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名高实秕糠──评儒术治国
孔学名高实秕糠
──评儒术治国
施树民
儒家学说为什么受到一些人的推崇？据说是因为它能治国。历史上，“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在大人先生中广为传播。其实，那是弥天大谎。
为权势者设计的治国方法
鲁迅在《坟·春末闲谈》中说：“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计，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卷第206页) “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 ，是指奴隶们造反和由此引起的改朝换代。泗水亭长刘邦和皇觉寺小沙弥朱元璋就由造反而当皇帝。对付不安分奴隶的最简便办法是砍掉他们的脑袋。但脑袋砍掉了，他们就不再能服役；没有了他们，“治人者”也活不下去，因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而且砍掉脑袋也不一定一劳永逸。《山海经》里写刑天被砍去脑袋后，就以两乳为目脐为嘴，双手仍操持斧头和盾牌挥舞着，陶渊明还写了诗，说：“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
最理想的是治人者身上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细腰蜂的幼虫以青虫等昆虫的体内物质为养料。它产卵前捕获其它昆虫的幼虫，并用自己的针将它刺昏，置于巢内，然后产卵其上，孵化的幼虫即以该虫为食料。鲁迅说：“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新鲜。”
毒针难以获得，不得已而求其次，是找几手治国治人的道道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就是劳心者设想出来要出售给治民众者的一门一门治国治人学问。这些学问分两类，一类是用硬的一手来治，就是砍脑袋，一类是用软的一手来治，儒家学说便是。
鲁迅说：“孔夫子曾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6卷第316页)孔夫子设想的治国方法，即儒术，虽然没有细腰蜂的毒针那样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但总是聊胜于无的。
儒家的治国方法是专为权势者设计的，有一些一眼就能看出来，例如孔子的“正名”说。《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春秋末期，奴隶社会礼崩乐坏，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弑君杀父事件屡屡发生，孔子认为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国家秩序，制止犯上作乱。正名就是按上下尊卑划分等级，规定人人必须在划定的等级内规规矩矩地生活。如何划分等级和在等级内规规矩矩地生活，孔子在接受齐景公询问时作了回答。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的意思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齐景公听了很兴奋，说，“讲得好呀，如果天下大乱，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我仓库里虽有粮食，可是我吃得上吗？”
孔子“正名”犹如现代国家制定宪法。孔子那时候没有“宪法”这名目，如果有这个名目，他会替鲁国的奴隶主制定一部宪法的，把奴隶主的特权一条一条写在上面，把奴隶们这也不准做，那也不准做的条款也一条一条地写在上面。
可是，也有一些是不大容易看出来是专为权势者的，例如王道说。实行王道就是施仁政。“仁者，爱人”，有人说这就像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孔夫子设计的治国方法是软手段，软就软在这里。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粗看起来，孔子“爱民”可真爱到家了。其实不然，他是在替权势者权衡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兵器储备、民以及民的信任和拥护这三者中何者对于国家安全最重要。权衡结果是认为民以及民的信任和拥护最重要，因为在国家危难时期没有民替统治者卖命和打仗，粮食和兵器再多也没什么用处。
孔子很忧虑贫富悬殊。他曾对两个在鲁国从政的学生冉有、季路说：“丘也闻有国有家（家，大夫的采邑——作者注）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人口少——作者注）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他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动乱产生的主要原因。古时候财富匮乏，权势者占有太多了，会危及普通民众的生存。民众的生存有了问题，动乱就会发生。春秋末期，跖（被诬为“盗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就发生在鲁国，孔子没有亲见，也会有耳闻。他认为统治者只有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不会倾覆。孔子这个观点，后人，包括他的一些信徒，好像并不十分赞同，认为这是一种平均主义倾向，不但实际上做不到，也影响社会发展。安徽省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的《论语》读本剖析说：“这种思想有消极的一面，基本上不适合现代社会。”朱熹为了消解这个弊病，将这段话中“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均”解释成为“各得其分”。意思是权势者剥夺民众，富人剥削穷人，要有个底线，不给民众适当留一点，随意超出这个底线，国家就有倾覆的危险。
孔子的学生有若要统治者少取于民。《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哀公问政于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彻”，西周田租制度，“十一而税，谓之彻”，在古代是比较低的税率。鲁哀公灾年按十分之二向老百姓收税，犹嫌不足，有若却建议他恢复西周税率，按十分之一收税。他是劝鲁哀公“养鸡生蛋”，不要干“杀鸡取蛋”的傻事。养鸡生的蛋，比杀鸡取的蛋总要多，要算大账。现在少取，以后可以多得，“百姓足，君孰以不足”，目的是“君足”。
孟子谈“民”比孔子还多。他曾怒斥治国无术，不爱民的梁惠王：“你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圈里有壮马，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地里躺着饿毙者的尸体，这是你的臣子在率领野兽吃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仓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主张“制民恒产”。他为齐宣王设计过恢复“井田制”的王道乐土，说：“每户给五十亩土地建住宅，四周植桑，活到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丝绵袄，每户不失时地饲养鸡和猪狗，七十岁老人就有肉吃了。一家给他一百亩土地（即一井——作者注），并且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之家就能吃饱饭了。办好各级学校，教育孩子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大道理，老百姓就不再有冻饿之忧，老也有所养了。（原文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齐桓晋文之事”篇）
为什么要统治者“制民恒产”？他说，老百姓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就不会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心就安不下来，心安不下来，就不会谨守道德，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只有“制民恒产”，社会才能安定，权势者才会安宁，近代资产阶级也看到了这一点，19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的报刊上曾连篇累牍登载要为蜂拥进城做工的失地农民解决住房问题，原因之一是可以抑制罢工运动。工厂主发现拥有“恒产”小木屋的工人的罢工热情远比到处流动的工人低，可谓与孟子所见略同。
孔孟虽然开口闭口不离一个“民”字，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在民众本身，只在替权势者和富人谋划长治久安。
中国历史上没有王道
虽然，孔夫子计划治国方法完全是为了权势者，为民众本身的一点也没有，但这“出色” 的治国方法如果真能得到有效实施，在客观上，民众多少可以得点好处。鸡活着替别人生蛋很辛苦，但总比被杀掉强。动机是次要的，结果才重要，只要“双赢”就行。如果可以让民众自己选择，民众会选择王道，不选择霸道。但“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正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6卷第11页）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历史上没能出现真正的王道？可能会有各种答案，愚以为是孔孟的所谓“仁政”，在阶级对立的私有制社会里根本没有可能实施，即使有人去实施，也不会有结果。它只能作为一种政治装饰品，用来欺骗民众和它自己队伍里的“笨牛”。
王莽这个历史人物，历史界贬褒不一，但对于他信奉儒学这一点没有分歧。他“博学经书”，是“汉代儒生群体的代表”。当皇帝后四次改革币制，发布“王田令”，推行“五均”、“六管”。其中“王田令”最受人注意，它“集中反映了几百年来儒家的政治理想”。（引文均见《王莽新政》，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西汉末年，大地主豪强势力急剧膨胀，土地高度集中，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王莽将此归咎于秦“坏圣制，废井田”。于是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900亩——作者注）者，分余亩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三年后，“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民而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区博这段话，是公开向孔子的“克己复礼”叫板，但事实如此，历史潮流如此，有什么办法呢？“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于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三处引文出自《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5-1176页）承认 “王田令”彻底失败。上述引文中的几个“民”字，有些单指“地主”。儒家挂在口头上的那个“民”字，涵义宠杂，使用含混。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他这个“民”是指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自由民，不包括生产奴隶。
王莽恢复“井田制”的尝试遭到失败，孟子恢复“井田制”的设想当然更不可能实现，如果齐宣王真按孟子的话去建立王道乐土，也必然失败。
在封建社会，农民的生存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维护封建社会暂时稳定的基本办法有两个，一是尽力减缓土地高度集中的速度，二是将田租控制在农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王莽想解决这个问题，也踩到了点子上。为什么不能成功？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不同意。他们不愿意将分给农民那点蛋糕切得大一点，何况古代生产力低下，蛋糕比现在要小得多。儒家学说可以用来欺骗人民，但抑制和改造不了地主阶级贪婪的本性。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必然要进行残酷的争夺和掠夺，谁也阻止不了，谁也解决不了这个土地问题。唯一能缓解土地矛盾的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目标是地权平均化洗牌，为无地农民夺回一部分土地。农民战争冲击了封建统治，也使人口大量耗损，大片土地荒芜，新上台的统治者不得不允许农民占田和开荒。为什么农民大起义后会出现一个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乃至昇平的时期，原因就在这里。田租汉初最低，刘邦、吕后、文帝十五税一，景帝三十税一，大大低于儒家赞扬的西周什一税。西汉初期田租实行低税率，是推行道家的“无为之治”，并不是实行什么王道。
儒家的王道不但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难以实行。《孟子·告子章句下》：“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认为，能为国家“辟土地，充府库”和能联合盟国，“战必克”的都不是“良臣”，而是“贼臣”，他们是要帮助夏桀一样的国君富起来，强起来。孟子的意思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辅助国君向往道德，行仁政。这个不要富国强兵的建议，哪一个国君能接受？如果孟子的主张真在战国时期普遍实行起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历史事实就不会出现。
王道不可能真正实行，中国历代统治者其实都是看透了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被视为治国的经典。但始作俑者汉武帝刘彻自己也并没有实行过真正的王道。《资治通鉴》记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原注：所言欲施仁义也。）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5-576页）武帝说，他本来是做做样子的，汲黯竟会当真，真是大刹风景，这家伙鲠直得近乎愚蠢了。
刘彻做皇帝54年，一面大量招揽儒士，一面放手杀人。他打击盗铸钱者，杀了几十万人，江充治巫蛊，谋害太子刘据案件，坐诛几万人，他前后任命丞相12人，杀了6人。《资治通鉴》记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上招延士大夫”，“或小有犯法，或欺网，辄按诛之。”“汲黯谏曰：‘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中华书局1856版第637-638页）刘彻的 “笑”、“谕”,与汲黯的“甚怒”形成鲜明对比,生动地刻画了刘彻视人如草芥的独裁者性格。一个“器”字，也破解了儒家“民”观的本质。器者，工具也，儒家为什么老强调“民”的重要，只是为了要像“器”一样地拿来“尽用”。
刘彻对付匈奴的手段也不是儒家的王道学说所能包容的。儒家对付“四夷”的策略是不主动去打他们，只管自己行仁政，吸引他们来归附。刘彻不但把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又派兵越过大漠去打。他奖励军功有量化标准，杀敌达到一定数量才能封侯，将士在战场上杀敌后，要割下头颅来清点计功。飞将军李广能征善战，守土有大功，但杀人不达标，至死没有封侯。
王道只能用来骗人，不特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就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自己也心知肚胆。《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说“为政”不能靠杀人，他自己做得怎么样呢？他在鲁国为政，当了司寇（司法部长），“三月而杀少正卯”，而且还陈尸三天。少正卯事绩史载不详，传说他聚徒讲学，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能是孔子私人办学的一个竞争对手。孔子自己说连“无道”也不能杀，可是自己手里一有权，连竞争对手也杀了。
鲁迅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说：“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已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人，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中国历史上没有王道，辉煌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不是靠什么王道造就的，它建立在奴隶们的白骨之上。秦到清初，中国人口数量变化的事实便是明证。中华民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别的不说，光民众的生命就难数计，他们大批大批死于天灾、瘟疫，死于饥饿，死于战争，死于统治者连年不断征发的各种大规模徭役。秦统一中国时，全国人口已近二千万，经过秦汉之际八年农民战争和兼并战争，剩下不到一千万。汉武帝时增至五千余万，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六十万，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达到六千九百万，经明清之际统治者的野蛮屠杀，顺治七年（公元1660年）户口册上只剩下一千九百零八万，至康熙五年（公元1711年）只增加到二千四百六十多万。从秦初至清初一千八百多所间，中国人口几乎没有增加，老在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俳徊，人口减半的悲剧屡屡重演。
现在要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吗？
200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5周年，山东省曲阜市政府在曲阜孔子家庙举行祭孔大典。政府祭孔，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很受媒体的关注。中新社记者王鲁平撰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文中有云：“整个大成殿装饰一新，殿前一幅对联写道：‘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大殿前东西两侧摆放着古老乐器编钟和编磬；祭祀供桌上牛、羊、猪三牲，透出祭祀的古老与庄重。”“上午九点，随着司仪高亢有力的一声‘开庙门’，在悠扬典雅的乐曲声中，第一道神门‘圣时门’缓缓开启，在礼仪官的引导下，参加祭祀大典的官员沿神道走进孔庙。”，“曲阜市市长宣读了祭文，祭文4字为伍对仗，洋洋洒洒二百九十又六字，历数至圣先师之功德，叙述后世继承之作为，展望中华崛起之宏图，表达期盼大同和平的愿望。……市政府各部门官员集体祭拜了孔子。”此后，不但山东曲阜，还有浙江衢州（南孔），每年9月28日都举行官方祭孔典礼。
在2004年曲阜祭孔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说：“我们要向儿童推广读经活动，推崇国学。”还说，“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要回到孔夫子那里”。他还倡议将我国教师节从每年9月10日改为孔子诞辰9月28日。（2004年9月29日杭州市《都市快报·中国报道》）
在中国中小学恢复读经并不困难，不但因为孔学在中国被冷落至今还不到90年，而且，我们的老祖宗还留下了非常成功的鼓励读经经验。现在只要规定在每年高考语文试卷中必须有几十分经义内容，就会轰的一下在全国读起经来。然而，人们很怀疑：现在果真有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的必要吗？
主张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的先生们说，我们搞市场经济后，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物欲横流，道德堕落，良心丧失的局面，儒家经典中修身养性的学说能抑制市场经济的这些消极面。他们说，“中国社科院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中，有六成多的人希望向上层流动。……在努力‘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重利轻义，缺乏社会责任感，这已成为迅速蔓延的普遍社会心理。”（2004年9月29日杭州市《都市快报·中国报道》）解决的办法是“回到孔子那里”。
先生们就费尽心机在儒家著作中搜索可以抑制市场经济消极面的片言只语，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甚至连“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的东西也端出来了。有人说，“《论语》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应该理解为对生命洒脱的表达，解脱人们在无奈困难时期的精神痛苦。”（2004年9月29日杭州市《都市快报·中国报道》）论者的意思是，《论语》中这句话可以用来安抚在市场角逐中被淘汰出局的失败者以及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他们对这句话应该作这样理解：即使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即使因为无钱医病而就要过早地结束生命，或者只能过“最低保障线”生活，也不能有不平，发牢骚。如果有不平发牢骚，就是不“洒脱”，就是不能“解脱”，就是自寻烦恼。
市场经济消极面的产生，主要责任无疑在强势集团，在富人，论者不去劝劝他们，要他们讲点良心，手下留情，却为他们效劳，替他们做说客，要在市场经济中受磨难的人们认命，不要有所不满，以致影响社会安定，惊扰富人安宁，心是不是有点儿偏了？有人说佛教理论也能抑制市场经济消极面，《当代思潮》2004年第四期《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说：“佛教哲学的缘起、因果、中道、平等、慈悲、解脱，对发昧心财的人们有警示作用，有助于消解当代中国因搞市场经济而产生的诸多弊病。”论者的屁股倒没有完全坐在权势者和富人的板凳上。
市场经济的活力是竞争，鼓励人们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去获取经济利益，孔子却自谓“无所争”。他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人争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了。赛前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场，赛完后又相互作揖退下来，然后登堂喝酒，争也是君子之争。”（《论语·八佾篇第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也淡于物质利益，他“罕言利”，这在《论语》中有不少记载，如 “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孟子比孔子更轻利，还把“利”和“仁义”对立起来。他跑到梁惠王那里，梁惠王说：“您老千里而来，会给我们带来利益吧。”孟子说：“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说利呢，…… 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益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王可必曰利？……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真用儒家学说去指导和规范市场经济，恐怕连市场经济本身都要被否定，谈什么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主张恢复读经，回到孔子那里的先生们还说，儒学家说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代思潮》2004年第六期发表的张岱年、方克立《以人为本：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文章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用儒家学说来构成和谐社会的美好图画：“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构成所谓‘五伦’。这种伦常关系，各有其特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每个人既处于五伦的关系网络之中，又同时处于整个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网络之中。于是就有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每个人依此规范，在社会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履行一定的义务，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目标。”
这种没有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甚至没有人际摩擦的和谐社会，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没有？张先生和方先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想，如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就出现了这样的美好情景，恐怕今日还是刘彻的后代当皇帝，如果秦始皇不“焚书坑儒”，而是“独尊儒术”，而后出现这样的美好情景，秦朝真要一世一世传下去，直至万世了。事实却是中国历史上老改朝换代，没有哪一朝能超过三百年，唐后，北方53年换了五代皇朝，南方72年出现了十个小国家。可见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儒家设计的这种和谐社会，因而也可以推知没有谁成功地实施过王道。
中国历史上没有王道，儒家学说也构建不出和谐社会，是不是现在已经条件成熟，可以利用儒家学说来构建和谐社会了呢？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界定的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该《决定》指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里的和谐相处，如果展开来说，就是指在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所得拉开了距离，甚至距离巨大的各种人群的和谐相处，包括十大阶层的和谐相处，劳资，即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弱势群体与亿万富翁的和谐相处，总之是“全体人民”的和谐相处。张先生、方先生描绘的和谐社会也是“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包括君臣（现在应称上级与下级）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和谐相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儒家学说鞭长莫及。
儒家追求的和谐只是上等人内部的和谐，劳心者内部的和谐，君子内部的和谐，不包括其它人。孔子认定“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儒家看来，上等人、劳心者、君子与下等人、劳力者、小人、女人是不能或不必和谐相处的。
我们不妨看看孔子对“劳力者”是个什么态度。《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1]樊须，即樊迟，孔子的学生，曾三次问“仁”，两次问“智”，孔子都作了回答。樊迟一次陪孔子散步，问怎样提高品德修养，怎样驱除邪念，怎样辨析疑惑的问题，孔子也作了答复，还夸奖樊迟这问题提得好，是“善哉问”。但樊迟一问学稼为圃（他也并不是就要去种粮食和蔬菜）,不答复也就罢了，怎么就把他看成“小人”了？这件事告诉我们，孔子不但瞧不起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而且认为知识分子关心体力劳动也是没有志气，没有出息。他会和劳力者和谐相处？
读经是否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要看经书能不能塑造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英来。本文在前面已举出了王莽，王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他只会构建对抗社会，这里再举出一个冯道来。
冯道是中国五代时期读经读出来的活孔子。《新五代史》记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两人都是73岁死——作者注），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其实冯道是一个极其丑恶的小人，范文澜先生很鄙弃这个人物，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把他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三十余年中，任你朝代更迭，此亡彼起，他稳居将相、三公、三师高位。舍弃败弱，奉迎新强，他做得不过早，也不过迟，恰到时机，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合需要。他在后晋最受恩宠，晋高祖临死，召冯道一人受遗命，使宦官抱幼子石重睿置冯道怀中，要他出力辅立。晋高祖死，实力人物另立新帝，冯道一声不响，依旧做宰相。冯道自号长乐老，以表白其所作所为皆出于本心，心甘情愿。在丑恶的生命即将结束之前，又作《长乐老自叙》一篇，叙述历事四朝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并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做得无愧色，无不合于儒道。哀莫大于心死，冯道是个心死透了的人。
冯道真堪称奇人。他是后唐大臣，后唐被后晋推翻后，他能与后晋统治者和谐相处，后晋被后汉推翻后，他能与后汉统治者和谐相处，后汉被后周推翻后，他又能和后周统治者和谐相处，外族契丹打进来了，他赶紧和契丹统治者和谐相处，很像中国现代的“三开”人物。所谓“三开”人物，是指在国民党那里吃得开，在共产党那里吃得开，日本人进来了也吃得开的人物。冯道不止“三开”，他是“四开”、“五开”。
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指出：“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并且，又不妨放手这么干，因为从经里“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的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华盖集》、《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29页）
鲁迅这段话简直就是冯道之流无耻行为的生动写照。鲁迅分析读经真正读懂了的人们，从经书里最终学到的不会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是愚弄皇帝，对付同类的各种软硬明暗手段。如果硬要用经义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出来的恐怕只能是冯道式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恢复读经的活剧，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也上曾经演出过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消解革命和改变“国学垂绝，士德全荒”（章士钊语）局面，在废除科举制度二十年之后的1925年即民国14年的11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部务会议决议自小学四年级开始恢复读经。但在当时强大的革命声势面前，该决议只是“小菜一碟”，起不了什么作用，兴不起什么波澜，成不了什么气候，甚至经不住当时社会上几声反对“开倒车”的抗议，很快偃旗息鼓。近年来时不时有人提议恢复读经，响应的人好象也并不太多，当局也没有态度。
阻碍历史前进
现在主张恢复读经的人们摆出来的又一个所谓现由是：经书里有精华。
在精华问题上，世人与国学创新派有时候可能有不同看法。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用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伦理关系，“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食于人者治人，食人者治于人”可以视作儒家提倡脑体分工，是历史的进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可以用来解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用以指导保护生态环境，批判“人定胜天”，等等，我们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们却也从来没有说过经书里没有精华。我们还认为，不光经书里有精华，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学说中都有精华，全是糟粕的学说在历史上不可能存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和地方出版过一套又一套中小学语文课本，除个别年份，每套里都有《论语》或者《孟子》的语段，就是承认经书里有精华的明证。就是毛泽东，在学术上、政治上他是坚定的批孔者，但在日常言论中，甚至在重要会议上的报告中也常引用孔孟的精彩言论，还每出新意。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会前和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有两次谈话。11月4日针对该部的工作提出批评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搞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0页）
毛泽东这段话中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出自《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原文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慧”与“惠”通，但“好行小慧”还可以解释成“喜欢卖弄小聪明”，毛泽东在引用中将“慧”改成了“惠”，专作“恩惠”讲。毛泽东赞同孔子这段话的基本观点，就是施政要抓纲。在讲话中毛泽东又把纲锁定在“社会主义”上，赋予了孔子“义”的全新含义，这就不只是简单的引用，而是精彩的推陈出新了。
经书里有精华。我们不但注意到儒家经典中那些修身养性，教学求知的精辟言论，还注意到读经读出来的也不全是王莽、冯道之流，也有优秀人物。他们虽然大多命运乖张，甚至不得善终，但光彩照人。鲁迅称他们为“笨牛”，他们像佛教徒信奉释迦牟尼、基督徒信奉耶酥那样笃信经书里的教条，全身心忠于皇帝，一生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中的清流非常洁身自好，那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决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牛劲”，就是我们现今的人民公仆也是大可师法的。海瑞是一个代表人物，毛泽东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学习海瑞精神。世人也崇尚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名句，并且身体力行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气节。文天祥是状元出身，《过零丁洋》诗里“辛苦遭逢起一经”一句明说他这个状元是读经读出来的。
但历史上产生的每一门学问，判断其应该肯定还是否定的标准，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美好的片言只语，也不是看它有多少痴迷的信徒，而是看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曾经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当然我们是从总体上分析，字字正确，毫无缺点的学说是找不到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漫长，从战国算起，持续了近二千五百年。特别漫长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资本主义迟迟不能在中国产生，难以发展？儒家以及儒家学说是不是也起了点作用？
社会制度的进步，上层建筑的改变起关键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对封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冲击的描写十分精彩：“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指血缘关系——作者注）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儒家死抱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放，顽固反对革新，只要事关“礼”，就不能容忍有任何细微的变动。连跳个舞也不能随随便便，过去怎么跳现在还得怎么跳。《论语·八佾篇第三》：“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古时8人为一佾，8佾64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观赏八佾跳的舞，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八佾舞于庭”是僭越，孔子就愤愤指责：“这样的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做呢？”孔子的古怪思维，与资产阶级在它革命时期的行为是何等水火不能相容。
“儒术”独尊的局面，自汉武帝以来，在中国持续了二千年。它的稳固地位得以长期保持，跟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有密切关系。科举是一种以考试取士，选拔官吏的制度，初创于隋，直到清末才废止，历经一千三百年。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明清两代又规定必须用八股文答卷。八股文以《四书》、《五经》文句命题，限制用一定的格式、语言、字数写作，只能照题揣摩古人的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解释经义。《四书》又要求以朱熹的《集注》，《五经》以宋、元人的注疏为准绳，考生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不能联系当前实际。
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自古以来只有致仕一个门径。为了做官就必须埋头读经，做孔子之徒。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人类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埋头读经，做八股文，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坚船利炮打上门来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读经，做八股文，直到1898年各省还有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聚集北京参加会试。到1905年废止科学制度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落后两百多年。
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机构，不管是公学还是私学，都围绕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转，教学内容极其狭窄，几乎只有经学一门，不学自然科学，更不学实业。
二千年前就受到推崇，一千三百年以来又被历代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强行向全社会灌输而成为至高无上神圣教条的儒家学说，无可否认，在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阻碍作用。与法家相比，儒家也是逊色得多的。法家在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起明显进步作用，结束战国分裂，建立秦王朝，奠定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基础，法家功不可没。“百代都行秦政事”，中国两千多年来，直至当代中国的国家行政建制，都是秦始皇时期法家构建的框架。道家的“无为而治”也曾经被用来为西汉初期恢复经济服务。儒家的最大特点是保守，它自我标榜“守成”，我们不足与言“发展”与“进步”。“孔学名高实秕糠”，这话一点不错。
结束语
1933年12月5日，鲁迅在给姚克的信里，谈到他和施蛰存先生关于要不要劝青年到《庄子》与《文选》里去寻 新词汇的论争问题时，感慨地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时候就闹过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2卷第225页）鲁迅不会想到同样已经在五四时期争论过了的尊孔读经问题，他去世68年之后又会重新拿出来讨论。
本文大量引用鲁迅先生的言论，但丝毫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况且一些人已早不将鲁迅放在眼里，他们听到人们称鲁迅为先生，甚至也感到厌恶。大量引用鲁迅言论的主要原因，是作者认为先生对儒学和读经问题的分析正确透辟，其次是目下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的又大多是精读古文的国学家，搬出鲁迅来是为了争一点平等讨论问题的权利。鲁迅读过十三经，该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在“回到孔子那里”的道路上，鲁迅无疑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块石头。
最后再引一段鲁迅写在《华盖集续编· 一点比喻》里的话，当作尾巴拖在后面。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尔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胡羊们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哪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217页）
引鲁迅这段话，并不是要把谁比做人群中的山羊，只是想说：我们现在负有指导责任的学者、教授、作家以及各种媒体的高手们，下笔时和开口时务必慎重，因为你们写出字来，说出话来，是要发生影响，甚至发生大影响的。至于文痞，倒并不可怕，他们连做山羊的资格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