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经济”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吗？（上）
2016年10月5日，土耳其左翼人士、与库工党关系亲密的人民民主党（HDP）的顾问奥尔贾伊·切利克（Olcay Çelik）在土左翼网站“抽象”（Olcay Çelik）上发表了题为《“社群经济”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吗？》（“Komünal ekonomi” ayri bir üretim tarzi olabilir mi? ）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奥贾兰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2017年5月16日，“合作社经济”网（cooperative economy）将此文译为英文。由于作者与库工党关系密切，且熟悉奥贾兰的理论，因而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了解和批判奥贾兰乃至北叙利亚民主联邦的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帮助。故此，本通讯根据本文英译本独家译出如下。
“社群经济”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吗？（上）
译者： 罗戈铭
总之，有一些东西可以很好地混在一起，如盐和胡椒，也有其它一些东西如水火一般，相互之间完全不容。作为一种混合对立的质的尝试，市场更像盐与胡椒，还是更像火与水？
——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图1：本文作者奥尔贾伊·切利克。
随着1950年以来发生在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投降，对于生产方式上的“第三条道路”（既不要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也不要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争论日趋激烈。在资本主义处于最发达水平的美国与欧盟，讨论倾向于微型企业下的参与式经济、经济民主以及互助经济；而在拉丁美洲，则尝试实现同时包容私有财产和社会化财产的混合模式“21世纪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一些资本主义积累相对较低的地区，诸如罗贾瓦和恰帕斯（译者注：墨西哥东南的一个州），我们看到人们讨论基于农业合作社、农业经济以及自给自足的社群经济模式。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尝试将社群经济系统化，从而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替代品的观点，最近已在学术界受到相当的重视。
在本文中，我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探讨社群经济：
1、由于对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它将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演变，而不能成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
2、这是因为它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而太过倾向于唯心主义。
3、尽管如此，社群经济仍然具有进步性和人民性，并可以采用阶级斗争的视角，它可以为走向更先进的、工农苏维埃的生产方式提供预备性的实践。
与一般人对公社以及合作社内部民主的批评不同，我的批评集中于公社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从更加宏观的经济角度进行的。
奥贾兰与民主文明思想
阿卜杜拉·奥贾兰的社群经济思想是其历史和社会理论的直接结果。在其于伊姆拉勒监狱中所写的《民主文明宣言》一书中， 奥贾兰发展了这样的纲领：历史的主要矛盾，是国家社会与民主社会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个模式，历史上的一些社会已呈现出了民主、平等以及团结互助的特点。
这些社会不屑于为着致富去积累财产和金钱，而是致力于满足人的需求，将这些积累的财富优先分配给有需求的人。事实上，这些自然社群“对于价值交换的思想陌生已久，甚至把它视为不当而不去考虑它。一个有价值的客体是被作为礼物而呈送给社会及其所有成员的。”（奥贾兰：《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2014年，第8页；Sosyal Bilimler Akademisi. Demokratik Komünal Ekonomi, 2014. Aram Yayınları）
与这种民主倾向相反，垄断及统治的倾向导致了向等级制和剥削结构的演变。垄断在资本主义与国家当中具有了最严厉的形式，因为“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通过侵占剩余价值而破坏社会基础的力量”（奥贾兰：《民主文明宣言》第3册，2013年，第50页；Demokratik Uygarlık Manifestosu, III. Cilt, Aram Yayınları）。然而，根据奥贾兰的观点，垄断的倾向并不只能通过经济架构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概念是不合适的。性别、家庭、种族、宗教、文化等领域也可以成为独立于经济剥削和国家暴力的垄断点（《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第7页）。因此，对于扩大垄断而言，国家、宗教人物以及男权的作用与资本相当，并且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例如，没有文明也就没有诸如资本主义这样的东西；除了剥削剩余价值之外，还存在一种创造资本主义的文化。对奥贾兰来说，最根本的不是独立的工人阶级与妇女解放斗争，而是整个的以反垄断为方向的争取民主现代性的斗争。（奥贾兰：《民主文明宣言》第2册，2013年，第223页，加粗为原文如此，下同）。
奥贾兰思想中的第二个焦点与此相关：生活是团体的，而非个人的或国家的。团体在文化、宗教以及经济方面是一个整体。因此，矛盾并不发生在个人或阶级之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体与包含着社会体的团体之间。（《民主文明宣言》第3册，第223页）同理，社会在本来意义上是由团体而非个人构成的，民主文明也同样由团体构成。这些团体将在社群经济的支持下，实现直接民主、性别平等和生态主义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相互结成联合体。这里所设想的社群经济是怎样的？
社群经济
建成社群经济的理想，需要以地方的需求、计划和劳力为基础，共同地满足地方所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扼杀了地方的能动性，前者将其垄断于个人，后者则将其垄断于国家。尽管对奥贾兰而言，“经济是最少被国有化的和私有化的社会实体。社群是集体主义的基础结构。”（《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第11页）
奥贾兰并不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经济词汇。对他来说，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经济的构造。它并非一种市场经济，因为它造成的垄断阻碍了个人之间自由和平等的交易。奥贾兰把经济视为一种地方团体、公社和社会而非个人（如工人、老板、地主等）或国家（如民族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这也是经济有效运作的条件。（《民主文明宣言》第3册，第181页）
社群经济的主要单位是生产合作社（《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第7页）。这些合作社的财产和管理被委托于公社，并且应该由其工人按民主原则管控。
就此来讲，无论私有财产还是公有财产都被拒斥了。团体财产是关键。在社群经济中，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只能是暂时性的存在。在此，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阿卜杜拉·奥贾兰定义资本主义的方法——自然社会的主要敌人，仅部分涵盖了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获取商品和私人收益的个人资本。例如，中型公司就不是资本主义机构。（《民主文明宣言》第3册，第98页）不过，诸如营养、健康、住房、艺术和文化等基本需求不应该在这些公司的营业范围内。这些是社群生活与合作社涉及的问题。（《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第91页）
在奥贾兰看来，社会价值（包括商品）从来都是不可衡量的，“一件产品是活生生的、数不清的劳动的产物，将它等同于一个人的劳动的价值，这是错误的，会导致侵夺和偷窃”（《民主文明宣言》第1册，第136页）。因此，在社群经济中，不是通过定价而损害劳动的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将被优先考虑，同时也将防止出现积累。（《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第88页）
奥贾兰不拒斥市场与贸易，而认为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事实上，在社群经济当中，团体相互之间可以通过市场自由贸易。然而，这些贸易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产品是为了满足需求而非仅为了销售而被生产出来的。金钱既非贸易的目的，也不是贸易的主要介质。（《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第93页）
最终，奥贾兰并没有把市场描述为一种不受管制的自发关系。这是因为，“无论哪个社会或地区，在创造其市场时，都不能够作出或实施涉及其它社会和地区的决策。”（《社会科学读本：民主社群经济》，第89页）民主联合体和委员会将在这一方面发挥突出作用，并防范交换价值和利润的壮大。在各个生活领域组织起来的、实行直接民主的委员会，将确保私有财产不超过团体财产，以及一个团体的财产对另一个团体的财产不会超过到能实行剥削的地步。在库尔德民族自由运动的工作坊和大会上，社群经济的思想正得到发展和具体化。组织起了蔬菜市场、杂货店和商铺的合作社；为小企业的产品生产普通耗材；将迪亚巴克尔的哈维塞尔花园转变为城市农业区；推广“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观念；物物交换市场的制度化；建立提供低息贷款或高息存款的非营利性信用社，这都是一些制度化的提议。
厘清基础：基本概念和关系
现在，有可能建立并维持这样一套经济模式吗：团体财产胜过个人或社会化财产，中小型资本与团结互助经济网共存，集中市场，并且政治组织和思想水平高到能够压制超额利润并实现使用价值的优先地位？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团体和财产
在讨论团体财产的意义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团体”（group）作为经济模型的主体是否必要和可行。
从16世纪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将世界上一切社会分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农业社会，并且可以说各国内的不同地区对外界相对是封闭的：为满足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因文化和传统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并且在规模上（与现代相比）小得多。但是，在我们现今的日常生活中，生产是社会化的，并且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大工厂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农村的小团体随之瓦解，城市无产阶级群体得以产生。这表明，在如今的生产规模下，不可能将现有集中化的生产强行拆散。“否则，那些生产组织，尽管对组织农村地区的经济有用，但将意味着瓦解生产的社会化领域“（译注：此处引语作者标注出自列宁的《论合作社》，但在《论合作社》中未找到这句话，故出处存疑）。随着这种生产已无法再被打破，便不可能将集中于城市并且组成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群体称为“分散的地方团体”了。就此来讲，团体只能被用来形容“工人城镇”或者“大型工人公社”。
伴随着生产的集中化，基于市场的分工使得产地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 如今，满足我们日常需求的产品（即便其生产需要一些物质因素，如原材料、劳动力、技能）都是由不同的城镇甚至国家提供的，依赖着以市场为基础的分工。这意味着，除了维生的农业和简单的建筑以及生产活动外，复杂的经济领域都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成。因此，设想中的反资本主义生产和财产不应该被理解为团体的活动和权利，而需要被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活动和权利。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大型工人公社围绕着社会化生产而集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奥贾兰所谓“无论哪个社会或地区，在创造其市场时，都不能够作出或实施涉及其它社会和地区的决策”是否意味着财产的社会化和计划经济呢？
财产权基本上由使用权和转让权组成。奥贾兰说，团体对生产资料的权利将仅限于使用。这就是说，一方面这些生产资料不能被买卖，另一方面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如何分配，主要由团体来确定。所谓“主要”的意思是，还受到法律的限制。然而，奥贾兰的团体本位的本体论和对自治以及公平市场的强调表明，团体的使用权是基础性的。因此，奥贾兰并不主张有计划地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全盘社会化，而是为独立的、规划生产的团体进行半伦理半法权的背书，并且理解和支持这些团体通过次级政治机构（如委员会）与其他团体交换产品。
那么这样的交换是以什么为基础呢？市场和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重叠，这种半法权的原则又如何指导生产结构呢？
剩余产品、市场和价值
使用价值在自我封闭的小社群团体中（在这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允许剩余产品的出现，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以自然和谐与简单分工的方式进行）或许地位突出。由此，是否可能设想，在现代社群经济中，将不会生产出剩余产品，同时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并且由此市场产生的交换价值不会造成严重的积累风险？
首先要注意的是，基本需求不是一次性满足的，而是逐步发展着的。对当今消费主义的批判并不改变这个事实，即需求本质上是动态的。因此，定义基本需求的想法和以及将基本需求固定于“自然社会”的尝试，不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神话，而且意味着要求生产力的冻结，以及人们停止改善自身物质状况。相反，需求的动态本质必然导致剩余产品。在当下，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剩余产品的存在，而是其生产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社会。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中，生产是广泛的，并通过分工实现了社会化；自主的生产者向其他人售卖其生产的、供社会其他成员使用的剩余产品，并且只关心自己的生计；首要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生产既然是无计划的，那么有权使用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就需要一套客观的衡量标准（或曰“客观的抽象”），以确保他们那些满足或不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在市场中流通。[注释]对消费者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团体，而是由许多团体组成的整个市场，所以他们产品的价值取决于客观的交换价值，而非团体主观的使用价值。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剩余产品将因市场竞争而以贸易利润的形式在某些人手中积聚，这一现象的具体情况取决于获取资源的难易、效率和对外部市场的开放度等因素。同时，产量的增加将为分工和资本主义利润机制奠定基础。商业资本在16和17世纪因为欧洲基本商品的生产而出现，并在后来转变为使生产者破产并最终转变为无产者的工业和金融资本，基于团体财产和交换价值的市场经济也将经历相同的阶段。唯一会发生变化的只是用集体资本家取代了个体资本家。
在倡导节制市场、以生产者的自愿联合体为基础的社群经济中，委员会如何预防这种负面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有防止的办法吗？
注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详细说明了这种客观抽象的产生途径。交换价值将等于生产相应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就此，奥贾兰所谓价值不能用劳动来衡量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交换价值至高无上的市场经济当中，没有其他共同的标尺来确定价值。在市场上，生产者交换的是劳动力而非自己的产品。 说“价值不用劳动来衡量”是一回事，揭示已经实现的价值的来源则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如果有市场，就会有交换价值，这个价值的决定因素是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创制的理论，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理论。
原文标题：Could “Communal Economy” be a Distinct Mode of Production?
原文地址：https://cooperativeeconomy.info/could-communal-economy-be-a-distinct-mode-of-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