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坚决不许对作家打棍子，人家打棍子时候我们要保护他们
最近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产生了不小的风波，我想起胡耀邦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文艺创作问题的一系列讲话和那个时代党中央的文艺政策，为大家更清晰认识最近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一、我们要发誓，坚决不许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1980年初，在胡耀邦提倡下，剧协、作协和影协联合举办“剧本创作座谈会”，其实这个会议不仅限于剧本创作，而是整个文艺思想的检讨和研讨，周扬、夏衍、贺敬之、陈荒煤等参加，主管领导与作家们心平气和一起讨论了22天，被认为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艺界会议之一。胡耀邦最后参加会议，并做了六个多小时的发言。
胡耀邦说：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当胡耀邦讲到：“十几年来，我们这支创作队伍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些同志则是被摧残致死的”。他情绪激动，站立起来，以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胡耀邦话落，全场掌声雷动。
胡耀邦还说：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嘛，可以帮助嘛！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决不许打棍子，人家要打棍子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出来保护他们。（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
二、作家可以揭露社会阴暗面
“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还专门谈了作家是否可以社会阴暗面的问题。胡耀邦说：
我们的社会有两面：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实……我们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也要揭露，但要采取批评的方针，教育的方针。不能把（揭露）这样的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
现在争论最多的大概是如何看待官僚主义、特殊化。要承认我们的国家目前存在着官僚主义、特殊化呢？而且有的地方相当严重。对于这些当然要揭露，当然要批评，也可以来点嘲笑！嘲笑的手法，文学上是需要的。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看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马雅可夫斯基就开会这个问题狠狠讽刺了一下，那个相声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都非常好。（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
胡耀邦特意讲这个问题，也是在回应当时文艺界围绕的《歌德与“缺德”》一文产生的作家是否应该反映社会阴暗面的争论。1979年6月《河北文艺》杂志发表了署名李剑的针对“伤痕文学”的评论《歌德与“缺德”》，文章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即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文章还说，现代的中国人无无衣无食之虑，莲荷盈盈，艳阳高照，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反而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并指出那些“缺德”的作家“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
李剑的文章充满火药味，又让文艺界感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味道， 8月2日，上海市文联举行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座谈会认为“这是一股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
9月，中宣部专门召开关于《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座谈会，作者李剑也受邀参加。胡耀邦到会讲话，指出这篇文章的错误：这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文艺上的争论，要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列宁说过，气候变了，衣服也要换一换。思想不要僵化。
虽然胡耀邦很不同意李剑的观点，但是在会上专门强调，青年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回去后不要再算账，要诚诚恳恳帮助他。李剑的升迁进步依然没有受到影响，此后曾经担任中国铁路文工团团长一职。
三、反对对文艺界进行思想改造
1981年著名诗人臧克家致信胡耀邦，提出要对文艺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革，信中说：“现在一般同志只愿意听思想解放，不愿意听思想改造。是否在强调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强调一下思想改造？……好似跑马，要顺着跑道，不然就乱了……如果那样，不讲改造，只讲解放，那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因此，我想，思想解放里就包括思想改造在内，这二者有同一性。我这个想法不知对不对，就请您指教。握手”！
胡耀邦很快给臧克家进行了回复，明确提出反对“思想改造”的提议，他说：
中央没有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更不准备专向党外朋友和知识界同志重新恢复这个口号。这是因为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
胡耀邦进一步解释了不愿意”思想改造“的原因：
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任意放弃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原则，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许多革命者首先是一些领导者缺乏这种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明明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相脱离，自己的设想、主张、意见、著作同革命实践，同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意志不合拍，甚至相抵触，而不愿意改正；明明是情况变化了，历史前进了，却仍然停留在过去，坚持过去的主张、作法和经验。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所说的思想僵化。僵化到似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要服从我的设想、愿望和意志，那就是极端的唯我主义了。（胡耀邦：《谈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选自《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
诗坛泰斗主动提出要”思想改造“，胡耀邦却很清醒谦卑地认为不应该改造知识分子，反而一些领导者的思想落后，反而应该接受改造进步的是他们。有人说，单凭这一点胡耀邦就堪称“圣人”。
四、对文艺作品审查的看法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胡耀邦召集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管理部门负责人座谈，谈到如何认识“前三十年”的问题时，胡耀邦说：
这三十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
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
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划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无比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我主张不要搞审查，而应该搞评议和讨论。（荣天屿：《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胡耀邦、习老与周巍峙、夏衍、周扬等畅谈）
胡耀邦在与文学艺术界座谈时，还几次向大家推荐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朗诵了这篇文章中一段诗一样的文字：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处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胡耀邦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我们不搞审查，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办？大家可以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荣天屿：《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文艺界对胡耀邦的讲话深感振奋拥护，巴金先生用8个字来表达大家共同的心愿：“文责自负，依法办事”。
五、保障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文学评论要与人为善、反对简单粗暴
胡耀邦1984年12月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起草工作。胡耀邦说：
社会主义社会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些名词我们以后也不要用了。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而（文艺界）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作风的问题，只能谈心、批评，而且不能登报批评。以后“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
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这些词句在作协报告中都可以用。（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林涧青、郝怀明、高运甲等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作协四大的祝词，祝词指出：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并且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
在文学创作种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收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
《人民日报》的对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说：“祝词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与会代表走出会场时，笑逐颜开，欢欣鼓舞。夏衍先生高兴地说：这是文艺界的“遵义会议”。
（胡耀邦与夏衍）
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胡耀邦的这些讲话今天听起来仍然这么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而80年代也被公认为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灿烂的时期之一：北岛、舒婷、顾城，刘心武、冯骥才、谌容、蒋子龙、柯云路、张洁、贾平凹、路遥、莫言等群星璀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品都是成书于这个时期，这个年代显然成为至今都无法超越的高峰。这与耀邦同志的文艺工作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