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小脚”到铁汉
“小脚”大名叫赵豫生。他离开我们至今已有12年了。
印象中他是在初一下学期（即1965年上半年）从上海转学插到我们四班来的。初来乍到的他，小鼻子小眼儿的，性格内向，少言寡语，普通话中带着少许江浙口音，多少与我们有些格格不入。加上成绩平平，在班里十分不起眼。
“小脚”的绰号，源于一次课后班里的足球赛。象前锋、中锋这样冲冲杀杀的风光位置，照例是轮不到他的，只能权且被安排踢踢后卫——纯属照顾他积极请战的心情。
在很久没有碰过球之后，他的机会来了。有一个后场任意球在他的位置上，理当由他来发。
“大脚！”我们齐声大喊。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摆好球，助跑十多米，使劲一脚! 球才踢出几米，鞋子却飞出老远。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对方拣个“死鸡”，三盘两带，破门成功。
大家气得直喊“臭脚！”“细脚！”
从此，“小脚”的绰号便在同学中流传开来，进而扩展到所有朋友甚至长辈，并沿用至今。
接下来一件事，更让大家看不起他。那次学校组织下乡助民劳动，我们刚走到石牌村口，迎面走来一位弯腰驼背、衣衫褴褛的老婆婆。这种形象在农村本是司空见惯，谁知“小脚”突然躲到我的身后，用惊恐的目光紧盯着她。当那位老人家步履蹒跚地与我们擦肩而过时，“小脚”甚至用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全身紧缩。
我对他的举动十分惊讶：“你干什么！”
“小脚”战战兢兢地解释：“她好象老巫婆。”
我对他这种没有阶级感情的行为非常恼火，大喊：“她是贫下中农！”
“小脚”对我的话全无反应，依然惊恐未定，且作了进一步的提示：“就是骑着扫帚满天飞的那种！”
“走开！”我猛地甩开他抓我衣角的手。我现在更恼火的是他这种女里女气的动作。
我用眼角扫视周围，似乎有几个女生在窃窃偷笑。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班男生的面子都给这小子丢尽了！
为了惩罚他这种“小脚女人”气，班里几个整蛊作怪的骨干想出一个点子：将一个做了记号的红领巾偷偷系在宿舍旁边小操场的一个长满杂草和灌木丛的角落里。在学校熄灯后告诉他，如果他能将此巾取回，就算他通过考验，还可以摘掉“小脚”这顶帽子。如不敢去，则以后别想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混！
他望着夜色犹豫了差不多半个钟头，终于抄起把破扫帚用以壮胆，向操场摸去。
很快，气喘嘘嘘的他跌撞进门，浑身湿透（途中曾掉进水坑）手里高举着红领巾。
经过验证，确属该物。
考验虽然通过了，但“小脚”这顶帽子却不知为何始终戴着。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被迫停课。校园里人走楼空。不过我和“小脚”却不时还能见面。
1968年底的一天下午，他突然约我回学校看看。
那天的天气很冷，阴沉沉的。我俩冒着小雨，骑了近一个小时的单车才来到学校。
四处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漫步校园。
毛毛雨中，我们走过曾经上课的教室，他坐了坐那熟悉的座位；
我们走过曾经住过的大宿舍，他摸了摸那张睡过的碌架床；
我们走过曾令我们大发牢骚的饭堂，那多少次对嘴喝过水的龙头已经锈住了；
我们走过曾经打闹过多少次的小操场，他在曾使他荣获“小脚”绰号的位置上又做了一个踢罚球的动作，不过这次鞋没有掉。
最后，在他曾夜取红领巾的那个角落前，他告诉我他要当兵走了。
我即羡慕，又难过。
书是没得念了。但能当兵，总比上山下乡强。只是今后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就要和这所学校分别了。此刻，我忽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可爱，那么令人依恋，那么难以割舍。过去的种种往事，忽然都变得那么美好------
我鼻子发酸，不敢看他。扭过头去，草丛中一束不知名的小黄花正在怒放。
无声的细雨下得更密了------
很快，我也得到一个当兵的机会，到了湛江。
让我惊喜的是，“小脚”居然也在这个部队！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团，但见面总是有机会了，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为此，我们还趁着休息日上街蹉了一顿。那次我们应该都是头一回学喝酒。
在部队见面机会虽然不多，但他的消息却总是不时传来。最轰动的一次是两年后的老兵退伍。
那时他凭着老实肯干，已经当上了排长。（部队最需要这样的人）
每逢迎新复老，即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兄弟从此离别，个中滋味，自然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愁怅之际，相约几人到饭馆借酒浇愁，怎奈何是愁上加愁。
结帐时那位女服务员不知说错了什么，原本就不胜酒力的他突然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子弹上膛，直指她的脑袋。（那时干部外出须佩带武器）
服务员吓傻了，几乎昏倒。千钧一发之际，战友们将他死死抱住。
后来还是团里派人将他从当地派出所领了回来。
上述情况，我是从师里的一份内部通报上看到的。
“完了！‘小脚’闯大祸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他这个处分背定了！如果再被处理复员，这个包袱足以毁掉他的前途。
没想到半年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除了通报批评，他没受任何处分。还直接从排长提升为连长。
后来我调到师政治部工作，才对其中原委有所了解。
原来师里张政委对他平时的表现极为赞赏。“别说是城市兵，就是农村兵我也没见过象他这么能吃苦，这么实干的！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干部。”（原话）
张政委，背后人称“老阴天”，对干部素以三严著称：严格、严肃、严厉。机关里许多人都说，从没见过政委这样评价一个干部。一把手的话无疑是一锤定音。
有此评价垫底，饭馆事件自然是属于偶尔酒后失态，而且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既往可以不究，但绝对是下不为例。
这件事也让我不由得对他这几年的行伍生涯来一番回顾，我不得不承认确实服他。换了我，绝对做不到。每次见面，他总是一身泥，一身汗，背后的衣服从来没见干过。原来小鼻子小眼儿的他，现在瘦得只看到那个鼻子。脸上晒得黝黑，除了眼睛和牙齿能见到些许白色，几乎分不出其他五官的位置。我记得也没少说过他：“身体要注意。这么拼命，能撑多久？”
不过我也就是顺口说说罢了，明知他是听不进去的。
在他当副营长的时候，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按照我军的传统，副职干部通常都加强到主要方向的下一级单位去。他理所当然地指挥本营的尖刀连。偏偏他们碰上的是我师最激烈、最关键、损失最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场战斗。这一仗下来，不仅使我师达成正面的全线推进，还打通了作战区域内唯一的一条公路运输线，从而保障了全师配合兄弟部队对当面越军一个整编师的胜利合围。
尤其值得自豪的是，他们在战斗中针对越南军队的作战特点，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山地作战的新战术。上级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认为很有教学研究价值。以至“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战后根据他们的战斗经过，拍摄了一部表现山地作战中连进攻的战例片，供全军训练教学之用。片名就是《长排山之战》。
“小脚”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一等功臣的荣誉。
虽然立了大功，但代价也不小。他负了重伤，弹片贯穿了他的腮部和手臂。如果再打高些，从脑袋进去，那就真的玩儿完了。我当时在师机关工作，他负伤几小时后我就得到了消息，但直到战后我才有机会到医院看他。
乍见到他，下了我一跳。纱布将他缠得满头满脸，只露出鼻子和眼睛。护士是循着床头卡片把我带到他的床前。不过凭着他那副小鼻子小眼睛，我也认得出来。
他不能进食，全凭输血输液维持。见到我，他用没受伤的手指指自己的嘴。我点点头，表示明白。
我没空久留，握了握他的手，就此告别。
就这样，战后的第一次见面，只能握手，没有说成一句话。
前面说到的那部战例片，由我执笔。为此我在“八一”厂住了八个多月。等我从北京回到部队，他已经出院了。但十分不幸，他因输血而传染上了急性肝炎，又住进了团卫生队。
这次见到他，和上次正好相反，说了很多话，却没能握成手。他怕传染给别人，坚决不和任何人握手，说话也保持距离。从此，直到他病逝，我再没能和他握过手。
不过有一点还算好，他并没有因脸部负伤而破相。
随着百万大裁军，我和他先后转业回到广州。他先是在法院工作，后转到银行。这期间，他的病不但一直没好，反而逐渐演变为肝硬化，最后竟发展成肝癌，住进了肿瘤医院。
我们去探望他时，他显然十分清楚自己已到了最后时刻。当时他还能走动，一再要求我们不要再来看他，让大家的情绪受影响，于心不安。再说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不宜再来。
他催促着将我们赶到楼梯口，突然对着我们双手抱拳，嘻嘻哈哈道：“以后大家该干啥就干啥去，别再来了。兄弟我先走一步了。”
我们难过得无言以对，根本也没心情陪他玩这份潇洒。直到走出很远我才敢回头看他，他还站在楼梯口朝着大家挥手。
这竟成了他最后的身影。
那天的太阳很猛，晒得人昏沉沉的。
后来我是从他妻子的口中得知，按他当时的状况，还能拖些日子。但他说眼看暑假就放完了，孩子要开学，这么热的天，别为了我老是两头跑了。我再拖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我想就在这之前走了吧。
做妻子的当然是把他这番话堵了回去。没想到他竟暗自付诸了实施。他对医生慌称肝区疼痛，夜不能寐。医生给他打了“安定”。
原本就陷于肝昏迷边缘的他从此再也没能醒过来。
之前他曾给妻子留下话，死人没什么好看的，别搞什么遗体告别、追悼会之类的事，别叫我出洋相。也不要保留骨灰，但千万别撒到江河湖海去，他曾被淹过，特别怕水。随便埋到哪棵树底下就行了。
妻子怎么也无法按丈夫的话去做，她舍不得。
但“小脚”因长期生病，生前经济拮据，还来不及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硕果，故妻子一直无能力给他找到合适的安葬之地。骨灰在家里放了很久。
一次同学聚会，有人提议大家集资给“小脚”买块墓地，让他好好安息，也给大家留个念想。
一呼百应，战友会也踊跃参加。
于是，从化的“中华永久墓园”里那面向阳的山坡，就成了他的最后归宿。
立碑的时候大家说应该写点儿什么。我原本想写：小脚，我们永远怀念你。我觉得这样特亲切，特能准确表达我们的情感。
但众人一致反对，说不严肃。
最后只保留了五个字：永远的怀念。
落款是：同学们、战友们同立。
他家人选了一张他入伍不久时照的相片，烧成瓷相嵌在墓碑上。他那灿烂的笑容将永远伴随着这绿水清山，也永远伴随着我们------
当然，还是那副小鼻子小眼儿的模样。
200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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