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忠中学走出的抗日女杰

教忠中学走出的抗日女杰
祁莞
上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广州闹市区文德路的教忠中学是一所创立于1902年的老牌私立中学（即现在的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国民党元老朱执信就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学校管理严格，分男生部和女生部，男女生是分开上课的。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广州的大、中学校学生立即起来响应，举行了多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教忠中学的学生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6年广州重建党组织时，正是在这样一所私立中学，较早就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和学校党支部。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共广州市委属下有8个党支部，教忠中学党支部即是其中之一。在教忠中学读过书的学生，抗战前后参加共产党的共有20多人，有的人成为革命烈士。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按照党组织要求，教忠中学的党员和抗先队员奔赴全省各地，与当地群众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广州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教忠中学走出了一批坚定的革命者，其中更有众多表现出色的女学生，阮群英、余慧（余慧英）、张逸（徐静如）、胡明（李琼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也很巧合的与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曾生、尹林平、杨康华，以及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同志结为夫妻。
一、“中青”为教忠中学党组织发展打下基础
王琪（王彩琪）是东莞厚街人，她是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的胞妹。1935年王琪在教忠中学读初中时，王作尧也正好在广州北郊的燕塘军校受训，王琪与王作尧以及东莞同乡张定邦（张靖宇）、温焯华（张寿南）等人来往密切，并认识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的创始人王均予同志，受到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王琪与同在教忠中学读书的胞弟王步尧，以及东莞同乡王磊等人都是住在东莞明伦堂设在广州永汉北路王家巷的学馆里，大家兴趣相近，于是她把王步尧、王磊、方学等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秘密读书会，互相传阅各种进步书籍，交流红军长征的信息。在当年7月，她由张定邦介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青”。不久她就把王磊、王步尧、方学介绍加入“中青”。由此，教忠中学成为广州“中青”下属10个分盟的其中之一，王琪是负责人。 读高一的时候，王琪转学去了金陵中学。“中青”教忠中学分盟改由王磊负责，由张定邦直接联系。接着王磊又发展了卢子贤（革命烈士）和张江明（张铭勋）参加“中青”。“中青”是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开展活动的，处于秘密状态，盟员实行单线联系。“中青”在教忠中学的建立和开展活动，为学校党支部的建立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教忠中学的“中青”盟员后来全部加入了共产党。1936年王琪由张定邦和温焯华介绍加入共产党。1938年王琪与中共广州市委青年部长林振华结婚，广州沦陷后他们去了海南。
二、阮群英在“珠光里事件”中立场坚定
阮群英原在福建厦门读初二，她家与曾生家是亲戚，因为逃避家庭包办婚姻，阮群英私自跑到香港，她父亲没办法，只好到香港把她带到广州，请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曾生关照她的生活，帮忙联系学校继续读书。阮群英开始在越山中学读书，后来转去教忠中学，与胡明是同桌。为了帮助阮群英成长进步，曾生安排她住到广州惠阳青年同乡会办事处。办事处设在中山三路芳草街，曾生主持同乡会工作，经常与一班进步学生在办事处聚集活动，大家畅谈读书心得和人生理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阮群英与这些进步青年接触交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也在教忠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多次参加示威游行，并与胡明一起把曾生他们油印的小报拿到学校散发。1936年1月9日中山大学带领全市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阮群英看见曾生在游行现场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时，激动得流下热泪。有一段时间曾生既要在中大上课，又要负责香港海员工会的工作，经常无法按时到课。这时阮群英就帮曾生去中大顶课，在老师点名时“应到”一下。
1936年6月，广州发生“珠光里事件”。珠光里是广州的一条小巷，几所学校的进步学生在珠光里一间空房子开会研究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逮捕了40多人，阮群英是其中一个。阮群英在审讯中大义凛然，不怕恐吓，大声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我们只是开抗日会议”，并气愤地反问审问人：“难道抗日有罪吗？”在监狱关了一个多月，她始终立场坚定,决不屈服。后经过社会民主人士多方营救，加上广州政治形势变动，陈济棠下野，余汉谋上台，张洁之任公安局长后大赦政治犯，这批学生才被释放出来。但教忠中学却开除了阮群英，于是她转到执信中学继续读书。阮群英与曾生在共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37年7月曾生在大学毕业前夕，与阮群英举办了婚礼。曾生大学毕业后两人转去香港工作，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办海华学校，专门招收海员工人子弟读书，曾生任校长，阮群英当教员。经过几年革命斗争的考验，阮群英已经成长起来了，曾生亲自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入侵广东后，曾生在香港积极向党组织要求回东江敌后建立人民抗日游击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于是阮群英也与曾生一起回到东江地区。
三、余慧建立省立女子中学党支部
余慧是东莞人，初中在教忠中学读书，她一向用功学习，喜欢看进步文学作品和进步电影，对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不满，因此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由于教忠中学是私立学校，收费比较贵，1936年暑假余慧考去省立女子中学读高中。她与姐姐余慧珍一起参加民众歌咏团，歌咏团是一个比较严密的进步组织，把成员分成小组开展活动，每周都到郊外开小组会，谈论国家大事，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参加歌咏团后，余慧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5月余慧加入了共产党，她入党后，又介绍了徐华淑、黄惠珍同学入党，从而建立了省立女中党支部，余慧任支部书记。她组织学校的进步学生进行义演募捐支援八路军抗战，共筹得800元。余慧亲自把钱送到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拿到收据后再贴到学生会的报告版上。
由于广州经常受到日军飞机轰炸，省立女中迁到顺德良滘，党支部带领进步学生在农村地区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为顺德缫丝厂的女工办夜校，学文化，讲革命道理，并协助建立了缫丝女工工会。1938年暑期，学校以行为不轨为由，开除了余慧与另外两个学生党员的学籍。中共广州市委派余慧参加广东省委举办的第一期训练班学习，时任广东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尹林平去训练班讲授“游击战争”课程。尹林平深入浅出地讲解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讲课生动易懂，有理论有实例，给余慧留下很好的印象。训练班结束后，余慧分到设在惠福西路横街的省军委机关，在尹林平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一起工作，两人互相比较了解。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省委机关转移到粤北，长途行军中更增进了两人的感情。到南雄后，余慧与尹林平结婚。不久尹林平调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设在紫金古竹，余慧在特委负责妇女工作。
四、张逸和杨康华协助党组织召开重要会议
张逸是杨康华（原名虞焕章）的妻子。在教忠中学读书时，因为杨康华在该校当兼职老师，她受到杨康华的教育和引导，杨康华也通过张逸联系着学校一批女同学。本来教忠中学的男女生是严格分开的，互相很少有机会接触，但男生卢子贤和张江明在校外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歌咏团和艺术工作者协会的活动，认识了杨康华，于是通过杨康华，男女生之间有了联系的渠道。杨康华指导教忠学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党的《八一宣言》，介绍他们参加社会上的进步社团，使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锻炼提高。1937年1月，杨康华介绍张逸参加共产党。张逸受党组织指派去开展工人夜校和女工工作。她也曾与别的同志一起筹办一个名为《学生战线》的刊物，专门以中学生为宣传对象。张逸在小北的家是她同中共南委的联络地点，党内的书信、文件、书刊以及政治交通，由港来穗找杨康华的同志均经张逸接转。她在家里收藏和分发在广州被查禁的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中共南委在香港半公开铅印的党刊《大路》，还油印中共广州市委内部党刊《斗争》和《党的建设》，并翻印成可以发给进步分子看的油印资料。 1938年4月的一天，中共南委书记张文彬和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李大林来杨康华家，说要在他家隔壁屋里开会。当时杨康华与张逸住在德宣东路九功坊16号，而隔壁的德宣东路土地巷三友里2号与他们家有个小门是相通的。这个房子是杨康华的祖父和伯父母住的，他们都去了香港，房子空着。在杨康华家开会时由张文彬主持，召开中共南委干部扩大会议，宣布撤销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这是广东重建党组织后的一次重要会议，聚集了广东各地来的领导干部，上级党组织中共长江局也派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杨康华与张逸负责照应和掩护，参会者自带干粮，有时也需要张逸做饭。10月广州沦陷后，张逸跟随杨康华，与梁广夫妇、温焯华一行5人转移去香港，参加中共东南特委的工作。
五、胡明参与重建顺德第一个党支部
胡明是福建闽侯人，出生于广东海南，1937年1月由杨康华介绍加入党组织。在教忠中学读书时胡明就崇拜岳飞、花木兰，憧憬着做一个女英雄。她为人爽朗乐观，精明干练，写得一手好颜体字，还会打篮球，与同学关系很好。教忠中学曾排练了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八百壮士》，胡明担任女主角，在净慧公园民众教育馆舞台和河南海幢寺里的会场公演，吸引了很多民众前去观看。党支部要胡明参加学校自治会的竞选，争取自治会的领导权，这样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的经费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她经过精心的准备，在选举会上发言获得很多同学的支持，最后顺利进入了自治会领导机构。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州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广东青年群社是其中一个较大的社团。为了更好的争取青年参加抗日，胡明受党组织指派参与青年群社的筹备工作，并进入青年群社理事会。中共广州市委在青年群社建立党支部，胡明曾任党支部书记。这样青年群社虽然名义上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任社长，但实际工作由共产党掌握。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1937年寒假和1938年暑假，学校党支部书记张江明带队以教忠中学回乡服务团的名义，去顺德农村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参加的学生有20多人，分为两个小组。党支委胡明带一个小组到西海，另一个小组去路尾围。她们在那里贴标语出墙报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很快就把群众的抗日情绪调动起来了。当时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很激烈，地主要加租，佃农就反抗。回乡服务团认为当前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农民应该交租，但地主不能加租更不能夺佃。她们支持农民的反加租行动，但主张讲究斗争策略，顾全抗日大局。于是她们组织数百农民和家属到顺德县政府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胡明作为回乡服务团的代表去见国民党顺德县党部书记，据理力争，说明孙中山先生也有减租政策的论述，要求县党部出来主持公道。最终通过又谈判又斗争，使地主答应不加租不夺佃，佃农取得了胜利。她们协助农民建立抗日同志会，恢复了三位大革命失败后隐蔽下来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又发展了一名新党员，在1938年春建立了西海路尾围党支部。这是广东重建党组织后顺德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该支部受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领导，其组织关系由教忠中学党支部负责联系。正是在顺德乡村大力发展了党组织，又有抗日同志会的骨干，顺德的西海、路尾围一带地方形成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后来林锵云在大良蓬莱小学建立顺德抗日游击队，这是我党在顺德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珠江纵队的前身之一。与此同时，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也是在顺德西海开会宣布成立的。当时胡明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充当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与阳春党小组之间的联络员，当时阳春还没有党支部只有党小组，她与阳春党小组长保持通信联系，定期传递市委信息，邮寄书籍报刊。广州沦陷后，胡明去了华北抗日前线，由此与薄一波相识并结婚。

从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这段时期，中国大地风云激荡，各种政治思潮涌动，社会上有各种群众团体。这四位曾先后在广州教忠中学读书的女学生，她们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中，选择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参加革命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跟着共产党走上救亡图存，建立新中国的道路。在革命的起步阶段正是她们青春年少激情满怀的时期，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她们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受到对方在政治思想和道德品格上的影响和引导。她们与自己的夫君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是亲密的人生伴侣，在革命的征途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相互携手走过艰难而又富有意义的人生路程。（2021年5月完稿）

阮群英与曾生

余慧与尹林平

张逸与杨康华

胡明与薄一波
本文参考资料：
《曾生回忆录》。
《杨康华回忆录》。
王作尧《东纵一叶》。
《走向抗日》――广州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史录。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王磊、张江明、袁鸿飞、方学、林榆、陈坤仪“回忆教忠中学党支部的建立及活动情况”。
《一二九运动在广州》余慧“在省立女子中学参加中共组织前后情况回忆”。
《尹林平》余慧“最深切的怀念”。
《广州革命回忆录选编》阮群英“关于珠光里事件的回忆”。
《纪念曾生同志》阮群英“亲密的战友终生的伴侣”。
《广州外县工委史料》李静“关于抗战初期西海、路尾围的建党情况”。
《广州革命回忆录选编》李瑞生“抗战时期青年群社话剧活动的回忆”。
《怀念杨康华》张江明“高风亮节赤诚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