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郑所长的确非同寻常
原创 平心论吴铭 吴铭再评说 2021-6-11
作者：吴铭
2016年12月7日
著名智库学者郑永年先生，本是北京大学的本硕连读毕业生、助教、讲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问题”是个什么问题?中国问题专家是不是很多中国人都是?难道中国人自己的国家问题中国人自己不是专家吗?我看这样的专家至少有十亿。——，曾经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我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两个基金会，还是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又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读博士，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终身教授。他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因为该大学由新加坡这样了不起的超级文明大国开办的，所以，当然就成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值得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媒体界各色人等顶礼膜拜。
近年，郑永年先生龙行虎步、出口转内销，回到中国传经布道，似乎与新加坡国立东亚大学关系不太大了，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也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一、郑永年观点欣赏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学习一下郑永年《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一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思考》一文，边赏边析郑永年先生的高论吧。郑永年所长强调智库的重要性，更强调中国知识界的认知低下，没知识，或者说都是草包。恐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他的学术指导，中国是搞不了什么现代智库的。
1.原文：(中国人)“对什么是中国新型智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中国新型智库的基础是什么、中国能够建设什么样的智库以及中国智库需要生产什么怎样的政策产品等问题的认识并不充分”。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就是要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这个知识体系之上建立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体系的建立，那么就容易出现库多智少，甚至有库无智的情况，从而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的知识需要。”
“智库的知识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
“从建设新型智库入手，中国也有可能撬动知识体系，从而改变目前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情况。”
“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道路。”
评论：郑所长开宗明义，强调如下观点，一是智库极为重要；二是中国并不了解什么叫智库；三是中国没有知识体系；四是中国发展这么快，却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后果很严重。
2.原文：“中国的决策者们缺乏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怎样做大国，但国际和国内对执政水平的预期却一致要求决策者具有与其他大国看齐的政策水准。”
评论：在郑先生看来，做“大国”，“决策者”还得有“足够的时间”、加强学习，究竟是需要一百年还是一千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匈帝国、美国、沙俄、日本是不是在做大国之前都有足够的学习时间?是不是还要读四年大学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才行?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大国培训班。如果没有，那是不是就由普林斯顿、哈佛、诺丁汉大学办个班?郑永年算不算是这种培训班的优秀毕业生?有谁愿意报这个班吗?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美国、沙俄、苏联、日本是不是都是从这个班毕业的?中国该向谁学呢?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都不算世界大国了，匈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英国、法国早在上世纪就成了第二世界，恐怕算作世界大国也勉强，沙俄被苏联取代而后苏联又解体。只有美国日本还在，而美国也面临衰退。看来，中国只能向日本学了。可是，日本又是美国的殖民地，难道我们也要做美国这个正步入衰落的帝国的殖民地?我想不明白。
我倒觉得，我们中国曾经做了至少五千年的大国。从新中国成立时起，又做了六十多年的大国。如果按照“民国范”的说法，算上蒋介石时代，我们做大国的时间应该更长，经验应该很丰富才对。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做大国的经验，所以呢，当大国地位不保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向毛主席学习哲学，难道不是吗?我们当然需要学习，却唯有“做大国”的经验，向任何国家都学不到。我相信，你郑永年也永远不可能具备指导中国做大国的学问。
你说“国际和国内对执政水平的预期却一致要求决策者具有与其他大国看齐的政策水准”。究竟这里的“国际和国内”是指谁?它们怎么就“一致要求决策者”了，它们是商量好的?是不是“决策者”如果不满足他们“对执政水平的预期”就要下台，就要天下大乱?我看也不见得。我就没有这种“预期”，我觉得不需要、做不到准确地说是决不可向“世界大国”“看齐”!如果中国向“世界大国”“看齐”，那么，还要什么“知识体系”做什么呢?完全不需要什么“知识体系”嘛，直接按照“世界大国”的指示办就行了吗?——郑先生有些前后矛盾。
不是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吗?你让中国与某个“世界大国”看齐，那是一种什么路呢?不是邪路吗?
最重要却又不可能做到的是，即便按照郑永年的指导，中国全力以赴、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搅尽脑汁地与世界大国“看齐”，那么应该向谁“看齐”?如何才算是 “看齐”?向美国看齐，还是向日本看齐?向新加坡看齐?可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还有新加坡就根本没有站在一起、一直在争吵，它们排了个乱七八糟、变动不居的无规则队形，你让中国如何与他们看齐呢?
如果，按照郑永年的指导，中国如日本、新加坡一样，扎扎实实向“世界大国”也就是美国看齐，那么，中国还是大国吗?有一个世界大国向另一个世界大国“看齐”的吗?如果你这个大国一举一动都要向另一个世界大国“看齐”了，这不是殖民地吗?如果中国真的向美国这个世界大国“看齐”，那么，美国人在日本、韩国驻军，是不是中国也要相应地在日本、韩国驻军?美国人入侵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那中国是不是也要入侵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至少也得入侵一下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人现在还有“北约”，中国是不是也要搞一个“北约”?
要不然，怎么“看齐”呢?
看来，与大国“看齐”，中国既不必做，也做不到。如果郑永年对历史常识有那么一丝了解的话，就应该明白，历史上，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期间，也没有相互“看齐”呀!如果他们相互能“看齐”，还有欧洲内部混战、布尔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吗?
3.原文：“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但同时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很大不确定性。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抱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又想中国多负责任，又恐惧中国会‘抢夺’了它们的国际领导权。”
评论：难道说中国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国家的要求?就是承担它们分配给中国的“国际责任”?你说这些“国际责任”究竟是指什么?到日本、韩国、新加坡驻军算不算?它们凭什么给我们分配“国际责任”?谁给它们这个权力了?
既然这些国家都这么想，那怎么办呢?那就满足它们这个愿望，我们就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指导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既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又坚决做他们的小弟弟，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不抢夺他们的领导权,就像蒋介石、汪精卫一样，行不行?
不过，你说“西方发达国家”担心中国“抢夺”它们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恐怕不妥。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事务”有这个什么“领导权”吗?谁给它们的?什么时候给它的?郑永年所长你说“西方发达国”家凭什么要这个“领导权”?谁承认或者接受“西方发达国家”有这个“领导权”了?究竟哪一个“西方发达国家”有这个领导权了?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美国?根本没有、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个领导权。你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我怎么抢夺呢?
4. 原文：“在国内，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也特别复杂。在中国的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后，国内所积累的许多社会、经济、行政管理乃至政治问题已经相当尖锐。这些问题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个出现、逐个解决的，而在中国，执政党必须同时面对这些问题。”
评论：“近4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怎么就导致了如此问题的积累和尖锐呢?难道“增长”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缓解矛盾吗?如果“增长”的结果却是导致问题更加繁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那这种所谓的增长还有什么意义?“增长”不就成了犯罪？
不过，我看中国决策者面临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也不那么难解决，只不过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马列毛主义，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要不要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就是个路线问题，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肯定有能力有办法顺利、圆满、彻底、干净地解决这些问题。
感谢郑永年那么牵挂中国的问题，中国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相当尖锐的“政治问题”呢?可以说得明白一些。无非是要共产党下台、交权、搬出中南海而已。这个问题，你看如何解决?
如果中国共产党搬出中南海，你看安排去哪儿呢？西柏坡、延安、瑞金、井冈山，可以吗？会不会再来一次“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
至于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其“国内所积累的许多社会、经济、行政管理乃至政治问题”“逐个出现、逐个解决”，我看郑永年先生是在撒谎。几百年了，我看它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社会、经济、行政管理和政治问题，而且还越来越尖锐，它也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5. 原文： “但客观地说，中国有着数量一流(世界第二)的智库，其质量却是二流乃至三流的，不仅比不上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也远逊于新加坡、巴西等国的智库平均质量。”
评论：你说的这个情况，从上下文来看，只指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多年，并不包括毛主席时代。你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特色智库最喜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号称“与国际接轨”，也就是“看齐”。所以，当然不会有什么“智”库，“草包”库倒是不少，出了很多馊主意，比如“企划生玉基本掴策”，加入“WTO”，比如GDP评价法、发展房地产、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引进外资、接轨、消气、夫妻、救美就是救中之类。
不过，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乃至新加坡这样与“大国看齐”的国家有什么智库呢?“智”在什么地方呢?我真的没看出来。美国，1949年就争辩是谁丢了中国，也就是他们内部相互指责究竟谁愚蠢，弄得国务卿艾奇逊没办法，只得搞了个《白皮书》，权作解释。朝鲜、越南、台海连打败仗，丢人现眼，连“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弄丢了，世界大国地位不保，美元在欧洲连乞丐都不要，弄得尼克松总统不得不跑到未建交的中国来求饶。那么，几十年期间，究竟它们的智库在做什么呢?究竟有过什么像样的建议呢?真看不出来。
郑先生可以举出一个美国智库提出的正确的建议，以证明你眼中的美国智库真的很一流、真的不是草包库。如果美国智库真的有那么点智慧，就不会对美军在朝鲜打败仗袖手旁观，此后又不接受教训在越南再一次打败而袖手旁观。如果美国一流的智库在美国高层做此类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就意味着美国的智库真的是草包库。即便那时候是因为有毛主席难以应付，所以，无法应付，那么，在侵略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西亚北非“颜色革命”等重大问题的错误决策上，你美国的“一流智库”又在做什么呢?
西欧有什么样像样的智库呢?出过什么像样的主意呢?也没有。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它们的殖民地基本上完全丧失了。如果它们的智库真的是“智”而不是“草包”，那么，为什么维护不了自己的殖民体系呢?我看，它们的所谓“智库”也算不得什么世界一流。
苏联呢?当它还有些社会主义性质时，他是很强大的，可以与美帝抗衡。当它向西方“看齐”时，它的国家就弄跨了，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它当时的那些“智库”“智囊”就算不是帮凶，至少在挽回苏联方面，也没有发挥什么正面作用。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所谓“现代智库”，还是要防着点。
让中国与“世界大国”“看齐”，而且还要中国新型智库在中国“撬动”这样“看齐”性的知识体系，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呢?如果中国的“智库”都向所谓“西方强国”看齐，中国会走向何方呢？会不会步苏联的后尘呢？我看避免不了。
我觉得，我们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智库，但决不是要建郑永年所崇拜的美国的那种草包型的智库，决不是要建设旨在向什么“世界大国”“看齐”的智库，决不是要建设撬动什么“知识体系”的智库。我们是有知识体系的，当然，这个知识体系也不是“智囊”们在书斋里研究出来的。我们要建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智库，建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的智库，建反帝、反霸权、反官僚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反修正主义的智库，建有利于维护巩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智库，我们要的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但绝对不是郑永年所希望的那种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尤其不能让“智库”里面的人说了算。
我们“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每个劳动者，都是智囊！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样的智库。
6. 原文：“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各类思潮芜杂，亟须一流水平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正确观点和深刻思想;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对智库的知识需求与日俱增，这就要求我们及时、适时提供更具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思路、政策建议。”
评论：各类思想都是错误的，只有郑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正确观点和深刻思想”这么重大的活计，看来，只能交给郑永年干了。
7. 原文：“中国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这不是一般的智库，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智库;不是一般的知识的应用者，而是新知识的创造者;也不是仅在国内有影响的智库，而是放眼于国内外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智库。”
评论：郑先生老想着与“世界大国看齐”，如果你建成的智库也与“世界大国”“看齐”，那只能说明“世界大国”的影响力，而非你的智库的影响力。
我最想看到的是，强调“与世界大国”“看齐”的郑先生能创造出什么新知识!如果你坚持“与世界大国”“看齐”，你就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新知识”，你的“知识体系”肯定是所谓“世界大国”知识体系，而不可能是你“创造”出的知识体系;如果你要创造“新知识”，你就不可能与“世界大国”“看齐”!是不是这样呢?
8. 原文：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重要的智库包括成立于1931年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不难理解，这个时期的智库从组织形式到实际运行都有深重的欧美影响……对抗战的胜利和中国工业部门的基础建设功不可没。”
评论：国民党蒋介石时期的智库有没有生产出“新知识体系”呢?有没有与“世界大国”“看齐”呢?如果没有，仍然对“抗战胜利和中国工业部门的基础建设功不可没”，是不是说，你所谓的“新知识体系”“看齐”之类的要求，也没有多么重要。
如果说国民党时期的“智库”对抗战胜利“功不可没”，那么，对南京大屠杀、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失地千里、每战必败、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抓丁拉夫等，对解放战争就是所谓国共内战的失败、国民党800万大军被消灭、蒋介石逃台，是不是也“功不可没”?“融共限共防共反共”、三次反共高潮、“金无券”“银元券”、经济崩溃是不是也是这些智库们顶层设计的?是不是向美国“看齐”导致的?国民党时期究竟搞过什么“工业部门的基础建设”?如果工业基础很好，难道还需要向美国要武器、要美元?
9. 原文：“中国也在出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一些人还不具有知识分子品质的情况下努力充当公共知识分子，过度营销自己。”
评论：厉 以 宁、茅 于 轼、贺 卫方、吴 建 民、张 维迎、林 毅 夫等精英人物，你们看，这是在说你们，指责你们冒充知识分子，其实都是草包、蠢货、饭桶、吹牛皮的，就会“过度营销自己”。
我对郑先生的这个说法不持异议。
不过，郑永年，你为什么敢这么说呢?你自己是否也不具备知识分子的品质呢?谁说你具备了知识分子品质了?你这样说是否也属过度营销自己呢?
我认为，即便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教师，又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后经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终身教授头衔，也并不意味着你就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品质”。
对了，问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具备还是不具备“知识分子品质”，应该由谁说的算呢?凭什么标准呢?总不能凭你一句话而定吧？
10. 原文：“自改革开放起，不管是原有官方、准官方智库的转型，还是新智库的涌现，这些依托思想市场的智库比苏联体制智库能更好地提供智库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依托思想市场，而不是走回计划的老路。”
评论：我觉得上句话从语法上，最好作如下修改“不管是转型的原有官方、准官方智库，还是新涌现的智库，……”更加好懂一些。基本的语法规则还是要遵守的，不然读起来很费劲。希望郑先生多读些中国现代汉语经典文章，把话说得通俗易懂。
苏联的智库，恐怕不能一勺烩。苏联能够打败纳粹德国，把社会主义制度向全世界推广，能在二战后与美国争霸，还是有那么点成绩的，这些成绩也得部分地归功于它的智库。只不过，后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开始向“世界大国”“看齐”了，苏联没过几年居然就解体了。这个罪过，其智库也得承担一部分。
当然，如果你认为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智库的重大功劳，你就不能再看不起苏联的此类智库了。对这样的智库，中国可以“看齐”吗？
“思想市场”是个什么东西?“计划经济”什么时候计划过人的思想呢?相反，“计划经济”时代是极力鼓励人们要“敢想敢干”的。
11. 原文：“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基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建设。……知识体系的建设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类智库的核心，既生产原创性思想的智库。……中国缺少的是有能力生产原创性思想的智库。如何生产原创性思想?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讨论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首先应当意识到，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看，我们面临着知识体系缺失所造成的严峻局面。从内部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知识精英都没有能力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
评论：还是郑先生一针见血。
在郑先生看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老庄申韩墨荀，张周程朱陆王，西方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乃至特色理论，总指挥的讲话，都不叫思想，都不是“知识体系”，都没有意义，都解释不了自己的社会，共产党“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几年，体制内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大专院校学生都是草包、笨蛋、饭桶，只有郑永年一个人例外，“出污泥而不染”。不过，应该明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如郑先生这样国内名校毕业、外国名校进修的出口转内销型的人才，中国是很多的，一批接一批的、一群接一群、一伙接一伙、一堆接一堆、一代接一代的。你这样把中国的大学包括你的母校、教育制度、你的师长和师兄、师弟、师侄都否定了，是不是意味着即便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中外名校联合起来，培养的所谓人才，也不过都是草包、饭桶呢？你也是这些大学培养的，那你又是如何独善其身呢?你又是如何“出北京大学之污泥而不染、濯哈佛大学之清涟而不妖”的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2.原文：“(导致)‘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
“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问：郑所长你是不是外国人?)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评论：这几句话说得最明白：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或者传统文化，没有产生什么“知识体系”，至少不能“说明和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算是可以“解释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邓理论、三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特色理论不算这样的知识体系;总指挥系列讲话不算这样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也不算是知识体系。看来，中国五千年文明，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再算上改革开放30多年的各种知识，都不算。中国，算是白过了。
看来，天赐良机，“天将降大任”于郑永年了。
最遗憾的一点：按照此标准，我不知道哪个国家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请郑先生明示！
13. 原文：“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
“也有一些人敌视西方，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
“中国所欠缺的，其实是一种能够生产出对应于中国实践和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的知识体系。”
评论：这些话放在一起读最令人苦恼、沮丧：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推广自己，“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不行;关起门来“自主创新”“知识体系”，更不行。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没有这个知识体系又不行。那怎么办呀?14亿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郑永年先生，研发知识体系以拯救中国的历史使命就交给你了。
你快救救中国吧，所有人都不行，就看你一个人的了。
14. 原文：“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
评论：虽然缺失“知识体系”，但中国当代政治并不脆弱呀?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没有把中国搞垮，又亲自发动的侵朝、侵越、干涉台海，直接和中国人民交战，结果却是美国失败，中国却不断胜利、发展。和平演变中国的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没有把中国怎么样呀!看来郑先生所谓“知识体系”的缺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要么就是中国是有知识体系的，而且这个知识体系还凑合，作用发挥得很好。不知道算不算是郑永年眼里过度营销自己的、不具备知识分子品质的草包学者们的功劳。看来不能算，因为这些各学术领域的泰斗只是研究各自专业问题的权威，按照郑先生的看法，不成“知识体系”。
15. 原文：“当然，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各国都是如此。”
评论：看来，不单中国，整个亚洲都要指望郑先生救助了。
不过，郑永年先生在其他文章中还提出过‘亚洲价值’这样的大词，亚洲国家连知识体系都没有，又哪来的什么“亚洲价值”呢？
16. 原文：“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殖民’。”
评论：只有你郑永年一个人跳出这个“知识体系”的殖民了。纵观你的前半生，你在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习和工作，你的知识体系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你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生产的“知识体系”，是不是也是一种被殖民的“知识体系”呢?
17. 原文：“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
评论：说得好！知识体系的确很重要。不过，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还叫文明吗?
18. 原文：“中国共产党则是通过党内协调来平衡不同利益。”
评论：究竟这个不同利益指什么?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平衡吗?平衡谁的利益?如何平衡的?
二、郑文总结
郑永年先生眼光独到、一针见血，看到了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严峻的事实，他说改革开放几十年，其实包括共产党“执政”后的前三十年，也包括蒋介石先生当政的28年，当然也包括中国五千年历史，都没有产生这个知识体系。马列主义不能算是中国的知识体系，因为是“西方的”。
毛泽东思想连提都不用提，当然，更不算是能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的自由主义不算是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中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算中国的知识体系。总指挥讲话，不算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国还不能“自主创新”这个知识体系。而为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也为了打消西方国家的对中国夺取其对国际事务“领导权”的“担忧”，中国又必须具备这个知识体系。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事关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郑先生，希望你不辞辛苦、殚精竭虑、挖空心思、搅尽脑汁、搜肠刮肚、翻箱倒柜，帮助中国人民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按照你的说法，在为中国生产“知识体系”、洗雪中国知识界数千年耻辱的过程中，你不能参照西方的话语体系，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都不能参照，毛泽东思想更不能参照，特色理论你不能参照，总指挥讲话你也不能参照。基督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其他什么宗教的思想你也不能参照。你以前在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学到的知识也不能参照。你甚至不能使用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所有人类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本身就含有某种文化的因子。
那么，郑先生，你究竟如何为中国生产出这样重要的“知识体系”呢?你如何在半天空修建一座大楼呢?我想破脑子、想炸脑子，也没有想出来。
郑先生，你是经常到处演讲的人，而且你出席的演讲舞台都是很高级的，那些听你演讲的人也都是很有身份、很高贵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原本以为，这句话是很令人讨厌的，是胡扯的。但是，从你的经历和受欢迎的程度来看，高贵的人很喜欢听你演讲，为你提供舞台。这说明，他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意识到自己是个草包，而且极喜欢别人把他们称作草包。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不参照一下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是特色理论，抑或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教义，不使用你在国内外大学学到的知识，那么，你所谓生产知识体系的过程，不就是个练“神功”的过程吗?
郑先生，你的老家，浙江余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是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的老家。我看，你还是按下云头，从半天空走下来，别搞你的“知识体系”了，你不可能成功的。从你的文章看，你写得极累，我看着也很累。“卿本佳人”，回头是岸，还是住手吧。
如果你非要练，那就祝你早日成功!
三、一点感想
读完郑永年先生的大作，痛不欲生之余，突然想到安徒生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俩骗子。骗子说，他们能织一种美轮美奂的布料，但是，只有聪明的人能看见，愚蠢的人看不见。国王最怕别人说他愚蠢，于是就接受了这俩骗子，给了他们很多钱。结果，皇帝光着屁股满世界丢脸。
郑永年像不像这俩会织布的骗子?我看很像。
郑永年先生所要生产的极为重要的“知识体系”，就是这种看不见的布。
这种布，已经有好几拨骗子不远万里到中国推销过，中国的某些人最喜欢穿著这种布做的衣服隆重地开展“消气外交”、“国际接轨”、“救美就是救中”、“夫妻”外交之类的重大活动，引起过全世界的关注，拍了无数照片贴在各类媒体上，以防世界人民忘记了这种布料的独特之处。
不知道，这次郑先生精心创做的“皇帝新装”究竟还有没有人愿意穿呢?
（敢问：郑先生的小学，在哪上的？毕业，还是肄业？就这点烂水平，还好意思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