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神”丁颖

“谷神”丁颖

作者：符冰（黎服兵)

丁颖，这位中国最了不起的水稻专家的姓名，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高 速进行的年代，也许早被人们淡忘，然而，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么高大 平凡，令人崇敬。自从在华南农学院（现华农大）隔壁的一所技校任教之 后，每年春夏之交，我总会带着成群学摄影的学生，来到开放的华农校园， 来到丁颖教授的雕像前，拍他朝夕不离的草帽，高卷过膝的裤腿，发现新 稻种欣喜的眼神，展望万亩稻田的满脸欣慰。

得知丁颖教授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极高地位是很晚近的事了，无论 是中国纪念邮票（3 组 12 张）里和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华罗庚、林 巧稚、张钰哲、侯得榜、熊庆来、汤非凡、张孝骞、梁思成并列的丁颖， 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头衔，都比 不上他实际做的工作，他是现代中国最早的水稻分类和育种专家，把中国 水稻亩产由几百斤提高到千斤、双千斤，主要就是靠丁颖、袁隆平这几代 人的辛勤耕耘。

从丁颖到袁隆平，看他们的照片资料，几乎没有一点传统科学实验室 的背景，永远的赤足草帽，永远的水田蒸腾，永远的俯首田野，永远的立 足大地。在我少年时代的心里，最伟大最艰苦的是地质勘探队员，更伟大 更艰苦的是水稻育种专家，就是这两群衣着如叫花子一般的科学家，发现 了国家的资源，创造着国家的资源。这是两个永远面向大地的族群，也是 国家最可靠的族群。因此，在听说袁隆平繁育的超级水稻拯救了上亿饥民， 创造了数千亿财富，却被学院书斋里的所谓两院院士以科技含量低否决了 工程院院士资格的消息后。有海南知青农林背景的我，不禁大声咒骂中国 学术界的无知与无耻。

在那些“尖端”的蹲在象牙塔内的科学家看来，水稻育种简单容易之 至，既用不着分子生物学，也用不着 DNA 切割并接，水稻的选种杂交育种， 全凭着偶然和运气。但那些所谓的科学家错了，如何选种？杂交稻如何定 向选育？如何维持一个品种的良好性状？如何让良种大面积推广又不劣 化？里面的学问大得很。遗传与变异，是生命繁衍过程最基本的矛盾，丁 教授的工作，同样在解释生命之谜。

以我粗浅的知青自学农业知识看来，丁颖和袁隆平，做的是一脉相承 的水稻育种科研，走的路径也相同。由丁颖开创的水稻良种杂交选育，经 几代人的接力，传至袁隆平，始得与资本联姻，体现知识的货币价值。但 在袁隆平之前，丁颖等前辈的知识价值如何体现？在货币价值外，是否还 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是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他们艰辛的科研路径大致是这样的：

尽可能多地搜集自然界的野生水稻品种以供杂交。人工繁育了几千年 的水稻，具备的优良性状已显现殆尽，面临退化，必须从自然界中寻找各 种野生水稻补充优良基因；

将野生水稻与普通稻杂交（人工授粉）得到新品种。这工作得反复交 错进行，所需时间精力耗损巨大；

选出新品种中的优良品种。慧眼加耐心，知识加经验，实践加技术， 资金加人力，缺一不可；

繁育、稳定、扩大，得到大批良种；

推广。极具风险，必须得到农民信任，把自己的生命和饭碗押进去。 水稻在中国最多能一年三熟，上述工作一年只能做三次，在遗传和变 异的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的情况下，繁育并找到其中的优良品种的几率低 于大海捞针。选种必须在田野现场，根茎叶花穗一体考量，这就决定了水 稻专家的工作现场永远不可能是象牙塔，水稻专家的工作现场永远在泥里 水里阳光里暴雨里狂风里。沙里淘金，海底捞针犹不足描述其艰苦；百折 千回，卧胆尝薪犹不足描绘其坚韧。在茫茫稻海里梭巡，在万千谷穗前流 连，能够发现一株潜力无穷的超级水稻，一粒饱满壮硕的高产稻种，又得 有什么样的慧眼琴心，什么样的因缘际会！

40 年前在海南毁林开荒种胶，常常会遇到“南繁育种队”人马，很羡 慕他们能经常来往于大陆海岛之间，自由自在，强似我等“变相劳改”百 倍，却不知他们背着的是比金子还贵重的稻种。海南岛气候炎热，水稻一 年三熟，种三造收三造，一粒良种能变成百万粒良种，运回大陆造福人间。 他们背来的就是丁颖和他的学生们选育的良种，背去的是天下百姓的希望。 就是我们兵团战士的口粮，也全凭大陆农民的支援。

丁颖教授在 1964 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女都是我的华附同学，儿子与我 同校同级，女儿在农场与我同在晨星一队，因而对丁教授有所了解，教授 的朴实风范在儿女辈亦有传承。不知丁教授的儿女海南垦荒之时，可有遇 上携带水稻良种的南繁队员？他们在岁月蹉跎之中又有何感想？这是我很 想问的问题。历史的吊诡，在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这些细节中，又一 次暴露出来。

上世纪 20 年代，丁颖在广州郊区发现野生稻，开始水稻杂交育种研究。 他把这株发现于广州犀牛路，命名为“犀牛尾”的野稻种子收获播种观察， 并与栽培稻杂交，经 8 年的反复筛选后育成以校名命名的“中山一号”，在 世界上第一次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上。1936 年丁颖 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这株样 品至今保存完好。一株稻穗能结千粒稻子，引起东亚稻作学界极大关注。 照理说，接下来国内必有高额奖励大面积推广了，至今推崇丁教授的专家 研究者们也以此为荣。但我却注意到一个不为外人说的细节：是丁颖自己 决定暂不推广这个“千粒穗”品种，这株超级水稻虽然粒多，但千粒重（一 千粒稻子的重量，衡量粮食产量的重要指标）不足，对农业增产的意义不 大，还有待改进。他接着还是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出发，陆续选育出 60 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造福华南稻农数十年。这种科学客观的态度 足以反映丁颖的人格人品。真正的科学家在此刻出现。这个细节，足以打 动观察者，打动后人，正是这个细节，使我萌生了写一写这位 120 年前出 生的农业科学家的心愿。

丁颖教授已经远去，作为外行我无法准确评述他贡献的农业科学价值， 但作为中国公民，作为从三年大饥荒中走过来的少年，我深深认识到水稻 专家培育的高产良种对中国人的价值。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负载在痛批马 寅初之后已经既成事实，三年饥荒不是天灾是人祸已有定论，几亿缺粮人 口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曾经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高产水稻良种在中国南 方的大面积推广，无疑对动荡局势的稳定有所帮助，无疑拯救了无数饥饿 的生命，避免了无数生命遭受战乱。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大 3 / 5 约内含对丁颖教授的褒奖吧？科学技术对政治的作用对政权的作用，大概 是科学院那些呆子不懂的道理。不然他们何至于把丁颖教授的后继人袁隆 平拒于门外？从大饥荒里存活下来的那两代人，最应该向丁颖教授致敬。 华农，是丁颖教授任职最早地点，也是他最后任教的学校。当我在华 农丁颖纪念馆面对现任华农领导撰写的纪念文字时，不禁有感而发，请当 义务讲解员的华农学生转告现任校长，放在现任领导姓名前的博导、院士 都不重要，最可珍惜的是华农校长之称，那是丁颖教授最实在的职位，也 应该是现任校长最实在的职位，姓名加上校长，足矣。我少年时同班同学 以华农教职工子弟为多，我们最喜欢去玩的院校也是华农。一沾农字，便 拥有广袤的土地、山川、河流、池沼、林木。依稀记得，也到丁家的院子 玩过，至于畜牧系老师家比狗还大的黄猫，园艺系老师家比柚子还大的石 榴，养鸡场的洛岛红、洛克白、澳洲黑，五彩缤纷，更是让城里的孩子既 惊又喜，好似到了童话世界。从教授家讨得“24D”回来施之于附中菜园的 西红柿，果实居然也长到拳头般大小。那时对农业十分神往，曾经考虑过 考农学院，也是受华农精神的感召，可惜被上山下乡的甘泉一冲，少年时 的理想仅是南柯一梦。

在丁颖纪念馆出来，意犹未尽，仍托学生转告华农领导“农学是最具 未来的专业，弃金珠而拾芝麻，办艺术专业，是为不智。忙扩招办综合性 大学，是戕害农业学院的毒药，不可不防”。昔日神圣的农业科学，被丁教 授的不肖弟子以“博导”哗众取宠，以“艺术”亵渎瞧低，可叹！

丁颖任首任院长的华农，原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后为国立中大农学 系，新中国集中大、岭大、广西大学的农学系建为华农，由华农又分出热 作、中南林，在中国南方实为农业科研教育重地。中国教育官僚身在宝山 不知其贵重，动辄改校名扩专业，试问这些教育衙门的老爷，可知华农仍 存亚洲最大的“有毒植物园”？可知华农有着品种齐全广如森林的“树木 园”？可知华农仿古建筑的宏大齐备？我这十年来带着一拨又一拨的工科 学生，用业余时间给不相干的农业科学留下影像资料，留下文字记载，所 为何来？我珍惜的还是丁颖的心血，崇敬的还是丁颖的功业。

和丁颖的儿女平辈论交，有一句话一直没有问出口，因为我盼望得到 的是心目中的答案，我想寻找的是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良知、骨气和 操守。建国以后，这种东西很稀有了，高至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重至力学 专才钱学森，对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新闻，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加以 肯定。对于真正专业权威的水稻专家，这大概不是一个常识问题，而是一 个政治问题。我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里游弋，却难以寻找到这方面的确 切记录，只有一句丁颖教授的话流传下来：“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 皮的。”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能记挂着农民的肚皮的，除了彭大将军，还 有这位丁大教授，足证世间还有弥足珍贵的人性在。

2009.11.23 下午四点半初稿

2009-11-28 子夜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