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韶华 ——海垦十年纪事
血色韶华
——海垦十年纪事
作者：李新苗 日期：2009-08-13
新中国的同龄人，承继着先辈＂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梦想，为此他们往往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下是我海垦十个年头的完全真实纪事。
一、激情赴海南
1968年11月，那年灾难的文革运动造成了学校停课，百业不振，在无奈之下，囯家只好将1966-1968届的大部分初、高中学生安排去上山下乡。
学校当初是安排我下乡东莞，但听说去海南是种植国家非常紧缺的战略物资橡胶，虽然艰苦然而意义重大。怀着一股为国家建功立业，为早日结束依赖洋胶进口的历史而奋斗的豪情壮志，我坚决要求驻校的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们同意我去海南，这样我径直找到了军宣队的邓政委。
记得那年全市安排去海南的广州中学生我们华师附中是最多的，约有500人之众，我好说歹说领导就是不同意，说不能再增加去海南的名额了。情急之下我当场又写了个决心书，言之祖国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哪里艰苦那安家，到海南后决不当逃兵，在海南扎根一辈子，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青春。在我死缠烂打之下，直至晚上约十点钟，邓政委才终于免强同意了我的请求。并且写了一个手諭让我交给去海南的带队军宣。
踏着月色我立即奔向了校外的22路车站，但为时已晚，那时候唯一通向市区的交通车已经收车了。就这样，我仍然兴高采烈地徒步从郊区石牌走向位于海珠区的家中。那时广州的珠江河上从石牌过中大的还只有海珠桥可行，绕了不少的路，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回到家。到家之时已是深夜将近2点多钟了，家里灯火还亮着，父母亲正着急地翘首等待着我的归来。
匆忙打点好行装（一个背包、一个小藤箱、外加一个小铁桶，这就是我全部的创业家当了）之后，再没有时间睡觉了，与父母简单的唠叨几句之后，还在熟睡的姐姐和弟弟也来不及道别，父亲伴着我就直奔知青上山下乡总动员的会场——广州文化公园去了。
会场上各方领导和代表讲话之后，在热烈的气氛之下，我们在太古仓码头终于登上了独立人生的第一部航船。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三年后才第一次得到批准回家探亲，前后九年多里我也总共就回了广州三次，这不能不说对当初的决心我是义无反顾的。
二、舍命辟荒蛮
在学校时誓言，要为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到了海南我正是按照当初的誓言去做的。
我们那里是海南第二大山黎母岭的腹地，原先是林海莽莽，藤蔓遍野，古木参天的。大开荒时我们一个连队100多号知青加上其它的几十名老军工、老工人共同开垦了2000多亩的橡胶，加上原有的800多亩老林，总共是开垦了3000多亩地。
由于盲目开发，也误毁了大量的珍稀树种，例如沉香、花梨、香椿以及各种各样的高级格木，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痛。但在那个凡事都极端的年代里是很难做到平衡的，大家一心一意就扑在了发展橡胶事业上面了。
记得1971年3月的某天，连队为开发靠近牛公岭的一片原始森林，组织了一次突击会战，这次的战前动员同样是让人热血沸腾，班长会上我还表了决心，一定要如期完成任务。
那时我是大刀队的一员，因我使用的大刀约有40多公分长，是全队最大的，被称为刀王。当长刀队的工人将林下的灌木、荆棘、藤蔓砍去之后，留下的大树就归我们来砍伐。
我们大刀队的几个人原先是合作惯的，配合十分的默契，我们会自动地散开来延着山势形成水平上攻态势，大家所砍的树断口都是前低后高，前深后浅的，并且只砍至大树欲断将倒的状态。由于原始森林内树冠几乎都被藤蔓拉扯着，大树都不会立即倒下。
最后是上攻至山顶之后，才会将最高处的大树放倒，结果就会令成排成排的山林噼噼啪啪、轰轰隆隆地顺山依次倒下，其时的情景非常的激烈、壮观，气势如虹，震人胆魄。
但这次我们大刀队员中新加入了一位新来的潮汕青年，他的作风十分勇猛，但还欠缺了点经验。果然，那天下午时分，不该出现的问题就发生了，在靠近山腰的位置上，该青年把几棵大树提前砍倒了。更加麻烦的是，在其砍倒的几棵树中间却有一棵直径约四十多公分的橡木没有砍到，一丛大树相互叉靠在了一起，中间的橡树就象一棵顶樑柱一样撑起了那一丛树木。
当时那里的地形十分复杂，地面上是山石嶙峋不好站立，树丛则是已经乱七八糟地互相缠绕在了一起，要是不把中间的那棵橡树砍断，后面的树木将再也无法倒下，工作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今天的突击任务也将泡汤。而要想砍掉这棵大树，人又是十分的危险，砍树者分分钟都有可能被后面已经砍倒的大树所淹埋。
我们万分的着急，大刀队员反复地对这个地形状况进行了观察、推敲，最后的决定是首先清理出砍树者的出逃路线，然后再找人进去砍树。在那里大刀片子抡不开，只能由二人用大锯来锯。面对风险极大的任务，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下来，另一位搭档就是附中同学彭文强。
当出逃路线清出来后，我与彭文强就钻到大树的底下，我们首先在大树下倒方向的前面开锯。开始进展还算顺利，但是当锯子锯入了十来公分以后，我们就明显地感到了拉锯十分吃力，原先沙沙沙的拉锯声逐渐变成了沉闷的吱哑吱哑的声音，有时又是尖历的夹锯的怪叫声。这时我们已感觉到了事情有点不妙，由于该树受到了后面已倒大树的挤压，树身的前端压力很大，压锯情况十分的严重。渐渐地我们终于无法拉动锯子了，于是我们只好将锯子取出。
其实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当一棵大树的前端开口不大，开口又不深的时候，树木就很难控制倒下的方向，树倒时甚至会产生开裂，这样对砍树者就将会十分危险。但又苦于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两人只好硬着头皮在树背的方向开始了下锯。
两个人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一阵冲锋之后，大树开始发出哩哩啦啦的细微声音，此时我们每锯一下就要小心亦亦地辨别声音的变化，以防大树突然断裂。数次神经过敏之后，我们已经紧张到混身大汗，但大树始终归然不动。
经验告诉我们，橡树是一种坚硬的树种，树干的纤维性很强，它的纤维条是顺树干平衡生长的，而且十分的坚韧。再次下锯之后，突然大树发出了强烈的崩裂之声。坏了，由于大树前端的锯口不够深，该树又是坚韧的直纹纤维，大树没有按往常的横向逐渐断裂，而是突然间快速的延锯口向上腾空而起。当我还来不及作出清晰的判断时，一声巨响，大树的裂口已经冲上了3米多高。
因树冠背后藤蔓的牵扯，加上树杆向上崩裂时抵消了原本该前冲的力量，瞬间，巨大的树杆断裂之后改变了向前的方向，转而向我立足的一侧翻滚，已经劈头盖脸的向我直砸了下来。
那时候除了下意识之外，已经什么都来不及了，我本能地原地向后跃起，仰面侧身飞了出去。只听到“轰隆”一声的巨响，大树重重地砸到了树身靠根的位置，亦即是我原本站立的地方，然后一个滚动，将我还来不及抽出的右小腿牢牢地滚压在了下面。“呀”的一声惨叫，我整个右脚的裤筒从上至下被撕裂成鱿鱼丝那样，血水也沿着裤管湛出，开始的第一分钟是麻木，接着刀割般的巨痛就立即袭击了我的全身。
耳边马上就响起了在树丛外的伙伴们“救人啊！救人啊！”的呼叫声。放眼望去，原本压在橡树身上的几棵大树，由于背后古藤蔓的强力拉拽竟然还没有倒下，从而也使得校友彭文强安然无恙。顷刻之间，工地上响成了一片救人之声，工地上正在紧张地与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的农友们，此时都放下了手中的活，从树林的四面八方飞速地向我受伤的地点奔跑过来。
见到此情此景我马上就急了，眼看会战已进入到节骨眼上，怎么可以因为我而耽误了全队的会战呢？我心里一着急，冲着跑过来的人群脱口就叫“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不要来这么多人！”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代人的时代责任感也太过沉重了，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宁愿把生命都搭上，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闻讯赶来的陶指导员立即指挥大伙儿七手八脚地去搬大树，谁知将近20人合力来搬也无济于事。此时最早来到现场的江苏籍军工大老刘却忽然不见了，没过多久，只见他气喘吁吁的砍来了四根大木杆。他把木杆分成两边，然后让大伙面对面的交叉插在了大树的下面，利用杠杆的力量好不容易把大树撬起了一点点，立刻就有几个人把我从刚撬起的大树下拖了出来。
被救出后，我望着血淋淋的右腿，心里感慨万分。还好，没成料到右脚虽然被压得血肉模糊不能动弹了，但骨头似乎还没有压断。面对大伙的关心，除了感激之外，我还是没有忘记说一声“我没事”，并敦请大家马上回到会战的岗位上去。
此时，刻不容缓的有人就近找来了飞机草、好像还有紫珠草等山草药，给我受伤的腿敷上。之后指导员立即派了老肖等两位身强力壮的工人背我回了连队卫生所。
晚上指导员召开了连队大会，除了再次强调生产安全之外，特别提到了“不要管我”的精神，并动情地号召大家向我学习，继续打好开伐牛公岭的战役。
第二天我被送进了场部医院，经检查与治疗，十多天后我立即回到了连队。皮肉的外伤基本上治好了，但是由于大树强烈的挤压，至使右脚的筋腱严重地损伤，此时的右脚掌已经完全不会动弹了，当大腿提起来的时候，脚掌就象挂在小腿上的一个物件，晃晃荡荡的根本无法得到控制。
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半点灰心，没有害怕，几天之后我拖着受伤的脚，靠着拐棍的帮忙，一晃一拐的又去参加连队的各种劳作了。
为了让自己的脚能治愈，我学会了自我针灸，我每天针灸足三里、环跳等穴位以及用绳子绑着脚趾来做牵引。加上敷药，大约一年之后我才终于恢复了脚掌的控制功能，但是至今受伤后的右脚始终还是不如左脚那么灵活，压伤的部位有时也还会有痛疼的感觉。
三、鏖战英雄段
当年下乡海南，劳动环境的艰难险阻程度是惊人的，山里蜂蛇蚂蟥的威胁自不待说，知青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开荒。连续的会战突击不停，使得知青中的小姑娘也一顿饭能吃八两（那时吃饭没有油水，经常是伴着盐水就饭）；小伙子手中上好的金鸡牌铁锄十多天就可以磨掉一把。
我所在的连队叫八一队，我们到海南的第二年，即1969年曾经开垦过一座山头，后来命名为“英雄段”，那次的苦战使人至今不能忘怀。那是一块约五、六十亩的地段，坡度陡峭，花岗岩石遍地，且根蔓树头密布，开垦的难度极大。那次我们排接下了这个任务，并且向连里立下了军令状，要在数天内把这块全连最难啃的骨头地段拿下来。
前期的烧芭、清树桩等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穴位岩石爆破，对于这个任务我算是老手。那时我年青、敏捷、奔跑速度快、又有一定的经验，搞爆破真的不在话下。我们6人爆破组用钢釬砸好炮眼之后，接下来就是装炸药，插雷管，最后安装导火索。为了省钱，我们总是尽量的把导火线留得短一些。
每人各点着一根一毛六分钱的大钟牌香烟之后，我在最下面首先点着第一炮点，跟着2、3秒钟之后是我上面的一个人开点，如此类推，6个人就形成了一个斜面的并进队形。我们迅速地点着、跑着，炸药在我们的身后不断的轰呜着、爆炸着，硝烟碎石连天。其实越下面的人是越危险的，炸起的碎石紧紧的追着我们，不断地在四周落下。有时一些小石块就直接落在了我的白色通帽以及身上，这与战场上的场面还真有几分相似呢。还好，爆炸过后总还是有惊无险。
爆炸之后就是开环山行以及挖大穴了，虽然石头被炸去了一部分，但是这个地段还是与众不同，开垦的难度很大。首先这坡度就够麻烦，平时要在较平缓的地段上挖1.8米宽的环山行并不难，但要在陡峭的坡度上建环山行那就是两码事了，别说1.8米，就是1.2米都非常之困难。挖下了大量的泥土，环山行的内壁都已挖到一人高了，但只见挖下的沙土沿着山坡哗哗滚下，然而行面却不见增宽多少。
加上石多树根多，推进的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于我来说，作为班长，班上女知青挖不动的石块、树根我也义不容辞的必须鼎力相助，如今在广州生活的陈女士、刘女士、马女士都还不时地提起这件往事。
那时人就如同一架机器一样，挥汗如雨，疯狂地运转，完全就奔着任务而去了。由于过于疯狂，刀伤、锄伤人人在所难免。一次，一块几百斤重的巨石还因为上面的人撬动时不注意，瞬间向山下滚落，几乎造成了山下开荒人员的伤亡，让大家大大地惊吓了一回。
连续数天的突击、加班，两餐都已经吃在山上，也完全没有了休息天的概念，人们的双手血泡叠血泡，个个都累的快要趴下了。好在年青就是本钱，只要睡好一觉，第二天仍然可以龙精虎猛地出现在工地上，并且会继续的呼喊、加油，不惜代价地拼命擂动着年轻的双臂。
眼看立下军令状的时限还剩下不到半天了，任务却看来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大伙儿急得眼泪水都快要掉了下来。赵排长与我们几个班长火速开了个战地紧急会议，在那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居然作出了要干通宵的决定。
简单的晚饭过后， 我们立即准备好一堆堆的篝火，并且派人回连队把各自的小煤油灯都取了过来（那时22块钱一个月，没有加班费，还要搭上自己的煤油？这在现代青年来看也许是很难理解的）。入夜，往日寂静的牛公岭上，顿时亮起了一片熊熊的火光，已经沙哑的加油号子又在工地上此起彼伏了。此间的我既劳累又兴奋，一天的暴晒，身上的衣服早已湿成了一沱，我干脆扒了下来，来个赤膊上阵。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顽强努力之下，我们的任务在下半夜终于接近完成。人们更加兴奋地互相鼓励着，有人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一吼百应，那歌声以及铿锵的锄头与石头撞击声震撼着山上的每一个人。大家用最后的力气去举锄挖穴，当然原来80 X80的大坑标准此时就难免有些走了样。巧的是天刚蒙蒙亮，我们的收尾工作也宣告完成。
人们纵情地欢呼，那晚连长老杨也参加了我们的挑灯夜战，此时他格外的兴奋，站在还冒着青烟的火堆前，老杨庄严地宣布了一个决定，今后这个林段就叫它“英雄段”。随着一声收工令，我亲眼看到了有几个身影已经晃晃悠悠地倾倒在工地上，而我的感觉也已经天旋地转，眼前一片发黑，也重重地坐在了黄黑的土地上。
四、漫漫林管路
对于下乡十个年头，大开荒只是集中在头两三年。对我来说更加艰难，更加难于忘怀的还是我管理诸如山兰地、芝麻段等几个新林段的漫长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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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开垦的2000多亩新林段，由5个林管班分管，平均每个班的任务将近500亩，平均每个人40几亩，这在全农垦来说是属于较多的行列。加上海南的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杂草生长的很快，只要两个月不砍，林间的杂草就能长得比人还高。我们终日的控萌，砍芭、锄环山行都总是忙不过来，此外我们还要给橡胶林段补苗、施肥、压青、修芽等等。还有水稻、水果、胡椒等农作物要兼管，任务繁重得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生产班长，肩上的担子，辛苦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大开荒时的劳作。
在管理橡胶中、小苗的数年中，除了终日与疯长的野草搏斗之外，有许多往事是让我难忘的。比如林段的定植和补植，其劳动的强度就非常大，首先定植必须要选择有雨的日子，胶苗种下了才能够存活，当老天将要下雨的时候就要立即出动到苗圃地挖苗，动作要求是非常快的，否则很难完成任务。
定植低杆苗还比较好办，如是定植高杆苗，光是挖苗以及挑苗上山就够你呛。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在崎岖的山间行走，在没膝深的三棱草中穿行，手脚很容易就会被划破。当个班长还得兼顾班上体弱的女同志。一次一位高度近视的湖南籍女知青还因为弄丢了眼睛，跟不上队伍而急得在山上哭泣，结果我只得折回去援助。由于种植的路线长，时间总是非常的紧迫，每次下来后都累得直不起腰。
而且定植不同于砍树，一要小心挖、二要用心种，否则树苗就很难成活。碰上定植后老天爷不下雨那就更麻烦了，要上山挑水浇灌，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水源，还得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挑水。整天不断的山上山下地跑着，对于腰腿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种下胶苗后，意外的自然灾害也不少。海南岛的台风特别多，猛烈的台风一来，别说橡胶树了，人、畜、房子等都会受到危及，每次飓风暴雨过后，林段里的场景常常令人惨不忍睹。当你看到辛辛苦苦栽培起来的橡胶，一片片的倒下时，真是欲哭无泪。台风过后就要扶胶树、补缺损，那都是拼体力的活，非常之艰苦。
有一年秋天我们班负责管理的山兰地突然冒起了山火，那时大家已经下了班，闻讯后我饭都没吃，立即率领班上的十几个人奔赴火场，我们用砍来的树枝叶拼命地扑打大火。秋天是风高物燥的时候，大火烧得非常猛烈，看到这种情景，我立即派人砍出了3、4米宽的防火带，然后在背风的方向对着火龙扑打。没多久全连队的工人也闻讯赶来救火，大家合力围攻，两个小时后才把山火扑灭了，这时我已经是满脸乌黑，衣服、眉毛、头发已经被大火烧焦了不少。
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之后，才发现地上的明火虽然扑灭了，但是地下的草头燃烧后还有一些暗火在忽闪忽闪地亮着，而且有几个山头的草丛倾刻又死灰复燃，我们只好又挥师出击。这时黑夜早已降临，大部分的工人都已撒离了火场，但我为了防止万一，与副班长还有少数的几个人继续守护到黎明的到来。
虽然说海南是个热带地区，经常是骄阳似火的，但是冬天的寒流却是寒气迫人令人打颤的。记得某年的冬天，寒流袭来，气温急降到2度左右，山沟里的野芋头、芭蕉树等植物都已冻成了焦黑一片，较能抗冻的植物叶子上也都挂满了冻霜。作为热带作物的橡胶树难免会被冻伤，尤其是橡胶中、小苗还很有可能会被冻死。
为了给中、小苗防寒，我们冒着剌骨的寒风上山去给胶苗点篝火取暖，给小苗绑上稻草防寒。因为南方人的防寒装备差，耳朵、鼻子早被冻得通红。再加上没有手套，在给小苗绑稻草时，两手冻得僵硬、生痛、开裂并流血，身体还不断地在颤抖。南方的湿冻要比北方的干冻难受多了，记得大串连时到大连市，零下20度我上身只穿两件单衣也没有这么难受，那年的防寒真让我至今难忘。
五、迷惘与感悟
近十年的海南生涯，对于我来说，头几年虽是艰辛但充满了激情，可是最后的几年就有许多的不同了。首先是前后到来的100多位知青朋友，几年间陆陆续续的出国（我们那里华侨子弟多）、回城（当兵、招工、招生、病退等），1975年之后就只剩下几个人了，回城已成了大势所趋。再是长期的搏杀，营养又得不到补充，身体早已超负荷的支出，伤病不断的出现，身体的苦痛以及精神上的迷惘形成双重的压力。
75年春我到场部开积代会，原先31里的山路，我只需行走2个半小时，而那天竟然走了4个钟头。会议期间突然出现头痛发烧，到场部医院去诊治，又被误诊为感冒，错开了一些伤肝的磺胺类药物，结果肝炎一下子爆发起来，人很快就昏死了过去。农场急忙把我转送到师部医院，确珍为急性坏死性肝炎，其死亡率是90%以上的。算我运气好，大难不死，躲过了一劫。
在这场大病中我得到一位姑娘的关怀与鼓励，几个月后我出院回到了连队，在这次病患中我意外地收获了爱情，与农场的职工子女，我的副班长梁女士情定了终生。
但这次大病之后我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说句笑话，那时我们的党是个劳动党，大概由于我的劳动能力下降了，原先住院前已经通了表的共产党员资格此时也被自动取消了，只是生产班长的职责却始终给我保留着。
过后的那段日子就越过越艰难了，500亩的林管任务一点儿也没有少。大约1976年腰背开始了痛疼，而且人也开始发软，有段时间还痛得非常的剧烈。无奈之下，我向班里的潮洲青年小陈要来了一块水布，每天扎在腰上照样的没日没夜地管理着我的林段，我的山兰地。那时对腰痛没有经验，我的判断只是腰肌劳损。
1978年回城后，在大学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不知何时开始我已经是慢性肾炎了。回过头来看，这正是下乡时患了急性肾炎不知道，担误了治疗所至。日后还逐渐发展成了尿毒症晚期，所幸2002年在某农友的帮助下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了肾藏移植手术，如此才又捡回了一条命，这是后话了。
身体至病之后，接连的打击也出现在了我的身上。不知为何我的恋爱也受到了某些领导的非议，也许是出于对本场子女的保护，担心我们日后始终会分手，农场的几位领导曾先后找我们谈话，都是希望我们不要往来了。
某些领导的偏见，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文革之后，我们知青群体就逐渐看清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嘴脸，我们对四人帮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我们的某些所为，我们的话语也常常受到了农场某些人的特别关注。
尤其是我与邻队一位北京知青的往来引起了作业区黄书记的注意。北京知青姓许，是位多才多识而又有思想的人，就曾因为文革中的所谓问题被那时的北京当局关过几天，因此就一直被农场视为危险人物。
适逢北京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那天，碰巧我们几个知青在丰收队聚会了，农场就此还审查过我们。在这之前我们连队自发的周总理逝世追掉会我又是发起人之一，并为追掉会亲自用碳笔绘制了周总理的遗像。所有这一切令某些领导产生了看法。
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业区特意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八一队，我是目标人物之一。从此我与太太的言行、活动总是受到了某些人的监视，甚至我正常的往来信件都会被偷拆来看。愤怒之下，我曾写过两封信给农垦法院，其结果是信件落到农场领导的手里，我受到了警告。
十个年头，我在赴琼的第二年就开始任生产班长了，一直到回穗之日我还一直是个生产班长。可以说，对于种橡胶我是从原始森林的开伐、种植、管理、一直到橡胶的开割，经历了完整的过程。
当中亦有被借调到场部的水利工地搞宣传数月；也曾被调令到农场中学教数学以及到某连队去当文书，但因个人的意愿我没有同意，最终仍然选择留在了八一队，一直奋战在生产的第一线。
1978年初当我即将离开海南时，最后我跑到了与我相伴多年的林段——山兰地，抱着已经长大了的橡胶树大哭了一场，这算是我与海南橡胶情结的一个告别吧。
总结在海南的十个年头，有喜也有忧，有欢乐也有痛苦。我与太太是77年结的婚，孩子是78年在海南出生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还算是实现了当初要在海南扎根的誓言了。
有人问我，你在海南这么长的时间，到底是悔还是不悔啊？青春蹉跎，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时间那是人生一大无奈；流血流汗熬坏了身体那当然更是遗憾的。但是我们毕竟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那又是值得告慰的；在海南的人生中我找到了真爱，找到了我的另一半这也是我的庆幸。
我感觉到的是我青春的魂魄早已丢在了那里，那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回城之后我曾先后近20次回到了农场。
当2007年我们几位知青朋友回农场捐书助学的时候，听到了现任的农场张副场长说“现在农场仍在开割的橡胶，有60%还是当年你们种下的，农场永远感谢你们！”那时我满足了。
今年恰逢是儿子旅居美国的第十年，前些天在与他闲聊起我们那十年时,听到儿子说：“如今中国的强大有你们知青一代的贡献，你们那代人与现代的年轻人有很多的不同，你们坚强、勇敢，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才行。”此时，我知足了。
人生60一甲子，夫复何求？
李新苗
2009年5月3日 美国 休斯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