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经济”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吗？（下）

译者：罗戈铭

再分配正义的局限性

模式1：彻底的社群经济

首先，我们假设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是在公社和合作社之间民主地进行的。毫无疑问，人民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组成的直接民主网络将会促进团体之间的互动、相互理解和协作。不过，这些委员会将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过是通过干涉生产和分配关系来实现再分配正义。

无论何时，只要使用生产资料（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权利被让渡给小于社会的单位，这些单位最后总会发展到相互独立的地步。这将产生竞争和资本循环，并由此实现利润逻辑。这样一来，竞争的出现将导致特定团体逐渐控制商品的供应，积累通过剩余产品的贸易而不断增加，在日渐富裕和日渐贫穷的团体之间、在它们的内外部联盟之间，将出现以债务为基础的关系，这将危害建立这些团体联盟的委员会系统。这种危害是不可容忍的，其影响将决定于生产力的分配以及对关键部门的管理上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国内发展以及国际资本的入侵。

的确，如果我们能够从一开始就平等地分配生产资料、原材料、专门干部，禁止对外贸易，并将团体的权利局限于使用权，那我们就能够防止发展的不平衡。然而，实现并维持这样的平均分配，将需要非常高（甚至是不可能）的中央计划水平，而这不是奥贾兰也不是库尔德民族自由运动的目标。团体的自治权是值得探讨的。

让我们先假设上面所描述的是库尔德民族自由运动的目标，由此生产力将长久地得到平均分配，对外贸易也被禁止，团体被限制于使用权。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各团体的总产出和质量也将有所差异，因为：1、可用的原材料和土地以及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在各团体间是不同的，团体内部的工作纪律、组织性和开发新技术的积极性等方面也是不同的；2、他们的贮存偏好。这是因为认识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并且历史、地缘、社会、生态和无数其他因素并不能得到平等的分配或维持。因此，尽管我们有可能缓解发展的不平衡，但是终归并不能阻止它的发生。由于产出最终属于团体而非社会，并被投入市场，所以在利润和积累水平上必然会产生差异。

换句话说，除了社会财产之外，一切形式的财产都会将不平衡的发展转化为破坏社会的力量。

注释：在政治基础结构中采取的措施，将不得不要去适应由交换价值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与其说是在决定性的还不如说是被决定的。

这里不是讲不能发展团体之间的团结互助，而是要说剩余价值的交换将首先取决于交换价值。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的第一目的就是保证自身生存状况的再生产，而满足其物质需求的直接物质手段就是提高他们团体的生产力。团体首先要负责、监督和直接控制的，是自己的生产力以及积累。所以如此，是因为各个团体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独立，而这种独立状况又是源于自治原则（或者说，他们并没有被统一为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以及苏联末期，公社、合作社和各地区将自己的生存看做第一位，他们通过控制自己的预算、社会经济计划和投资“分得了一杯羹”，而这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南斯拉夫实行的市场社会主义基于公社、合作社、地区和联邦范围内的工人自治，然而它同时又从过去继承下来了积累和生产力的不平衡，于是就产生了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还有强弱不同的公社与企业之间）的差别。联邦国家作为“共同的”上层建筑，虽然执行了将更多资源转移至不发达地区和企业的政策，但却导致了政治上的分歧。发达地区的政治代表和代言人声称这是“不合理的”。最终，这些代表取得了胜利，随着1956年和1965年的改革，再分配正义让位于一种日益去中央集权的体制，最终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复辟了资本主义。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也是由于引入了类似的经济自治制度。1965年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法》给予了企业决策自主权，这很快在重工业和其他部类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团，这群人的利益开始塑造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

正如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公社或合作社更倾向于直接通过市场竞争而非间接地依靠人民委员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来谋求自身的丰裕——至少努力与其余人齐平。这个矛盾在团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会变得更加尖锐。

模式2：混合的社群经济

社群经济的建设不仅涉及公社与合作社，也包含中小型资本主义企业。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小型企业相比垄断企业“危害”更小的说法，等于不承认问题在于运作原则而非企业规模。今天所有的中型资本主义企业都是潜在的垄断者。仅靠上层建筑对垄断的规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决定了，新垄断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大、中资产阶级参与市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公司与合作社之间竞争的加剧。只要资本主义公司可以生产合作社所能产出的商品，后者就会亏损。这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事实：谁对剩余产品剥削得更多，谁就在竞争中具备优势。由于以往对剩余产品的剥削所带来的累积，私有公司可以投入更多的固定资本，利用高效的技术手段，以更低廉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产品。对于垄断者而言，这种优势的规模将是难以估量的。为了在市场中获得对抗资本的一席之地，缺乏同等积累和生产规模的合作社将不得不解雇工人，借贷以增加投资，或降低薪酬以减轻劳务支出。在另一方面，那些无法压低价格的合作社，比如以95里拉出售针织品的卡佐瓦纺织合作社（Kazova），将不得不依靠“团结互助网络”，但这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种经济模式。

一旦涉足价格竞争，工人的薪水至多只能达到资本主义企业的水平。对于积极维护合作社的民主性并在工作之余参与行政事务的工人来说，这将难以为继。为避免破产，合作社将会首先牺牲民主和生态原则。资本主义竞争迫使中型企业采取野蛮的剥削手段，因为他们缺乏大企业所拥有的广告、科研及大生产优势。他们只能凭借剥削自然和劳动力来获得优势。

事实上，全球最大的合作社联盟，在工业、金融、零售及信息行业雇用了近7.5万名员工，总部位于巴斯克自治区的蒙德拉贡联合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便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投资其中的工人都领取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但由于竞争压力，他们也像垄断者那样，向国内资本主义企业转包生产，并将厂址转移到诸如埃及、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泰国和中国等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迄今，包括全职、兼职或临时工人在内的非合作社社员数量在雇佣工人中的占比已超过了三分之一。当合作社社员通过剥削非社员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谋取工资利润时，情况就既非“临时”亦非“意料之外”了。换言之，资本主义竞争越来越迫使蒙德拉贡剥削剩余价值，或曰“剥削外流资本”。

最终，期望维持民主性并保持乐观的合作社，将为对社会再生产不起关键作用的替代市场而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会迅速地将合作社排挤到对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痛痒的生产部门。

总之，钢铁、铁路、机械等行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命脉，需要在国家层面按生产分工重新配置协作劳动组织。因此，通过民主地重建经济来使国家成为多余的东西，进而摆脱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控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脱离国家和资产阶级将意味着，把日常生活基本必需品（譬如能源、耐用消费品、机械、武器、通讯工具、纺织和化工产品）的生产扔给资产阶级，并且这样建立起来的也不是一种“经济模式”，至多不过一个仅限于替代市场的团结互助网络而已。

眼下，如果由人民委员会组成、政治上成功的联邦不以剥夺剥削者为己任，转而企图建立限制交换价值的市场“正义”、防止倾销和超高定价、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发展公社与合作社、扶助弱势群体，那么必须说明的是，这跟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再分配正义及其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

再分配正义如果向着更进步的形式演进，那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例如1970年代瑞典社民主义的高峰期，制定了一项将公司税款转为由工人/工会而非国家管理的雇员投资基金（Share-Levy Producers Fund）的计划，以期使资本结构变得有利于工人。但随着资方及其代表右翼政党的贿赂和游说，这项计划无可挽回地搁浅了。

总而言之，无论政治上层建筑多么民主，只要经济制度易受资本主义公司及其逻辑的攻击，不平等便会卷土重来，一如历史和科学反复表明的那样。民主的生产过程将被边缘化，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所谓“民主”将死灰复燃。

学院与压迫性唯物主义的回归

就其直接民主性而言，奥贾兰企图建立的人民委员会网络无疑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代议原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建立的反资本主义并主要通过教育和文化来塑造“新人”的学院看出。人民委员会不仅仅是一套选举机制，也是一所群众的学校。

创建一套制度意味着创造一种文化、道德和“新人”，这大抵是对的。由此来讲，宣称学院这类机构对生产关系的转变全无影响，那是愚蠢的。然而，通过教育来展示生产方式的矛盾或实现政治目标是一回事，将其视作通向新生产方式的不二法门则是另一回事。

如果考察一下学院在社群经济方案中的地位，我们就能发现，似乎人们赖以维生的物质条件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水平。这构造了一种近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因为和政治领域的人民委员会一样，思想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革命的上层建筑机关被视为独立于，甚至决定着由生产方式产生的矛盾。

如果你认为学院能够防止资本主义或其他更进步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运行竞争和盈利的逻辑，同时却又容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团体财产和市场客观地再生产自身，那你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失望。书籍、讲座与思想道德教育无法防止自由竞争下团体间的不对称积累。

同理，造成原始公社社会发生改变的“客观原因”不是简单的对政治权力的渴望，而是剩余产品的出现；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是道德与教育的缺失，而是生产力革命所带来的廉价、多元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以及群众的破产和无产化。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首先取决于道德和教育，而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局限，将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让渡给社会。

以上我们列举的问题、指出的困境以及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曾在讨论社群经济前景的大会和工作坊上被提出。最近三次讨论的结果涉及：作为资本主义攻击之基础的工资关系，以及通过“社会监管部门”加以预防的必要性；中小型企业作为劳动剥削重灾区的现实；对诸如土地、水、能源、交通、住房和教育等资源进行社会化，这种责任不能由公社或公司承担；团结互助的合作社逐渐偏离初衷；民众支持的减少，以及团体特权的风险。

从集体财产到社会财产，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

总而言之：

1、当剩余产品和团体财产无计划地存在时，市场将取得胜利；并且相应地，交换价值将战胜使用价值。

2、由于不可能完全平均地分配或发展生产力，团体经济的发展将是非均质的。

3、再分配正义以分配不正义为前提。

4、按照经济自治原则，每一团体都有权优先保障自身的发展，因此先富起来的团体将通过上层建筑的机制防止激进的财富再分配。资产阶级的存在只能加剧这一问题。

5、如今资产阶级已经达到了其生产潜力的极限，并且受自身规模所限，合作社无法通过总生产来与其他部门发生关系。在其它领域，这些合作社将无力与资本主义公司竞争，并将最终被限制于对日常生活的再生产微不足道的地位。

6、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的机构。根据日常生活的再生产状况，教育归根结底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决定的。所谓教育可以改变经济结构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社群经济原则的逻辑结论和关于地方性的讨论表明，需要使中央计划经济优先于市场，并将所有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建立一种基于使用价值的经济。这样，社群经济需要具备某些社会主义属性，否则它就会转向资本主义。换句话讲，从生产资料的个人或团体所有制中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将通过对财产的进一步社会化来解决，并且这些实践将把我们带向一种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终结由追逐利润的积累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并且计划经济将保证所有的剩余产品能公平地由整个社会进行生产和分配。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在一个区域内发生的生产相对过剩将不会导致另一区域的消费不足和市场份额的削减，因此生产力的潜在差异将不会具有破坏性，反而是有益的。

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导致现有的社群经济理论不能看到这些事实？如果能够预见再分配状况或生产关系能不停地制造不公正，那你怎么还会将自己限制于再分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呢？

社群经济论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种稳定的模式，是源于跳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达共产主义这种愿望的破坏性。换句话说，就是“理想”和策略被错误的并列在一起，而后者的重要性被看得低于前者。最终，奥贾兰一方面采取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认为它是用于积累和剥削剩余产品的手段，另一方面其将苏联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批评表明了他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财产，而倾向于团体财产和市场的立场。

然而，如果不剥夺剥夺者、粉碎那些凭借稳定的组织进行社会积累的剥削者，那么显然建设共产主义的尝试注定会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唯心主义而走向失败。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公社组织社会生活以增加参与度并消解官僚-社会矛盾并不必然排斥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理念。在经济方面轻视集中化的概念造成了一种将自治看作公社自主而非各公社平等参与决策的错误。与之相反，每一次互利主义的努力都是一种集中化的实践。由此来讲，与公社概念相对立的并不是集中化，而是官僚主义。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列宁：《国家与革命》）

毫无疑问，社会结构可以围绕公社组织起来，在那里所有的经济决策和计划都经过精心研究，由各公社的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委员会而非官僚阶级将集中地、民主地和动态地进行决定和修订。如何在今天实现这一理想仍然众说纷纭。考虑到所有上述问题，没有哪一种关于生产民主化的讨论能替代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财产。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以使用价值进行分配的模式，只能在物质丰富和将人民与资本主义分离的真正的民主中才能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将生产力提高到不需要长时间工作的程度，并消灭了导致等级制和社会分工的社会分层。这个进程的第一步是很清楚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

库工党与“道路分歧”

考虑到这些事实，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把社群经济的愿景看作区区“空想”？如果它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替代品，是否意味着它只能被看作历史垃圾桶中的尘埃？现在有些来自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宗派就是这样贬低库尔德民族自由运动、为自己的沙文主义辩护。这样的说法既不合乎历史，也脱离了客观条件和既存的力量关系。总之，社群经济的愿景是人民性的和进步的。这种愿景是在严峻的财政、经济和军事压迫下产生的，并且将库尔德中小资产阶级引入了被压迫民族中的进步力量之中，它的策略-战术价值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此外，社群经济愿景对库尔德斯坦的被压迫阶级也是有价值的。在北库尔德斯坦和罗贾瓦的乡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积累都很有限，社群经济能够为各层面的民主和组织提供指导，并且通过推动为着社会的生产来为工农苏维埃式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做准备。

社群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以及他们的贸易关系和政治机关（比如人民委员会），可以使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他们是由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的城市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和小资产阶级学习如何团结以求统一。

另外，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中，生产资料的彻底社会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社对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的城市地区小生产的集体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资产阶级试图阻碍生产时，一个由合作社构建的公共部门也能起到发动失业人员夺取产业控制权的作用。就此来讲，社群经济的模式可以促进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化，以抵御殖民主义。尽管如此，如果将社群经济当做超出战术-策略意义的东西来加以拥护，那就将意味着无视阶级斗争。一种合作社主义的规划，如果没有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目标，那就将被局限于土耳其国内相当有限的地域内，并且很快会被资本主义系统消解。

同时，与资本妥协和日益富裕的团体将会对北库尔德斯坦的社会基础施加压力，会在库尔德民族自由运动内部造成对阶级构成和阶级需求混乱认知。作为土耳其资产阶级殖民地的北库尔德斯坦的经济解放，终究只有两条道路：建立由库尔德资产阶级掌舵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基于民族自决权的民主权利）；或是通过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保留了建立单独国家的权利）来实现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很明显，新生的库尔德资产阶级正竭力走上第一条道路。但我们可以说，作为库尔德工人的政治代表的库尔德工人党是拒斥这条道路的。不过库工党的方案很不合乎当前社会的经济现实，而这又加强了库尔德资产阶级的力量。

注释：当然，除了社群间竞争引起的不平等之外，出于社会效用的考量，在经济计划上可能需要一些不平等。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不一定意味着每个生产者必须生产相同“价值”的产品。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一些生产者在生产投入和产出方面需要付出不对称的努力，甚至面临不断的损耗。例如，农业生产比工业和高技术生产见效更快，因此单位产品的价值较低。相反，工业和技术需要长期的投资和长期的损耗。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效用，农业剩余产品应不断转移到技术合作社。总而言之，计划上的不平等与因市场和交换价值而出现的不平等是不同的。前者确保社会效用和平均分配，后者则意味着整个团体的丰裕或贫困。

原文标题：Could “Communal Economy” be a Distinct Mode of Production?

原文地址：https://cooperativeeconomy.info/could-communal-economy-be-a-distinct-mode-of-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