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布言：佛陀十大弟子名号有深意，或为佛的十大法相，是佛性的分有。
原创 墨学讨论群 墨者辩 2021-9-1
死读书，读死书不可取。印度和印度哲学典籍特别是早期基本是没有原始历史记录的。一部典籍往往经过多人增删，和多次结集，很难有明显的时间先后。佛经中的一些名字包含了喻义，这是难以否定的。而且，读者很容易忽略这些名号的喻义，即使是国内的译者、读者、翻印者也是如此，误把这些名号当做某个人真名，也是有其可能性的。心经有如此多版本正能说明问题。
韦天兄就说到几个例子：比如称为“头陀行第一”摩诃迦叶，是梵语Mahāka′syapa的音译，意为“饮光”。而"饮光"才能附会引中。又如"须菩提"意为"空生、善吉"那般。又如，佛陀的堂弟多闻第一的阿难陀即梵名A^nanda 的音译。其意译为庆喜、无染。
他又说：通行本《心经》中的"舍利子"是唐玄奘的译法，鸠摩罗什译的心经中叫"舍利弗"。舍利弗是大部分经文的规范叫法。被喻为智慧第一的佛的首座弟子和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一样。
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它们如何，也不会影响对经文的理解。哲学以及哲学思维及其认识论都存在客观性，包含了真理。所以，不同语言的哲学是相通的。有些东西考据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反而通过人的思维规律和认识规律来考证更有意义，比如，现象思维一定早于抽象思维或思辨思维。比如，认识论作为精神现象一定晚于对物理现象的哲学探讨。比如，是作为存在含义一定会在所有语言表述的哲学出现。比如，各地域文明的轴心时代大体一致，原因就在于人类思维经历一定时间就要开始进入规模化的反思理性阶段，等等。
反之，那些没有明确历史实事或考古证据的东西，凭借个人主观猜想总要被打脸的。比如，以往疑古学派认为老子晚出，后来泥土考古发现老子文本至少在战国中期偏晚就出现了。因此可以推测，在战国中期以前很久就应该有老子文本流行了。
比如，有人认为《墨经》和《大取》《小取》不是墨子本人著作。但这不符合逻辑。首先，像这样伟思精深的著作绝非一般人所能为，哪怕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倘使墨子之后有墨者能担此重任，则可以推想，以此人之智慧至少也可以并列诸子之一，但墨学后期并无此人。
《大取》《小取》篇目也是有含义的。小取关乎自然世界和自然逻辑，大取关于人文道德和自由逻辑，人文优先于自然，故而有大取小取之分。此绝大可能是一人一时之作，绝少可能是异人异时之作。其次，《墨经》成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大取》《小取》成就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诸篇。这样的成果也只有亚氏这样的伟思者堪当。其后有比者乎？
所以说，有些事情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只按照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矛盾的管窥之见去猜想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根本就无法细节还原，只能保持大概，不如真理明见。这恐怕也是许多哲学家将经验世界视作虚幻不实的原因吧。反倒是按照人类的思维规律和认识规律来分析更加可靠。
如果真是忠于历史，那么为何“不同的人在不同典籍的出现都有不同深意”。所以说，这些典籍是不以历史为重的，是不是这个人参与问答已经不重要，而是要安排这么一个名号有深意的问答者。
即便是真有这个弟子，其存有的意义已经借用名号泛化了。也可能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泛称的查无真人的名号被后人误读列为佛陀弟子之一。
我们来看看，佛的十大弟子，即所谓十大“第一”，其实就是佛的十大法相。只有修行具备如此十大法相才能成为真正的完满的佛。严格来说，这十大弟子只能是菩萨。他们只不过是佛的具体物象或法相，即众生中的近佛某个优点的个体。
其中喻义是很明显的，即佛陀能力遍十方的喻义。这个“方”不仅仅指时空之方向方位，还有方法含义和合乎客观之道含义。隐喻十个方面（指示出来）得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十大弟子）不过是佛及佛性的分有，即佛与菩萨的关系，也是天志或天鬼与鬼的关系。
因此，对佛的感悟是无上正等正觉，是无情觉，即排除一切经验事物后纯粹理性限度内的超验思悟，是对后者即有情觉之杂多的辩证统一；对菩萨的感悟是次于无上正等正觉的有情觉，即来自对具体事物的超验觉悟，是前者即无上正等正觉的前奏或前提条件。“情”在此是指经验事物。前者（佛）与后者（菩萨）是一和多的关系。
十大弟子作为菩萨都有不完满的缺陷，故而不是已经完满的佛，故而只能是菩萨，还需要修行。颇似墨家对贤者的界定：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三者缺一都不可能是完满的贤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教哲学已经有了不自觉的或自觉的辩证法萌芽，只是还没有见到它在理论上的自觉，发现同异交得律或对立统一律。也没有哲学上的同异问题或对反问题的讨论。而这些已经在墨子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成就了文字理论。
另外再说一下，有情觉，即觉有情（这两种译法都没有错，只要理解不出错就行），是对具体经验事物的觉悟，这时处于由感性思维进入理性思维阶段；无上正等正觉或无上正遍觉即无情觉，亦即觉无情，是对觉有情之结果的再觉悟或思悟，这时已经进入纯粹理性思维阶段。无论是无上正遍觉也好，还是有情觉也罢，都是“觉”，即属于认识论范畴，虽然包含了玄学真理，但实际反映的还是主观思维内容。说明佛教佛学虽然包含了客观成分，但是还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这也是佛教易于从思维上与儒学合谋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基督教却不那么容易与儒学合谋。诚然，佛教的思维还是有某种深刻性的，若凭儒式之现象思维来透彻理解和准确翻译佛经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我很怀疑那些没有哲学功底或哲学训练不够者以及持一元世界论者对墨道名家学说和西学所做的解释，一不小心，极有可能被他们带到阴沟里。比如象钱穆、牟宗三这样的学问，他们所采取的不是哲科思维、哲科态度和哲科方法，而是极不严肃、吊儿郎当的“温情历史”、“坎陷”的做派。是与实事求是天地之差的纯粹主观性或主观主义。他们的那些书稿根本让人没法读下去。因为我们渴望的是理念，而不是纯粹观念，我们的精神发展是一部理念史，而不是纯粹观念史。倘使不小心买了这些书稿，也只能把它当做材料之用束之高阁，不读但绝不可以送人，否则就是误人子弟，就是害人。 图片
我们再来看看如来-佛，它是佛教讲的最高理性、终极真理，相当于纯客观的最高存在、终极实体。如何叫“如来”呢？即，从动变中来。这是认识论的译法，显然包含了主观理解因素。“如来”又译作“真如”，为什么叫“真如”呢？即，真实存在以动变来显现。内含的认识论主观理解因素与“如来”一致。但“如来”、“真如”又被解释为“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是客观的生成论解释。意思是，其自身不以别的事物而来，又不会以别的事物而去。隐含了自因自果的自身同一性。即，如自己这样而来，像自己这样而来。亦即，老子说的“自然”，自己本来如此这样。道法自然。道，是其所是，自己本来这样，自己本来如此。自己所来所去无有变化，即保持自身同一性。总之，真理自身同一，保持不变。从此看来，佛教哲学及其在汉译过程中没有自觉区分主客观概念。而主客观概念明确区分是主客体区分即认识论正式出现的标志。
只要理解了先秦哲学(墨家道家名家)和西方哲学，理解佛教佛学也会大差不差。无论哲学在哪里，在中国，在希腊-西方，在印度，不离同异交得律，同就是哲学，异就是在中国、在希腊-西方、在印度。人为地强调哲学差异不是哲科思维、哲科态度和方法。
客观实在的自然世界无差异地摆在那里，人的客观实在的思维认识结构也无差异地摆在那里，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存在本质差异，充其量也只是语言习惯或语言现象和一时理解深浅的差异而已。那种企图从外来的神迹历史中找到上帝，或从外来的哲学语言(拼音文字)中找到“是”或存在都是对汉语哲学的无知或片面理解。都是自绝性的文化断裂和价值丧失。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从文化基因上去找一个亚利安祖先。我们不要搞哲学和文化计划生育，不要做波斯第二。
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后二者者讲物空道实或迹空道实，前者讲物道两实或迹道两实。语言差别不等同于对自然世界的深刻认识有差别，实乃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其实，汉语没有基于“是”本身的与时态等词性相关的语言文字变易，更适合哲学，因为哲学所关注的真理本身就要求我们的思维要超越时空，虑求永恒不变的存在。而且，汉字可以从原始汉字的直观形式来理解其背后升华后的本质含义或思想含义。这不就是胡塞尔基于本质直观的现象学吗？这不就是现象学所要追求的本真本有形貌和“回到实事本身”吗？如此，对汉字汉语做鹦鹉学舌般地不堪理解，何必奢谈现象学？竟不知，每一个汉字都是现象学。所以，不难解释名家基于概念思维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古希腊和古印度。从纯粹的经验思维也不可能出现和理解“白马非马”、“鸡三足”、“卵有毛”、“马有卵”等等这样看似诡辩的论题。可见，名学在历史上存在诸多文献佚失。极可怀疑是孔儒之流干的，一是因为孔儒认为它们是诡辩；二是因为孔儒自孔子以来一直就在干“整理文献”、“删诗书”和修改修饰历史的事情，合其意者留之，不合意者抹去，直到现代还在搞“温情历史”。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哲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事实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一贯做法。道家、墨家、名家哲学自身转向或先秦哲学后期转向实事经验也是天下大乱急于求治的结果。这是历史差异，不是哲学本身差异。
金刚经本身晚出于佛陀500年，不能排除是伪托著作，文中对话人物是否真实根本就不重要了，至于其它晚出著作的早期人物对话也不排除如此。而且《金刚经》尊佛为世尊，此“世尊”名号本身也具有“我神”或“人神”之义，即具有至上神的多种本质属性。这些属性在佛则称佛性。谁能否认这仅仅是个特称名词，而没有内涵含义呢？当然，此是主观唯心论，把达致主客观一致，通达真理的我思或人思当做客观的神思，想当然“自己”即后生视作具足佛性的老师 就是自然世界的主宰之神了，就像孔子被他的后生奉为神一般的圣人一样。
后人有时为了说明某个问题有意编造故事。比如，孟子说舜“封象有庳”、“窃负而逃”，目的是为了赞美舜符合儒家道德。想不到这两个编造的故事不但不符合反思道德，还成了批判儒家殉情枉法搞腐败的靶子。其实，以舜的才智绝不会犯这种不道德的低级错误，况且那时还没有那种亲亲尊尊的周礼，也不可能按照儒家的礼制规范来治理国家和投身其中为道德。虽然是愚蠢的编造，但丝毫不影响按照学理给予批判。
其实，说法不一，说明佛教哲学概念模糊，缺少明晰意义，至少没有做出界定。汉译以后结合儒学底子就更加不注重概念清晰和名词界定了。真正哲学或科学的态度就是要讲究概念清晰，意义明确的。墨学就注重名实耦合和通意而对。西方哲学也是普遍注重名词界定和含义明确的。几乎每个重要哲学家都要为自己体系建立逻辑基础和说明重要名词。这是自有传统的。柏拉图《理想国》就是以寻求国家正义的明确含义为路径一层层展开的。居然为了获得一个概念名词的真实含义而成就了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再者，反对出世和造像并不是反对佛教，而是反对伪佛。这些做法本身与真佛教义是有矛盾的。因为，入世生活生产就是世俗化地追求梵我如一，佛我同心，通达真理，就是在筏渡，没有必要出离世间。出离世间，然后造仪像法印是不是多此一举？是不是有为著相？老子法自然，无为而有为，辅万物以自然高妙。造像就是刻意有为著相了，难道担心老百姓听不懂神的语言吗？试问，在以前没有造像的时光，和那些没有造像的地方，是不是也有人能悟道掌握真理？上帝造了这么多像，还不够吗？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像了。
最后，有个深刻体会，凡是写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书稿疏于对墨学和名学研究的，就可以立马弃之如敝屐了。就像写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疏于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研究一样。
（作者：吴布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