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第六章 文革浩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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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作者:杨小村

第六章 文革浩劫(三)

广州发生一二二夺权斗争,社会秩序陷入全面混乱。随即广东全省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旗派”和“东风派”。全国宣布实行“三支两军”,华师附中进驻了军训团,我则在校内成立了一二二六战斗队。广东宣布军管,黄永胜任广东省军管会主任


1967年2月初,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了近三个月的广州。

毛泽东对一月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1月8日,他在一个会上谈到上海《文 汇报》、《解放日报》夺权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 央文革起草了一个致上海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于1月1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合名义发出。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并列,大大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上海的做法,都自 封左派、造反派,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杂乱无章地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这是毛泽东为最终打垮刘少奇,而采取先打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部委办 领导干部这一庞大“官僚体系”的重要举措。为此,他批准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中共中 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 “公安六条”)。“公安六条”中特别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 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这个规定的执行中,实际上 扩散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不满的, 便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都要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些高压手段,束缚了广大群众 的手脚,减少了夺权的阻力,同时也成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局势越发混乱,经毛泽东同意,1月23日,中央决定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 命,开展“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所谓的支左,就是 军队奉命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而这些左派,恰恰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极左 路线最积极、最坚定的一部分人,实际上支左就是支派。当时各地形成的两派或者几派 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都是在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都是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 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服务、效忠的。因此,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是无法分辨是非真伪的。 解放军在这一时期虽然为维护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全面参与了 地方工作,直接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实际上是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这就使 地方和军队的工作都受到严重损害。

先于我们回到广州的战友黄德全、江小铁告诉我,广州地区的夺权斗争已经激烈展

串联结束后,我和黎建军成立了一二二六战斗队。这是部分队员在毛主席像前合影。前排左起:侯建平、吴八一、叶尔燕、陈小玲;二排左起:袁立禾、张二苗、陈遂怀、邓斌鸿、梁小威;后排左起:1巴宁、3邝伯伦、4杨小村、5黄德全、6罗钧、8古国柱、9廖国禧。

开。1967年1月22日,以中山大学中大红旗(其核心组织为中大八三一,骨干为武传斌、 蔡登望等人,后来成为省政协主席的陈绍基是该组织的笔杆子,称为“文胆”)为主, 包括若干个群众组织(其中有省委机关革命联合委员会,即“省机联”)组成,并得到 哈军工红反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当时全国闻名的造反派支持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 合会”(简称“省革联”),宣布他们已成功夺取了广东省委的大权。

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1月21日晚,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等几位省委书记正在省 委党校开会,中大红旗的红卫兵们强行把他们带到中山大学主楼。红卫兵质问赵紫阳:“你 在文革中犯了多少错误?打算怎么办?”赵紫阳说:“夺权嘛,是毛主席给你们的权利。 你们要夺权,我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监督我们的工作,另一种是彻底的办法,你们干, 我们靠边站。”红卫兵代表指着在场的书记、常委们说:“你们的意见呢?”在座几位领 导都表示同意赵紫阳的意见。红卫兵代表们商量后,同意赵紫阳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并宣 布:“好!就这样。会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至凌晨5时左右,省革联起 草完毕“夺权通告”,让赵紫阳等站着听取省革联负责人宣读“夺权通告”,并被明确告 之:“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第二天,《南方日报》刊登出 省革联的“夺权通告”。赵紫阳回到省委告诉林李明书记交出省委大印。

林李明、李子元和我父亲三人坐在办公厅机要室,他们都不理解也不愿意就这样子

2007年,一二二六战斗队部分队员在苏毅家聚会合影。前排左起:区惠风、叶尔燕、陈遂怀、苏毅、梁小威、江燕生、邓斌鸿、陈小玲;二排左起:孙明远、廖国禧、杨小村、谭其彬、林锦炽、刘雄辉、古国柱;后排左起:关天晞、江汉、巴宁、黄德全。

把省委大印交出去。他们三个人一边流泪,一边说:“省委的大权,是党中央、毛主席、 周总理授予我们的,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没有任何程序,就这样子把大印都交给这些红 卫兵娃娃们啦?”当时担任省军区政委、省委常委的陈德对“夺权”表示坚决反对,并 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中央。省委的大印由林李明交给陈德带回省军区保管。省革联没有 拿到省委大印,却把省委其他部委办的印章搜罗起来,装满了一个军用挎包,由省革联 主席蔡登望负责保管。由于其他造反派对省革联一二二夺权有不同看法,都伺机进行反 夺权。蔡登望生怕省委大权被别的组织夺去,只得天天不分昼夜地背着这个装满了红印 章的挎包,东藏西躲。当时我们常常见到蔡登望,都调侃地称他为“蔡省长”。

一二二夺权最终导致广东后来形成两大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以“中大红旗”、 “华工红旗”、“中山医红旗”(简称“三面红旗”)及“红旗工人”为骨干,称为“红 旗派”(简称“旗派”)。另一派主要以“广州地区革命工人总部”(简称“地总”)、 “广州地区红色革命工人总部”(简称“红总”)、“机关革命大联合总部”等组织为 主,称为“东风派”,又称为“总派”。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从贴大字报,口头辩论的 “文斗”,逐渐发展到武斗。特别是这年的夏天,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 下,武斗不断升级,由棍棒、石头、铁枝,发展到真刀真枪,造成严重死伤。

江小铁、黄德全告诉我,他们从井冈山回到广州的第二天,就和黎建军、李保山、 区惠风、庄辛辛①等同学,参加了1月25日晚广州市公安局的冲突,他们开去的一辆宣 传车被对方砸烂,人也被打伤了。于是第二天,黎建军、江小铁等十多人,跑到广州军 区司令部大门口举行静坐,要求广州军区认真落实支左,严惩打人凶手。军区副政委肖 元礼出面做工作,才把他们给劝回去了。以后,广州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二八冲军区事 件,局势更为混乱。

2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周恩来指出,广东地 处边防,局势堪忧。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问题不宜久 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 做。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 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3月,经 中央批准成立广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黄永胜为主任,刘兴元、陈德为副主任。省军管会 成为广东最高临时权力机构。

这时军训团已经进驻学校,我们接到通知后,也陆续回到华师附中,开始了所谓的 军训和复课闹革命了。

军训的内容无非就是让我们检讨文革中的错误,这对已经激发出来疯狂热情的红卫 兵小将来说,根本不会当做一回事。这时我们南海红卫兵的部分头儿和活跃分子聚在学校 的课室里,同学们已打破年龄和班级界线,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我和 黎建军的提议下,成立了华师附中一二二六战斗队。我们以毛泽东的生辰作为队名,可 见当时对毛主席是怀有多么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


我组织的战斗队进驻到中南局和省委,准备调查中南局、广州军区和省委一些领导人的材料。但我父亲在这时却因特别支部问题被打倒了,母亲则在被关押期间吞下了一瓶安眠药


一二二六战斗队成立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黎建军带队,有黄德全、李保山、 江小铁、郭小津等人,进驻中南局,负责调查中南局和广州军区领导的材料,一路由我 带队,有区惠风、梁小威、陈遂怀、廖国禧等人,进驻省委,深入调查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们住在美华中路李坚真书记家,这是一栋花园式老别墅,我们住在二楼。当时李 大姐很少回家住,她的女儿李小林虽然与我们不同派,但由于大家从小一起长大,也就 相安无事。

那时,各个单位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省委机关最主要的是省机联。大 约4月份的一天下午,省机联的一个头头孙凌云(候补书记张云的秘书)在省委礼堂门 口见到我,说有重大消息要和我说。从他那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的表情来看, 这个消息确实很有分量。

他神神秘秘地低声告诉我:“通过大量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埋伏在省里的 重大叛徒特务集团的材料。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我们才给 予揭发,所以目前还要保密。”我嫌他说话诡谲,就大声说:“你们究竟掌握了什么材 料?”他看了看四周都没人,小声说:“我跟你说了,你可一定要保密呀!”我说:“没 问题,咱们又不是第一天打交道了。”他说:“我们发现,左洪涛、杨应彬过去在国民 党张发奎部队里的特别支部,有问题,他们都是叛徒、特务!”

轰的一下,我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口,直把我憋得有好一会 喘不过气来。我心想:好哇,我这个文化革命的造反派头头,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现 在也被别人造反造到我的头上来了!孙凌云看着我惊讶的表情,以为我是被这颗重磅炸 弹给震惊了,于是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说:“杨应彬现在还是广东省军管会办公 室的副主任,刘田夫也在省军管会生产组当组长,所以现在还不能惊动他们。只要江青 同志一声令下,我就把这个炸弹往省委大院一扔,准把省委这批老爷们炸得人仰马翻!”

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我真恨不得一脚就把他踹进旁边新河浦的臭水沟里去! 省委当时为了培养接班人,将他和张汉青、卢狄、郭晓冬等一批青年干部刻意培养,让 他们成材接班,想不到他竟然对培养自己成长的这些领导忘恩负义。我望着孙凌云的双 眼,很严肃地对他说:“我,就是杨应彬的儿子!”说完转身就走进雾霭弥漫的岭南四 月天去了,头也没回。但我知道被我这颗核弹头炸得他目瞪口呆的模样,会比我刚才的 惊讶难看十倍!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事,在中央早已有定论,尘封了多年后,被江青一伙 人又重新抖了出来。但为了打垮刘少奇的“庞大官僚集团”,毛泽东默许江青一伙重翻 旧帐,歪曲历史事实,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揪叛徒风。

就在1967年的四五月份,黄永胜等人提出“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在江青一伙的 支持下,广东成立了“审理广东地下党”专案组(代号为广州军区一〇九专案组),确 定审查的重点,是广东地下党的所谓十四起重大历史事件,广州市和各地、县也相继成


立了专门机构,大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直接指向领导南方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

十四起事件中,国民党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的政治嫌疑问题,就是其中重中 之重的案子。省机联孙凌云等人就是秉承了江青、黄永胜一伙人的旨意,决心从左洪涛、 杨应彬等人入手,揭开广东的所谓叛徒网。

那时,尽管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可能会被作为打倒的理由,但也无能为力。 从一二二夺权后,父亲和省、市很多领导干部都与赵紫阳一起被抓去批斗、游街,受尽 了折磨和侮辱。这时,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了。只是由于父亲还有一顶广东省 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头衔,又住在军区招待所里,造反派们一时还不敢造次而已。

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安全的时间不会很多了。省机联的造反派终于从清华大学红 卫兵“智擒”王光美的行动中受到启发,也上演了一出“智擒”杨应彬的闹剧来。

5月的一天下午,造反派骗父亲出去看大字报。他走到东山口,遇到母亲刚从党校下 班回来,他们便一块到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看大字报。母亲说肚子很饿,就到小店里去吃 馄饨,说吃完再和父亲一起看。谁知母亲刚回来,埋伏在那里的省机联和中大红旗的一 批造反派就把父亲团团围住了,他们要把父亲揪走。父亲严肃地对造反派说:“我在军 队支左的生产办公室工作,你们要揪我,可以通过组织。”对方根本不理睬,几个人推 推搡搡地把父亲拽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上,母亲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拉走了,也无 可奈何。就这样,父亲没能和母亲说上一句话,也没能回家看看七八十岁的祖父母,更 没能跟我们几兄弟讲上哪怕一两句鼓励的话语,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一关就是五六 年。

父亲被造反派赠送的帽子有六顶之多:第一顶是反共老手陶行知的“神童”,(但 我知道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第 二顶是大军阀张发奎的“干儿子、干女儿(指母亲)”;第三顶是地方主义头子方方的 “心腹”;第四顶是“陶赵死党”;第五顶是赵紫阳的“军师”、“灵魂”、“影子”; 第六顶是叛徒、特务。

父亲最早是被关押在中山大学的地下室,有两个学生看守着,晚上还要陪他睡。按 规定,这种重犯是不准任何人探视的,但我通过与省革联头头的关系,偷偷到中大看过 父亲一回。

父亲经历过党内多次斗争,知道自己的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 民的事,因此很冷静,也很沉着。他深知乌云蔽天是暂时的,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回答, 在这种非常时期,重要的是应保持冷静,但他担心的倒是母亲。他知道母亲性格比较倔 强,参加革命后,一直是受赞扬多,挨批评少,万一对造反派的批斗想不开,可能会走 极端。

于是在一天晚上,趁看守的学生不留意,父亲从地下室跑了出来。他不敢走中大的 校门,决定翻越围墙,回家看母亲。中山大学的围墙是仿古式的,不但很高,而且顶端


用琉璃瓦装饰,很滑。父亲发扬在国民党军校学过的翻越障碍的本领,硬是翻过围墙, 坐公共汽车回到家里。

父亲先在外面向院内观察了一下,发现家里朝正门的那间屋子已被暨南大学的造反 派进驻了。于是他又翻墙来到后院,从窗外和母亲打招呼。他的突然出现,把正在伏案 写材料的母亲吓了一跳。她赶紧走到厨房,开了后门,在厨房里和父亲相见。父亲一再 叮嘱母亲要坚强,要挺得住,一定要牢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古训。只谈了 一会儿,父亲怕时间长会被察觉,于是又赶紧匆匆与母亲话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父亲的开导,并未能减轻母亲的伤感,她天天都在不停地回忆和思考。没过几天, 母亲被押送到花县参加劳动,这就更加强了她的愤懑。她想:自己从小是一个孤儿,自 从参加革命跟了共产党,才有了自己的今天,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现在那些造反派 却硬说自己是什么“反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甚至还是什么“美国中央情 报局的特务”!想到此,她顿时满腔悲愤涌上心头。母亲曾在国民党第四战区作秘密工 作时当过一段译电员,负责与支援我国抗战的美军进行联络。在隐蔽战线工作,本身执 行的就是特殊任务,难道这也成了罪状?母亲继续思考:自己本来就是无牵无挂地来到 世上,无牵无挂地参加革命。现在目睹自己的丈夫,还有那么多的老首长、老领导、以 及身边的战友和同事们,都一个个被打倒,被关押,甚至被逼死,这是什么世道?与其 受这些非人的折磨,不如无牵无挂地一死了之!想到这里,母亲打开存了好些日子的安 眠药瓶,一口气全吞了下去。

市委党校的造反派发现母亲昏睡不醒,觉得不对劲,于是赶紧把母亲从花县送回广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幸好发现和抢救及时,母亲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脱离了危险。

第二天晚上,我赶到中大,征得造反派同意,陪着父亲搭公共汽车来到医院看望母 亲。弟弟小杨一直陪伴她的身边,我们父母兄弟四人在悲伤与沉痛中欲哭无泪地相聚在 一起,在那动乱疯狂的年代里这是最后一次!望着不惜以一死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母亲, 我不免开始冷静地思考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了,并让我重新评价这场“革命” 的得与失。从那一刻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激情已经从我身上开始消退!


厌烦了搞运动的我们偷了猎德村农民的一条小船,乘着夜幕向大海划去,没想到我们的船却被涨潮的潮水冲回出发地。我们偷吃了农民的几颗荔枝,被他们抓住后五花大绑……


1967年初夏的潮湿和闷热,加上对这场运动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去的迷惘与彷徨, 我和战斗队的黎建军、古国柱和罗钧在“白鸽楼”的那间队部里,唉声叹气、苦苦思索, 却百思而不得其解……

“不如我们弄条船,出海一游罢!”黎建军突然从凳子上跳起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好哇!与其闷在学校里,不如去看看大海的无垠!”我第一个表示赞同。于是我 们四人立刻着手作出海的准备。古国柱文笔好,负责撰写“出师表”,我和罗钧负责侦 察船只,黎建军负责准备干粮、塑料布、马灯、救生圈、指南针等物品。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们带好物品,悄悄来到猎德村的一条河叉里,把事先侦察 好的一条渔民们用来作短途运输的小木船推到了珠江上。我们在小船上搭了个塑料布船 蓬,齐心协力将船划离了岸边,向着珠江口,向着大海奋勇地前进了!

约凌晨四五点钟时分,估计快到黄埔港水域了,大伙累得实在撑不下去了。罗钧自 告奋勇地说:“你们都先睡一会儿,我继续往前划。”于是我们倒头便睡。一觉醒来, 天色大亮。我们爬起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怎么又回到猎德附近啦?原来罗钧也熬不 住困意睡着了,涨潮的江水又把我们送回了昨夜出发的地方。

我们怕被船主发现,于是合力把船划向猎德对岸去。这时船上的水也快喝完了,大 家决定先靠岸取水。将近到琶洲塔岸边时,我们眼前不由得一亮:堤岸上挂果的荔枝树 都被压得挨着水面了,一串串红艳艳的荔枝沿江而垂,十分诱人。于是我们一边顺手摘 着吃,一边将小船缓缓地靠了岸。我和罗钧只穿了条游泳裤就提着几个空水壶上岸取水 去了。

就在这时,猛听见一阵锣敲哨响,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场面那样,不知从哪里 突然冒出十多个农民,个个手里扛着大竹杆、扁担、粪勺,呼啸着冲过来,立刻将我和 罗钧团团围住,另外一些人则用绳子将小船栓牢,不让我们从水里逃脱。

罗钧见状假装镇定,用他那善辩的口才,大声对着农民兄弟喊:“要文斗,不要武 斗!”话音未落,几根竹杆就把他那又圆又光的脑壳敲起了几个鸡蛋般大小的鼓包疼得 他哇哇直叫。我则顺势滑落到坡底的芭蕉林中去,农民的长竹杆施展不开,因此免去了 皮肉之苦。但很快,我和罗钧等人就被农民们五花大绑捆起来。一个领头模样的农民, 拾起江面上带蒂的荔枝壳和船上的那串荔枝,押着我们四人沿着长长的堤岸向大队部走 去。

他们捆人的技术很专业,双手弯在后面被绳子绑紧后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想要双 手不疼痛,就只能把脖子伸直,把头昂得高高的。我走在前面把头这么一昂,心中立即 浮现出革命烈士们临刑前的那幕光辉形象,心中不由自主地唱起了《就义歌》——

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啊……

只要主义真!只要主义真!

……

这时我的喉咙被绳子勒着无法发出声,否则我真想放声高唱,以此表现出共产党人 那种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来。

大队部成了审讯室。我们面对“主审官”——一个中年汉子,端坐在屋中间的方凳


上。后面,金刚般的立着几个身强力壮的贫下中农,他们手臂肌肉发达,泛着古铜色, 看来个个都是种田里手。“主审官”口才极好,一看便知道是一位厉害的郊区农村干部。 他首先将我们偷摘荔枝的行为上纲上线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吓人高度,从气势上 来个下马威,然后话锋一转,来个阶级分析——这是把大批判引向深入的通常方法—— 突然声色俱厉地指着黎建军,说:“你!父亲是哪个单位?!”

“广州军区。”黎不亢不卑,但声调比平时要低了八度。

“干什么的?!”

“后勤部副政委。”一个大军区后勤部政委是什么分量,看样子“主审官”是能掂 量出来的。

“你呢?”“主审官”又指向我。

“省委。”

“省委?现在没有省委了!”

“省军管会。”

“在省军管里干什么?!”

“办公室副主任。”尽管父亲已被抓起来了,我也只好壮着胆子搏一搏了。虽是地 方干部,但能进入军管会,说明是“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还是“省级”的。

“主审官”的态度立刻缓和了许多。沉默片刻后,“主审官”又接着审问。

“你们是哪个派的?!参加哪个组织?”由于我们事前就约定,外出后绝不说出自 己的派别,顶多就说是“逍遥派”。于是一口咬定什么派都不是。至于什么组织,也只 报了一个一二二六战斗队。当时的战斗队多如牛毛,一个学校里,起码有几十个甚至上 百个战斗队,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战斗队宣告成立,那时也无须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鬼都没法查。

审讯至此,“主审官”意识到这是几个高干子弟,不在学校参加斗批改运动,只顾 出来游玩,可以敲他们一笔。于是话锋一转,指着桌面那些荔枝和荔枝皮,说:“连两 个荔枝皮在内,你们一共偷了12个荔枝,该不该赔?”我急忙回答:“该赔,我们赔好 了。”“好!那就按规定,每个荔枝赔10块钱!”

天哪!12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足可以买一部永久牌自行车了。

看到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恶意,于是,我们斗起胆子与他们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谈 判,加上我们身上确实也没带多少钱,12颗荔枝最终赔了12元钱。我真佩服这位谙熟“政 治游戏”规则的郊区农村干部,要知道当时每斤荔枝的价格才一角钱左右,12元足足可 以买100多斤!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羞耻的一件事。但事后慢慢回想起来,这难道不是破财消灾,因 祸得福吗?若是没有被抓而中断去看大海的行动,我们当时的结局只能有两个:

一是作为逃港的偷渡犯被抓起来。当时出航时,我们看到过往船只上投射过来的那


种审视猜疑的目光,心底就已经有些胆怯了。怪异的小木船,船上乘坐又不是渔民模样 的学生哥,朝着那个敏感方向拼命划去,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被怀疑企图 逃港是决不过分的。进班房是结局一。

二是船到珠江口被风浪打翻。我们即使不被当作偷渡犯抓起来,真的要将那条比在 越秀公园里划的小船稍微大一点的木船划到珠江口,风浪和激流暗涌也早就把我们打入 江底喂鲨鱼去了。这是结局二。

看来老天爷待我还真不薄,他还不想收留我,他想让我们这类人在这个世道上继续 奋斗、继续拼争下去。


我们盼望的大哥从哈尔滨回到广州,没想到他却带头造了老爸的反


一天,大哥从哈尔滨回家了。有一年多没见面,全家都很高兴。

大哥读书时就是好学生,这时又有着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身份,而且还是“山上派” 最响当当的造反派!我对大哥崇敬的心情就更浓厚了。

大哥先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全国的形势,接着他就把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是要跟对 路线,不要站错队,特别要紧跟某个人的大篇深奥道理给我讲了一遍,使我受益匪浅。 接着,他提出想见见父亲,我马上找省机联联系,这才知道父亲已从中大地下室转移到 黄华路的省委党校。于是我顺路买了些荔枝,陪大哥一块到党校去见父亲。

没想到,大哥见了面就开门见山地盘问起父亲:“我想知道,你准备怎么样接受红 卫兵对你的审查?”父亲没有马上回答。他似乎想整理一下思绪,以便能够比较准确、 完整地向自己的大儿子、同时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作出汇报。确实,从小到大,我们只 知道父母在解放前曾有一段时间是打入敌人内部作地下工作。至于是谁派他们进去?进 去后怎样开展工作?他们为党做了什么?又立过什么功劳?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父母都 没向我们提起过。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还不知道父母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出生入死、而 又惊心动魄的光荣历史。

父亲若有所思地慢慢说来:“过去我们这段历史都没有给你们讲过,你们不了解也 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作为特别支部成员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是根据周总理的 指示。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我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们进去的任 务就是要在国民党部队中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争取国民党 的多数坚持抗日,孤立和打击投降派。从始到终,特支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开展 工作的。至于我们在敌人阵营内立了什么功劳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应当做的,所以解放后也从来没有给你们说过。地下工作者有很多时候,就像是棋盘中 的一只小卒,平时不起作用像一只死棋,但到关键时候,却能发挥影响全局的作用……”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大哥突然从凳子上跳起来,激动的情绪把他的脸涨得通


红。“原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接受造反派审查的!”话音还未落地,他转身就走了。

屋子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还没等我思考清楚大哥为什么会对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 时,就见两行热泪从父亲的脸上流淌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过了一会,父 亲轻轻地把泪水擦了擦,以此平复他那颗被刺伤的心,接着他说出来的话更低沉、更沙 哑了。

“我真没想到小斌会变成这样子。作为一个造反派,怎么能只听一面之词,只看大 字报,仅凭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就去作出判断呢?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接着父亲把 他在四六年果断送出蒋介石企图围歼东纵北撤部队的情报过程,向我娓娓道来。

是啊,在那个扭曲人性、丧失亲情的疯狂年代,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在我的 同学中,不也有贴父母大字报、同父母断绝关系、甚至掌掴父母的吗?这种有悖人性、 伦理、亲情的举动,错在孩子们吗?不是。错在毛泽东!错在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而践 踏亿万人民基本人权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为了证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最彻底,就要敢于怀 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不正是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最需要得到的吗?在那个年代,大哥 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向父亲发脾气的举动也应当算作可以理解的范畴。

1970年,大哥从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粤北的连县工作,在韶关下车后,他几经周 折,来到曲江县的省直花坪五七干校去看望被关押在那里的父亲。


毛泽东说一九六七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并要全国人民都认同他的这一判断。但在这三个月,全国到处都是腥风血雨,我也参加了广州地区的抢枪和武斗


1967年春夏,全国到处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揪当地的“谭震林”,广东则 是揪“广谭”,斗争的矛头也直接指向了军队。围绕着“揪”和“保”当地军队负责人 的斗争,各地陆续分化成两大派群众组织,斗争也变得更加激化。由于广州两派斗争, 致使这一年的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工作受阻,周恩来紧急飞到广州调解,以免 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并发表了著名的四一八讲话。周总理的讲话本意是调解广州两派矛 盾,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并不能达到如期的效果。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随着全国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分化及斗争的激化,不同意见的 两派群众由口诛笔伐演变为拳脚相加,继而演变为枪炮大战。就在1967年的夏天,武汉 发生了七二〇事件,中央当时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今天看来,这是军队介入地方文 革的必然结果,而斗争的两派都是无辜的群众。在这两三个月中,全国有数百万人用鲜 血和生命 “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当时,江青一伙嫌各地群众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还不够乱,公然提出文攻武卫这一 蛊惑性极强的口号,全国立即掀起了抢枪及武斗的高潮。在四川,坦克车、高射炮等重


武器都用到了武斗上。湖南的湘江风雷等组织到农村灭掉了许多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及他 们的家属。广西则有用机枪扫射被俘群众的事件。广东的武斗规模远不如外省,死亡的 人也较少,但也闹得是“天下大乱”。

1967年7月20~21日,广州糖厂两派组织发生武斗。7月23日下午,东风派以中 学生为主的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成立总部大会,红旗派同时在邻近的越秀山体育场 召开“追悼七二〇广州糖厂死难烈士大会”。两派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相遇,酿成了广州 地区首场大规模的武斗。武斗现场有两三万人,双方使用了砖、石、棍棒,个别还使用 了刀矛等利器。武斗中伤者甚多,有4人丧生。以这场武斗为开端,拉开了广州地区冲 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枪支弹药及车辆、通讯器材,实行真枪真炮武斗的序幕。

七二三武斗事件发生时,我们被军训团安排在郊区的夏茅参加抢收劳动。听到消息 后,大家连夜步行赶回学校。我们当时是这样分析形势的:“坚持自卫原则,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自卫,必须也要武装起来。于是我身先士卒,和 学校红旗派的红卫兵们一起实施了多起偷枪、抢枪事件。

我突然想起,李坚真家里有两把手枪。我们在那住时,她的警卫员小陈常拿出枪来 在我面前摆弄,还教我瞄准、射击。于是我带上廖国禧、孙明远等人,背上挎包,装上 一些作案工具窜到李大姐家。 在院子里见到李小林,她反感地问:“你们干啥又回来?” 我说:“漏了些行李要拿回学校去。”她也不搭理了。上到二楼,警卫员住的屋子刚好 没人。我让孙明远在门口把风,和廖国禧进到屋里。廖国禧最善于鸡鸣狗盗之事,只见 他拿把长柄螺丝批,插进活页扣,用力一撬,锁牌和锁头一起松落。我立即把两支手枪 及部分子弹装进挎包,匆忙离开了。

这两支手枪,一支给黎建军要去了,一支后来送给了省机联。文革后的一天,我在 中山纪念堂看戏见到李坚真,她一脸怒气地把我叫到身边说:“嘿嘿!小村!你居然把 我家的枪给偷了。”我陪着笑脸对李妈妈说:“那时小不懂事,两支枪后来都找到上缴 了。”

后来我还参加了瘦狗岭附近的抢军车,岗顶部队的抢枪活动,都挺英勇的。印象最 深的是,广州八二〇攻打总工会惨案后,由于海军支持红旗派,我们乘船还参加了一次 到石井海军仓库抢枪的活动。但当我们进仓库一看,一根枪都没有,只有手榴弹和炸药。 行动总指挥华工红旗的一个头儿见状说,弹药也好,统统搬上船。拂晓后船装满了,由 于弹药太重,船弦都已贴近水面。在驶回广州的水道上,我们遇到了埋伏。东风派“地 总”的一支武装部队,个个戴着草帽趴在岸边,数十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们。幸好那 次没有打起来,否则只要有人一不小心走火,这条装满了弹药的运输船准被炸得粉碎。

经过几次抢枪,华师附中红旗派终于被武装起来了。但对于是采取自卫还击还是主 动出击的问题,我与学校红旗公社社长梁永棋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主张与其他造反派一 起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武斗,而我则坚持只坚守学校阵地,有人进犯,我则反击,不主张


参加社会的武斗。

1967年8月底,广州两大派组织先后在西村水厂、电厂和太古仓进行武斗。梁永棋 主动请战后,旗派总部要我们学校派出一支部队到西华路增援西村水厂的战斗。我和学 校几十名红卫兵来到西华路时,那里已修筑了工事,在西华路中段的骑楼下,用废旧轮 胎堆起了一道掩体墙。我们的任务是拔掉对方设在市第四建筑公司的据点。

双方阵地相距两百多米,互相之间看不见人,大家只是盲目地对射。那座楼上挂着 一个大喇叭,从早到晚地骂旗派。我于是指挥着五六个战士一齐瞄准,经一阵扫射后, 喇叭被打成马蜂窝再也不响了。对方零星的枪声倒是有点像过年时烧的炮仗,噼噼叭叭 响个不停。

下午四时许,我和张鲁松等在骑楼的掩体内正在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忽听他“哎呦! 我中弹了!”一声大叫。我赶紧扑上去,在他身后左看右看,没看到血迹。只见他捂住 右边屁股,伸出手来,在他手掌上竟然有一颗压扁了的子弹头。原来是子弹穿过橡胶轮 胎,击中他的屁股。由于杀伤力已大大减弱,张鲁松被击中的瞬间只感到一阵火辣辣的 疼痛,也只是擦破了裤子,未伤及皮肉。

这场武斗,惊动了中央,当天晚上,我们在接到周总理来电指示后,也就撤出了战 场。

广州大规模的武斗一直持续到六七年的秋季。在省军管会发出九六通知后才逐渐平 息。这时,我对这种冲冲杀杀的日子感到厌烦了,身体也疲倦了,激情锐减,疑惑急增, 反思迭起。

毛泽东讲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大好的标志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还 讲文化大革命要从大乱达到大治,提出什么“一斗二批三改”,什么“斗私批修”、什 么“清理阶级队伍”、什么“吐故纳新”等等,对这一切,我都完全提不起兴趣和热情 了。因此从这年秋天到六八年夏天,我利用一切机会,赴长沙、回老家、上北京,用这 种消极态度躲避现实,当了好一阵子的逍遥派。


我到韶山的毛泽东故居去朝圣,又在长沙学湖南人吃辣椒,不觉想起毛泽东多次说过“怕辣不革命”的名句


我和长征队的廖国禧等人一块到了长沙。那时虽然结束了红卫兵的大串联, 但还能 赶上尾声。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长沙中学的假学生证,然后到车站出示证件,说明我 们要回校参加斗批改,但没钱买火车票,一般情况下火车能照样免费乘坐。为了防止列 车员检查到我们身上有钱,大家都把钱藏起来,有的藏在鞋底,有的缝在衣角上,廖国 禧想的招数更绝,他把牙膏挤掉一半,然后把钱卷起来从牙膏底部塞进去,列车员再聪 明也不可能查出来。


我去长沙有两个目的,一是去拜访毛泽东的故居韶山,走访他老人家青少年活动过 的地方,二是去看看苏利平。

苏利平见到我们很高兴,她妈妈已被打倒,家也没了。她们被赶到一间中学的教师 宿舍里,那是一间很小的平房,只有一居室,无法收留我们,所以她把我们安置在湖南 省章伯森副省长家里。章伯森由于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站出来支派,结果被另一派打倒, 关进了牛栏。他的家——一栋别墅也就空置了。

我一进章家,就看见大厅的锦砖地板上,画了一只很大的乌龟,仔细一看,其实就 是个“章”字。那时候,人们画漫画的水平都很高,他们把“章”字的那一竖向右边一 弯,就成个“龟”字了。

我们先乘火车来到湘潭的韶山。毛泽东主席的故居位于韶山冲南岸上屋场。背后那 座山虽然不高,但也很清秀。关键是故居前的那口水塘,当荷花盛开时,常常令人想起 朱自清描写清华大学里清华园的那篇“荷塘夜色”来。老人家的故居很简朴,与一般中 国农民的家庭不无二样。当时的富农自己也耕作,农忙时请几个帮工,日子过得也很清 贫。胸怀大志的毛泽东不甘心在这个小山窝里虚度年华,爱读《三国》、《水浒》、《西 游记》的他,从小就养成了叛逆性格,毅然放弃家业去到省城长沙读书,从此走上一条 不归的革命之路。

1925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杨开慧携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的岳母家过春节。 随后,他们于2月6日回到自己的家乡韶山,并带回了一百多斤重的书籍。在韶山,毛 泽东一边养病,一边作社会调查。3月,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6月中旬,湖南第一个农 村支部韶山党支部成立。支部共有五名农民党员,即毛福轩、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 庞叔侃。大革命失败后,该支部成员庞叔侃于1927年9月被捕牺牲。

七十年代初,庞叔侃的亲侄子庞文洪因革命烈士后代的出身被选调到广东省委工作, 从1984年起被组织上安排当了父亲的秘书,一干就是八年。庞文洪后来走上领导岗位, 在天河区、白云区当过副区长、副书记。现任白云区政协主席。早些年区政府组织文娱 活动,庞文洪不爱唱歌,于是他尝试用韶山话朗诵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政协大会上的那 段话,没料到效果出人意料。如果一边播放那段记录片,一边让庞文洪用阴阳顿挫的韶 山话来朗读,几乎能以假乱真。从此这段经典的韶山话成为庞主席拿手的保留节目。

苏利平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从小在长沙长大。三江四水养育出来的女儿自然是婀娜 多姿,顾盼生情,使我不禁联想起自古就有湘女多情的说法。爱吃辣是湖南人的骄傲, 我们初到长沙,就听到有“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的传说,一 句话就把同样爱吃辣椒的川人和黔人比了下去。看着漂亮女孩子不顾忌淑女形象,在大 街上拿着辣味儿的小吃,边走边吸着丝丝儿的凉气,我们也动起了去尝试吃辣的念头。

我们来到五一大道广场拐角处一家面店,一人要了一碗素汤面。师傅把面煮好了, 用大勺在剁得细细的辣椒盆里轻轻一挖,把红红黄黄的辣椒抹子撒在面汤碗里。我们一


人端起一碗就站在小店门口狼吞虎咽起来。可是当汤面一进嘴,大家伙的口就像被什么 东西撑住一样,再也合不拢了。只觉得从口腔顺着喉咙、食道一直到胃部,就像烧着一 样,火辣辣地呛得难受。有了这次教训后,以后再去吃面,都一再叮嘱大师傅手下留情, 千万不要放辣椒。“不放辣椒这面能吃么?”大师傅们百思不解。听大师傅们这么一说, 我不觉想起毛泽东“怕辣不革命”的那句名言。多年以来,我不断玩味其中的真正含义。

苏利平陪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当年的足迹把长沙市游了一遍。我们来到环境清幽的 岳麓山,走访创建近千年的岳麓书院(北宋太祖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我们对这 座书院的远古历史不感兴趣,书院正门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挂了千年, 就让它继续挂下去吧!我们是对毛泽东在这座名山上风餐露宿,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 的胸怀钦佩得五体投地。杜牧那首“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把岳麓山爱晚亭周围的景色描绘得再引人入胜,也不及 当年毛泽东在此处游憩时,喊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 斗,其乐无穷”的声音来得振聋发聩!

从岳麓山慢慢走下来,便到了著名的橘子洲头。潇湘八景之一的“江天暮雪”就是 描绘这里冬天的美景。可惜我们是在初秋时节到访的,也就无法体会暮雪的江天了。这 是在长沙市区湘江中心上长约十里的一个小岛,湘江水流平缓从小岛两侧流过。如果站 在最北端突出处,望着北去的湘江,一定会从心里唱出毛泽东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 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特别那句:“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论是放声高歌,还是低吟浅唱,都能体验出作为中国革命领 导者的那种宽广无垠,志可夺天的英雄气概和无限浪漫的诗人情怀。

在长沙,我们当然少不了要参观的还有毛主席曾经读过书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和生 活过的清水塘。

从长沙回穗后,我和苏利平都一直保持通信,交流对这场运动的种种看法,也提出 了不少困惑和疑窦。当然,在临近分配前,我也曾想和她“交朋友”,被她婉言推掉了。 1968年11月,我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来到了海南岛黄岭农场,而她却一直未能落实去处, 因此她来信想用“投亲靠友”的方式到海南来。当我正在和场部领导联系调动手续时, 苏利平来信告之,她们都统一被分配到洞庭湖的部队农场工作了,来海南之行也就泡了 汤。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在长沙市陪伴着已九十高龄的母亲。


我同弟弟回到父亲的故乡,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款待


1968年初,阿姑的一位侄子蓝湛江携新婚妻子从上海准备回大埔老家,邀我一块同 去,于是我便带上弟弟小杨,结伴而行。

我们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来到大埔县城湖寮镇,当天晚上就住宿在阿姑第二次改


嫁的五栋里蓝屋。第二天问明了路线,兄弟两人就步行沿着梅潭河回百侯镇了。

我们这两个陌生的城里人到了“烂屋壳”,全屋的人都围拢上来问:“同志哥,你 们找谁呀?”我用百侯话大声地回答:“我是阿村,杨小村,他是阿杨,我的弟弟杨小 杨!”“阿姆唉!真係阿村阿杨呦!”听说是钦伯、暖伯姆的孙子回来了,整座老屋的 人都沸腾起来了。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顺婆、干婆、结婆、姚婆太、志流叔、戴忠哥等 等都前来打招呼,热情得就像是久违的亲人。我把广州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一向他们 述说,说到父亲被造反派抓起来时,大家都唏嘘难过。当他们知道三位老人和母亲都还 安健,也略感慰藉。

当天晚上,乡亲们杀鸡摆酒,还做了许多只有在祭祀时才吃的糕点来招待我们。饭 后,邻居们和村干部都闻讯而来,围坐在天井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钦伯、暖伯 姆是全村最苦情的,他的儿子怎么会是反党分子?”“石彬哥是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他离开张发奎部队后,国民党还派人到村里来抓过他呢!”村干部告诉我,“就在一个 多月前,村里来了两名解放军干部,说是奉省革委会孔石泉主任的命令,来调查你父亲” “他们调查什么内容?”我赶紧问。“他们认定,你父亲文化水平这么高,家里一定很 有钱,不是地主也是富农。结果到村里调查,才知道你父亲家里是一贫如洗,他读书也 只读到初中一年级。那两个解放军还不大相信,在村里走访了许多人,大家都众口一词, 他们才灰溜溜地走了。”

山区里的父老乡亲都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泥腿子,但他们凭着中国农民那最朴实的 良心和认知,执着地坚信“杨应彬是好人”,他们的这种信念深深地感染着我,打动着 我。虽然他们的评价不可能改变造反派对父亲审查的事实,但却给予我心灵上莫大的安 抚。我打心里感激山区里的父老乡亲们,他们的是非评价成为我坚信父母是好人的精神 支柱。在家乡短住了半个月后,我们告别了众乡亲,绕道潮州、汕头,回到了广州。


造反派来我家抄家翻地三尺,最后还把封闭多年的水井打开,从里面打捞出几粒日本人留下的子弹。我和弟弟终于忍无可忍,与来抄家的人打了起来


就在我们回到广州不久,约在1968年2月初,母亲也被市委党校的造反派关押起来 了。约在4月的一天,家门口来了十几个市委党校的造反派,客气地递上广州市军管会 的一份证明说:“我们党校两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并到市军管会开了证明,现在要 到你们家查找一些你母亲的材料。”我看完证明后说:“有证明就来抄吧!反正这个家 也不知道抄了多少回来,你们爱怎么抄就怎么抄吧!只是家里三位老人都岁数很大了, 阿婆又有心脏病,请你们不要打扰她们。”

他们翻箱倒柜把什么东西都抖出来了,翻完后对阿婆说:“怎么搞的,都是些破破 烂烂的,你的媳妇连一件漂亮一点点的衣服都没有?”阿婆回答说:“他们一向很艰苦

1968年6月,我和弟弟与来抄家的造反派打了一架,在准备到北京避风前,我与阿公、阿婆在我家的院子里合影。

朴素的。”造反派说:“老实告诉你,你的儿子、媳妇都是坏人,是国民党,不是共产 党。”阿婆气愤地反驳他们说:“我的儿子、媳妇都是好人,是共产党。”他们说:“你 儿子、媳妇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阿婆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是共产党派到国民党 那里去工作的,是真共产党!你们看过《沙家 浜》里的阿庆嫂没有?阿庆嫂额头上难道也要 写上共产党员几个字吗?你说阿庆嫂是好人 还是坏人?”驳得造反派哑口无言。阿婆当时 心脏病很重,她是把老命也拼出去了。

造反派们不死心,于是大动干戈,决心要 挖地三尺,拿着铁棍,逐个房间到处乱捅。他 们发现阿姑睡的房间地板有真空的声音,于是 就把地砖撬起来挖了一个大洞,掏了半天,运 出来的除了沙子还是沙子。他们看到客厅有个 壁炉,就认为里面可能藏有秘密。于是他们先 把壁炉用锤子凿烂,然后仰卧着爬进去,打着 电筒,用铁棍左右乱捅地折腾了半天,同样也 是一无所获。他们气急败坏了,但仍不罢休。 直到第三天中午,看看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 就准备撤离了。正在这时,他们发现后院有口 水井。这井原本没有盖,怕不安全又嫌它生蚊 虫,1962年时就让机关派人用水泥给封死了。

1968年6月,我和弟弟与来抄家的造反派 打了一架,在准备到北京避风前,我与阿公、 阿婆在我家的院子里合影。

造反派觉得这是最后的希望了,于是把水 井重新凿开,用铁桶把发臭的井水掏干,又在井底再挖下去几尺。这可真是“功夫不负 有心人”,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他们终于从井里的烂泥中挖出一包东西来。他们如获至 宝,马上用清水冲洗,发现这是一件用帆布做的子弹袋,里面居然还有十几发子弹,造 反派们看到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像得到宝物似的欢呼鼓噪起来。

我见到这一情景,马上赶到井边去看。只见袋子上面还可清晰辨认出“高桥”两个 汉字,再看那些陈旧的子弹,都是日式三八盖步枪用的,我心里也就明白了。

这栋房子,在日伪时期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军官的官邸,而这些子弹肯定是那时他们 藏在井里的。我把我的分析告诉这些造反派,他们可不愿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说没那么 简单,会拿去进行检验的,于是带着战利品兴冲冲地走了。

“杨应彬家里挖出子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省委造反派那里了。第二天一早,省 机联派出十多名造反派冲到我家里来,打头阵的都是刚从警卫部队转业到省委机要局的 干部,个个牛高马大,体格强壮,进了院子就要往屋里冲。我拦住大门问:“你们要干


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抄反革命杨应彬的家!”我说:“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他 们指着市委党校的那批造反派说:“他们能抄,为什么我们不能抄?”我心平气和地说: “省军管会去年发了九六通告,已规定不能随便抓人游斗,不能随便抄家。他们是大联 合后,到广州市军管会办了手续开了证明后才来的。你们如果能拿到省军管会的证明, 就可以进去抄。”省机联的人听了我这番话自觉无理,于是不甘心地就撤了。

我想大概他们开证明去了。到了中午,这伙人又返回来了。我站在门口高声喊:“你 们都应该认得我,我和你们省机联是一派的,你们这样冲是没用的,还是想办法拿证明 来吧!”他们只好再次灰溜溜地撤走了。

下午三点多钟,队伍又第三次返回,而且来的人也明显增加了。他们一进大院也不 和我理论,就在院子四周围墙、大门口和地面上用墨汁刷上“打倒反革命分子杨应彬!” “打倒叛徒特务杨应彬!”“杨应彬反革命家属,阻扰革命行动绝没好下场!”等等大 标语,然后气势汹汹地向门口逼进。这时家中除了我和弟弟以外,只有三位老人,阿婆 躺在病床上叫苦流泪。军区二局大院的小孩像看热闹似的爬满墙头。我知道一场恶战即 将爆发。本来让他们进去折腾一番也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放在一年前,早就选择 这样做了。但是,我这时已经横下一条心和这场文化大革命作彻底的割裂了!没有证明 就是不让进!

这时只见他们一边高喊着“打倒”的口号,一边往里冲。我和弟弟紧紧用身体堵住 门口,就是不让这批混蛋越过雷池半步。在他们一片叫骂声中,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 身影——郭晓冬!郭晓冬是省委办公厅父亲手下的一名处级干部。他也是和孙凌云等人 一起被省委领导悉心栽培的接班人,他现在站到了造反派一边,成为省机联的一名小头 目。此人脸色灰青,又长着一双贼眼,一看就不是好人。他在指挥着这场战斗,喊叫的 嗓门最高。我踮高了脚,冲着他高声喊去:“郭晓冬,你有什么资格到我家里来大喊大 叫?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奸幼女的劳改犯!”墙头上看热闹的孩子们听我这么一说, 都指着郭晓冬一齐喊:“哦!劳改犯!”郭晓冬没料到我会出这么一招,立刻躲进人群 中,再也不敢出声了。我是在省委看大字报时得到这个信息的,他是否是劳改犯,我也 不可能去落实。但那个年代,被人说成是劳改犯,又是奸污幼女的,最容易激起民愤。

前排的人和我们争辩着,互相推搡着。后排的那几个牛高马大的机要员挥动拳头突 然向我和弟弟偷袭而来,他们终于动手了!弟弟当时才16岁,个子也小,挨他们揍了几 拳后,也奋不顾身地自卫还击了。他们上来几个人把弟弟从三四级石梯上拖倒在地上。 阿姑在旁边看见,急得像发疯似地扑上去要救弟弟,她拉着弟弟一只手,想把他拽起来。 可是对方是几条壮汉在抓住弟弟,这样一争,反而让他们把弟弟在院子里的水泥地板上 拖了好几米,把他的背上、肩上都擦出血来。看着弟弟被打伤成这个样子,我红了眼, 于是拳脚并用,狠狠地揍这些狗娘养的!我回头看见门后有根一米多长的铁棍,是党校 造反派撬地板时留下的,我随手抓起来就准备挥过去。党校的“高佬”看见了,赶紧从


身后把我紧紧抱住。这样一来反而有了支撑点,于是我就甩开双脚去踢,接连踢倒两个, 命中率还挺高的。姑姑也被他们推倒在地上,80岁高龄的阿公看着这场血腥的暴力,气 得只能大声地谴责着这些人。他们回敬阿公,骂他是“老混蛋”。防线终于被冲破了。 他们窜进几个人,匆匆跑进父母房间,搜了一大批照片、书信等物品,收条也不留一张 就狼狈地溜走了。

流血事件刚结束,二哥从外面赶回了家。他在前一天从部队请假回广州,联系退伍 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一大早就和另一位战友出去了。如果当时他在家,以他的性情和力 气,准可以把对方撂倒几个。二哥看到这个场面,气得火冒三丈,他随手就把军装一脱, 大喊着就要冲出去找他们算帐,嘴里还不停地喊叫着:“老子拼出去了,撂倒一个算一 个,撂倒两个赚一个!”我赶忙把他劝住了。于是,我拉上二哥去到新河浦尹林平家的 省机联总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可是第二天,全省委大院和东山龟岗一带,到 处都贴满了署名为省机联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杨应彬反革命家属殴打我革命群众绝没有 好下场!”真是恶人先告状。

省机联无理抄家还打伤人,回过头去就拿我父亲出气。他们组织批斗会,还动手打 了我父亲,并指责他操纵家属殴打造反派。父亲对他们说:“我都被你们关在这里,怎 么可能操纵家人殴打你们呢?” 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颠倒黑白的事情就活生生地发 生在我身上,使我在心底里彻底地否定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心灰意冷的我到北京游历了长城、颐和园、十三陵、天坛、景山等皇家宫苑。当我拜访父母的战友孙慎时,险些被当地的造反派们当成奸细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报复,弟弟在老人家的劝阻下,跑到同学魏小宁的家里躲了起来。 我也回到学校,准备策划再次的北京之行。

我找到黄德全及高一级的祁茶(原香港新华社副社长祁峰的儿子),对他们说,六 六年那次上京,咱们光想着革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造反上面了,错过了游览名 胜古迹,这次要把它补回来。阿婆也同意我外出一段时间,以此避避风头。当时父母的 工资全部被冻结,三位老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家庭开支十分拮据,但阿婆还是拿出 50元给我,让我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那时,80岁高龄的阿公天天都到街上和公园里 拾柑皮,将它晒干后卖几个钱帮补生活。有一次阿公在路上拾柑皮,被副省长刘田夫撞 见,他看了直流眼泪。黄德全的父母也被关起来,家里没钱,加上弟弟、妹妹要跟着去, 他一咬牙,跑到血站,硬是卖了300cc的鲜血,这才筹了路费。第二天到我家集中时, 阿婆看见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为他十分担心。

我这次与1966年第一次上京时的心情及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那次上京,我是以广州 地区红卫兵领袖身份,拉着整整一列火车的红卫兵上京去接受伟大统帅的检阅,那是何


等的自豪!我作为广州红卫兵的代表住中南海、上天安门,那又是何等的荣耀啊!这次 上京,我却是为了躲避动乱之祸而来。这时候的心情倒有点儿像我在粤北燕子岩遇见躲 进深山老林的那位国民党老兵一样诚惶诚恐,迷茫沮丧,还加几分愤懑!只是我们的避 乱,居然敢躲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居住的伟大首都来了!这大概也符合地下工作“越是危 险的地方越安全”的原则罢。

数百年前,北京就是为了体现中华帝国最高理想而建造的都城。今天,南北中轴线 和东西严格对称的城区格局早已日渐模糊,但该城建筑的格局,依然可以捕捉到当初借 易经八卦之说以显天人合一理想的影子。作为已有八百年历史的帝王之都,这座城市用 于体现道德理想和道德教化的功能,远远大于人的居住功能。直到现在,北京仍然没有 成为中国、更遑论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不适合居住,却往往适合思想。从古到今, 北京一直是各种思想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各类理想主义者 的呐喊和身体力行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上下五千年历代帝王的理想,都望尘莫 及的被“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一片红”的最高境界所替代。运动初期,我们完全 接受这个理想,并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全部的热血与青春,发疯似的紧跟伟大统帅的步 伐,拼着命地向着最高理想境界冲锋陷阵……可到那里一看,却是一幅无法无天、残酷 斗争、血腥杀戮,连起码的人权和基本生存条件都可以肆意践踏的丑恶景象。当我们目 睹了这一切后,这种理想也就迅速在我们心目中破灭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些日子, 虽然不是那么完美,那么富裕,但可以用充实、宁静、向上、幸福等诸多同汇词来形容。 而现在,所有的诚实、友爱、快乐、憧憬和未来,都被“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 残酷现实打得粉碎了。亿万群众对这种信仰的破灭,决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结局只能 是黯淡无光,注定要受到历史的唾弃。

不管怎样说,我又来到了盛夏的北京,该闯荡的还是赶快去闯荡吧。出于八旗子弟 的传统,北京人文一个显著特点是闲人多,由此派生出来的侃爷也好,京油子也好,究 竟谁个有境界,谁个缺德行,我也一时分不清,能当一回北京闲人,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八达岭长城。我们坐火车来到昌平县,再转公交车就来到了中 华民族的象征——长城。我一口气小跑就登上了西面长城上的烽火台,从这里看过去, 体验不出长城的雄伟峻峭。在一座两边都是乱石岗的山脊上,一道城墙平缓而有节奏的 逶迤而上,很难令人发出“到长城即好汉”的感叹来。向东面望去,那段城墙修建于险 峰断崖之上,气势恢宏,走势极富变化和韵律。可惜当时还未修复不能攀登,心中不免 仍有一种“非好汉”的遗憾。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老佛爷”为后人留下的唯一贡献——颐和园。我们从人民大 学出发,在黄庄搭公交车到颐和园也挺近的。据说颐和园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 一,因集合中国园林大观于一身而驰名中外。其实园区就是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大景区 组成。湖山之间,汇集了亭、台、楼、阁、宫殿、寺观、佛塔、水榭、画廊、长堤、石


56我在景山上 桥和石舫等一百多处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筑。我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上,眺望北 京市容。我们放浆昆明湖面,夕阳从西山背后散发出柔软的金色,把平静的湖水照射得 光影变幻,仿佛进入仙境一般。

我们的第三个目标是明朝十三陵。到十三陵的路程很远、车资也高,我们算了一下, 假如乘车去,剩下的钱就不够游览其他名胜了。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借了几部自行车就上 路了。去的路上我们有的是青春活力,大家一路聊天,一路唱歌,倒也不觉得累。细想 起来,不就是明朝那些老皇儿的坟吗?值得花这么大气力去看它?但到了那里一瞧,果 真有气派。除了金碧辉煌,这十三座老皇儿的坟还真修得有章有法,很符合中国传统的 风水学。它们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一个体系完整、互相 照应、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皇陵建筑群。我们只看了定陵的地宫,就已经为皇帝死后 的穷奢极欲感到震惊,更何况生前呢?但转而一想,人生在世也不过百年,死后这些金 银珠宝虽然作为陪葬品堆在你身旁,你够得上、用得着么?

等我们参观回来时可就不 轻松了,那时参观的热情已过, 两条大腿就开始不听使唤,我 们只能机械地蹬着脚踏,行车 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我盯住 十三陵神道上那蹲了几百年的 石兽们,它们像是在嘲笑,又 像是在为我们加油,一只只都 张着血盆大口。

之后的之后,我们上香山, 爬八大处,逛动物园,游北海, 登景山。我在明朝最后一位皇 帝上吊自杀处停住了。这座山 当时称为“煤山”。由于崇祯 皇帝的死,与“霉山”谐音,因此后来改作景山了。其实这座只有108米的山,在许多 大山前只能称为小土坡,但它却是北京城内唯一的一座山,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上,又是 皇宫的一道屏障,风水上将之称为“镇山”。景山历经金、元、明、清四代皇朝,已有 八百多年历史。当年在开挖琼华岛畔的西华潭时(在今北海公园),人们将挖出的泥土 堆成土山,就是今天最初的景山。我登上当时作为北京制高点的万春亭,一览故宫和中 南海全景,在绿树掩隐下,依稀可辨我曾经住过的中南海总理办公楼。仅仅相隔一年多 时间,当年的激情已经荡然无存,疯狂过后是对人生更加成熟与坚定的思考。正所谓“路 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1968年夏,我再次来到北京,并在景山上眺望,身后就是故宫和中南海。

在京期间,我还专程去看望父亲在百侯中学时的同学肖明(肖练石)叔叔。由于肖 叔叔在海外工作时间长,受到的冲击轻一些。他们也十分牵挂我父母的情况,只是在那 个年代,这种牵挂也只能是徒劳的。

看完肖明叔叔,我决定到全国文联去看望孙慎叔叔。孙慎是和父母一块参加特支的党内 优秀音乐家,当时任全国音协副主席。他和夫人吕碧如阿姨与我父母感情很深。他们曾到广 州来看过我的父母,只是那时我还小,但我知道孙慎叔叔会作曲唱歌,于是就缠着他唱首歌。 那次,他用浑厚的男中音为我们唱了由他创作的著名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

当我打听到文联的地址后,就单独一人闯进去了。我向门口的传达室询问“请问孙 慎同志在哪间房,能否去看看他?”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看,就在前面左拐第二个房间”。

可是当我走进长长的过道时,发觉情况不对头!走廊两边全是孙慎的大字报、大标 语。他的名字还被颠倒过来,并在上面大大地打上一个血红的“×”。他和父母一样也 被冠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我立即意识到孙慎已经被打倒!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开始后悔了,但要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走去。到了那间房,已经 有三个人在等着了。

我把来意说了,他们强装笑脸说:“可以看,可以看,你跟我们来。”于是前面一 人引路,后面两人押着,有点像电影里特务押着共产党员的架势,一直把我带到地下室 的一间小屋里。他们让我坐下,态度和蔼地开始“审问”了:“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 来?”我镇定地回答:“我叫杨小村,从广州来。”“你是来看孙慎同志吗?”我说: “是的。”“你怎样认识孙慎的呀?”“我父母认识孙慎,我小时候也见过孙慎。”他 们相互看了一眼,从我回答的话中似乎已经印证了什么。“那你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 呀?”“杨石,陈萍”。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什么?他们叫杨石、陈萍?”“那 不叫杨石、陈萍,又叫什么?”我不客气地反驳他们。“这几个字是怎样写的?”“姓 杨的杨,石头的石,姓陈的陈,浮萍的萍。”我回答得很坚定。“你父母还有什么其他 名字没有?”我说:“你父母是不是也有几个名字?”其中两人到外面商量了一会又进 来继续“审问”了:“你父母让你来看孙慎,有没有交代要转些东西,或说些什么话呀?” “没有。他们不知道我到北京。我是广州的造反派,清华四一四总部有个中学校友,是 他让我来北京传达中央文革负责人最近的一些讲话精神的,并让我将这些讲话精神带回 广州去。这两天没事,路过这里,就进来了。”清华四一四的头儿是蒯大富,他与聂元 梓、韩爱晶、谭厚兰并列全国造反派的四大学生领袖。我瞎编乱造地把四一四的旗号亮 出来,就是想镇住这些人。我加重语气说:“现在我要回清华了。没事我就走啦!”我 还告诉他们,我住在清华园某某区某某栋某某号,如果有事可以去那里找我。这一招可 真把他们给哄过去了,他们赶紧陪着笑脸说:“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慢慢地步出 文联大楼,走出50米后,看看后面没人跟踪就拼命跑了起来。真悬啊!如果不是当时机 智蒙骗过去,父亲和孙叔叔可就因为我的鲁莽而要罪上加罪了。


远在北京的我突然得知自己成了“五一六分子”。在火炉武汉,我们聆听老红军李天德讲述革命历史。回到广州我们已经是百无聊赖


在即将结束北京自助游之际,我获得了一个惊人消息。黄德全妹妹黄晓梅的一位同 学梁小卫在给她的来信中说到杨小村、黄德全等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在广州已经传开 了,让晓梅不要和我们在一块,赶紧离开。

五一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有哪些主要成员,他们的行动纲领和目的是什么? 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在动乱年代孕育出来的这个“怪 胎”,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政治生命,不知摧残了多 少人的身心健康。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最早源自于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 团”的极左组织,他们攻击的矛头是周恩来。没有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 出来,为首分子人数很少,也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是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后,陈伯达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 宪为成员。定下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伟 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 人民解放军”。什么是“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包括哪些人?反对 某些元帅和将军是否算“分裂”解放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定,因而带有极大 的随意性。在后来实际发展中,曾经被公开戴上这个“反革命秘密组织”成员帽子的有 哪些人呢?一是被诬陷打击的军队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二是原 中央文革成员,替林彪、江青一伙干了不少坏事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都说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后来的发展就更具有讽刺性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 身为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操纵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 名列操纵者的首位。以后,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也自杀身亡,至此这个“怪 胎”也就寿终正寝了。

一二二六战斗队的成员为什么会被定为五一六分子,我心里在盘算着。把战斗队成 立一年多来的所作所为统统筛想一遍后,找到了根源:一是战斗队成立初期,部分同学 参加过六七年一二六军区静坐活动,肯定要被记上一笔。二是战斗队曾对刘兴元的历史 和黄永胜的现实表现进行过调查,虽然调查不出来更多的尖端材料,但足以证明我们这 批人是反党乱军的阴谋组织,被定为五一六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离开北京南下,在武汉下了车。战斗队成员李保山被他父亲管制很严,不准他 再参与文革活动,当了逍遥派,在武昌东湖军区干休所的一座别墅里陪伴父母。我们来 到东湖看望李保山,围坐在他父亲的身旁,听这位老红军讲革命故事。


李保山的父亲李天德,湖北红安人,1929年年仅13岁就参加暴动,跟随和尚将军许 世友当了红军,从许世友的警卫员一直干到警卫营长。一次战斗中李天德负了重伤,战 友们以为他死了,准备掩埋。有过同样经历的许世友下令“不准埋,把他背着走,真的 不行了再埋。”结果背着背着,他父亲醒了,又活过来了。“这条老命还是许世友救的哩”, 李天德回忆起来,对他的老首长的感恩之情仍溢于言外。抗战时期李天德担任八路军冀 鲁豫军区老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新兵纵队司令员。解放后这么一位 战功赫赫的老红军,由于文化水平低,仅仅被安排在广州军区后勤部担任副参谋长。五 五年授军衔时,仅为上校。但他资格老,级别为九级,九级上校在全军只此一人。

由于受不了大火炉的蒸烤,我们游览了长江大桥、鹦鹉洲、黄鹤楼等地后,怀着“故 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留黄鹤楼”的无限感慨,回广州参加复课闹革命,等待毕业分配 去了。

1968年夏秋之交,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学校。这时,根据伟大统帅“工人阶级 要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已进驻了华师附中, 实行占领教育阵地,领导“斗、批、改”和所谓的“复课闹革命”。

“哀莫大于心死”,我这时对一切都看得很淡,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殆尽了。既无 课可复,更不想再闹什么革命了。林彪不是给这场文化大革命下过一个念起来颇为拗口 但含义又十分明确的定义么?他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按照这 个逻辑推下去,今天我革了别人的命,明天我革过别人命的命被别人革了,后天那个革 过我的命的命又被另一个别人革了……如此无限循环,一茬一茬往下革,一直革到所有 的命都被革掉的那一天,全人类便解放了?世界就一片红了?我越发懵懂了。

于是乎,在华师附中最后的三五个月里,我们倒过得挺充实。一些人躲在课室里看 数理化,复习外语;一些人把破四旧抄来的封资修书籍,在外面包上一张“毛选”封面, 躺在被窝实行开卷有益的活动,一些人三三两两聚在一块,探讨着是先成家后立业还是 先立业后成家的人生大事。最现实的还是黄德全等人,干脆发挥绘画天才,画起了公共 汽车的月票以及校门口对面那家叫“利群”小食店的菜票,甚至连中山纪念堂演出的门 票都敢画,而且画的效果十分逼真。我居然拿着这些山寨“门票”,大摇大摆地进去看过 两场霸王戏!绘画技巧之精益求精、精神空虚之胆大妄为、行为准则之玩世不恭,是文 化大革命给这代红卫兵带来的必然结果。


① 1976年北京四五事件后,时为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向《人民日报》、《红旗》杂 志写信,表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 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为此,他遭到被捕、批斗,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5年。文革后,习仲勋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对此案十分重视,指示必须平反。1978年7月 14日,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平反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委派出席大会, 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7月17日,《人民日报》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为题,大篇幅报道 了庄辛辛的事迹,还配发社论《希望寄托在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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