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自由魂——我这一辈子
沧桑自由魂——我这一辈子
（节选并有删减）
走进革命队伍
我在市立美术学校念书的时候，参加了广州锋社话剧团的许多工作。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革命团体，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在地下党的指示下开展抗日活动。
因为认识了林彩容，她是锋社话剧团的当家女主角之一，我和陈海云也常到锋社话剧团去参加他们的活动。1938年三八妇女节是我正式参加锋社的日子，报名处的李悲而要我们每人报个名字，当时考虑到参加革命工作，怕影响家里，便把原名老慕庄中间的慕字圈去，报了老庄这个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当时锋社女同志不少，带头的是梁绮，还有林彩容、肖芳、梁冰、李安妮、陈学贤、陈海云、麦鸣、钟膺等。我经常从学校出走，每天去参加锋社的活动，如街头活报剧的演出、唱歌、宣传抗日防空知识等。当时锋社的社址在广州官禄路，和《救亡日报》一路之隔。那时日本鬼子十分疯狂，经常狂轰滥炸，我们常常要“走飞机”，有时到郊外活动，周钢鸣同志就常带领我们一起出去。
由于家被炸毁了，我把被炸毁的家拍成照片寄给香港的兄弟和妹妹，让他们也看看日本鬼子的罪行。在广州我没有地方住，便到洞神坊我五姨家里暂住，那时家里常来信催促我回香港，并要五姨别收留我，因为我不愿走，五姨感到很为难，便说她们也要回乡暂避。这样我便没有了地方住，但我仍不想回香港过那殖民地的安静生活，便决意搬到已经住了很多人的锋社去。白天，我参加各种忙碌而有意义的工作；晚上，我就用四张椅子在墙角拼出一张床做“闺房”。我没有多余的衣服，没有一件家具，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放多点东西的大箱子。想起在家时，我有自己的独立房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乘轿、有佣人服侍。可是在锋社，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都说不上。但我没有丝毫的动摇，日本鬼子的暴行更增加了我积极工作的决心。
1938年10月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锋社全体同志45人报名参加四战区动员委员会艺术宣传第四大队，准备奔赴前线参加抗日。那时12弟老洪基也回了广州读书，父亲从香港回来要接弟弟回家，打算带我一齐走。10月20日我得到消息，大鹏湾已沦陷，日本鬼子21日进攻广州。我连夜跑到宏兴行（老家的祖屋），告诉父亲要他们马上离开，并告诉他，我已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明早便出发，请他不用记挂。我恳请他明早务必带弟弟迅速离开广州，后来知道他们经佛山走了，我才放下心头大石。
21日一早，艺宣大队经广三铁路离开广州。上火车真难啊，一些年轻的女同志都是靠男同志从窗口推上去的，《救亡日报》的夏衍同志也上不了火车，也是由锋社的同志从窗口推上去。火车开行了，我们好像离开了虎口，但日本鬼子在前边轰炸，火车开了不久便停下来，大家只好步行。队伍中女同志不少，有些年纪很小的同志如李门的妹妹李惠莲才11岁，背着衣物一起走路，真不容易。但李惠莲天真活泼，我们都很喜欢她。在芦西公路处，我们终于搭上了汽车，在芦苞中学过了一夜，第二天便坐船去清远。在船上听到海珠桥被炸的声音，看到火光冲天的情景，有些同志哭了，我们唱着《我家在广州》和《松花江上》的曲子，大家黯然神伤，更增加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参加锋社后，我逐渐认识到跟着锋社干革命就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便向认为是党员的同志提出入党的要求。在一次行军途中，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我对家庭的认识还不足，入党是要有条件的，要我好好继续学习。虽然入不了党，但并不影响我追随革命的决心。
锋社一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对日斗争，国共合作期间，经党批准，1939年初转往国民党第12集团军154师从事政治工作和艺术宣传工作。154师隶属63军，不久锋社成员就被调上63军军部，成为军部的艺术宣传团体，称63军政工队。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逐步恶化，共产党转入地下工作，锋社大部分同志从前线抽调回韶关，组成第七战区政治部政治大队，简称“七政大”，继续按照党有关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开展演剧宣传活动。这样，锋社同仁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足迹遍及154师、63军和第七战区。无论在哪里，我都努力地工作，即使在身体不好、常常“打摆子”（疟疾）、差点丢了命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我决心跟着锋社干革命干到底！1945年底，历经多年考验，我终于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李门。我发誓要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我的青春。
伴侣李门
我的丈夫李门是锋社领导人之一，他1914年8月出生在广东三水芦苞镇李洲一个农户之家。他的父亲在香港做生意很少回家，李门在李洲读完小学后转到香港圣约瑟教会学校读书，成绩很好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我国东三省，香港掀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斗争，李门萌发了强烈的爱国心，学英文之心减退，抗日的热血沸腾，李门决定回广州投考燕塘军校。由于当时还没有拿到圣约瑟学院的毕业证，有违投考军校规则，只好改考广州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抗日热潮一浪高似一浪，李门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洪流，参加锋社进行救亡宣传，还把两个妹妹李昭、李惠莲同时带离乡下参加锋社工作。
我参加锋社的时候，李门和两个妹妹已经在锋社工作。大妹李昭能写一手好文章，她沉稳、敢干，在前线伤兵转运站工作时，接触到不少血肉模糊的伤亡士兵，那时她年纪还小，只有16岁，工作繁重，面对伤亡战士，真是触目惊心，她以血和泪写出的散文《英灵的祭品》在《耕耘》上发表。李昭的丈夫韦丘当年也是由李门带到革命队伍中的，韦丘的父亲是个乡绅，军阀混战的时候，他花钱买武器保护乡间，后来却因有点钱有点地被定为地主。乡绅父亲为韦丘买了童养媳，韦丘却不喜欢这门亲事，他还不懂感情之事是何物，总之和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结婚，他不愿意。就这样，抓住机会，韦丘为逃婚离开了家乡。途中遇到李门一行人，由于韦丘也热爱演剧事业，之前与李门也一同为演剧共事过，十分喜欢那种充满激情的生活。于是一说即合、一同前往，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战火中的青春点燃起韦丘与李昭之间的爱情，艰苦岁月磨练出他们浪漫的人生历程。韦丘、李昭随东纵北撤至烟台，一直在两纵文工团工作，文工团紧随部队参加了睢杞战役、济南战役以及著名的淮海战役。他们以文艺为武器，为兵服务，为战争服务，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才成亲，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是他们的“证婚人”。另一方面，对待家乡那个童养媳，韦丘在解放后给她找了一户好人家嫁了，一直把她当自家人，不但一直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并要子女们把她的子女当成兄弟姐妹。
李门的小妹李惠莲有一把清亮的嗓子，小小年纪就在剧团里担任独唱演员，她的歌声能使人惊喜、给人力量。有人特地为她写了一首粤曲《女战士》，她虽然不懂粤曲，却配上简谱“12345”，硬是把它学会了。每场演出，少不了她的独唱，开头一句首板：“怀国难，赴戎机，关山万里……”就把观众震撼得鸦雀无声。她小小的年纪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一样到连队去教士兵识字，划沙盆、写黑板、教唱歌，还似模似样地上《日本侵华史》的政治课。1939年初，锋社所属的154师在良口前线出击日本鬼子，全体政工人员都出动了，我们都上了前线，行军紧张，生活艰苦。怕暴露目标，晚上不敢举火，吃饭时只趁天空闪电，就夹一箸芋荚。就是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李惠莲也背着行军包袱跟我们一道走，一道过着战斗的生活。上世纪40年代，她和后来成为丈夫的叶林一起经组织安排，就读于福建音专，解放战争时期又一齐参加了江苏省松江文工团。解放后，李惠莲在总政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声乐教师。可惜的是，“四清”期间，惠莲在修建学院游泳池时伤了身体，住院抽脊髓过多，导致瘫痪卧床6年。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的叶林对她呵护备至，使她在病床上不乏微笑。可惜她最终逃不过“文革”的灾难，她的主治医生中途离开北京到农村劳动去了，使她的治疗中断，病情加重，于1972年闭上了双眼，时年45岁。她临终时说了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很幸福，很满意。”
原本在锋社，黎民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出身工人阶级，本人也是体力劳动者，与我的家庭出身反差很大，因此他特别愿意帮助我。他是个很好的人，勤奋好学、性情温顺、乐于助人，很早便在工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喜欢文艺，热诚爱国，便参加了锋社话剧团活动，跟随锋社从事宣传抗日工作，并把组织关系转到锋社来。1939年初，那时生活很艰苦，很多人病了，害的多数是“打摆子”（疟疾）病，锋社成员中病号不少，如李门、老庄、黎民、麦容广、陈革等。为了不影响队伍行军，领导决定病号回师部治疗，由黎民带队并保管病号的医疗伙食经费，当时还派了一个勤务兵护送病号。李门和我病得较严重，不能行走，便请了脚夫抬担架。黎民病得也不轻，但他不肯坐担架，而是殿后沿途照顾我们。中途在茶亭休息时，我们还和他在一起说话。小队伍到达目的地时，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他出现。当时领导马上派人沿途查访，最后证实他被谋财害命。我们十分悲痛，我尤其伤心。师部开了一个追悼会，李门代表锋社致悼词，对黎民同志高度评价。后来我给妹妹老慕端去信，告诉她黎民出事了，黎民家里生活较苦，希望对他家作一些帮助。不久，慕端来信告诉我，黎民的妹妹曾找过慕端，慕端曾给了他家一些经济上的援助。这让我的心有了一点慰藉。
不少人问过我，李门是锋社的领导兼男主角，有名气的小生。他温文尔雅、风度不俗，文学造诣、英语水平都很高，是许多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为什么他能看上我这个不是女主角，当时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入党的人呢。感情这东西就是奇怪，你说那么天设地造的一双，可能反面就成仇人；看上去不合适的一对，可能恩爱一生羡煞旁人。说起来，我们的姻缘都是因病而起，疾病有如丘比特的神箭，串起了我们的感情。1939年，我们都在病中熬着，我们得的是同一种病“打摆子”。这种病十分可怕，发作时，忽冷忽热，头痛欲裂，它使人胡言乱语，使人处于一种癫狂状态。黎民失踪后，有一段时间我处于悲痛中，但抗日的锋火容不得有半点患得患失，我们很快全情投入对敌斗争中。长年行走于山间野岭，长期处于疾病当中，没有药没有食物没有御寒衣物，有的只是高昂的战斗热忱。同病相怜使我和李门互相照顾互相鼓励互相吸引。此时，有的病号吃不了苦乘机找借口脱离革命队伍。而我拖着肿得像头小猪似的双腿，仍然艰难地努力跟着大部队。因工作需要，李门身体稍好一点后，随大部队转移了。而我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为了不影响大部队行军，我留在村里养病。白天，为躲避敌人藏匿山上；晚上，悄悄回村吃饭过夜。有一段时间，我的腿脚肿得实在无法行走，只好一人留在山上。山上无遮无掩，裹身的只有半张单薄的毛毯，蚊帐做枕头，还有一张草席，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家当。晚上露水很浓，毛毯被湿透了，阳光出来又把它晒干。村子里的病员，吃过饭便带一些粥上山给我充饥。那些天，我发着高烧，说着呓语，神志很不清醒。特别晚上一个人留在山上，但我一点恐惧都没有，总觉得千军万马在前进，我也在其中，好像跟着队伍在行军。过了一段时间，很多病员经过休息后体力恢复了，准备追赶部队，便动员我回村子去。因为他们走后，便没有人送饭，最后由一个同志背我回村子里。在村子里我和一个重病员住在一起，这个病员突然死在身边，我以为自己也快死了。奇怪的是，当时我在急喘着气，呼的气比吸的气还多，身边没有药，只有一盒万金油。是这盒万金油救了我的命，我用它从头到脚涂遍全身，清凉刺激的感觉使我略感安乐，我沉沉地睡了不知几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恍如隔世。
还记得，1939年12月31日，12集团军和日寇南支派遣军第二师团、第五师团、104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坂田旅团在从化良口展开了激烈的决战。敌人出动了炮兵、飞机，我军毫不畏惧，我们政工队的同志表现英勇，和官兵们共同奋战，敌人最终败下阵来。那一天，我们用枪声代替了鞭炮声，迎接1940年的到来。为庆祝这次胜利，我们集体创作了多幕剧《北粤丰碑》，描写军民合作、战胜日寇的故事：一个营长牺牲了，他的妻子在纪念大会上登台控诉敌人暴行，誓要为丈夫及死难同胞复仇。在这话剧中，李门饰演营长，我饰演营长妻子。我记得当时脑子里只有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我的台词激愤而冷静，我的感情深厚而决绝。台上台下，群情激昂，演出十分成功。 后来，我们参加了打扫战场的工作，我们分开几个小组在良口、牛背脊等地，和当地乡公所一道，尽快把那一带的战争遗骸掩埋起来。这是一个颇为艰巨的工作，经过日晒雨淋，尸体都腐烂发臭了。我们不顾一切，戴着口罩，冒着寒风就干起来。尸体大部分是拉来当运输苦工的农民，日本兵在撤退时先把这些农民杀害。日本兵尸体反而很少，据说都被运走了，这是他们的传统，人死了尸体得回家。八年抗战中，63军转战沪粤，纵横数省，经历大小数百战，收集到的牺牲官兵3000多具骸骨葬于从化良口，建起了两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东纵北撤时，我们作为文化人被派到香港隐藏起来，在香港继续播种革命的种子。 1946年1月23日，我和李门在香港结婚。一个“大头佛”，一个“尼姑”，结婚仪式十分简单，只请了李门当时所在单位《华商报》的几位领导。《华商报》是共产党领导的报纸，为解放全中国做理论宣传工作。我们当时仍保持着游击队作风，婚后不要说度蜜月，连蜜日都没有，当天仍在工作。在正常生活下，李门的肥肿很快消失，恢复清瘦的本来面目，而我的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
战友情深
抗日，把许多阶层的各色人物团聚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日寇赶出祖国大地，我们成为抗日队伍中的兄弟姐妹。
何铭思比我小几岁，原本就在东江纵队，因病回韶关参加了“七政大”，他说他是“七政大”的小弟弟。他对李门十分推崇，多次在会上表示李门是他革命路上的第一个领路人，李门的风骨、人品为他做人指明了方向，是他最崇拜的人之一。2000年，李门病重，何铭思在香港不停地为他买贵重药品。李门病逝后，何铭思出资为李门出版遗作选《洁似寒梅》。
何铭思在“七政大”也参加演出，《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蜕变》等针砭时弊的名剧，闪耀着时代的火花，艺术水平较高，轰动韶关，一连上演百余场。这几部戏何铭思都有份参加演出，都是跑龙套的角色，但他认真尽责，从来不出一点儿差错。他还兼任司幕员，负责开幕和落幕之职。开幕还好，一敲锣，便拉起幕，落幕就讲究点功夫了，要在关键时刻把幕放下来，不然会破坏全剧气氛。何铭思胆大心细，从未失场，这很难得。每次演出之后，可以吃到一碗腊肠饭，平日都是以盐水萝卜拌“沙谷米”充饥，天寒地冻，演完戏之后，这碗饭吃过之后，浑身暖和，比山珍海味更使人回味。
何铭思后来在香港新华社工作，是新华社负责人之一。在新华社离任后，他与霍英东成为很好的朋友，是霍英东基金公司的顾问。
莫广智是我的老朋友，离休后，我们组成了“麻将党”，天天到他家打麻将，然后轮流请吃饭。这娱乐活动一直延续到有两人离世。我们日渐衰老，出门也少了，“麻将党”自然解散。莫广智是个活跃分子，东纵年会、锋社年会、中原剧艺社年会、华南文工团年会、华商报年会……都少不了他在张罗。他爱摄影，爱写诗，出过摄影集和诗集。想当年，我和他曾组成一队，从国民党眼皮底下撤退到东纵，过程惊险又“有趣”。
1944年11月底，因粤北省委被破坏而停止组织活动并潜伏在“七政大”的锋社成员，已经过了两年多“静悄悄”的日子。党组织估计日本侵略军会在1945年元旦前后攻打韶关，正面打通粤汉线，到时国民党军队很可能撤退，我们东江纵队要更加积极抗日，扩大队伍，扩大根据地，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党指示潜伏在“七政大”的党员和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志撤退到东江纵队。怎样从“七政大”撤退，怎样保证撤退时不出问题，走的路线怎样，联络暗号如何，怎样保证人员政治上的纯洁……一切任务交由“七政大”党组织负责人细心策划，谨慎从事。游波是“七政大”二中队党的负责人，李门是“七政大”三中队党的负责人，听到要撤退到东江纵队的指示后欣喜万分，表示了坚决撤走的态度。他们和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乔毅商议后决定，把留在“七政大”内的17名锋社成员及从东江纵队转来参加“七政大”的何铭思分成五批、采取三条路线和接头符号秘密撤走。要撤退的人员都分别采取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真实的和虚假的方法请假或悄悄离去。总之尽量做到隐蔽、分散，避开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和注意。
我和莫广智分到第二批，采取第一条路线和接头暗号实施撤退。第一条路线是从曲江坐船经英德、清远直下广州，转东莞、常平到东坑，找东坑的税站，接头暗号是我们是大后方来找“老模”的，还有一个暗号是我们从大后方来找“大来”的（大来是当时东纵政治部的代号）。当时莫广智腿伤未愈，听到要撤退到东江纵队，即托人在清远打个特急电报来，说父亲急病去世，要立即回家乡办丧事。他用一条黑布缠在手臂上，装出愁眉苦脸的样子，骗了不少人。请假报告呈上去，很快批准短假。我也以庶母逝世为理由请假，当时我的庶母确在韶关逝世，请假也很快得到了批准。 前后三个月的时间，“七政大”转到东江纵队的同志全部安全到达。
其中还有一名比较特殊的人物余叔韶。他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是香港法律界公认的泰斗。余叔韶年少时就读于香港华仁书院，于1938考取了奖学金入读香港大学。他也不甘于香港的殖民地生活，于抗战期间1941年回到广东战时省会韶关。他的五哥余平仲当时在七战区政治部任中校，在五哥引荐下，他进入“七政大”任大队副，为抗日宣传，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他仪表出众，英俊高挑，特别喜欢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可以不停顿地弹奏几个钟头，似乎寄情于音乐。余叔韶抗战后取得胜利奖学金负笈英伦，于1946年入读牛津大学，他参加了林肯法律学院的大律师资格试，成为该试有史以来第一位能够在一年内完全考毕并通过该试所有考卷的考生。最终，他在英国完成了大律师的实习期并取得大律师资格。
余叔韶1951年回到香港，进入律政署检控科任职，是香港的首位华人检察官。 这样成功的人士却对当年参加“七政大”时期的斗争生活念念不忘。他甚至认为那段战斗岁月是他最值得缅怀的日子，他多么希望当年的战友能够去看望现在因身体原因已经很难出门的他。
兄妹情长
我们兄弟姐妹15人（其中三人早夭），生长在封建大家庭，全部知书识礼，学有所成。
我的九弟老洪慈，是在我的影响下回内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在“七政大”的时候，他分在第三中队第七组。老洪慈话不多，说起话来和善可亲、实实在在，从不讲虚假的话。他在队中负责搞舞台照明，也许电器危险，他的工作作风认真细致，踏踏实实。韶关复兴剧场电力不足，要从风度路那座变压器架线供电才行，每次演出前，老洪慈带队的灯光股三个人便扛起竹梯，背上电线、工具包，从风度路架两条粗铜线，经过民房屋顶，跨过墙头，一直将电线架到复兴剧场。有一次在架线中，突然倾盆大雨，三人淋得像“落汤鸡”，在这种情况下架线十分危险，偶有不慎便滑跌下来，或者触到别的电线。老洪慈抹着脸上的雨水说，一定要赶在今晚演出前架好电线，不能影响演出，但要注意接得扎实，踏稳竹梯。他特别关照年纪较小的莫广智，不让他上梯、上墙头、瓦面，只管负责扶稳竹梯，递送铁钉、铁线等。结果，在晚饭前将电线架到剧场。每次演出前，是灯光股最忙的时候，老洪慈常嘱莫广智给他带饭菜到灯光股，一边吃饭一边试亮舞台各个位置的照明光色，检查效果。彩排时导演不满意常要改动，老洪慈总是亲自动手，直到做妥为止。由李门主演的《忠王李秀成》历史长剧，在韶关已演出近一百场，灯光开关十分陈旧松散，常会漏电，照明阻力很大。大队演委会同意拨钱改装更新。老洪慈为了节约，亲自设计出适合演出使用的开关，他利用早上、中午休息时间，自己去选购，躲在阁楼上自己动手改装。他喜欢躲起来静静地干，从不声张在干什么。《忠王李秀成》、《天国春秋》两剧均有火烧的背景，老洪慈很快从别的团中学会了用两把风扇，绑上一条条的红绸子，演至天王府被炮弹打中起火这一幕时，一声炮响（大鼓声），卧在地上的风扇开动，红绸子迎风飘起，风扇下的红色灯泡亮出红光，加上硝烟涌起，火苗活灵活现，真的像房屋烧了起来。剧场有的观众吓了一惊，以为天王府真的被日军开炮袭击起火。
老洪慈对舞台灯光照明，从半路出家到经验丰富。舞台上的闪电、云彩、月亮、星星、特写灯光、乌云欲雨、行雷闪电、火光、天色渐明渐暗等等，他都很有研究，很有成绩。在评为“先进生产者”，历任出版社出版科科长、广东美术印刷厂副厂长等职，于1989年不幸病逝。
在家中，我和十妹老慕端的感情最好，我们不但出自同一个母亲，而且在小妹病逝后，老家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女儿。慕端能唱能编，解放后在广东音协任职，现和大女儿居住在美国纽约。
老慕端的遭遇十分意外。她的丈夫梁永泰曾在第12集团军政训处工作，受鲁迅的影响，爱上木刻艺术。抗日战争期间，在党和进步人士的帮助和影响下，他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此期间，他曾深入到广东一些县举行抗日流动画展和绘制抗日壁画。1940年他刻成《血的收获》木刻作品一本，就在这一年，他成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广东分会负责人之一。1941年国民党对广东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进行限制、迫害。梁永泰转到伪粤汉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艺术教育队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这期间他创作出《他们等待救济》和木刻《铁的动脉》组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面目和描绘铁路工人在艰苦的运输中支援抗日救国的热忱。1952年，梁永泰回广州定居，在中华书局任美术编辑。并任美协广州分会常务理事。1956年11月17日，到外伶仃岛体验生活，不幸被误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