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东西方文化对立

来自通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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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士心 日期: 2020-06-14 18:46:51

  中国农耕文化主流意识‘善’,要求统治体现‘为善’。这是在秦‘为恶’的法家统治体系失败后的转向和定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善’表‘恶’里。秦朝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消灭了工商文明的‘墨家’哲学,增长的人口都集中在土地耕作上。统治阶级执行的是‘恶’--法家传承,实现自己的私利,也用私利笼络行政人员。表面宣扬的儒家的仁‘善’。通常‘善’是以思维意识为主导,‘恶’是物质占有表达。而这种封建农耕生产方式,无法使得主流思维意识与物质劳动获得统一。只许统治阶级‘恶’,对劳动者肆无忌惮的征税,不考虑农民与其他劳动者的合理物质维持。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土地兼并的要害,是大地主不负担税赋,自耕农负担越来越重难以生存,得不到被雇佣的机会。最后流民遍地,革命推翻旧皇朝;或者是财政危机,国防削弱,游牧民族入侵,文化凋零,传承陷于覆灭。然后建立新王朝,陷入下一轮土地兼并,流民革命。秦后2000年历史,儒学没有解决300年大限轮回问题,儒学能够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和脊梁吗?

  东西方对于‘善’一致的地方,就是利他。东方中国的‘善’是承认彼此关系合作才能有自己的生存。西方‘善’是排斥利己的绝对思想和行为,现实中难以实现,又是生存的需要,主要以宗教的形式体现,黑格尔哲学中的‘善’与神学距离不远。亚当•斯密经济学有深远影响力,在于其力求思维与物质所求的统一,在不损害他人情况下获得利益。但资本主义是零和规则,胜利者占有全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思维‘善’与物质占有‘恶’无法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从人本质的物质与思维性来看,承认善恶都是人的合理存在,但认为‘恶’物欲性对人类历史推动作用更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工商文明,虽叛逆但无法脱离大背景。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乃至行为差异,是农耕文化与工商文化的矛盾和差异。两种文明融合的结果是日本今日。走日本道路就是发疯,而传统农耕经济显然无法让华夏民族存继。中国对日本不认同,就像汉对秦的法治文化不认同,但骨子里是羡慕的,想仿照明治维新,接受工商文明,推行市场经济。与日本单一民族不同,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靠华夏文化支撑和纽带链接在一起。市场经济全球化,那必然灭失传统的农耕文化,消灭华夏历史,去掉了华夏民族的半条命。参照南斯拉夫近30年历史,仿照日本会四分五裂。失去文化特征,血缘难以保持。埃及不稳定,原因是处于东西文明交汇处,失去了古老文明继承,东歪西倒。再看犹太民族传承,他以犹太教和商业文化为主。不信犹太教者,犹太民族不承认他,别的民族也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市场经济下推行儒教,比封建社会儒表法里差距更大,更虚伪,更可笑,他们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一个民族无法树立内洽的文化,也就无法统一民族的意志和力量。

  物欲是没有尽头的,这是西方工商文明的宗旨。中国提出勤俭奋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历史的曲折,如果放在东西方文化矛盾融和的背景下,也许看得更清晰。东亚国家在东西方文化融合方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日韩是被锁链遏制着喉咙,走狗、奴隶状态不是国家民族完整的典型。物质维持是天地--自然界带来的先天本性,是无法消灭的。但只强调物性,则会失去人性。按马克思宗旨:人性是人类存在活动的始基性--物质劳动创造,由此产生的新思维和新的存在方式。由此产生的创新思维对人类存在活动的指导和矫正即是辩证法。维持物质基本需要与思维意识平衡,继而创造新的生存方式,是中国古老哲学的精髓。   建立内洽创造文化,具有东西方文明融合特征,绝非立竿见影,需要艰苦的理论探索。这才是华夏复兴的根基。‘实践检验唯一标准’乃试错方式,在生死存亡边际,能付的起错误实践的代价吗?也许缓慢进行才是最好的,出错可以及时纠正,代价最小。但须在确立理论前提下,没创新理论一条道走到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中国2000年农耕文明的‘善’‘恶’自身都无法统一和谐,否则不会有三百年朝代更迭限制问题。西方工商文明的‘善’‘恶’也无法和谐统一,否则不会有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延续到现在的战争与和平,经济危机周期乃至停滞问题。两种差距较大的文明难以融合,而把二者中的两个极端‘善’与‘恶’要融合在一起,好似天方夜谭一般。

  哲学是民族文化的升华物,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是一个民族的时代标志。没有自己哲学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不能在世界留下深刻印记被其他民族尊重。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发展。我们需要能够抓住根本、与大多数人生存血肉相连、回答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趋势的哲学。我们需要能解释世界,并能指导开创新世界的哲学。

  儒学占中国历史统治地位时间长,民族危亡时有气节者、英雄多受儒家教育,这是事实。仔细分析起来,不如说受孟子学说影响。孔子学而不倦,不耻询问,有教无类,慎独反思是我们需要吸取的。至于伦理,我认为敬祖,怜悯同类,扶助幼小可取。其它纲常还是算了吧,最起码不如孟子的君贼说:权力来源于人民。其浩然正气说是中国精神脊梁的一部分。荀子继承了儒学,在此基础上创见了法家逻辑和理论,李斯韩非子都是其学生。商鞅是法家重要实践者,而荀子是法家理论集成者。其理论值得深入研究,看看他如何把对立的儒法融为一炉。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助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中国哲学在秦后停滞了2000年,已经落后。用自身标准解,董仲舒干过,这套标准以统治阶级需要为尺度,实用但哲学上荒谬,朱熹把荒谬推到极致。现在国学国粹研究比董仲舒和朱熹还要低劣,俗解成鸡汤或乱炖。冯友兰先生以西方哲学认识传统文化,是个好的开端,同时代几个人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开路先锋为严复和梁启超先生。

  先秦百家,老墨儒法四家需要花费大力气,管仲学由于实用被人忽略哲学价值,兵家也是如此,杂家由于吕不韦名声不好被人无视。上述七家是必须研究的。把儒学视作传统文化精华,遮盖其余。说批儒是日本明治维新搞得,那意思就是说批儒者汉奸也,这是崇儒者的信口开河。   明代官方崇儒,民间开始批儒,王阳明是儒学的深刻批判者,当然还是打着儒学旗号干的。四大名著和儒林外史及多部文学作品对儒学嘲讽,看到儒学视野狭隘。批儒绝非是1840年后才开始,或甲午海战后才开始,也不是是五四运动才开始。宋初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后继者用了全部论语把国家治理到靖康耻。北宋是儒学全盛时期,经济富有,却成了华夏民族文化的最深疮疤,每次揭开都痛彻人心。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是儒学的叛逆,从骨子里反对儒学,重新审视儒学。源远流长者不能说都是好东西。礼乐诗书治国近似玩笑,与物质生活距离太远,这是守旧文化不能创新。

  我们崇拜祖宗,从神话传说到三皇五帝,因为华夏英雄带领族人与自然抗争,屡创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精神是祖宗崇拜的本质,也是我们的信仰。这种对先人的信仰比西方的宗教信仰更体现了生存本质。什么是华夏传统文化精华,需要结合社会历史,做艰苦认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