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神的瓦解--信息化时代所暴露的人性
原创 用户:燃野唯珂 他从荒野中走来 2021-5-26
当一种太过强大的动力装载到一台老旧的车上的时候，这种动力带来的往往就不是进步，而是毁灭。
人类天生就有探寻信息的欲望：
信息技术的革新曾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却正在毁灭着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社会学中，交流往往被认为成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基础，信息的有效交流与传递往往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自狩猎采集时代以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似乎可以被归纳成信息传递方式的进步史。
在原始部落时代，人类通过语言的形成从而拥有比任何动物都强的大规模协作能力，从而一路从西非角落的原始人，一路扩张到世界的尽头。而文字的出现，使得信息可以超过声音所能传播的极限，向更远和未来进行传播，由此农业的封建文明就被建立起来了。而具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的建立则离不开以电流和电磁波为媒介的信息传播。也就是说文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对信息技术的运用正也是使人类从其它动物中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
乌托邦临近：
人类文明因信息革命而不断进步，平均寿命的增加，民主制度的诞生使人有理由让上世纪末的人们相信互联网的诞生，将带领人类进入一个更文明的时代。
1984年苹果公司为了推广他们的麦金塔计算机拍摄了一则著名的广告，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了我们的计算机，人类的1984年将不会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意思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将最终借助信息科技来实现。
95年出版的名著《数字化生存》，那本影响了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人士的“圣经”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旧时代的集中化权威和官僚体制将会被瓦解，企业、产业和国家体制都将会被即将到来的信息数字化革命给彻底改变。 左翼社会思想大师Manuel Castells在著作《愤怒与希望的网络》（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中乐观地说：“一切都是从网络上的社会网络开始的，因为这是自主的空间，他们超越了过去一直垄断通讯管道的政府和企业的控制。藉由在网络的自由公共空间分享悲伤与希望，透过彼此连结，透过对不同计划的想象，原本具有不同观点或组织属性的个人，形成了网络。他们聚在一起，从而克服了恐惧──这是那些权力得以延续和再生产的主要情绪。从网络上的安全空间，不同年纪和条件的人们开始去占领都市空间，即使彼此不认识，但他们有共同的目标，相信他们有权利可以书写历史──他们的历史。”似乎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已经近在眼前。
是的，世界已经由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发生了巨变，这种改变是否真的暗合他们心中的期待还犹未可知。
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伦理道德学家们更愿意相信，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恶都源于权利的过度集中，这些会导致官僚化、腐败与独裁。而集民众智慧与一体的民主制度使权利受到监督，更能释放出人性之中美的一面。于是苏联解体被他们视为“历史的终结”，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于是之后的历史就只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过速的引擎”：
而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是，过去无往不利的技术，今天却成为了祸根。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这种能明显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理解、协作的技术真正给世界带来的是“宏大叙事的消解”和“愈发狭隘与偏激的群体”。
宏大叙事的消解表现在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既有政治体制与政党越来越失去信任与认同，而“群体领域的偏激和狭隘”表现在于右翼民粹主义和强人兴起。
适量的食物可以维持身体的健康，但是过多的食物往往会引发肥胖和各种疾病。
知识分子们认为能促进人与人交流与理解的互联网，最终却加剧了人们的偏激与狭隘。
在气象学中，“同温层”是指大气层中的平流层，在平流层里面，大气基本保持水平方向流动，较少有垂直方向的流动。“同温层效应”是人类心理学认知上的其中一个偏误。同温层效应是指，我们比较重视跟我们的假设或信念一致的事例。举例来说，皇汉们认为“大汉民族天下第一，白皮猪和满洲鞑子都得死”。这种人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很小一部分人，但是网络世界却给了他们能抱团取暖的机会。我们知道，社群平台常常修改演算法，其结果就是让我们陷入同温层里，例如会给我们想看的文章，因为我们对同温层的文章有比较多的互动。所以当我们越喜欢看某一类的文章，演算法就会喂给我们更多类似的文章，这导致我们越来越加深自己原本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偏激，越来越狭隘，即便自己原本的想法可能并不是事实，这就是“同温层效应”。而且随着互联网传播的还有着无数的谣言和仇恨，在国内我们能看到“中华田园女权”和普通人的对抗，”港独“青年们仇视大陆来的“支那猪”。在国外我们能看到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清真寺直播屠杀，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在基督教堂自爆。
过快信息的交流加上资本为了迎合人性的刻意引导，人们反而分裂成为了一个个偏激狭隘的小群体。
有时候一个问题看似已经被解决了，但是却给了新的问题留下了空间。
西方知识分子以为的可以推到权威的武器，确实对旧的政府的权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新的权威却没有建立起来，于是资本（利益）就变成了唯一的权威。人与人之间又仿佛从新进入到了“霍布斯丛林”的状态。
“霍布斯丛林”是社会学中一个名词，他设想的“原始状态”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贫穷、孤独、肮脏、残忍和短命的”。由此生出的“丛林法则”概念则是：弱肉强食。在丛林法则下，人们之间没有道德，没有怜悯，没有互助，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食物链，有的只是残-暴无情和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有人都不关心别人，所有人都不惜牺牲别人以让自己生存，这一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是人性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特征。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且原子化的社会，自己和自己所在群体的眼前利益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了过去世界中的种种共识开始在不断的瓦解当中，美国放弃了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弃盟友，不断的开展针对各国的贸易战。欧盟间的成员变得只想有福同享，而不愿意有难同当，正变得越来越分裂。
The innov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s revealing what the human nature truly are.
乱局的由来：
在过去，信息传播媒介被政府和大机构牢牢把持，虽然部分为了维系自己的利益，但是也极大的团结了人民，统一了思想。就像树木虽然是为了自己而成长，它的身型却也荫庇了风雨。在封建时代，虽然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的中国人识字，但这些知识分子却可以做到“布圣人教化于四海。”在工业时代，政府及大机构运用广播，电视，电台将国家的意志传递给每一个公民，但这些传播途径在信息化时代都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相信诸位80后，90后的父辈们可能至今都还保有着每天定时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在父辈们所成长的年代只有新闻联播和一些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新闻联播》去接受中央政府希望他们所接受的一切信息。就像小鸭子会把一出生看到的第一个物体当作“母亲”并在往后的幼年期一直跟随着它一样。对信息的接收习惯也一样会对我们产生“印刻”(imprinting）。
老一辈或是更早以前的大部分群众相比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极度匮乏或者说是相对匮乏的年代，他们所能够接受到的唯一信息往往就是中央政府给他们传递的宏大叙事，或者说是单一化思想。
封建时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工业化时代就是“为XX民族的崛起而奋斗”等等。在这一种时代中，新生的小众思想往往缺乏传播媒介而往往转瞬既逝。在那种时代，社会上存在普遍共识，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思想差异很小，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用来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建立对话与共识。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讲，所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所决定”。代议制民主所诞生及繁盛的土壤是由前信息化社会中相对稳定的社会共识和利益代表制度构成的。而这层土壤已经被信息时代的信息洪流正逐渐侵蚀殆尽，如今一个自媒体、网络时代任何思想都可以毫无阻碍的在人群中传播并收集它们的“信徒”，而新科技、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也冲击着过去稳定利益集团的稳定性。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现今，不论是政党、工会或教会，但现在越来越多人不觉得这些机制可以代表他们，传统代议政治因而失去支柱，开始裂解。
其结果是社会越来越极化与对立，沟通越来越困难，且个人认同更为原子化——这些人民更容易对体制反感、更容易被情绪动员。中医对中医黑，中华田园女权对反女权，吃狗肉和动物保护，转基因和反转，你国人和香蕉人等等。种种这些在我们的老一辈看来往往是十分不可理喻的，却如今成为了我们社会的新常态。
而新时代的资本家们，作为资本的意志体现，也在利用这种现象为自己在民众中疯狂的攫取自己的资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所谓的“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的高潮。诺贝尔经济学者Herbert Simon很早就说：“当信息非常丰盛的时候，注意力就会变成一种稀有资源。”
美国知名网络科技法律学者吴修铭（Tim Wu）在《注意力商人》 (The Attention Merchants）一书中提出，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每一种新媒体形式，都成为广告商攫取我们的注意力并转为赚钱的工具。在数字时代，计算机、网络和手机更是无时无刻地攫取我们的注意力。迎合我们本身的偏见成就了种种新的产业，如靠中华田园女权吃撑的咪蒙类产业，靠自我贬低思想支撑的外国模特和外国男朋友介绍产业，靠男尊女卑支撑的包男孩代孕产业女德培训班等。
作者出门散步时在路边电线杆上发现
而这种产业往往也乐于去传递和加强人们的偏见，于是人们变得越来越偏激认为自己才是“正常”，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个人的原子化，在社会中体现出来的就是群体的碎片化。
当“贱民”们变成了政治讨论的主体，原来“高深及优雅”的政治语言就不可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幼稚，而公共讨论变得越来越稀薄。
虽然前信息化时代的人们一样是非理性、缺乏思辨、思考和决定能力，但是这种缺乏往往都被极低效的信息传递方式所掩盖，而代表人民的精英们因为处在同一个阶级和相对较小的数量，让他们容易形成共识，这就是民主的基础。信息的洪流掀起了传统叙事中人性遮羞的“裙摆”，让所有人都不得不去面对人性最初的样子——动物性。
有人说“民主的互动是缓慢的、思辨的、需要耐性的，但网络世界的互动是立即的、直觉的和情绪的“。这正是因为人类就是这样一种这顿饱不知下顿饥，所有情绪都受到大脑内化学反应控制，所有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受到自然选择所影响去适应狩猎采集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动物界脊椎动物门脊索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人科人猿超科人属智人种”的动物。
网络作为一种中性的工具，网络世界的样貌就是不断受到人类有意无意选择所塑造的。
正如政治理论家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说，“代议民主的目的原是对抗我们的认知偏见。他给实时满足设立障碍，减慢做决定的过程。美国的创立者竭尽所能，确保人民的政治冲动会得到被设计用来纠正他们偏见的机构之过滤。这就是为什么代议民主会那么让人挫折。它极少让人心满意足，因为这不是他的原意。
最近的几千年来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集体的面对自己本性的“黑暗面”。
新的“神话”：
相信正在阅读此文章的读者们都是不相信民粹主义会成为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其他人是如何看待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呢？
面对当今社会中的种种问题，那些自然主义分子往往会将矛头指向科学技术对传统道德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希望人类文明重新调转车头去拥抱那些封建时代的道德价值观，例如前几年的女德班或者是新乡贤运动。这群人可以把她们当作信仰过去的人。
而那些相信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将矛头指向那些将信息依据人类需求而分流的算法，认为如今社会祸乱的根源还是在于人们把自己思维的能力过多的倚重算法，从而导致我们被算法渐渐侵蚀记忆、思考、决定的能力，而这些正是民主的基础。因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前提就是相信人是理性的、可以思考的，并具有反思能力的，而现代经济学的一整套理论也是建立在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他们担心人类会最终被机器主宰，而不是反过来主宰机器，于是开始大声疾呼让我们多重视人文主义的文化创作。
“而我相信，要让人类心智更成熟、复杂、有创造力，我们需要更重视、更普及人文精神和文化创作，因为这些领域是关于人性本质，是人类独有的特质，是人类未来之所系。”—《暗黑力量：社交媒体对民主的可能威胁》
这群人我们可以把她们划分为相信现代的人,相信人性之美的人。而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并了解了人类的生物学本质的人却不会相信以上的两种论断，按照演化心理学的观点所谓的人性是人类这个物种为了适应过去狩猎采集生活状态而演化出来的一套心理适应器，只是人类这个物种为了适应环境保障生存而演化出的工具之一，就像我们的双手一样，我们可以惊叹于它的完美，却不必歌颂它的神圣。
转而拥抱和恪守基于旧时代生产关系发展出的道德和人性本身都不足以解决问题本身，旧的时代在科技这场洪流的裹挟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在日常生存中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和几百万年的祖先的问题天差地别，甚至和我们的父辈对比也是如此。寄希望于用更精良的锤子和镰刀来写好代码，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可笑的悲凉。
解决现代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人性本身的“缺陷”，去接受今日之世界已非昨日，但今日之人仍是故人。代码的迭代速度要远超于人类这个物种基因编码的自然迭代速度。科技和算法不是社会动乱、我们亲手建立的文明岌岌可危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天真，天真的赋予人性以崇高性而忽视了它物质的属性。人性不应该被供在神坛膜拜，而是应该像人类的其它工具一样被优化被改造被迭代，人性的进化过去创造了我们这个物种的辉煌，如今已经成为了束缚我们进步的牢笼。
就像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描绘的图景一样，虽然进入农业文明的人类们相比狩猎采集的人类们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是拒绝进步和先进技术本身就意味着拒绝生存。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来，当一辆老旧的汽车正因为一台先进引擎的过强动力而濒临毁灭之时，作为汽车的拥有者，我们要做的不是弃先进引擎而不用或是责怪引擎对汽车带来的伤害，而是对我们这台老旧的汽车进行升级。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三体 死神永生》 这世界上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改变本身。一切都将改变，为了在这样一个世界生存乃至建立一个更高级的人类文明，人类也需要改变。
在一个无神的世界，当我们面对科技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既无法寄希望于虚幻的诸神与古旧的道德，也不能寄希望于人性。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救赎可以使人类免于贫乏与毁灭，那么只会是理性与科学。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to transcend our humanity, to become transh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