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旗下的1950s:新中国，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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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振名
1853年，我回到广州。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认识广州。我花了我全部的课余时间，访问了封建时代广州城里的历史古迹，凭吊了民主革命年代的纪念地，回顾了民国时期的广州建筑，然后就是对解放后至五十年代末的广州新建设作一番巡礼了。
海珠桥与海珠广场
广州是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半个月解放的。国民党政府在撤退前大肆破坏，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烂摊子的广州。其中最为显著的罪证，就是在广州解放前一天的黄昏时分，炸毁了作为广州市标志的海珠桥。那个黄昏，一声巨响，海珠桥间的桥梁断为两截，堕入江中，桥上的车辆行人也随之被炸得上天落水，桥下的船只也被炸得船板乱飞。更为惨重的，是桥两岸三里地范围内的棚户区人家，也被炸得房屋倒塌。在此血案中，被杀害的民众达二百余人。时后，留给广州人的就只有破坏不了的桥墩与两岸的一片废墟了。
解放后，修复海珠桥，开辟海珠广场，是广州市的第一项新建设。海珠桥的修复是由衡阳铁路局承担的，在1950年5月开始修复。桥梁工人以战时作战的状态，奋战半年，就把桥梁修复通车了，但留下的些许遗憾就是，桥梁中间的拱形钢梁没有恢复原样，变成了个矩形的钢架。但那时候，恢复通车，恢复珠江两岸的交通才是最重要的。
在衡阳铁路局工人修复海珠桥的同时，广州市的建设大军也进行了桥两岸的断垣残瓦的清除，接着就把这废墟建成了广州市区当时最大的广场——海珠广场。并且在广场的中轴线上树立了一个“广州市解放纪念碑”。纪念碑上屹立着一个一手握枪、一手怀抱鲜花的解放军战士的石像。从此，这英雄塑像，又成了广州市的新地标了。
在五十年代末，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这海珠广场周围，又建起了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会馆、华侨大厦等建筑。海珠广场作为广州市中心广场的地位就更为明显了。
越秀山的新面貌
50年代，朝鲜刚停战，广州就开始了新的建设。让广州人最先感到建设时代到来的，首先该是越秀山的变化。
五层楼下，有一个三面环山的山窝，广州人就在这里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越秀山体育场”。聪明的建设者在这山窝的三面斜坡上用钢筋水泥筑起了能容纳两万观众的阶梯式的看台；再把山窝底高低不齐的土地弄平整，建成了有符合标准的足球场，以及环绕球场的四百米跑道的正规的运动场。还在没有环山的东面建成了一个民族风格的、作为运动场入口的三个拱门的门楼。运动场建成后，周末或星期天，这里不时都会举行足球比赛，这时观众热情的呐喊声，就会从这昔日的山窝里传出来，震撼着方圆几里的地方，散场时，两万人涌出门楼，平日宁静的市二中面前的应元路，顿时人山人海，蔚为壮观。这越秀山运动场更重要的作用是，成了广州市民最大的群众集会场所。记得大概是1954年吧，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广州演出，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她的演出，广州人居然在这运动场的西端搭起了舞台，请乌兰诺娃登台献艺。随后，登上这个广州的大舞台演出的，还有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以及苏联著名的体操运动员。于是，这座越秀山运动场，就记录下了这段中苏友好年代的盛事。
越秀山引人触目的建设，还有一个越秀山游泳场。这游泳场，建在越秀山北麓，也是利用一个小山窝建成的。它那标准的泳池，清澈的池水，当时在广州是首屈一指的，成了广州市民夏日游泳最佳选择了。
与游泳场毗连的是越秀湖。越秀湖本来是一个积水的浅潭，建设者引来了活水，筑起了堤坝，修起了亭台楼阁。于是这越秀湖就成了广州人假日休憩、“扒艇仔”的好去处了。
也是在五十年代，广州人还在越秀山西边一座小山丘上建起了一座“五羊雕像”，以纪念广州人的一个美丽传说——五个仙人带着五头叼着谷穗的羊来到广州洒播幸福的故事。到如今，这座雕像还屹立在越秀山公园的一座山头上，又成了广州市一个著名地标。
关于越秀山，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朱光曾写下两首《望江南•广州好》，特转录如下：
广州好，越秀更娇妍。
俯瞰烟霞穷变化，仰观林翠有无间。
碑写碧云天。
广州好，城古越千年。
饱阅沧桑消劫烬，缅怀缔造接前贤。
山立五羊仙。
附录：我们华师附中的老校友刘力山，在看了我载于“华附校友联谊网”上这篇网文后，在留言簿上，对“越秀山的新面貌”作了如下补充：
哈，梁老师说到越秀山我也真有很多话要说的。那是关系到我的一生的一个转折点。解放初，广州市人民政府就决定把越秀山那山窝建成一个正规的体育场。并动员广州市各机关，学校，团体人员一齐参加义务劳动。总指挥就是原中大先修班的地下党员李卓儒（这位李卓儒和我还有很多缘份，我已在附中校友网上多有介绍，不赘。）我们附中也动员了全校师生参加。我在校友网上也曾作过详细介绍。那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再后来，我就在越秀山体育场当了多年的田径教练。这个体育场由于受地形的限制，比标准的体育场地是有所欠缺的。它两边较窄，足球场也就比标准场地窄了5米。田径跑道应该每道是1.2米宽，它只能是1米。而且跑道的弧形它也较弯，跑起来就不够顺畅了。现在我也多年没有进越秀山体育场了，从电视中看，那当然是大大的改观了。不知场地标准是否也得到改善了呢。那时，体育场的职工好些也住在看台底。有一次，一位同志的老婆突然跑到场中间手舞足蹈的，口中只能呀呀的叫唤着。我和另一位田径教练按她手指的方向跑到她家里看。原来一条大蛇盘据在她家的床底下。那位教练拿起锄头使劲的一锄打下去，“嘭”的一声，床板倒打出一个大洞，蛇慢悠悠的要走了，最后我们还是把蛇打死了。用火钳夹起，蛇尾还拖在地上好长一段呢。那时，全国各大区都组织有专业足球队。中南区的足球队有广州知名运动员梁利生，莫七，李文俊等。他们有一次在越秀山体育场上边的原仲元图书馆集训。有一次晨运，他们在附近遇到了一头黄猄。黄猄从来没有遇见过一大队人马都穿着足球鞋的，一时也不知所措。他们就围着黄猄，你一脚，我一脚的最后把黄猄踢倒了。成了他们的美餐。从以上两个故事中，人们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越秀山还是颇为原生态的。
河涌湖泊的整治
广州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就开始了民生工程的建设。其中给广州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调动全市机关、团体，厂矿、学校，以及街道、居民区的所有劳动人口，参加整治广州的明渠暗沟、河涌湖泊的劳动。
大概是出于诗人市长朱光的浪漫情怀吧，他要像当年白居易、苏东坡整治钱塘湖，弄出了个风景如画的西湖来一样，他也要把广州变成个河流湖泊环抱的美丽城市。就在这大跃进其间，他领着全市成千上万的劳动大军，先是疏通城内的明渠暗沟，把城市污水引向江边低洼的湿地；接着是在市内把污水横流的 “大坑渠”加盖上水泥板，使“大坑渠”变成了干净的小街；再接着就是对湿地湖泊的整治了：他领着劳动大军，在东山区的东涌修出了个东湖；在荔湾区泮塘修出了个荔湾湖，在越秀区流花桥修出了个流花湖。从此，广州就成了个背靠秀丽的越秀山，三面环水、几个湖泊散落其间的花园城市了。
诗人市长后来在《望江南•广州好》五十首中，有如下三首，是记录河涌湖泊整治后出现的美景的：
广州好，东浦出东湖。
红雨浥堤滋弱柳，碧波荡艇耀明珠。
高下若平芜。
广州好，夜泛荔枝湾。
击楫飞觞惊鹭宿，啖虾啜粥乐馀闲。
月冷放歌还。
广州好，忆旧访流花。
桥畔象山迎盛日，湖开新翠舞飞霞。
春色遍天涯。
广州的新工厂
广州在五十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显著的，就是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变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的工业规模的城市。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及随后的大跃进期间，广州的确建立了不少新工厂。白鹤洞工业区有广州钢铁厂、广州造船厂；河南工业区有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机床厂、广州拖拉机制造厂、广州造纸厂；员村工业区有广州罐头厂、广州氮肥厂；元岗有广州手表厂、东山有钟厂……。为了建设连接这些工厂的交通系统，在大跃进期间，广州还调动了全民的劳动力，在这些工厂间修筑铁路，我们读大学时，就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参加过员村通往罐头厂与氮肥厂的铁路土方工程建设，以及芳村通往钢铁厂的铁路工地的劳动。我学会了挑担、推斗车，就是在铁路工地上学来的。
那时的广州，变成了个劳动的城市。除了这些大工厂外，许多街道也办起了街道小工厂，过去只是做家务的家庭妇女，也加入了街道工厂的劳动大军的行列。
1959年新中国建立十周年时，我刚在华南师院毕业，分配到附中石牌分校工作。为了观看广州的十周年庆典游行，我们一群分校教师，特意来到文明路的附中正校，以便就近到建成没多久的烈士陵园的正门广场观看游行。那天，烈士陵园正门前搭起了个城楼模样的检阅台。那天的游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广州工人阶级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队伍了。其中，广州拖拉机制造厂的小型拖拉机方阵，马达隆隆地开过广场前面的马路，是颇为令人激动的；广州制造的小汽车也出台亮相了。尽管车型显得有点笨拙，甚至车头还可看见手工锤打的痕迹，但毕竟是可以在马路上行走了；此外，还有装载拖车上的广州机床厂制造的各种型号的车床，也与观众见面了。……这些产品说明了，广州的工业已经开始上路了。
公共交通的变迁
现在的广州人，出门必坐车。最通常的，是坐地铁，来到一个地铁口，踏上扶手电梯，就能进到地铁的站台；等到列车来到闸门前，走入车厢，不消一个钟，列车就能把你从城东带到城西；或者，顶多两个钟头，也能把你从北边的机场站带到城南的南沙港码头了。
这种列车飞驰的速度，使我不由得想起五十年代在广州所见到的公共汽车来了。
我初到广州时是1953年。来到广州，我才第一次见识到公共汽车这种新鲜玩意儿。在湛江，那时候是没有公共汽车的。在赤坎市区，从南走到北，不消一个钟头就足够了，何必设什么公共汽车站呢。从赤坎到霞山，有一条公路连接，是可以坐汽车过去的，那时候不叫公共汽车，叫“长途汽车”，但也是不足一个钟头的车程。那时候的长途汽车，我们叫它为“木炭汽车”：在车厢后面，背着一个大锅炉。这锅炉真的是烧木炭的。大概是用烧锅炉形成的蒸汽来驱动汽车前进的吧！然而，就是如此怪模样的汽车，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去坐一回，我们把坐汽车视之为高级享受。就算是要从赤坎到霞山来一次远足旅行，我们也是靠两条腿，走上半天的路，才去到霞山的。1953年，我来到广州，就在德宣路上，才第一次认识了“公共汽车”。其实，那时候的公共汽车，比湛江的长途汽车也好不了多少。就是把一个普通货车的驾驶室连同后面的货斗都拆下来，换上一个木制的、或铁皮制的车厢，再在车厢侧面安上一个上落客的车门罢了。不过比湛江的木炭长途汽车先进的是，它们以汽油发动的车居多，坐上去没有湛江的长途汽车那么焗热；但是，在街上行驶的公共汽车中，间或还是有木炭汽车出现的。
1953年，朝鲜战争还没结束，美国还在对中国实行禁运，汽油成了紧缺物资。于是，市内的公共汽车又出现了新模样。它在车顶上装上了个晃晃荡荡的大气囊，里面装的是沼气。汽车就是靠这气囊输出的沼气发动的。这个样子的公共汽车，当然算得上是我们中国人在封锁与禁运的环境中的一项重大创造了。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战后恢复时期，我们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这五年计划的成果，立刻在广州市的公共交通上有所反映。记得那时候，广州市内贯穿东西的一路线公共汽车就出现了新车种，是现代化的整车型的客车。记得有两种牌子，一是“解放牌”，与日后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货车是同一个名字；一是“北京牌”。车厢有前后两个上下客的自动门。“吱”的一声就能开关，令我们觉得很新鲜。但令我们觉得碍眼的是，汽车从外面看是看不到车头了，但车头实际上是仍然存在的，只不过的移到了车厢里面，放在司机座位旁边罢了。依然占据了车厢里相当大的一个位置。不过，不管怎么看，我们都觉得满足，觉得这是现代化交通的一个好开端。
再以后，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广州就能自己生产公共汽车了。先是带拖卡的铝合金外壳的公共汽车；然后是通道式公共汽车：中间有个大圆盘，转弯时大圆盘吱吱呀呀地作响，圆盆边装上的座椅可以坐六个人。坐在上面，人随之吱吱呀呀的声音而旋转，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此外，乘客还可以在前后两个车厢间走动，搭载的乘客也就多了一倍。我们都以为，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标志了。
红花岗的故事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广州是个彪炳史册的城市。它除了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与根据地外，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最早的一个战场。
发生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举行的广州公社起义，就是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最早的战场之一。
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历史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对过去的革命斗争史迹进行修缮与整理。维修维新路（今起义路）上的广州起义指挥部，并建立广州起义纪念馆，命名维新路为起义路，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接着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当年国民党大规模屠杀起义的共产党人的刑场红花岗上，建设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广州公社起义烈士陵园”了。
1957年12月，我在华南师院中文系刚升上三年级。记得那是一个清晨，在天还未亮的五点钟，我们就起床吃早餐了，接着就集合队伍从石牌向东山方向进发。大约走了六七公里的路吧，我们就到了东山口中山医学院旁边的新建的“广州公社起义烈士陵园”第一期工程的原址了。
陵园的门口是一个古老式样的中式牌坊，横额上是周恩来的题字：“广州公社起义烈士陵园”。这牌坊并不高大；按原来的设计方案，这只是陵园的侧门，以后还要在东较场那边建造宏伟的正门的。（后来，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果然按计划把正门和正门前种满红花的广场建好了。国庆十周年的庆典与节日游行，就是在这正门前的中山二路上举行的）。我们走进这侧门牌坊，走入刚种上路树的、由方石砖铺成的二十米宽的甬道不久，就被前面的人群挡住，不能再往前了。这天，我们到这里来，是参加广州公社起义三十周年的纪念会，并瞻仰新落成的广州公社起义烈士墓。今天与会的各界群众很多，我们只好在这通往烈士陵墓的甬道上站定下来了。等到上午九点钟，纪念会才开始，记得是由参加过广州公社起义的陈郁省长主持的，还有省委书记陶铸讲话。但我们只能凭广播的声音知道这一切，我们是没法看见主席台的。后来，大概是仪式结束了，乐队奏起了哀乐，队伍才开始挪动。我们随着人群，缓步向前走，转向西，踏上陵墓前的台阶，拾级而上，到了一个石壁围住的一个巨大的圆土堆前面。圆土堆是按传统的墓冢形式建成的，上面已经长出了常绿的青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鞠躬致祭的广州公社起义烈士墓了。
烈士墓的所在地，广州人称作“红花岗”，与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墓的“黄花岗”相距不远。广州公社起义失败后，这里是埋葬因起义失败后而被杀的公社战士的乱葬岗。电视剧《刑场上的婚礼》中的公社战士周文雍与陈铁军，就是在这红花岗上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的。广州公社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叶剑英元帅，建国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逝世，逝世前就留下遗言，要归葬广州红花岗，要和牺牲的广州公社战友在一起长眠。所以，在这里，除那个大圆丘墓冢外，还有广州人至为珍重的叶剑英元帅墓，屹立在这里的小山岗上。
广州公社起义发生在1927年12月。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共政变后，在各地对共产党人大肆杀害，共产党为挽救革命，保存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红军。广州公社起义，就是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共产党人以史上的“巴黎公社”起义为榜样，把这次起义称为“广州公社起义”。
广州公社起义在广州留下的历史遗迹，著名的还有起义路上的广州公社纪念馆。起义发生时，这条路叫“维新路”，“起义路”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这次起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改名的；而起义路上的纪念馆，原来是蒋介石政权的公安局。起义发生时，公社战士就以此公安局为攻击目标。这公安局被公社战士占领后，这里就成了随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了。除了这个纪念馆外，西关的恩宁路是广州公社之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公社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就是在恩宁路的战斗中中弹牺牲的。再一个就是现在北京路财厅。当年，叶剑英、叶挺和张太雷，就是以财厅的顶楼为指挥所，指挥全城的战斗的。还有就是北京路与泰康路交界的十字路口，也是当时交战激烈的战场。有一些起义失败留存下来的照片，就记载了国民党政府在公社起义失败后，用大板车拖拉着堆栈着公社战士的尸体，在这十字路口经过的情景。
广州公社起义距离现在我写这篇回忆文字时，已经快有八十年了。“公社烈士陵园”也已经按原计划修建完成，成了游客到广州必去的一个景点。人们从正门走进去，迎面是一座大手高擎步枪指向蓝天的巨大石雕。它代表着埋葬在这里的广州公社烈士们的心愿，他们似乎是在向游人发出警示：胜利了的人民，一定要紧握手中的武器，才能保证鲜血换来的江山永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