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乱局的对策建议

香港乱局的对策建议

——吴军捷 2020.1.5

（1）香港回归的意义

　　1997年香港回归，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交代，更是给了国家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天下，面向将来，谋大发展的绝佳机会。可惜，二十多年来，我们把一手好牌，打成了乱局，令人扼腕长恨！

　　香港离开母体155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走着一条与内地完全不同的路，已经完全融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最活跃，最开放的自由而放任的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有其优势，也有其弱点。收回香港，应该理解为我们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有了一个飞地，利用得好，价值无限；弄得不好，也会麻烦不断。

（2）一国两制的实质

　　一国两制是我们极具战略眼光的上一代领导人，因应香港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的未来需要而制定的战略决策。因为只有实施一国两制，才能为大多数的香港人所接受，保障社会的稳定 。一国两制实施好了，对国家统一台湾，对一带一路，对世界各国愿意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有极大促进和示范作用。

　　因此，一国两制肩负着两大历史使命。其一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让香港人的福祉不断提升，由此令他们逐步与内地走近，融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其二，通过国家施行的各种及时和必要的举措，减少敌对势力在香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3）一国两制的重点

　　许多人研究一国两制，只集中在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上，甚至只讲中央和特区之间的关系，这不全面，会走偏方向。一国两制的主要精髓，在于怎么搞好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关键上。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到处都有，如果我们经常不断地把这个问题作为主旋律突出去讲，容易把特区政府置于和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上。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我们完全可以在香港尝试探索和实践一国之内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而不应因循那建立在放任的利伯维尔场基础之上，垄断腐朽的资本主义。研究香港的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改良给当地居民以至全国人民带来福祉，是一国两制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或许也能为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提供某种启示。

　　研究一国两制而没有提出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愿景，路线图，甚至不时发出威胁取消一国两制的声音，这是最大的政策错失。难怪资产阶级始终惊恐、中产阶层常常担心，普罗市民无所适从。因为没有讲清楚一国两制的终极目标。理论不清楚，不彻底，就不能说服群众，不能给社会一个基本的共识和核心价值，画出一幅激励人心的共同愿景，社会就失去了凝聚力，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

（4）港人治港依靠谁

　　资本家、专业人士、公务员治港都试过了，效果都不好。为什么？其实, 古今中外执政者都面对一个现实：没有一个吏的团队（公务员队伍）忠诚地支持执行最高领导的意旨，管治都是空话。政府治理是一门高深的政治专业，中央政府只能恩威并施地驾驭长期浸淫其中带有惰性的公务员。但回归以来，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公务员没有升贬任免的驾驭权；公务员档案及政治部情报被搬到英国，以致不听“老雇主”话的公务员，随时可能挨到背后捅来的刀子 ；高级公务员子女多在英国读书，有资产在英美，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皆倾向西方；五万个家庭的居英权（可延续一代）是他们的最后保险。现实地讲，香港公务员是精明的买办式的中间管理层，若然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旦对立，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会令他们能坚定地站在曾宣誓效忠的中国一边。

　　可以说，特首易寻（也难寻），要统帅5000个高级公务员和领导18万基层公务员忠诚地服务一国两制，是治理香港的头等大事。但我们基本失察失策，这是第二个重大政策错失。

（5）凭什么去搞选举

　　研究和阐述清楚一国两制的要旨，举起理想和愿景的旗帜，做好培育和监督公务员的工作，这些都是中共传统的“讲理论，定路线，用干部” 的拿手好戏，为何竟丢失了？ 原来精力都放在选举上面了。

　　当年彭定康力推政改的目标，是要把香港交到“植根于香港的民选政府手上，以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交到中央政府手上。依照英国老谋深算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惰性支持，长期训练有素的“马前卒”，一整套丰富的颜色革命实践经验和战术运用，加上国际形势的配合，在民选这个战场上，我们始终处于劣势。 有人可能认为，只要有足够资源，运用过去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一定能争取到大多数的选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近三十年死缠烂斗的泥浆摔角中。但用尽所有手段，动用了举国之力，还是三七、四六分天下。 何解？ 解释可以很多，根本就是三条：第一是没有一个理想的旗帜去号召群众，只能以「蛇斋饼粽」方式笼络选民。第二，不承认选举的实质对手，是一个与旧时代紧密联系的强大的“公务员党”。而第三，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去玩选举。我们的队伍被争抢地盘，利益交换，互相抹黑的所谓选举文化所败坏，成了明争暗斗的乌合之众。

（6）中央政府的角色

　　很明显，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特区，应重在管，而不在治，不要把治理的过失揽上身，代人受过。管什么？如上述：一管发展方向，二管特区官员。

　　首先，要研究清楚香港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误判。有些内地专家说，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反共和爱国爱港的矛盾，这不对。要对香港过去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机制作历史的分析，从香港在整个中国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其发展方向，

　　其次，建立起对特区公务员，包括行政、司法，立法的司级以上（相当内地中管干部）完善的任免制度。对公务员担心西方制裁损害其切身利益，要有实质的对应措施，以保证他们的忠诚度。 基本原则是督促、指令特区政府做应该做的事。例如，指令特区政府限期止暴，指令特区政府解决民生的老大难，指令特区政府制定和中央融合的发展规划。 港英时期，政府中有政治顾问一职，其时总督考虑香港权力高于一切。而政治顾问侧重从大英帝国整体利益考虑问题，参与决策，如与港督有岐见，意见直送伦敦，由首相定夺。回归后，曾由董建华聘用叶国华为政治顾问，只负责台湾关系事务，2002年炒了叶国华，从此没有了这个职位。恢复政治顾问，在政府决策层有人代表中央立场，应是题内应有之事。 工作协调上，建议中央港澳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外称都称为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办事处（暂名）、香港办事处、澳门办事处，两套班子完全合为一体。中央派驻港澳干部， 应是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少而精，取消三五年的工作限期，减少后顾之忧。

以下因应当前形势，提出的具体做法：

（7）关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就是国防和外交的具体事务，中央有毋庸置疑的管辖权。“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 此权应由驻港部队、外交公署行使。 损污国旗国徽，冲击中央驻港机构，破坏中央国有企业，采取意图推翻特区政府的行动(曾有人宣示成立香港临时政府)，要求外国干预香港, 明目张胆配合反华势力攻击中国，这些都应由驻港部队、外交公署实时采取实质的强制对应行动，不能止于口头谴责。特区警方、司法部门应负起支持和辅助执行的义务。

　　香港是各国情报中心，不应也很难指望清理干净。中国的国安、公安、军情部门应利用主场之便，大力进行反间谍工作，并可向外渗透反间。这些工作统一由特区政治顾问（公开），港澳办香港办事处会同驻港部队、外交专员公署（内部）领导，由特区政府警察执行。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安全主要是国家专业部门的责任，不要把这个责任泛化由特区负责，尤其不是由香港市民负责。换言之，关系到国家安全，并非所有人都有权发言的。当务之急，是侦察、做实外国势力介入香港制造动乱的一些案件，予以公开，判处。即使捕几个小鱼虾，驱逐出境，也会做成震撼。现在传媒无日无之的暴露宣传，没有实质行动，只会起反效果。当然，要有23条的实时立法为最好，否则，利用现行法例，也不是无计可施。国际上的间谍案，又有几单是名正言顺的执法办理?

（8）以退为进的止暴制乱

　　时至今日，警方强硬，暴力升级不起来了，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支持，野猫式的袭击破坏也会很快绝趾，原因就是，香港的反对派怕死，自私，都不肯付出自己的实质牺牲。蒙脸、Be water就是最明显的符号。而古往今来没有一次成功的暴力行为不是由领导带头冲锋，付出牺牲而成功的。理论上，香港不会出现人肉炸弹，当然也要防万一。

　　是时候要由警方拿出权威性的证据，澄清所谓爆眼少女、警察性侵、8.31死人、科大学生被推杀等等谣言，以杜绝市民继续被蒙蔽。但是，警方只能解决止暴，维持治安，不能解决制乱。

　　香港动乱至今，其主流政治口号基本没变，这是它的成功。但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己显颓势，最近一次示威，喊得并不起劲。反对派主流不敢放弃这个主流口号，也有他们的考虑和苦衷，对比其他口号，接受的只是小众，而这个口号，仍是反对派的主流共识，从人数来看，香港过半数的巿民都会接受，至少不反对这个口号。如果我们接过这个口号，不和它硬碰到底，是不是打开死结的一个做法？

　　五大诉求，第一条已成事实。第二条对事件独立调查，其实是可以接受的，这么大的事件，也应该有个中央调查团来调查，弄清事实真象。独立调查团越大越好，也不妨让在港外国人参与，他们也是持份者。我们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不怕调查，即使有个事例于我不利，也可以理解。先前担心影响警队士气，现在警队经过淬火，己百炼成钢了，不必担心。至于特赦，判了之后，考虑到年龄、认错，特赦大部分是可以的，毕竟近七千人大部分是青少年，给出路是应该的。当年解放军剿匪，很多时也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林郑下台，近日好象不提了，估计怎么处理都好商量。麻烦只在于双普选，好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原则上答应在基本法框架内执行双普选，应该可以拖着解决。五大诉求，实际上只有一个要真正费心思解决，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谈判？或者干脆作一个原则的灵活的答应？

　　回应了五大诉求，是退了一步，但接下来就硬，硬得有道理，有底气。有人担心，让了一步，政府就没了管治权威。其实让不让这一步，现在的政府都没有了权威。政府的权威靠自己的正确进退才能赚回来，退了这一步，并不会比今日更难，而是让和理非有了个出气口，不是“做了这么多，政府毫不在意”，反对派占了这个便宜，实质上也没有増加多少力量。因为大家知道，再进一步的要求，是寸步不会让的。 不让这一步，双方僵在那里，是没明天的。现在对方步步进逼，后退一步，才有腾挪空间。

（9）选举怎么办？

　　刚进行的区议会选举大败，2020年立法会对方取得过半数，似乎是大概率的事了。再下一步是2021年选举委员会保住至少601席，也不容易。要力挽狂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大魄力，很难做到。所谓大魄力，就是解决掉上述的两大政策错失，走上正路。 走上正路，首先是班子实事求是的反思，然后是组织人事的大整顿（许多人可以带过立功）。真正下决心去做好打基础的工作，一国两制的开创，绝对不是送往迎来，请客吃饭，就能成事的。

　　打到来的选举，也只能上：1，在宏观上捡讨选举的利弊，看有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制度。2，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制度，就改变自己，打出一条生路。3，痛下决心，建设一个以建国前的共产党为榜样的选举队伍，以鲜明的理想旗帜、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一心为公的无私形象，去感召和吸引群众，放弃「蛇斋饼粽」利益交换的工作模式，真正以理念致胜。4，解散众多争宠夺利的山头，清除一切投机分子，认真整顿香港的政治力量。真的共产党，是可以赢得选票的。甚至可以考虑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参选。5，从工委开始，严肃整党，重组香港的政治核心。 要隐忍坚强 ：近期参与选举，不以胜负论英雄，志在整顿队伍，端正作风。要坚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总体政治环境没有好转，选举没有十足取胜的把握之前，就是不能够同意一人一票的所谓“真双普选”。现实已经说明，西方的选举制度并非民主的好形式，代议政制弊病很多，且其所做成的族群分裂在东方社会尤难愈合，后患无穷。

（10）在逆境中看到光明

　　基层警察说，换了一哥，三天就可把暴徒打到无路可逃。学校老师说，严格执行校规，学校就乱不起来。如果特区政府由上至下都硬起来，社会秩序就能恢复。凡暴力和违法，严惩不贷，公义才能彰显。不信被捕的几千人在清醒之后不担忧自己的前途，不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会收容这些滋事份子，如果有，让他们走。前所述及，凡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中央应有直接管辖权，香港法官无权放人。此招一出，「止暴制乱」即行见效。适当时候，应考虑由全国人大为特区政府国家安全法（即基本法第23条） 立法，立马在香港实施执行。

　　整个社会要大兴正气。现在香港每所学校都有几十万元的社会历史教育经费，用在真正的有心人手里，会起很大作用。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每个阶段，都起过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香港本土的历史资材,尤其是香港抗战史，是重整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财富，应该投入比过去多十倍二十倍的资源，由真正的有心人开展历史的学习和国民意识的培养，继而推进到学校，形成系统的国民教育。这是为了阻止「去中国化」而固本培元的最重要的教育工作之一。

　　香港政府坐拥几千亿美元的财政储备，市政管理方面还是有人才的，即使如老大难的土地，房屋，综援和养老问题, 实际上都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他社会问题，只要路线改变，非常时期行非常政策，公务员队伍诚心尽责办事，加上中央指路支持，科技创新，创业创意，让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切实地和大湾区融合，或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

　　历史上，香港大乱之后，必有一个黄金发展期。当然有人会丧失信心，弃港而去，那就请便。香港至少有50%爱国爱港的基本群众，现在只是缺乏一个本地有为的思想领袖和中央强力的方向引领。

　　透过乱局，审视过去政策的错失，针对两大重点问题，下决心，从领导层的彻底整改开始, 发动全港有识之士，督促特区政府，共同制订出各种长、中、短期的工作计划, 中央直接和香港市民沟通，可以通过一个新建的平台直接对话，仿效当年起草基本法的运作模式，设立咨询架构，委任港事顾问，香港和北京两边跑互动进行，公开讨论2047后如何优化一国两制的设计，以至讨论基本法应否修改及如何修改（对话的机制，由特区政府提供便利），十年内香港必可改观。

（11）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区选之后，许多专家发表了各种解读意见，比较突出的看法，是认为香港的主流意识是反共反中，尤其是新一代青少年不可救药，认为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和爱国之争，或所谓西方的《民主主义》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的矛盾。结论是：今后的香港将会与国家渐行渐远。这种意见并无坚实的系统的研究数据支持。他们对香港人的政治意识的讨论，目光所及，只是近40年，而且许多观点并非来自真正扎根于香港的学者。

　　反逃犯修例的风暴发展至今，显示出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对社情民意疏于了解，对香港深层次矛盾缺乏掌握。情况不明，理论不淸，是没有可能不吃大苦头的。

　　历史上，香港的管治者曾经对社会事件作过客观的研究，提出并施行了正确的对策，很快把坏事变成好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远的如1967年暴动之后，麦理浩的十年善治。近的如吴梦珍对青少年骚动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青少年服务工作。刘兆佳对香港社会分层进行过研究，指出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是家庭功利主义。金耀基进一步提出强势行政主导的治理思想，是一时的经典。可惜，22年半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手段虽然不断完善，但鲜见贴地的研究成果。

　　民意和上情有极大反差 ，中央听不到预警，吃的亏还少吗？ 应立即组织大规模的社科调查，釆集足够的随机样品，提供真实的素材，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要真正弄淸楚现今香港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什么看法，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抱有什么期待? 背后各有什么不同的原因？

　　倡议各界学者访问至少百名青少年和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提供典型。中央机构应该约谈至少百名特区各级官员，香港警方应该在国安部门的配合下，调查疑似煽动暴乱的境内外人士和动乱青少年不具名地公开他们的想法。

　　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翔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过去这半年，香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应该收回更多。香港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任何人希望或臆断它是怎样就是怎样，只有做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实质。了解民意民情，不是为了民粹，而是要因势利导，带引香港走出困境，真正做到民心回归。

　　在半年的动乱中，警察打不下手，法官判不下手 ，既体现了香港人普遍地原则混肴的人性，又暴露了特区政府不懂“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的妇人之仁。这种治港风格，不管它是有心还是无知，但毕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和解的后路。当年的红卫兵非常暴力，但后来的知青一代，有不少还是成了共和国40年改革开放的栋梁。

　　希望今天的领导学会怎样与充分接受世界自由信息的年轻人相处相知，共行互信。

　　希望历史会重演。

　　只有对国家和人民有深沉和炽热的大爱，对国家战略和人民前途抱有极度的责任感和有担当的领导人，才会有大智慧，才能在失控中找到新路，带引香港重现辉煌。

　　我期望着新领导带来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