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捷:港應該有什麼樣的願景？
我2015年底的文章，讀來不勝浠噓。
用户:吴军捷
港應該有什麼樣的願景？
“本土派”近來聲音很大，給香港帶來很多思考。陳雲2011年發表“城邦論”，開始架構"本土派"的理論 ，從“保育皇后碼頭”到“反水客”的社會行動，鼓動了一批激進青年，加入“占中”，漸成一股力量。自去年底唱衰香港前景的電影”十年”，到梁天琦挾旺角影響參加新界東補選，贏得六萬多選票，又有 “民族黨”等多個 “本土派” 飚起。 它的深層原因是什麼，他們到底會帶給香港人什麼? 不妨作些探討。
許多人一直以為，一國兩制的提出，是囿於當年英美勢大的國際形勢 、香港對內地經濟的領先 、港人普遍的拒共意識 。中國既要收回香港，又要依賴香港，被迫採取了讓步。當時最高領導人有過力保平穩過渡，還要學習香港，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的說法。有些香港市民覺得，一國兩制的制定，是靠了英國人利用香港固有優勢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勝利成果”。由此，引發了“民主回歸”的主流意識，以為香港先於中國實現民主，50年後即使一國一制，也是向香港靠攏。回歸過程中發生了89年北京風波，香港近乎全民上街，便是這個潛意識的外現。但是，中國後來發展的迅猛出乎大多數香港人所預料。現在，整個世界都向中國傾斜，如果"本土論"是幫助港人認識香港近水樓台的優勢，帶引港人走向現實的美好願景，那是值得欣慰的。因為，很少有人意識到，一國兩制的方針，遠比僅為維持香港繁榮重要，它源於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戰略考慮，也為以後領導人承繼。這是為中國崛起所下的一步極其重要的活棋，亦即中國需要有一個多元的結構面向多元的世界。"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優勢確實需要中央和香港共同構建。
如果一國兩制只是儘量維持一切不變，就會缺乏了實際上極其需要的前瞻性及靈活性。事實上，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 “港人治港” 這幾個耳熟能詳的關鍵詞， 雖經基本法說明，仍有許多模糊的空間 。從中央角度看，自治有“高度”，怎麼才算“高”？ 其“度”用什麼參照？特區既有獨立的貨幣、關稅、司法管轄、出入境管理、特殊的國際關係等等，就很難完全納入固有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模式，需要共同努力去磨合。 “港人治港” 更難掌握，本來中國歷史上就沒有“粵人治粵”“湘人治湘”之說，特區是開了先例 。難道除了國防和外交，中央真的什麼都不需管了？這與英國人“主權換治權”，即香港並非交還中國，而是交由根植於香港人的政府有什麼根本區別？ 再說，治是怎麼治法?過去香港由英國人掌舵，至少有大英帝國的視野，如果一切只從香港出發，只是就自己治自己，不融入區域經濟，不與國際大合作接軌，豈不真退回中世紀自給自足的城邦了? 另一方面說，由“愛國愛港”的人去治吧，這個標準太虛泛，難道，憑“愛國愛港”（還有不少忽然愛國派）就能治港？德才如何考察？靠民主選舉？按劃線選人？實在難以操作，特首難尋就是明證。
回歸以來，在盡力維持不變的保守觀念指導下，特區政府接收了香港全班公務員，他們實際上承襲了以前政府的管治模式，即所謂“殖民現代化”的模式。政治上依靠"行政吸納政治”，經濟上小政府、不干預，民生問題上堅持以政府盈餘為本的政策。 結果是管治不順，民怨載道。究其外因是：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世界和周邊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導致香港當年賴以維持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經起了不可逆轉的質變，而特區政府未能因應形勢，與時共進 。當然，外因無法控制，成敗俱由內因。不能不說，中央主管部門也要吸取教訓 ：
第一，依靠香港公務員治港的迷思。從前一直以為，香港有優良的公務員制度，公務員都是人中俊傑 。可惜沒有看到，這些公務員意識形態全盤西化，對大陸有偏見，且都是執行型的官僚，只會因循守舊。加上英國離開時給他們頒發了居英權，帶走了全部檔案，以便需要時對不聽話的人施以顏色 。而國情培訓、北上交流，面對實質權位的利益十分蒼白。手中無刀的問責官員，自身素質不高，也不可能解決公務員心中的忠誠度問題。不少公務員一直以為"政治中立"，敷衍塞職，消極抵抗著一國兩制的實施，歷屆特首並沒有取得公務員隊伍的真正擁護和配合，沒能打好這份工。
第二，是對 “民主” 的迷思。
在香港，象其他地方一樣，西方民主的運行模式一放開，就回不去了，好比是小雞出了殼，再返去不可能，可惜大家都不會養西方民主這只小雞，更遑論想讓它變成生金蛋的鵝。其實，世界上的治理制度有兩大類：一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幾百年近代科技作支持的選舉制度，高舉著民主的大旗。二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沿襲幾千年的中華禮治，選賢輿能的習慣，近年也學習西方制度，後者以民本為理想。兩類制度各有利弊，香港非要只走西方模式嗎?
回歸之後，香港各種政治力量，以至特區政府，許多精力都被牽扯到選舉中去了。其實，萬惡的 “選舉文化” 把人們心中最黑暗的私利引出來，暴露到角鬥場上去。爭出位，搏宣傳，相互抹黑，惡意攻擊，無所不用其極，手段越來越激。甚至兄弟鬩牆，大打出手。不但做成兩大派的對立，即使“建制派”也
成了“構成孱雜、組織渙散、內部利益矛盾突出，階級衝突明顯，政治人才短缺、領導人物爾虞我詐，各自為政，互相傾軋，缺乏統一指揮”的一股力量(劉兆佳言)。
香港的選戰, 很象”文革”。文革靠口號, 選戰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還有是政治利益的交換。大混戰的後果是讓各方勢力混水摸魚， 引發民粹主義的大氾濫，抗爭手段的不斷升級。
西方的"民主"己搞亂了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照它的規則玩下去，不見得是一國兩制之福。
如果我們不被選舉牽著走，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形勢可能不會如此不堪 。現在真應該要有一個顛覆性的思維，總結一下，在香港是繼續走西方式的選舉道路，還是嘗試走全新的模式？ 事到如今，要避免選舉文化的禍害，還有沒有一些釜底抽薪的方法？
有建議大幅削掉立法會的權力，把立法會審批權力限制在某個範圍之內，如僅在有關民生，需要平衡各階層利益的預算案上。香港有關長遠發展的大型項目，其撥款決策由無專業知識，無全域觀點的議員去左右，只有死路一條。也有建議恢復市政局，讓地方行政、文化、民生的事讓民選議員多管。
真不知道，現在熱衷於爭席位甚至要"建國"的各派勢力有沒有想過：如果香港開放黨禁，制定政黨法，讓大家都可以競做執政黨。這樣，會不會有一個最強大的政黨浮出水面? 它有強大的政治能量，包括鮮明有效的治港方略，嚴格的紀律，領導人的高尚品德，超強的統籌能力使其成為真正在精神和組織力量上占壓倒優勢的大黨，左右政局，逼使反對派放棄執政和自治的夢想，轉型為“忠誠的反對派”？ 這又是港人喜歡和接受的嗎？
無可否認，由於香港大多數居民是內地移民或後代，他們或多或少都有對共產黨的不滿，乃至懼共、拒共、反共的遺留情緒，加之香港的歷史原因及缺失了一個反殖補課，又有西方干擾，港人中的“懼共”情緒，目前還是民意主流。近一、二十年來，內地建設飛速發展，本來具備了一個很好的讓港人意識 “換代” 的條件，可惜，掌握了社會主要資源的政府被意識停留在殖民時代的公務員所左右，“愛港愛國”力量被選舉所累，沒有真正去做思想文化，價值觀念深耕細植的基本建設，使得這種“懼共”情緒，時淡時濃, 仍然是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識。
如果真有"香港的共產黨"秉承執政前共產黨人的理想和犧牲精神，沒有執政後的種種腐敗，真正為港人謀划出願景和方向，有能力搞惦香港的權貴，還香港人一個美好的生活，香港人還會那樣聞"共"色變嗎？
本來，回歸前後，有志的香港人，都看到香港結束了“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憧憬著在香港建設真正自己的家園。即使懷抱“民主回歸”的夢想，也開始了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思考。從“民主回歸”到“與中國一起成長”只是一步之遙，又是什麼因素中斷了這個過程？值得當政者思考。
香港自秦漢即歸南越番禺郡管轄，與內地血緣交融，一脈相承 。雖然英國人用勾結共謀的方式，不斷培育它的代理人，但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各個重要關頭，香港的中國人都沒有缺席，無論是辛亥革命的發端，對國共合作的支持，抗日戰爭中的特殊作用，到建立新中國、朝鮮戰爭、突破西方封鎖，香港都曾對中國作出了可以堪比內地任何一個城市的重大貢獻。尤其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更是至為關鍵、不可或缺。港人中其實潛藏著強烈的國族情結，香港的地位作用，以及歷史凝成的文化和價值觀，早已成為中國現代文明一個不可剝離的組成部分和共同財富。大書特書香港的本土歷史 ,建構真正香港人的本土理論，理直氣壯地將香港核價值觀，融進中國的話語，大中華的視野，以此燭照香港的前途，共同鑄造中華民族新的現代化的共同信仰，實在是身處香港而又胸懷中華大志的人們不可錯失的歷史課题。這項重大工作的被忽略，實在是目前困局的重大因由。
古今中外，都有地區與中央之爭。兩者相反相成，無本土派也就無“國家派”。兩者都是一個中性的名詞，不應該誰吃掉誰，而應該相互包容，相輔相成。嚴格說來，首先要有本地意識，才可以大化為國家意識。就如一個人，總是從愛父母，愛家庭開始，在自幼的薰陶中, 形成最初的價值觀。而在成長過程的共同參與和分享中，滋長出對生他養他的故土家鄉情，進而在共生命運中懂得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乃至人類、世界。愛國不是信條，也非完全來自邏輯的推理和利益的交換，更是一種內在情感的滋養昇華，相互尊嚴的分享和價值的認同。目前不少青年的不滿，並不是他們天生反中，受㖫擺，而是確實缺乏社會參與的氛圍和機制。生於斯長於斯工作於斯的人，如果沒有本土意識，似乎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對香港有承擔，更應該首先是一個“本土派”，實在不應把“本土派”這麼一個能迎合大眾，接地氣的名稱妖魔化。當然，陳雲代表而又由激進派歪曲了的"本土論"，其理論建構在中國政治經濟會很快崩潰，香港要與中國切割自保的錯誤形勢判斷上。會從根本上誤導了港人，無法開展良性互動，充分發揮"國家所需，香港之長"的角色。
我們祖輩的血汗留在了這塊土地上，有理由有底氣用最豐富生動的本土教材去講香港的歷史，細訴殖民的屈辱，分析香港成長的艱辛，剝離其殖民合理化的依據，重振港人的自信心，昂首面對目前的挑戰，站在現代全球化，中華崛起的高度上，看清香港對中國、對世界的作用，從而找到香港前進的方向，凝聚人心。我們才是真正的“本土派”，是為香港市民負責，帶來正能量和美好願景的“本土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