工作人员常想给他添置些新衣裤，毛泽东却说：“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
抗战以后，虽然国共合作统一抗战，但是国民党还是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原来供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军粮，补给，后来不给了，要饿死共产党。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就不给东西了，当时，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1939年2月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干部战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亲自在杨家岭开荒种地，并制定了节约日用品支援前线的计划。
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同样吃苦在前，主动报名要求去过南泥湾开荒。一九三九年二月南泥湾垦荒刚开始，江青就带头到达，劳动了六个月。从自己垒建营房开始，投入生产。过去从没有干过体力劳动的江青，手上打起了泡，结了六个老茧。当时，参加劳动和生产竞赛的女同志都得到照顾，例假可休息两天。有的女同志喜欢做一些轻松点的、非重体力活，类似传统妇女做的活，留在家里洗洗涮涮，因为她们觉得像男人那样做重体力工作，或妇女干男人的工作是有失脸面的事。但是江青一直拒绝接受这种照顾，不休息，坚持上山，顶一个中等劳动力，不甘落后于男同志。
三十多年后，在其他同志请她讲讲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时，江青回顾南泥湾半年的开垦生活，总是谦虚地说：“别人比我做得更多，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没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告诫全党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党中央进驻北京执政，乘车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北平时，对中央总部的一些同事说：“我们去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毛泽东接着说：“但愿我们能考出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我们不做李自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见证了反动派的灭亡，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开启了，但是旧社会的旧思想在老百姓中还普遍存在。与新政权的各级干部有千丝万缕亲缘关系的各路亲朋，有不少人期待着飞黄腾达，毛泽东的亲戚也未能免俗。毛泽东的一位亲属委婉地把想法通过向三立告诉自己的外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
毛岸英是如何回复舅父要求的呢？
我们看看毛岸英给向三立的回信，毛岸英说：“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毛岸英一语道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新中国，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强调共产党的人情包括自己的亲友，更涵盖整个劳动大众。
“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在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人民利益一边，并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共产党人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当然也没有权力来做那些所谓让“一部分人”实为自己的亲属先富起来的犯罪！因为这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一个有善良本质的好人，也可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你现在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拿到了人民给予的权力，就应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反复捧读这封珍贵的家书，不禁让人感慨万千，信中提到“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的这个舅舅就是毛岸英的亲舅舅——毛岸英的生母杨开慧的长兄杨开智，杨开智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后回湖南从事农业科技工作，是不可多得专业人才，当年杨开慧牺牲后，是杨开智夫妇和亲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安葬烈士遗体，抚养烈士遗孤，1938年杨开智又把女儿杨展送到延安参加革命，1941年杨展同志牺牲在抗日前线。杨开智家也是对革命有贡献，并付出了很大牺牲的。
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被分配在湖南林业农业科研工作，负责专业技术，但是他个人希望到北京工作，便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想法，毛泽东回信要求他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你合适的符合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
杨开智留在湖南工作，就请表弟向三立替他出面说情，想在湖南谋取一个厅长职位，向三立是毛岸英外婆向振熙的亲侄子，但他也不敢向毛泽东说这个情，只好给毛岸英写信，委婉地转达了杨开智的想法，请求岸英帮他舅舅这个忙，按人之常情，杨开智是烈属，要求组织照顾，也不是太过分的事，但毛岸英接到信以后，感到旧社会的旧思想在亲戚们中间还普遍存在着，他不但不能违反组织原则，帮舅舅这个忙，还应规劝亲人，向亲戚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经过慎重考虑，毛岸英就给向三立写下了这封信。正如毛岸英信中所说：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接到毛岸英这封信向三立和杨开智都深受教育，杨开智想通了，安心的工作了，以后每当谈到这封信，向三立总是敬佩的说，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好儿子，更是人民的好儿子。
看了毛岸英的这封家信，我们忍不住会想，如果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像毛岸英同志那样忠于人民的事业，共产党就一定能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就一定会兴旺，共产党就一定会被群众所拥护！
毛泽东同志严于律己，对亲属子女严格要求，克己奉公，不徇私情，为端正党风做出了表率。毛泽东时代的浩然正气正是源于人民领袖的光辉榜样！
十六、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至亲就牺牲了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妻子杨开慧、堂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1950年长子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也永远地长眠在异国他乡，毛家可谓是满门忠烈！然而，却有一小撮“公知”“精英”恶毒地攻击毛岸英是为捞取政治资本去朝鲜镀金，以便世袭“帝王”。这个政治谣言在“主流”媒体上肆无忌惮地传播，当权者视而不见，任其流传，恶意玷污人民领袖的声誉，这个政治谣言至今仍蒙骗着很多年青人。
翻开历史，我们看看毛岸英为什么去的朝鲜。
新中国成立才八个月，1950年6月美国就派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任何人的院角被强盗占去，都不可能对强盗客气。
之后，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爆发，在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几乎被赶进海里时，美国出兵，军事干预朝鲜半岛的统一。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以“严守雅尔塔协议，恢复朝鲜半岛38分界线”的名义，干涉朝鲜半岛的统一，入侵朝鲜。但是美国侵略者在军事上取得优势顺利向北推进后，并没有止步38线，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公然越过38线，杀向鸭绿江，轰炸中国丹东，把战火引向中国东北。
而此时，被外国列强110年抢劫战乱摧残的满目苍夷一穷二白的中国，新政府成立才三百多天，工业，科技，国防百废待兴，一切都在起步阶段，如何应对侵略者的挑衅，中国高层也有较大分歧，对手是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灭了德国日本的头号强国，有现代化的空军，海军支援，有机械化装甲武器，有雄厚的钢铁军工后盾，论武器，中国与之相差好几个等级，而且对手还不是一个美国，而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16国联军。
面对前所未有的军事对决，众多身经百战的元帅级老将军心里没底，态度犹豫。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朝鲜对于中国是战略屏障，其作用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来自外敌的侵略，多是以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东北，历史上，中国政府每一次的软弱退让，无一不是换来列强进一步蚕食中国的野心和欲望，遭受更大的战争灾难。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丹东，其侵略意图一目了然，如果美军站稳朝鲜全境，陈兵鸭绿江边，随时可以挑起战火侵入东北，配合南边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危害人民政权。
这是美国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新中国无法躲避的战争。既然看到与美国这一仗无法避免，毛泽东分析了二点：
一、 与其在中国东北打这一仗，不如摆在朝鲜打，因为在中国东北打，即便是打赢了，受战火摧残的也是中国的国土和中国的百姓。
二、 与其受美国干扰新中国建设，等我们的坛坛罐罐建起来再打，不如现在就出手御敌，打完了再建，因为建好后，即便打赢了，坛坛罐罐也打烂了。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边境环境，但和平从来不是跪拜乞讨所能得到的，晚清政府签卖国条约图什么？不就是图安宁吗，你要白银，给！要土地，割！满足你，总可以不打我了吧，咱们“和平”吧。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清朝灭亡的72年间，清朝政府同外国政府或外商、国际组织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契约、协约和合约共1175件。割让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想乞讨“和平”，讨到“和平”了吗？换来的是更多豺狼争相来瓜分中国利益的。就如同某黑讼棍尝到甜头发给其他骗子同行的短信一样“人傻，钱多，快来！”
只有迫使侵略者不敢向你发动战争，才能赢得和平。所以毛泽东力主抗美援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中国东北争夺一片战略屏障。为新中国赢得一个立足空间。
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国家民族利益需要捍卫时，毛岸英主动请缨成为第一名志愿军战士。这是毛岸英第二次奔赴战场。恶毒的“精英”说这是镀金，捞政治资本，若是“精英”所臆想的欲接“帝王”之位的政治资本，则这份政治资本必需是：统领三军的战功和威望。
我们知道历史上常有一些需要历练的青年才俊，或是帝王公子，为了具备一些统帅三军的战绩和资本，挂帅出征，而大王多是配以能征善战的猛将和足智多谋的军师辅以左右，把有把握的必胜战绩登载于少帅名下，所建奇功皆归于少帅指挥有方，用人得当。为其脸面贴金，班师增威，以取“镀金”之效。
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地要问一下，毛岸英是志愿军的那一级将帅？手下配有几员猛将？哪位军师为毛岸英出谋划策以便毛岸英建功立业？此时“精英”便哑巴了，因为毛岸英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军参谋，与军事指挥没有关系，他的工作只是翻译，没有人为他的工作增光添彩，相反，毛岸英做的工作是为上级服务，根据首长的需要翻译资料。这是镀金？捞取政治资本？“精英”能否告诉我们哪朝哪代，或哪地哪国取得战争胜利后，会昭告天下，这归功军中文书的英明统帅？即便是皇上如此颁奖，这是给这个文书脸上贴金，还是让天下人笑话他？有如此捞取政治资本的政治家？也只有自喻为“精英”的蠢货才编得出如此白痴的政治笑话。令人悲哀的是，还有人信。
从“精英”镀金臆想的条件来看，只有战争胜利，才好给镀金者脸上增光，若战败了，何来光彩做为政治资本？以1950年中国的军事装备和国防工业现状，谁能保证对世界头号军事霸主美国纠集的16国军事集团这一战，一定能赢得胜利？如果打输了，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去“镀金”岂不是自寻羞辱？可怜的“精英”还不敢称自己比毛泽东更有能力更有智慧吧，你这样的蠢货都不会选这种方式做为你们的镀金方案，你说毛泽东会用这种方式给需要的人“镀金”？
当然，如果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毛岸英是否会获得政治荣誉呢，毫无疑问，他也会同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一样，拥有一份志愿军战士的光荣，这是他应得的，也是人民必须给予他的光荣。这份光荣远不足以做为叱咤风云震慑群雄的“政治资本”，接位大统。但足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共产党人。如果一定要把这算“政治资本”的话，这确是每个共产党人都应该赢得的“政治资本”，没有这样的“政治资本”，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是羞愧和耻辱。
话又说回来，如果毛泽东真有帝王之心，希望毛岸英能获取政治资本控制军权接掌大位的话，是不是有机会为毛岸英安排呢？当然有！而且大把的机会。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本来就是军人，而且在苏联期间，毛岸英既学习了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的理论，又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与德军面对面浴血奋战，转战欧洲战场冲锋在前，立有战功，成长为年青的红军指挥员。二战胜利后，毛岸英受到了斯大林接见嘉奖，享受斯大林赠送手枪的殊荣。他本来就已通过自己努力，赢得了有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政治资本，回国之后继续在军队里领兵打仗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东北四野急需人才，为解燃眉之急山东抽调了几万党员骨干紧急北上，为四野的扩编队伍补充干部，很多班、排基层干部成为连、营指挥员。此时毛泽东只要把毛岸英送到四野，这样一位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红军连指导员，林彪必会量才举用，在师团职干部急缺的扩军期，毛岸英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把毛岸英放在营团岗位上发挥作用，从辽沈战役到平津战役，从渡江战役到解放海南岛，恢弘气势，以四野迅速壮大的部队规模和卓越战绩，毛岸英有足够的成绩给自己“镀金”，可以十分自然地师长，军长，甚至兵团级地往上提拔，来获得“政治资本”，这是最好的镀金机会，风险最小的镀金方案，因为战神林彪指挥的四野，几近是百战百胜的，而在转入战略反攻之后，功勋章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如此大好的“镀金”机会，几乎可以轻松获得的“政治资本”的好事，普通人都能看到，比我们普通人睿智得多的毛泽东难道看不到？
毛泽东放着这么好的给长子“镀金”的机会不用，他要毛岸英做什么呢？他要毛岸英去当农民！向农民学习，补上劳动课。于是在最容易获得政治资本的时候，毛岸英却脱下军装，扛起锄头，当农民，搞土改。做一个没有英雄功勋资本炫耀的默默劳动者。面对丰硕的新中国政治成果，巨大的解放战争军事功绩，毛岸英无缘分得战役荣誉，这在所谓的“精英”看来，毛泽东无疑是耽误儿子的“前途”。
然而，在面对世界头号军事霸主美国纠集16国军事集团的强敌，战争结果很难预料之时，毛泽东却把毛岸英以一个普通志愿军战士的身份，送到了彭德怀的麾下。
志愿军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赴朝作战，所有的将士都冒着敌军空袭的威胁，艰苦战斗，没有前方后方之分。在武器装备的巨大悬殊之下，志愿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以南，为中国赢得了战略屏障。同时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牺牲，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献出了28岁的年青生命，在志愿军请示把遗骨运回祖国时，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婉言地谢绝了：“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青山处处埋忠骨，毛岸英就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许多善良的人也许要问，抗美援朝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前线？
1951年3月，毛泽东的老朋友周世钊也向他问及此事，毛泽东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这就是毛泽东——我们的人民领袖！处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上行下效，带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十七、《武训传》的文化交锋
1951年2月公演了一部电影《武训传》，讲述清末武训的故事。
清道光年，武训出生贫寒，父亲去世早，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他辛苦卖艺挣到钱，跪求私塾老师收他，结果被众人嘲笑辱骂，赶了出来。母亲死后，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17岁他给大地主张举人做长工，结识了豪爽的车夫周大。得知女佣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而卖身为奴，深感穷人不识字的痛苦。他也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被赖工钱，被毒打……周大替武训打抱不平被牵连入狱。
武训沉思苦想，终于自认为感悟到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于是决定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为办义学，武训强装笑脸，牺牲尊严以小丑的身份沿街卖艺乞讨，跪在地上求人打他骂他换几个赏钱。
从死牢越狱出逃的周大找到武训，邀他一起造反，武训拒绝与之为伍，坚持沉迷于办义学识字改变命运。十年辛苦，武训积攒下一百二十吊钱，存于地保高春山处，被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据，翻脸不认账，武训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受此沉重打击，武训仍不放弃，又乞讨卖艺任人羞辱二十年，攒够了办学的经费，开办了义学。
实现了办学愿望的武训，仍然一囊一钵，四处奔走乞讨募化。郭知县得知武训义学之事后，为他呈报请奖，张抚台为他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此时的清王朝因太平天国农民暴动处于危机之中，告急文书雪片般地飞向京城。清王朝的大臣们纷纷献计，“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顺民要抚。”光绪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为其建造“乐善好施”的牌坊……
按说武训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老百姓在民间巷议，同情并赞许他善良，本分，厚道，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的。但是用电影的艺术形式大张旗鼓地造势，占据文化阵地的主要媒介进行宣传，他的思想意义和文化内含就不同了。果然，公演后舆论在旧文化的引导下，举国上下一片叫好。竟有许多中央领导都对之赞誉有加，报刊评论连篇累牍，把武训乞讨募化提升为所谓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行为，极尽溢美之词。似乎武训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范。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大力歌颂，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
新中国才成立两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生的人民政权要一改几千年劳动者低贱的旧思想，弘扬劳动人民高尚圣洁，有尊严的新风尚。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武训传》这支旧文化复辟的暗箭，这是一般民众并不深思的。如果像武训那样为了达到自己善良的愿望，不惜自毁人格笑迎侮辱，采取完全奴化的心态，希望通过似乎与世无争的自轻自贱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朴素愿望，而不去思考造成自己和更多的穷人为什么上不起学的社会根本原因，这不正是几千年来灌输于国人心中的奴才心理吗？
共产党人几十年流血牺牲奋斗呐喊，不就是为了劳动者不要像武训那样受欺压受侮辱吗！ 不正是为了唤醒民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为了把劳动者变成有人格，有骨气，有尊严的人吗！
武训作为生命个体和他的善良愿望来说，并没有多少需要谴责的地方，顶多人们只是对其实现愿望的方式觉得不可取。必须肯定，武训也确实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实实在在地想为穷孩子做点好事。看到他的遭遇，心中难免会在一番涌动后滋生出带着心酸难受的悲悯敬意，但绝不是由衷钦佩。就像旧社会有些女子为了亲人看病或其他善良的目的，不得已被迫卖身接客，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和脸面，我们同情她的不幸，但决不能把这种轻贱人格，牺牲尊严的方式大加歌颂，甚至把它冠以“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号召社会学习，效仿。因为这种轻贱人格，牺牲尊严的方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教育大家尽量避免的方式。
这样一个有感人素材的故事并不属于艺术代表性的个性素材，更不属于思想教育性的典型素材，从无产阶级文化的政治教育角度，他不应该加工成艺术作品，因为这个故事它在艺术上可能是感人的，但在思想上却是负面的甚至是反动的。它一旦经过艺术加工诉诸全民视野大加渲染，其影响力就非同一般。它会使许多思想觉悟不够的人们错误地认为，原来只要是为他人的善良愿望，任何没有尊严的自损自轻自贱的行为都可取。那么，新中国树立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新思想，弘扬劳动人民高尚圣洁，自强自重的新风尚要到何时才能形成？
正因为《武训传》这种使人不讲气节不要尊严方式的“善良”误导，将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负面甚至是反动的影响！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格格不入！
这才有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亲自操刀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建议对这部看似普通的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以便把许多自认为精通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理论家”从迷途中拉回来，教育他们清醒意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并引导民众觉悟起来。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泽东在文章里首先从历史背景上对武训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武训行为的被奴役性。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电影创作者却把这种“奴颜婢膝的丑恶行为”当做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一样的行为进行宣传歌颂。电影中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作反衬，宣扬武训所走的奴才路线的可取性与合理性，这是一心为了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共产党人所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于是毛泽东严正指明：“承认或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毛泽东一贯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反帝反封的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毛泽东告诫过人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到。”说明在对待反动的政权时，必须采取斗争的办法去推翻它，如果一味妥协迁，则会永远无济于事。
封建统治集团正是看中武训身上的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才有众臣献计献策，所谓“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顺民要抚。”是啊，多十个百个武训那样的人，封建统治依然牢固，可是多一个两个周大那样的叛逆者，统治者就会如坐针毯寝食难安。显然，民众是历史前进的主要推动者，但历史绝对不是由武训那样的民众来推动的。
所以毛泽东在对电影创作者的思想误区进行深入分析后，联系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实际深刻分析和告诫道：“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一八四零年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就是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做了上述分析后，毛泽东对准了党内的相当一部分自称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们。指出了这些人在革命胜利以后，沉积在心头的资产阶级思想有逐渐泛起的苗头和危险。毛泽东对他们丧失鉴别和批判能力的危险性进行了直言的警示，要求大家对电影《武训传》开展讨论，最终“求得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作为世界历史上超第一流的顶级政治家，毛泽东对问题的透视的深刻程度远远高于同时代国内外一切政治家。对《武训传》的思想评论是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回击资产阶级文化复辟的一次果断批判。
十八、组织上入党不等于思想上入党
按说，共产党员应该追求什么，做什么，是非常明确的，他本人也应该非常清楚。
毛泽东给共产党确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要求对共产党员是否合理呢？是否强人所难呢？
今天的“法律党”张口闭口法治精神，从法制角度来看。什么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本质就是契约精神。通俗的讲就是按我们双方事先约定好的办。
看看所有的共产党员，怎么入党的？毛泽东拿着刀逼你们入的党啦？没有。是你们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口头要求还不做数，必须书面申请。写份申请书就可以入党吗？不行，必须考察，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吗，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吗，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是会有牺牲的，是要献出生命的，愿意吗，能做到无怨无悔吗？通过了考察，本人多次申请才会批准你加入共产党。入党的时候，你自愿面对党旗，举起拳头宣过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这些申请书，这些誓言是什么？就是契约！所有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都是自愿的，而且入党之前共产党对风险和代价都事先充分说明了的，用“法律党”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履行了告知义务。共产党员遵守和履行诺言是做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和起码信用。
何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共产党员所要牺牲的个人利益只是生活上保持艰苦奋斗，与战争年代要牺牲生命相比要小得多。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勤务员，这些要求共产党员做的，与他们入党时所承诺做的要少得多。即便是一个普通的人，遵守人的基本道德和起码信用都是必须的，何况一个以更高革命理想，更高政治觉悟，更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必须做到的！
所以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领导干部，工人农民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社会政治是平等的，党员干部很多时候应该委屈自己，服务群众。不是群众逼你的，是共产党员自愿，并发誓做到的。
如果某个共产党员思想发生了变化，觉得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吃亏的事，不愿意干了，想像普通群众一样劳动致富，或者觉得搞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应该搞资本主义，共产党是否会像国民党抓壮丁一样，要把他关在共产党内呢？党章里明确规定，入党自愿，退党自由。
党章第九条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退党的自由。那些抛弃了信仰，改变了世界观的人，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退党，你退出了共产党，交出了人民的权力，自然就不会再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要求你，显然，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确定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没有强人所难，没有对共产党员提出高于共产党员承诺的要求，也没有给共产党员强加非做不可难题，你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没关系，你退出共产党，则自然就摆脱了这份清苦。
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新有权人共产党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在自愿前提下的基本要求，既符合法制精神，又兼顾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应该有道德，遵守起码的信用！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应履行党章中的法定义务，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时，党内高层就出现“理论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1950年1月13日，刘少奇就对安子文等人作过口头的指示：“对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
1951年5月13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反覆强调：“我们如果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对人民并没有好处，只会伤害工业生产积极性。现在的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工农业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违背进步的，也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比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资本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人民服务，有进步作用……为什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既然资本家是“为人民服务，有进步作用”那么共产党革命，消灭剥削岂不是社会倒退？
“理论家”还堂而皇之地搬出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来佐证自己的正确。看来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在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资本主义这个明显违背共产党宗旨，和入党誓言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错误的，这些人在党内还有不是极个别，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毛泽东后来在文革时给他们确定了一个名称叫“走资派”。
应该说这些人在组织上是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是还没有完全入党，这是共产党的瑕疵，也是共产党这个理想熔炉的水份。这些人在思想觉悟上距离共产党员的标准存在差距，但过去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做了一些益于革命的工作。
对功臣自傲，贪图享乐，确已堕落的贪污腐败分子，毛泽东履行诺言，坚决严惩！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立有功勋。但新中国成立仅仅一年时间，他们就利用职权，贪污国家救济粮款达171．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元）。
党内有人想找毛泽东说情，毛泽东知道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
但对思想认识上存在差异的同志，毛泽东还是爱护的，宽容的。虽然意见相左，没有关系，可以辩论，对他们思想上的错误尽可能帮助改正，不一棍子打死，而是批评，说服教育，统一认识，团结一道再共同前进。对积极工作的依然提拔重用，1956年提携邓小平为共产党书记处的总书记，1959年培养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说服党内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形成团结一致后，否决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否决了封建王朝的封侯拜相，旧势力新的攻势又扑来了，那么，论资排辈的工资等级总要弄个吧？共产党内，由于党的宗旨，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允许共产党员为个人要权要官要利，入党的誓言也使投机分子个人的要求无法直接提出，便以“向社会主义苏联学习”的借口，要搞军衔制，要搞等级工资制，要把等级塞进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面对众口一词的要求，面对“学习苏联”堂而皇之地理由，毛泽东很孤立，很无奈，也很宽容，既然大家把这个看成是一种荣誉，那就给这个荣誉吧，毕竟是从战火中征杀而来，九死一生也当之无愧。但是毛泽东本人对此坚辞不受！任何人请求他接纳，毛泽东都谢绝了。将帅们一致坚持给主席做的大元帅礼服，最终也未能穿在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怀念过去，不止一次地感叹，战争年代，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过了二十多年没有工资的供给制多好啊。没有工资，没有等级，生活物资人人平等。实行等级工资制后，各种“奖金刺激”“物质挂帅”开始陈渣泛起。
1958年张春桥撰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强烈地抨击了这种资产阶级等级思想，文章回顾红军“供给制”的平等，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等级制”让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感到的是一种侮辱。
“等级制”后，也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
更为严重的是，等级制演变为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和国民党的官气，有些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平等待人没有了，对待群众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破坏了党的群众路线，丢掉了党的光荣传统，所以文章呼吁我党应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
毛泽东认为张春桥提出的问题很好，支持全党讨论。
为了反对等级，毛泽东主动带头降自己的工资；发出“6.26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1965年6月1日取消了军衔制，要求军队找回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的群众监督。
等级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要消灭压迫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不断地缩小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城市和农村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可见在共产党内，存在一些组织上入了党，而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的人，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起阻碍作用。
十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反右”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万众一心。农村土地改革让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地主、富农也与农民一样变成了只有同样多土地生产资料的劳动人员，过去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主位置没有了，为了平等地对待农业劳动者，当时土改法规定，这些地主富农几年以后就摘掉地主剥削阶级的帽子，到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去掉了政治帽子。
新政权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资本的资产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僚买办资本的资产，没收归人民所有，用于全民所有的国家垄断经济发展，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新政权尊重他们过去的经营积累，准备通过公私合营，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也确实存在共产党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知识欠缺的现状，军队里展开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大竞赛，很多干部战士刻苦学习，用几个月或半年时间，突击完成小学或初中课程，尽快转换成社会主义建设者。新中国建设对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需求量极大，为了发挥各类技术人才的作用并保证社会过渡的平稳，共产党对城市各行业的技术人员，教育人员，管理人员和对暂未查出有血债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国民党政府人员大部分继续留用参加新中国建设。
毛泽东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指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营造更广泛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文化氛围。
为了推动民主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开展针对共产党内，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出现官僚宗派的现象进行整风运动。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5月4日发了《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正直的知识分子确实感觉到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的真诚。
帮助共产党整风过程，一方面，党内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批评监督，不少同志接受教育，改正了官僚作风，但也确有一些蜕化变质的官员对群众的批评怀恨在心。
另一方面，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有善意和正直的批评，意在希望党员改进工作方法，也有一批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工农劳动者当家作主政权的反动分子，先是试探性发泄不满：“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湖北的报刊《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就大量刊登了国民党的留用人员的“意见”，这些人不是要民主，这些人只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共产党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言论的核心就是共产党要交权！之后，这些反动势力借大鸣大放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更加激烈、尖锐，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轮流坐天下”、共产党应下台滚蛋等论调。
美国人李敦白1946年来到延安，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李敦白回忆1957年的情形：“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一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李敦白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要求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
当时大学、高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地主资本家和原国民党政府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解放后开始有机会上学，也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几乎都是旧社会的富人子弟，这些因工农劳动者翻身而失去阶级利益的剥削后代有少数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声称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贴了很多标语，其中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人说，共产党是法西斯，都必须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喊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这些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反动分子首先受到了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强烈反对，广播事业局的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个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
劳动群众和工农干部对报刊大面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非常愤怒！强烈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群众的要求被各级干部层层上报，呼声甚高！此时，中央受到来自基层群众和干部要求反击的巨大压力。毛泽东也看到了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彩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1957年6月8日，中央开始反击右派，就右派的数量毛泽东做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全国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3千人，后来统计出有凭有据反对社会主义的远不止这么多，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毛泽东再次修改了这个数字，改成了6千人。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太善良了，首先确定了一个原则：大部不捉，一个不杀。即，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即使反革命分子扬言“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也一个不杀。
毛泽东批示只6千人，对右派是非常宽大了，显然，毛泽东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试想，全国有3千多个县，平均每个县不到2人。
要形成全国范围如此巨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浪潮，右派当然不止几个代表人物。在北京上海及省会大城市的大学高校，一个要共产党下台滚蛋的骨干，都有一大群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的“剥削余孽”。
具体操办“反右”工作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抓，邓小平对右派就没有毛泽东的仁慈，邓小平同志去北京清华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由而毫不留情地把55万顶右派分子帽子分派给了大大小小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平均一个县一百多个，这其中有没有扩大了打击范围，冤枉了一些人呢？这可能就难免了，一是工农群众对地主资本家企图重新剥削劳动者的愤怒难免过火，二是有少数蜕化变质干部借机对提意见的打击报复。这其中邓小平在划定右派时说了两句话：“反党必反人，反人就是反党。”这个“反人就是反党”很厉害，可以理解为：反对某个单位领导就是反党。与毛泽东所指示的“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出现偏离。却为少数党内官僚完成总书记下达的打右派指标提供了操作空间。总书记反右扩大化，黎阳先生对其政治手腕有直白的评论：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是否准确，供后人参考。
右派如此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也让共产党意识到，这些新中国成立时，声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剥削阶级旧知识分子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梦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于是1957年出现了转折，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
这些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旧知识分子，在毛泽东主导的这次新中国政权更替中，若按纯阶级地位变更来处理，他们会被受剥削的劳动群体肉体消灭，但毛泽东却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团结各阶层力量共同建设国家，只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过去反人民的罪过可以既往不咎。新政权给这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很高，有些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工资还高，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所拿利息也相当丰厚。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居于社会上层的。这些人并不感激共产党的仁厚。却借共产党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的善意开明之机，全国范围掀起了反社会主义，赶共产党下台的舆论风暴。跳到人民政权的敌对面，企图借势夺取工农劳动者的政权。
这就像是工农群众盖了一所房子，请过去的地主老财到家做客，参与家庭管理，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吃喝，并客气地请他们提些好的建议。这些人并不感激工农群众的既往不咎和丰盛款待，借机大吵穷鬼不会管理，要“轮流坐庄”，扬言“百分之九十五的共产党员都该杀”把主人赶出去！如果你是主人，你能答应吗？能不反击吗？这些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反动分子被打为右派是其自己造成的。
但毛泽东仍然本着教育的目的，在两年后，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先后五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
然而，毛泽东去世后，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似乎要“改正”反右的“错误”，反右错了吗？反对社会主义，赶共产党下台，“百分之九十五的共产党员都该杀”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把他们打成右派错了吗？我们看看1978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茅于轼自己是如何说的，“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二十、大跃进的功过
毛泽东反对等级，实行平等，但是平等不等于平均，更不是平均主义。对共产党内和党的军队，毛泽东希望保持过去供给制的平等，是因为党和军队进行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大家的思想觉悟具备这个基础，而且共产党员做过这样承诺，要求共产党员信守承诺合情合理。但是对普通老百姓，就不能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还是要按劳取酬，等价交换。因为老百姓还没有那样的觉悟，对老百姓要慢慢思想引导。
在全党大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后，毛泽东主动退居二线，专心考虑国际政治战略，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一线多锻炼应对。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展了建设的大跃进。应该肯定全国上下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劲头是非常可贵的，建设的项目很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完成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新中国各地的工业基地基本都是那时上马的，新中国的科学家们，正是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推翻了一百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贫油国”的错误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今天的石化工业、汽车工业都是受益于大跃进的成果，大跃进创造的奇迹有多少年青人知道，为什么不知道？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3·11）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3·17）
第一台40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4·12）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6·1）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7·17）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9·14）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11·28）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1·1）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l·1）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建成，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这12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构建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陆交通网络，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上之前1952年开始引进的其他大型项目：
鞍山钢铁技术项目：引进技术1952年开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薄板厂、第二初轧厂也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竣工投产。
大连电力技术项目
抚顺矿业技术项目
沈阳航空技术项目： 1956年建成年产1000架喷气式歼击机的制造厂
长春汽车技术项目： 1953年7月15日开始动工兴建。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毛泽东把这种汽车命名为“解放”牌。10月15日正式移交生产，年产载重汽车3万辆
吉林石化技术项目
哈尔滨重型机械技术项目
齐齐哈尔特种钢铁技术项目
包头钢铁技术项目
北京电子技术项目
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项目
洛阳矿山机器项目
石家庄医药技术项目
承德钢铁技术项目
株洲航空发动机技术项目
武汉钢铁技术项目：每年提供的钢材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武汉重型机床技术项目
武昌船舶技术项目
山西新华化工技术项目：1956年引进，是我国最大的防化器材基地。
江西大吉山有色金属技术项目
云南开远电力技术项目
成都773电子束管技术项目
西安飞机制造技术项目
甘肃兰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项目：1957年与前苏联国际技术合作创立，引进了1．5米经典回旋加速器，为我国开展核物理研究提供了条件。
新疆医科研究教育项目等等。
……
新中国引进国际技术和技术合作大型项目多达一百五十多项。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以来技术引进最多的大发展的年代。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年11月18日，海河大坝合拢，华北五条内河淡水资源保护工程。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竣工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代农田水利的艰苦事业。
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不容抹杀！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老百姓反感的做法和脱离实际的浮夸。头一个夸下海口的就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说下大话：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河南的粮食问题今年可望过关。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求“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毛主席说：“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但是河南还是打出了浮夸的第一枪，先是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亩产四五百斤小麦，虚报成3200斤；又有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上报。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报。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为高指标，浮夸风唱赞歌。当时最权威报刊《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宣传口负责人彭真具体主管。
之后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社干部向他汇报亩产几万斤，少奇听后赞扬他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都报道记载了刘少奇对亩产万斤的支持和肯定。
让老百姓嫉恨的是：1958年少奇同志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队富队“共产平均”，“一平、二调、三收款”，“男女老幼分班”“打破家庭集中居住，”对老百姓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这的确让老百姓感到很不情愿。
我们发现，大力推行这种“很革命”做法的这些高级干部基本上是曾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后来被毛泽东定为“走资派”的这个群体。
毛泽东处置完苏联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要求，运筹布局完炮击金门战役安排后，发现浮夸风等问题，看到一线工作的同志确有不妥的做法，就紧急纠风。
1958年11月2日—10日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对群众强迫命令。
建议大家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避免瞎指挥。
为了让大家弄懂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毛泽东在这次郑州会议上领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价值法则等价交换。
郑州会议最后，毛泽东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纠正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等错误。
尽管毛泽东千辛万苦力纠“左”倾错误，对头脑过热的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毛泽东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泽东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这番话，显然是对XX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行错误做法的严厉批评。并要求凡是通过“共产风”拿了群众的东西，坚决退赔。
毛泽东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毛泽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制止纠正了一线领导工作中的错误。
为了防止各级部门传到中央精神时，再打折扣，毛泽东亲自发表了对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省、地、县、公社、大队、到小队干部。告诉他们：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
“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到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的发表，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才得到纠正。社会主义建设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
全面地，客观地看大跃进，其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起到巨大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其正面意义大于负面的不足，而且，即便是这些负面的错误也不是毛泽东做的，恰恰是当时处于一线具体工作的领导人推动的，毛泽东发现问题后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并亲自写公开信来纠正错误。尽管有些领导人宣传的亩产万斤有些荒唐，是个笑话。但毛泽东并不把这些错误定性为主观目的的故意，而是善意的理解为他们只是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够，好心办了错事。因而毛泽东只是批评帮助，说服他们改正错误，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也没有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总之以治病救人，团结教育为目的。
二十一、庐山会议风云
1959年7月2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后面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
毛泽东对确定总路线以来的工作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从新中国十年引进一百五十多项特大型技术项目，全民学文化，学技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精神面貌，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看，“成绩伟大”没有丝毫的夸耀。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问题不少。所以毛泽东准备肯定成绩，改正错误，团结一致，鼓励大家，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希望。会议的开始阶段气氛很轻松，称为“神仙会”。毛泽东意在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且“左”的错误通过毛泽东几个月的努力，已基本纠正。
会议风向的变化是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
彭德怀7月14日呈送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信中所列述的事实也都是大跃进期的“左”倾问题，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前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等专门纠正“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会上，毛泽东已做了严肃的批评，且已让一线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了错误。庐山会议的目的是汲取教训。
彭德怀的“意见书”，也不是冲毛泽东来的，错误是一线经济工作的领导者诸人犯下的，彭德怀心知肚明。彭德怀对这些错误不能容忍，这很正常，完全可以在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毛泽东纠风时及时地助主席一臂之力，让错误尽快改正。可是，在需要党内干部一起站出来仗义执言的时候，却是毛泽东孤身在坚守“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毛泽东已经纠正了错误，统一了认识，开始总结教训团结多数的时候，彭德怀却又把过去的旧账翻出。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也明白，彭德怀是认为犯了错误不能只说改正了就算了，还应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希望毛泽东能出面主持这个公道，给当事者应该的纪律处分。
这毛泽东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个目的进行的。
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个时候把刘、邓、彭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公开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调整，这对全党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
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保护同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帮助教育，不泼冷水，不挫斗志。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既然彭德怀提出了看法，毛泽东是开明的，也不压制彭德怀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各组讨论几天，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彭德怀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几人观点一致，人虽不多，但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是进攻势态。要查责任，火力指向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不同意彭德怀意见的有刚上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领导和多省一把手，参与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一线领导，人数众多。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做自我批评，主动替一线同志承担领导责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不再争议。
彭德怀等人，因意见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心中不满，认为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跑到总参谋长黄克诚那里去发牢骚，彭德怀也来了，还来了个李锐，（这个李锐其实是没有资格参加庐山会议的一个通讯记者，因写过内参报告转呈给毛泽东看过，李锐争取到了做会议工作人员，此人极不正常地在中央领导的秘书间穿梭打探首长的意图，并挤到首长的茶聚中去制造机会，吸引首长关注。）几个人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讲了一些在当时却非常犯忌的话，包括说毛泽东的做法“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巧的是，发完牢骚后，从黄克诚那里出来，刚好碰见公安部长罗瑞卿。罗一向自称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几个刚刚挨批的人聚在一起，自然产生警觉。就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大家便追问晚上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李锐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李锐想骗取毛泽东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 23 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几个人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这样的重誓。毛泽东为平息大家的误会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
谎言通常会埋下大祸，像一颗定时炸弹。
后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讲出了那些犯忌的话，这颗炸弹就爆炸了，胆敢背地攻击毛主席。而且李锐用撒谎信欺骗领袖，引起众多中央领导的公愤，不能容忍。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再也说不清楚了。
这样，彭德怀一方因李锐的撒谎陷入被动，另一方转入攻势，前几天彭德怀批评他们一线领导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有事实为证，众多有份沾包的大干部们心中理亏，也只能是防守辩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没有错”。现在发现你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矛头对着三面红旗，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岂能放过。因此，一下子形势骤然逆转，针对彭德怀的揭发和批判铺天盖地。
彭德怀等几人顶不住舆论，做了检讨。毛泽东对彭德怀等背后所说的坏话也不计较，并不支持他们对彭德怀穷追猛打，所以到了7月31日预定的会议结束时间，毛泽东宣布散会。准备收拾东西下山，没有给彭德怀定什么错误，做什么决定。
然而，有人不肯就此罢休，31日晚上，已经宣布散会了，却有众多的人在会堂争吵了一夜，声音很大，毛泽东的住处美庐别墅都能听到，毛泽东一夜都未能入睡。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法平静。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决定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通知其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山出席会议。
继续的会议，毛泽东很真诚地同彭德怀交心，虽然毛泽东曾称彭德怀是猛张飞。但毛泽东很清楚彭德怀不是张飞的思想简单，心里有不愿相告的想法。所以毛泽东对彭直言：“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
“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之后会上，其他元帅、将军不利于彭德怀的揭发愈来愈有分量。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访问，在苏联时，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德怀的机会批判中共，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回国后彭德怀也没有汇报此事。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肖华上将，回国以后，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有人提出，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可能。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件事与会中央委员非常震惊认为彭德怀可能勾结外国势力，要求毛主席重视。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电报，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赫鲁晓夫确有颠覆中国现任领导集体的意图。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之间有一个小圈子，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有人揭批这实质是一个“军事俱乐部”。
国家主席刘少奇讨论“意见书”时，评价彭德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周恩来指明彭德怀“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肖华反映彭不汇报出国访问的政治情况，康生证明彭放言请外国军队干预中国内政，自称“低调俱乐部”有人揭发彭暗地串联军事小集团和刘少奇判定他的品质“企图搞军事政变”！所有这些揭发都是把彭德怀推到了刀尖上。
此时，最要命的一刀，被李锐这个小人从背后捅向了彭德怀。
李锐想反戈一击，带罪立功，就跑到毛主席住处，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揭发之一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揭发之二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
8月11日，李锐在会上突然表现出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李锐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公开坦白，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和周惠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其他人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周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铁青，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至此李锐把彭德怀的“罪证”彻底做实了！在当事者的亲身揭发和众人的一致要求下，毛泽东不得不按现有的事实做出处理，有人强烈要求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要把彭德怀彻底开除出党，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但鉴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背叛了社会主义路线，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愈加明确，甚至不惜挑唆中国共产党内政变，而彭德怀又对赫鲁晓夫的敌意缺乏明确坚定的拒绝和斗争立场，相反却表露出“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的错误言论，那么，彭德怀再保留在军队主要执行岗位上，确实不能让党中央放心。故而毛泽东同意暂时免去彭德怀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面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一直未向下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让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和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以“军事俱乐部”成员之一的身份亲自公开揭发，这顶帽子彭德怀应该戴不上。
庐山会议是在“左”倾错误所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需要全党团结带领人民渡过难关时召开的，当时的形势需要，党内不能分裂折腾，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以求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无奈采取了折衷办法，1965年10月毛泽东又着手安排彭德怀出来工作，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很少去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里始终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告诫全党：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二十二、“信阳事件”看背叛信仰的官僚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在50年代末，由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产量，超额征购，隐瞒灾情，竟然造成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1958年3月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成都会议上说下大话：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求“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1958年夏收中，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当时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也不相信。
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然后张树藩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准备纠正，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西平县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后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和河北徐水县视察，刘少奇对亩产万斤的肯定，对亩产几万斤，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经《人民日报》报道。把浮夸风推到了高潮。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为纠浮夸风和“共产风”毛泽东开了几次中央会议，放言：“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花了几个月时间，并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及小队六级干部写公开信，才纠正过来。
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了，虽然浮夸产量导致了多征收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信阳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1959年，中国遭遇大旱情，冀、黑严重春旱。春旱影响河北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地表干裂历史罕见。夏秋，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江河流域，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东北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湖北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等地至9月中旬干涸塘坝40万处……全国农业3659万公顷遭遇旱灾，1500万公顷成灾。
信阳地区也出现了一百天不下雨的大旱灾。，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不能给地区抹黑。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书记路宪文部分领导为粉饰政绩，竟然提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
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张树藩受地委委托参加。张树藩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汇报了，接着谈了个人在地委常委会议上的意见：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这便引起省委书记吴芝圃等某些领导对张树藩有了看法。张树藩坚持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
张树藩回信阳后被路宪文定为右倾，地委组织批斗。
吴芝圃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下达征购任务。信阳地区上交了16亿斤，这便将农民的生活口粮也交了征购。秋收后，一些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当时地委书记路宪文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张树藩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之后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张树藩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张树藩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看到问题很严重，张树藩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张树藩知道他们县超额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要请示省里批准，张树藩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张树藩负责。张树藩同县委班子商定后，—方面让秘书余德鸿给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安排开仓放粮，这个县得此救命粮，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这件事成为吴芝圃批斗张树藩的一大罪状，秘书余德鸿也受到牵连，因此挨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汇报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正直党员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有的党员甚至被开除了党籍。有党支部给吴芝圃写血书，请求救救他们村民，寄信却没有任何回复。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到1959年10月，杀牛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到11月下旬开始有人饿死，基层党员不顾一切突破围堵，越级向上反映，有干部到北京向中央报告紧急灾情，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毛泽东连夜召见周恩来，指示马上就近动用国家粮库开仓放粮，全国范围普查灾情，立刻救援！并调集战备粮库粮食随后跟进。为确保对各地农民灾荒的持续救济，全国所有居民全部实行粮食限量，保住农业种子，保证农民的口粮。这才出现了城市居民同样要分担粮食短缺的困难，毛泽东和家人也限制粮食定量并限定自己不吃肉，不吃鸡蛋与全国同胞同甘共苦。
纪登奎夫人王纯讲了一件终生难忘的生活小事：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就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
中央派出专门的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灾情。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证实确有群众饿死。
面对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河南省委部分主要领导并不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副省长王国华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来到信阳。看到信阳地区饿死群众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要查处。
就在信阳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位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张树藩负责接待。在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指着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原本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的张树藩，在吴芝圃说了如此颠倒黑白的谎言下，不得不说话了。
张树藩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被揭穿的吴芝圃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
吴芝圃对群众饿死的“信阳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后被撤职查办。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经历过国家战乱的人民群众珍惜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民族解放流血牺牲换来的国家和平，群众太善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多人，并非没有粮食，当地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党内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有负人民！
吴芝圃这样一个人民的罪人，却在1979年被神奇般地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赞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什么，一个人民的罪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赞美吴芝圃的高层领导是否具有与吴芝圃同样的“追求”？
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开始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将背叛共产党人诺言的官僚所干的反人民罪恶栽赃到毛泽东头上。他们从不提毛泽东在国家困难时期如何以身作则，并要求全家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却处心积虑地用所谓人口“出生率”“推算”“估测”“饿死三千万”。把这个“研究成果”鼓噪成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人类罪”。现在的法律原则是：疑罪从无。何况是死人这样的人命案，那更是必须证据确凿。统计老爷算盘珠子随便一拨，上嘴巴皮往下嘴巴皮一碰，就“死了三千万”？就可以往别人头上定罪？
用统计老爷的“估测”套路，笔者也可以弄个研究成果供法院审案：统计老爷前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还有四百八十多人；统计老爷昨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还有四百九十多人；统计老爷今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只有一百二十多人；根据前二天的人口出门率，“非正常死亡”三百多。统计老爷及统计局可是犯了“反人类罪”。法官和统计老爷以为这个“研究成果”法律价值如何？
笔者认为应该把饿死人的事调查个水落石出。而且也有条件把它调查清楚的，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户籍是与口粮挂钩的。公安局，派出所存有完整详细的档案资料，如果死人，无论何种原因，都能查到每一个死者的姓名，甚至埋在何地。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列出一份完整的饿死人名单，并查证埋在何处。以确定吴芝圃、路宪文之流究竟欠了多少人命！
但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义务，某些当权者却不愿意履行，因为真相大白不利于搞垮共产党。而那些拨算盘珠子的所谓“研究成果”经过“慎重”“保守”的“负责任”地“商榷”后，堂而皇之地写进《党史第二卷》，因为这符合搞臭共产党，给社会主义定罪的需要。
“权威”认定了，“一千多万”啊，有个农民一直就弄不明白，死了一千多万，当年那些没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该首先分不到粮食，茅于轼这些右派，天津的汉奸后代他们怎么都没有被饿死？
二十三、调整农业经济
土地革命让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但劳动力和农具牲畜并不均衡，特别是大型农具和耕牛不能做到每户都有。单一的个体农户生产，时有困难，制约生产发展，另有孤寡老人和妇孺弱小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不够，势必也使这些农户生产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否则经历几年又会出现两极分化，卖地典身。如何避免农民再重回剥削压迫的旧社会，就要设法让每个农户都能有保障。显然，任何个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有农户抱团合作起来才能战胜困难，帮助老弱。所以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是走集体发展的道路。
农户抱团互助当然好，这要农民自愿，孤寡妇孺愿意，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愿意，身强力壮人丁兴旺的农户就不一定乐意，这便需要做思想工作，说服农户，今天年轻力壮不意味着永远年青，总会变的年老力衰，今天可以有能力帮助别人，若干年后，老了也需要别人帮助；今天小孩多，劳力少的农户需要人帮助，过些年子女大了劳动力强了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从长远看，农户抱团合作是有利于大家的。可以大大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并给孤寡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人总会老的，旧社会为了给自己老年多点保障，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但并没有做到每个老人晚年的生活都有保障。新中国要改变这个状况就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合作起来，让集体来给每个人提供保障。
劳动力差不多的农户组成互助组好说服，但与劳动力弱的妇孺农户互助就难说服了，很多农民会觉得“吃亏”，此时榜样的力量胜过空洞的说教，农村基层党员就主动与老弱农户结成互助组。共产党员的带头让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
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组成互助组，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之后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1年到1958年，中国农民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历史阶段。
到1958年，部分农村的合作化做的较好，高级合作社的经济模式已不能满足农民的社会主义愿望，在农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本是农民土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经济模式，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这是一部分或大部分农民的要求，并不一定是所有农民都有这样的觉悟，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就需要分批逐步地成立人民公社。却在中央和国务院少数一线领导的“更快”愿望引导下，一刀切。不管农民意愿到没到人民公社的程度，统统搞，而且求大求快，出现了过“左”的势头，甚至把集体所有误导为全民所有，把社会主义误导为共产主义，搞高指标，搞“一平二调”穷富拉平，剥夺农民，刮“共产风”，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搞“消灭家庭，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对农民进行准军事化管理。
这的确遭到有些农民的怨言，毛泽东了解到少奇同志的做法后也反对。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否则有断弦的危险。”
毛泽东对少奇同志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还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邓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
在中央和国务院一线领导热情高涨，期望一步登天的时候，毛泽东一直在给他们泼冷水，降温度要求他们头脑冷静不要急于求成。
在经历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刮起来了。196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泽东严厉批评：“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1960年《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因此，毛泽东命令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毛泽东看到了“一县一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贫队和富队拉平”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必要对核算单位进行调整，所以毛泽东指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自然灾害的困难和官僚作风的危害，使少数富裕农民不愿意受老弱农户拖累想分田单干，这并不奇怪。但这时，地方的少数领导也暗地倾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搞，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背地擅自开展了“三自一包”。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考察。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毛泽东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到山东济南，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后，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由此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小一些才好。
到山东汇报，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
下放了基本核算单位，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民们除了已有的耕地尽力种好外，还见缝插针开垦十边田。在河边、岸边、渠边、路边、墙边、田边、墓边、岗边、井边、树边等。只要尚有半步或小半步的弹丸余地，只要能种植庄稼。都开垦成田地，农村的十边田，十边地星罗棋布，农民们争抢种植。
国民经济的调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江苏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1961年底，各省农业粮食收成都开始好转。
经济在好转，但是个别省份“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三自一包”也在萌芽。
二十四、七千人大会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
1961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主持讨论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并中央常委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说：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
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
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
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关于上述四条，我们书记处要负责的，影响到下面出毛病。
显然，周恩来、邓小平当初的这个思路是客观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写出书面报告，那么，不仅“三面红旗”，而且所有的问题就都说清了，不仅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而且七千人大会，也就不会议论纷纷、人心不服了。遗憾的是，下发大会讨论的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却脱离了周恩来、邓小平当初的思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报告印发大会，分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
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由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把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主因归结为缺乏经验和天灾，参会人员都亲历了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过程，感受了毛主席纠正一线领导错误的艰难，感慨幸有毛主席能坚持纠错，也只有毛主席有威望阻止相当高层的瞎指挥。国家主席的书面报告引起了七千人大会人心不服、强烈不满，包括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在内，会议中的多数人认为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这边来。
有参会省地干部就一针见血批评个别领导“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
大会在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时，共提出了七条意见，其中：
第一条意见是“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第五条“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毛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第六条“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毛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毛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七条意见就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大会下发的报告稿没有谈两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大家要求必须说清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故此，1月27日刘少奇才在口头报告中按照毛泽东1960年12月30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的说法，进行了实事求是地更正和解释，困难的形势出现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自己对党历史上工作顺利的体会：
“……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用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不力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很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一百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
“……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是在当前，而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满怀信心的。”
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长时间鼓掌。
毛泽东说：“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
“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少奇同志在发言中也承认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在谈到“一平二调”时，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总书记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去世后，主流媒体歪曲事实，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描述的很狼狈，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泽东。事实完全相反，毛泽东始终把握着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他还幽默的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入会者的欢声雷动。会议的气氛也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中央一线领导也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不得已坦承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因此，七千人大会根本不是一个“批毛”大会。但是，这次大会毛泽东高风亮节，主动承担了责任，甚至是过多的承担了责任。这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实。
历史已走过了那段曲折的过去。若干年后，几个共产党领袖的文集都陆续出版面世，人们在这些领袖的历年文集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二号领袖国家主席刘少奇。《选集》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三号领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选集》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前后相加，3年又二个月文章空白期！
七号领袖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选集》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前后相加，3年又六个多月文章空白期！甚至直到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是三年没说话？还是说的话。不方便公布？导致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选集》。
人大委员长朱德在《朱德选集》中收录了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文中谈了反对意见。这在当时算是凤毛了。是极罕见的反对声音。
如果当年他们有过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共产风”坚持真理的文章言论，为什么不公布出来呢？这是彰显自己有能力纠正毛泽东“错误”的最有力证据。
最后我们看看《毛选》
与其他领袖的选集相反，从1957年至1961年，不包括有关批示，仅仅是《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就多达27篇。
不难看出：唯有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钢筋水泥（2013年0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