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红卫兵纪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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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红卫兵纪事(二)

李为民

自在自为的“附中红卫兵”

“附中红卫兵”自1966年8月11日成立后,有一段“自在自为”的时期。 “自在”是指组织上完全独立自主,即便是进入了广州市中学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序列,其行动依然是“我行我素”,适我所欲者,合而从之;反之,则另择其道。 “自为”意即所行所言,均是按照自身对各种风潮、各种言论、各种动态分析思考而后发,不随意地追风头,逐潮流。 “自在”是“自为”的前提,唯有“自在”,方有“自为”。 “附中红卫兵”的“自在自为”期,大致可以定为1966年8月11日至1967年2月。这段时间里的事件纷繁,只能择其要者述之。

乱象纷纭 前行颇费思量

“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第二天,1966年8月12日,广州市八一中学的同学,在张东光等人的带队下,浩浩荡荡地游行进了华南师院附中,张贴了他们声援“附中红卫兵”的信(大字报),“鬼见愁”对联的相关内容,赫然大写在这封信(大字报)上。照录此信如下:

八一中学给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全体“红卫兵”的同志们:

我们来你校听了两方面的意见,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真理永远在革命者一边!天下是我们父母打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许我们讲话难道让资产阶级讲话?!不让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难道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不成?!

这办不到!我们革命干部子弟都应向“红卫兵”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造一切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全无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平常儿骑墙!

老子反动儿混蛋!

重在表现!

广州八一中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这封信张贴出来的当天,就在华南师院附中内引发了一场关于“鬼见愁”对联的大辩论。辩论是在华南师院附中大操场上进行的,讲台就是学校往常开运动会时的主席台。“附中红卫兵”是辩论中的“正方”,即是维护和支持广州八一中学声援信的一方。因而有人在记述这段史实时,认定“附中红卫兵”是“鬼见愁”对联的狂热追随者,是“血统论”的狂热追捧者。举证的是“附中红卫兵”登台发言者中一些极端者的言语,例如像“我们干部子弟就是骨子里头都是红色的,是彻里彻外地红透了。”这样一些说法。然而如果当时能将整个辩论过程中每个人的发言都录下音来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附中红卫兵”所有登台者的发言,明显地将“附中红卫兵”内人们对“鬼见愁”对联两种对立的理解呈现给了听者。有不少人,在发言时依然是循着“阶级论”理解对联的思路阐述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前辈,就是无产阶级后代——革命接班人的老子,已被历史证明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无产阶级后代,就应该成为继往开来的好汉。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孙,如果不能背叛自己家庭所属的阶级,甘当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则必然会堕入混蛋的泥坑;反之,如果背叛了资产阶级的家庭,从阶级意义上说,他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儿子了,相反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就如同革命前辈中许多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英雄好汉们一样了。后者代表了“附中红卫兵”内的主流观点,因此,“附中红卫兵”从未更改过自己的“宣言”,就在1966年8月12日当天给广州八一中学同学们的复信当中,也还是再次表述了自己以“阶级论”理解“鬼见愁”对联的思想。该复信照录如下:

给八一中学的回信:

   八一中学战友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红卫兵们十二万分拥护这张大字报!一点不错,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个个是敢想,敢干,敢革命的好汉,相反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地道道的混蛋!

   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劳动人民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解放军是穿上军装的工农,谁说工农兵群众不是英雄?谁说工农兵平常?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广大革命青年,就是革命的后代,就是要做革命的好汉!

   认贼作父的头脑清醒点吧!不要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认劳动人民为父吧!

   谁反对这张大字报,谁就是无成份论!在这里谁以人性划分父子,谁就是糊涂虫。阶级,阶级,阶级,阶级社会里的人们只有阶级情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革命先辈!儿子-----革命后代!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谁咒骂这句话,谁就是站在杜勒斯的立场上去了!这张大字报革了无成份论的命!

         华南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

                 1966年8月12日

网上署名叶曙明的《广州红卫兵的诞生》一文中提到了这一次辩论。文中是这样写的:“华附高干子弟甚多,血统论一向很有市场。蔡晓彦11位同学已商定要仿效北京清华附中。但怎么能让红卫兵的旗帜一亮出,就能造成轰动效应呢?他们策划了一场关于血统论对联的大辩论,发函邀请广州各校同学来华附参加,以便在辩论会当天亮旗。”不能不说叶曙明先生的想象力够丰富,只可惜所言完全是弥天大谎。一,“附中红卫兵”成立与“对联”辩论发生在两天,而并非是在同一天;二,蔡晓彦等人从来就不追求什么“轰动效应”,也绝没有向“广州市各校”发邀请;三,辩论的发生纯属偶然“引发”,无人“策划”;四,当天参与辩论的主要是华南师院附中的学生,只是附中对面的外语学校、滑翔学校有部分同学闻讯到场。

“附中红卫兵”的主流人物当时对“血统论”一贯坚持“阶级论”的思考,而且不仅思于斯、言如斯,且行也如斯。1966年8月下旬,“附中红卫兵”在接到《毛主席语录》一书时,在“书该发给什么人”的问题上又有过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开始,蔡晓彦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不论什么出身,书要人手一册。”“出身不好的就不发,他们又怎能得到教育,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不过他的意见一度很孤立,争论中蔡晓彦甚至表现出比较激愤,一手抓过来一把扫帚,狠狠地摔打在一个报纸架上,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就看着办吧。”“你们也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经过了两天的冷处理,争论双方最终还是统一到蔡晓彦的意见上来了,《毛主席语录》一书发至人手一册。同时,由于坚持了对“鬼见愁”对联的“阶级论”的理解,虽然“附中红卫兵”一度成立过一个名为“红卫星”的外围组织,意为将一些出身不大好的群众团结在周围,但在学校内从未有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采取有组织的歧视行动。

不可否认,“附中红卫兵”并非铁板一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有一部分成员,受到了“血统论”对思想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在此后的一些一段时间里,一遇到时机和条件,极为容易头脑发热,感情冲动,酿成大错。此是后话。

凡是经历过当年“血统论”浪潮的人们,才可能理解,那时的“红五类”出身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当中,能够保有哪怕一丁点头脑的清醒,是多么的不容易。就连一些曾在1966年8月12日辩论当天指骂“附中红卫兵”是“血统论”的人,不几天功夫自己也已被浪潮裹挟而去,表现得更为不冷静、不清醒。有心者不妨看看文后所附当年的大字报选,品味一下学校里其他一些组织的言论,就可以感知那时那种极端的情绪膨胀到了何种程度。

从1966年8月11日到8月16日的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各种人物、各种消息纷至沓来。

华南工学院两派学生领袖邓北生、高翔,某高校的佀志广都曾约见过蔡晓彦、陈立波等人,交流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向的看法,并且提出和探讨过和“附中红卫兵”共同牵头组织广州地区大、中学统一的红卫兵组织的设想。对于各种观点的交流,蔡晓彦是极乐意的,在交流中可以认知不同身份的人各自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建立统一的广州地区红卫兵组织的提议,蔡晓彦则无太大的热忱,多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所以这类提议都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下去。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传来,19日一早“附中红卫兵”集合队伍游行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所在地,广州市东山区三育路12号大院,欢呼庆祝。中南局在该院的一个网球场的空地上临时搭建了接见欢庆群众的检阅台。“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登台发言时,将大家心中深藏的“解放感”和“自豪感”完完全全地释放出来,第一次满怀激情地呼喊出了“北京并不遥远,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

尽管当时人们心中热血澎湃,然而“附中红卫兵”在行动上还是力求冷静。那个时期广州社会上也开始了破除四旧的行动,有红卫兵组织砸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有的砸了一德路石室圣心天主教堂,有的学着北京到大马路上剪那些看着不顺眼的头发、服装。“附中红卫兵”基本上是置身于这样的举动之外。

同样是署名叶曙明的《广州破四旧狂潮》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见,破四旧运动在广州的兴起,实早于林彪的8月18日讲话。而林彪的讲话则把这种疯狂的破坏运动,推倒了一个高潮。华师附中红卫兵向全市红卫兵发出倡议,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各校红卫兵一起行动,用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的办法,向市内所有古迹,寺观庵堂,文化遗址,进行全面扫荡。”在此不得不佩服叶先生运用文字的技巧,就这段文字读来,人们很容易理解为,当年华师附中红卫兵应该是在1966年8月中旬,最迟也是在林彪8月18日讲话后不久,就向全广州市红卫兵倡议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并且引领着各校红卫兵一起行动,去“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然而再高明的语言,也不能代表事实。一,华师附中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全广州市红卫兵发出“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的倡议。既然是倡议,就应该是一份文字的东西,不知叶先生是否可以拿出这样一份文字的倡议书,并说明是附中红卫兵何人捉刀?二,叶先生应该不会忘记自己在《广州红卫兵的诞生》一文中所说,广州市第一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广州地区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是在1966年9月3日才成立的,附中红卫兵居然在8月份就想引领各校红卫兵去“分片包干,重点搜查”,谁尿你那个壶呀!所以说叶曙明先生这里有关“附中红卫兵”行为的描述,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确实,那一阵子来自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红卫兵运动策源地北京的消息量骤然增多,人们的大脑一时都来不及消化处理。有北京红卫兵走向社会破除四旧,拆庙砸佛,抄各类“封资修”人物的家,在街上剪奇装异服、剃烫发人的头发,甚至实行“红色恐怖”,喊打喊杀的消息;有北京各类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大力宣扬“暴力革命”的消息。蔡晓彦在这段时间里就曾经与北京北师大附中一位女红卫兵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那些人们总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受锻炼。”还要说这样的话是毛主席说的。

蔡晓彦对这一系列现象吃不透了,尤其是对那种喊打喊杀的做法极为不理解:“战争年代还要讲优待俘虏,红军时期就提出了不许打骂俘虏兵,怎么现在还要主张打打杀杀?”而且他绝不相信那些人们用以为自己辩解的几句话会是毛主席说的。为了给自己解惑,蔡晓彦下决心去北京看看,去寻求文化大革命正确的革命方式和方向。1966年8月27日蔡晓彦带着高一(3)班张克诚同学登上火车,28日抵达武汉停留了一天,30日到的北京。

蔡晓彦离去后,1966年8月28日,“附中红卫兵”组织了一场对工作队长李杰的批斗会。批斗会原本一切进展得相当平稳顺利,“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坚持使用的是“口诛笔伐”,稍稍有点激烈的行为就是给李杰队长戴上了顶高帽子。不料在会议进行当中,有几个由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不知怎么窜入了会场,气势汹汹地以老大自居,上来就想动拳脚。“附中红卫兵“成员赶紧上前坚决制止了他们的暴力行为。但是李杰还是就势也就躺倒不起,后送往医院检查证明没有任何伤势。之后“附中红卫兵”也没有再批斗过李杰,也没有批斗过工作队的其他成员了。

蔡晓彦到北京后去过清华附中,想拜访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之一宋柏林(他是于1964年由华南师院附中转学到清华附中的),未得遇见。去过许多的大学观看各类观点的大字报,到过北大观看竞选文革委会领导人的辩论演讲,前前后后停留了二十多天,希望能解开自己有广州出发时怀揣的困惑,然而当他离京登上返程时,始终没能让自己释怀。    时为华南师院附中高一(5)班语文教师的蓝光中老师,在记述其在附中执教生涯的《回眸平生写云天》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对于华附的主义兵,我以为不能完全否定,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在学校里他们不搞打砸抢,讲文斗;二是坚决不让北京的’联动’进入附中,……”这里提到的“坚决不让北京的’联动’进入附中”一事,就是在1966年9月上旬发生的。不过需要订正的是,被拒绝进入附中的不是“联动”。“联动”的全称是“北京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迟至1966年12月5日才成立,后因反对中央文革被取缔,其主要领导人董必武副主席的小儿子董良鬲等人被捕进狱。被“附中红卫兵”拒绝进入附中的,是北京101中学南下广州点火的红卫兵。他们提出要进驻附中,帮助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封资修”代表人物。由于对这一群人的作为不甚感冒,“附中红卫兵”与他们见面的人大摆自身的“第一张大字报”和“第一个站出来批判工作队”的光荣造反历史,令他们相形见惭,讪讪而退。

北京南下到广州点火的红卫兵在石牌地区还有一些活动,他们把许多小业主开的小餐馆、小商铺都给封掉了,其中就有华南师院附中大门对面的一家名为“利群”的小餐馆。这个小店被封的当晚,店主哭丧着脸找到了“附中红卫兵”这里,哭诉自己被断了营生,生活难以为继。“附中红卫兵”的人们在自己思想里是这样想的:依照刚刚颁布不久的《十六条》,这些小商小贩算不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于是商量后,决定以“附中红卫兵”的名义公开布告将“利群”小餐馆启封了。此后相继又有些小业主找上门来,“附中红卫兵”均按前例办理了启封。

于此前后,广州地区中学第一个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也曾提出过查封广州地区20万小商小贩的动议,由于在“总部”开会时,“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坚决不同意采取如此极端的动作,令得此动议流产了。

力求自为 步履难免踉跄

1966年8月下旬后,“附中红卫兵”走向社会了。

此时,已经陆陆续续有“附中红卫兵”成员奔向北京,走往全国各地,开始“大串联”。

此时,“附中红卫兵”也已经开始选择自己下一步批判的广东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目标,心目中早已不再将华南师院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当作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的对象”了。因而“附中红卫兵”成立后没有组织过一场对本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批斗会。此时华南师院附中内部有人建立了“牛栏”,将王屏山等一些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关了进去,“附中红卫兵”完全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活动。何人所为?天知、地知、人尽知也,为者更当自知!

1966年9月3日广州地区第一个中学红卫兵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这个“总部”的筹组过程如何,“附中红卫兵”是怎样进入到该“总部”的序列的,笔者在写这篇“纪事“时,虽经多方询问,未能得到准确的说法,不能随意下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日后一直被称为“主义兵”。“主义兵临时总部”第一任的领导人当中,将蔡晓彦列为总指挥,另外附中的陈立波也是副总指挥。不过此时蔡晓彦尚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当他由北京返回广州后,去了一趟“主义兵总部”,觉得在对运动的理解和具体做法上与临时总部那些人存在分歧。像这样一个缺乏统一思想基础的松散组织,根本无法左右他人,还是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为好。再说蔡晓彦本人一点都没有权力欲,不想图虚名而遭实祸。故而再也没有在临时总部露面了。也就是说蔡晓彦是一个从未到职视事的总指挥。陈立波副总指挥确是负了一段时间责任的,参与了“主义兵”早期的一些活动的组织,约在1966年10月后陈立波也基本不再去“主义兵总部”办事了。

“附中红卫兵”进入了“主义兵总部”的序列后,参加了一些“主义兵总部”安排的社会活动。

1966年9月8日,应相关保卫部门的请求,“主义兵总部”安排“附中红卫兵”对广州市东山区某个大院进行了抄家,目的在于澄清“特嫌”,搜查是否有电台。这是“附中红卫兵”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在此以后虽然也有一些零星抄家行为,基本都是个别人的个体行动。当天上午9时许,“附中红卫兵”在校内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队伍,宣布相关纪律后出发,步行到达该大院时,已近11点。该院内有三栋小楼。抄家开始后,虽然有情绪上的敌对,一段时间里并未有激烈的冲突。抄来抄去抄到了些浮财,有现金、债卷、股息卷、金条、金银首饰;抄到一些令人觉得可疑的照片,照片当中可见大院的主人一时身着美式国民党军装,一时又是便衣监视别人的行动;抄得的这些东西都由王戎全和杨范模收拢登记清点。约到了中午一点钟时,在后楼的楼梯底下犄角旮旯里抄到了一个铁罐,里面装有几发子弹,“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了,有些人的情绪失控了,其中有几位表现得特别冲动,一边追问屋主,一位老太太,枪支在何处,一边就动手打起这位老太太了。当时带队的人员听到发生这样的情况,立即赶到现场予以制止,同时见行动耗时已久,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便决定留下三两个人处理被打老太太事宜,其他人集合收队。被打的事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惊恐、怨恨、羞辱情绪交加,在抄家的队伍离去后,睡倒在一个藤躺椅上,呼吸急促,应该是犯病了。同院后面两栋楼住的是户主大老婆的家人,对前楼这位小老婆有成见,见此情况反而幸灾乐祸,不仅不关心,有的还冷言冷语的说些抱怨老人的话。留下处理此事的人只得联系当地居委会,等到居委会来人已是傍晚六、七点了,“附中红卫兵”留下的人方才离去。后来听说,这位老人的命没能保住。这次抄家当中,有一个“附中红卫兵”成员禁不住诱惑,偷拿了财物,被人举报,财物被收缴,人也被毫不犹豫地从“附中红卫兵”除名。抄家抄出来的所有财物全部缴往广州市政府。

此后没几天,“附中红卫兵”又接到前往火车站纠察值勤的任务。那时红卫兵外出串联的风日盛,车站的秩序很乱,原有的铁路人员、公安人员难以管理内内外外的红卫兵,就想出了用红卫兵管红卫兵这一招。那时的广州火车站在白云路,叫广州东站,于是就由广州市东片各中学的“主义兵”轮流纠察执勤。那一天(具体日期记不确切了),“附中红卫兵”是早上8点到广州东站执行纠察任务,去了四十多人,一上午基本是风平浪静。中午约12时,八一中学的“主义兵”来接班,正在交接时,一趟由北方来的列车到站,车上下来六、七个身上挂着牌子男男女女,牌子上写着“我是地主”、“我是右派”等字,据说是由新疆遣送回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八一中学的“主义兵”一下子围上去搜查这些人的行李和身上,在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身上搜到一把菜刀,菜刀用两块木板夹着,绑在腰部,木板上还写有“宁可千日醉,不求一朝醒”两句话。八一中学的“主义兵”里不少人一下就围了上去,怒吼着“想翻天呀!”随即便对这位妇女及同行的六、七个人拳打脚踢,用皮腰带抽,捡起这些人挑行李的扁担打。“附中红卫兵”原本已经集合好的队伍也开始乱了,有四、五个人低年级成员也加入到打人的人群里去了。“附中红卫兵”的带队人迅速领着几位高年级同学跑过去,将那几个参与打人的硬是拽了回来,赶紧让集合好的队伍离开现场。随即他又找到八一中学“主义兵”带队的劝说:“想办法让你的弟兄们住手,弄不好会出大事。”待八一中学“主义兵”围打的人群散去,只见那六、七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东倒西歪地倒在地上,他们的行李散乱在地面,一片狼藉。过了一会,那些人都艰难地爬起来整理自己的行李,其中那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挣扎了几次,都是才站立起来,就又倒了下去,直喘粗气。“附中红卫兵”的那位带队人,见情况不太妙,急忙找了车站派出所的人员到现场处理。最后这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还是没能救过来。

上述两件事当中出现的令人痛心的现象,正是回应了前文曾经提到:“‘血统论’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对‘附中红卫兵’一部分成员存在重大影响,以至于一遇条件和机会,就容易头脑发热、行为失控,酿成大错”的说法。如果“血统论”的错误认识只停留在思想范围,或许危害不算严重,但是如果任由这种思想毒素蔓延,演变为对“阶级敌人”施以“肉体消灭”的行动,则是不可自我宽恕的。蓝光中老师说:“附中主义兵(附中红卫兵)在学校内没有搞武斗”,这是事实;但是“附中红卫兵”确实有个别人在社会上有武斗的行为,这也是事实。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像“附中红卫兵”这样一个组织松散、领导甚不严密的群众组织,难以有对其内部人员的严格约束力。

广州地区“破四旧”抄家兴起没多久,“附中红卫兵”接受了一项耗时持久的艰巨任务:守卫临时存放抄家物资的“石室仓库”(原石室教堂)。广州市抄家风潮一起,抄出来的许多东西要找地方存放,要有人来守卫。最初市里头是将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堆放在荔湾区体育场内,由市里派人员负责接受、管理和守卫。后来发现露天堆放一方面不利于管理,另一方面物资也易于损坏,就决定改放到不能再进行教会活动的石室教堂。同时为了防止外地红卫兵的冲击,除派少量工作人员协助管理外,主要的守卫管理任务就交由“主义兵”负责。大约是1966年9月中下旬,“附中红卫兵”就肩负起了该项任务,一直坚持到次年3月军训团进校前。常驻人员保持在十多二十人,由于流动产生的轮换,近半年当中到过“石室仓库”执勤的“附中红卫兵”成员不下四十人,主要带队人是彭前进、李晓明和高纪元。“石室仓库”的工作没日没夜,只要是有人来交抄家物资,就要立即清点登记接收。每天接收的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古瓷字画、钱币证卷不计其数。有个别人抵御不住诱惑犯了错误。如有一位附中红卫兵成员偷拿了一个存折,随即就被从“附中红卫兵”除名。还有一位成员就因为偷拿了两个大功率二极管,受到了警告处分。不过在那里工作过的绝大多数“附中红卫兵”成员都能洁身自好,严格自律,毫厘不沾,珠玑不贪。曾经有一位小同学在那里见到一卷卷的如厕用纸,觉得十分新鲜,就抽了一点揣进口袋,对旁边的人说:“老妈子这么大年纪了,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带一点给她试个新鲜。”跟着就用小楼楼上的电话给妈妈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她的电话放下没多久,楼下就有人打电话上来问:“刚才是谁说要拿大便纸回家的?”原来楼上楼下的电话是连线的,那位小同学的电话被楼下的人听见了。吓得那位小同学赶紧将已经揣进口袋的那点纸拿了出来。事过多年后,很多人在回想这一段经历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调侃道:“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小手伸一下,不然今天也不至于会是这般田地。”

   1966年广州地区庆祝“十、一”国庆大会是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的,庆祝活动的纠察保卫、维持秩序工作是由“主义兵总部”组织纠察队完成的,越秀山体育场主席台下的仪仗标兵,也是由“主义兵总部”纠察当中挑选人员担当的。“附中红卫兵”参与了这两项工作,范新民、张克诚、马德民、许镇平、张威、高纪元等人经过了训练,进入了仪仗标兵队伍。开始这些仪仗标兵成员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一个小时一换班,没料想往那一站,大太阳底下要求纹丝不动,二十分钟就汗流浃背,腿肚子发抖,半个小时不到就有人坚持不住倒下了,只好改成二十分钟一换班。1966年9月28日下午,“主义兵总部”的杨秋元开摩托车到附中,将李为民拉到“总部”,告诉他,之前已有人写了几份红卫兵在国庆庆祝大会的发言稿交给广州市委审查,均未能通过,要求李为民当晚要完成一篇发言稿,第二天一早交市委审查。李为民受命动笔,写至下半夜两点完稿,交市委后顺利通过。李为民也被选定为在庆祝大会上发言的中学红卫兵代表。

1966年10月15日到11月15日,“主义兵总部”安排“附中红卫兵”参加了那一年“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纠察保卫工作。由于南下到广州点火的外地红卫兵四处宣传“交易会”是“封资修”的产物,扬言要冲击、砸烂。广州市、广东省、外贸部都非常紧张。廖承志早早就莅临广州与省市领导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主义兵总部”组织力量,负责“交易会”的纠察保卫工作。一开始只有“附中红卫兵”独力承担此项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附中红卫兵”对参与人员进行了认真动员,特别强调严守纪律,严格“军容风纪”,精神抖擞,礼貌待人,坚决做到遇事冷静处理,遇到冲突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年“交易会”会址在海珠广场西北角,每天人们见到红卫兵纠察列队定时交接班,人人意气风发,个个神采飞扬,动作虽然有些稚嫩,但依然表现的训练有素,俨然一道亮丽风景线。“交易会”白天接待外商,夜里安排红卫兵参观,内外人员繁多,“附中红卫兵”感觉执勤工作过于吃力,后来“主义兵总部”决定增派了其他一些中学“主义兵”人员参加纠察保卫工作。“交易会”进行当中,有一个日本左翼友好团体到访广州,“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刘捷音等五、六人,代表广州红卫兵接待并与之座谈。从“交易会”开始筹备到结束,历时近40天,“附中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主义兵”一起圆满完成了“保证交易会安全、有序、有成效地进行”的政治任务。这段时间里,已经有不少“附中红卫兵”的成员陆陆续续前往北京串联,因而前前后后约有五、六十人替换着参与了“交易会”纠察维持秩序的工作。

选定目标 批判华章一现

于参与众多社会活动的同时,“附中红卫兵”始终没有放松自为的政治作为。从1966年8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期间,“附中红卫兵”一部份成员与当时的广东省委包括赵紫阳、林李明、区梦觉、王澜西在内的多名领导有过数次正面交锋,地点有广州军区礼堂会议室、省委办公大楼会议室等,遗憾的是当事人均未能记住准确的日期。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广东省委在工作队问题上是否存在“路线错误”;应对此种错误负责的省委的领导人是谁;对前一段华南师院附中里被工作队及省委错误对待的革命同学广东省委是否应该予以公开的平反等一系列问题上。辩论当中,尽管双方分歧巨大,“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始终坚持“说理”,绝没有受外界的“暴力风”左右,没有对这些“大人物”有任何的过火举动,或进行体罚。由于这些领导人在关键的“路线”问题及“公开平反”问题上,基于要坚守“绝不能承认路线错误”这样一道最后防线,始终没能满足参与交锋的“附中红卫兵”成员的心理目标,因而每次见面大多是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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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广东省委表现及态度的失望,“附中红卫兵”决定按照自己选定的批判目标及方向,积极地组织批判文章。在王戎全、陈立波等的牵头下(此刻蔡晓彦尚未回到广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组织了人员到华南师院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查寻找有关资料,四处收集目标对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各种表现和言论。9月中旬由苏立功主笔,李利民参与了文中有关华南师院附中运动当中情况的文字整理,完成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的近四万字的批判文章。9月下旬将这篇批判文章拿到《红卫报》社(原《羊城晚报》)排版(据高纪元回忆,是他出面联系组织的),“附中红卫兵”每晚都有数个成员和报社的排版师傅一起排字。排字时每个人面对的是划分成九个部份装满一个个铅字的板框,中心部位是最常用字和词组,其上部是次常用字,其下部是再次的常用字,左右各三个部份是按部首排列得较常用字。最初参与排字的人连放铅字的板框的方向都摸不着,一小时排不出几十个字,但到文章排版成功时,不少人也已“出师”了,一小时都能排个千八百字了。

1966年9月29日排版大功告成,文章准备付印,遇到了阻拦,广州市委告诉报社,不得付印。“附中红卫兵”与市委人员理论,得不到准印的承诺,于是对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薄怀奇要挟道:“如果不同意付印,我们就到十、一庆祝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也许真的是怕闹出乱子,最后还是允许这篇足有四版大报那么大的文章(大字报)付印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分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阐述了“区梦觉是广东省文化战线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澜西是广东省教育战线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的观点;第二部份阐述了“区梦觉、王澜西是文化革命早期镇压群众运动和破坏革命的罪魁祸首”的观点;第三部份阐述了“区梦觉、王澜西是镇压华南师院附中革命小将行动的直接指挥者”的观点。该文的篇幅太长,不便抄录在下,只能将该文的照片附于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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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红卫兵”于1966年10月4日上午取回了印好的《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在此之前,这份大传单也已摆上了广东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主要领导的案头。随后令人意想不到的种种举动便发生了。

1966年10月4日,几乎就在“大传单”运到附中学校的同时,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芝圃的秘书(姓李)的电话也找到了蔡晓彦等人,要蔡晓彦等十一个人即到吴芝圃家中谈话。许是担心蔡晓彦等人不听招呼,许是怕耽误了时间,李秘书随后又驱车赶到附中,拉上了蔡晓彦等人去见吴芝圃。谈话的主旨就是一个:不要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传单撒到社会上去,要求将问题“内部解决”。理由是:1,那一年的秋季广交会临近,不希望让参加交易会的外商见到这篇有损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形象的文章;2,这篇文章撒到社会上去,会被香港报章利用。显然这次谈话没能说服蔡晓彦等人,当天旁晚五时,吴芝圃又将蔡晓彦、陈立波两人找去谈话,一派“推心置腹”的样子,先由检讨“没有处理好附中学校领导和工作队压制打击蔡晓彦等十一个同学一事”开始,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早些时候没有道出的要将问题内部解决的理由:文章虽然是在批判区梦觉、王澜西,但是讲的都是陶铸主持广东工作时的事情,极容易让看文章的人联想到“陶铸是不是也有问题”;这样牵扯起来,面太大了,自然也会牵扯到中南局了。所以希望问题可以“内部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可以让在附中学校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区梦觉、王澜西二人先在蔡晓彦等十一个同学的小会上检讨,觉得满意后,再到学校开大会检讨。这样在学校里可以提高你们的威信,能彻底地将附中的问题解决好。而且一再强调问题不要扩大化、复杂化。这个谈话令蔡晓彦等人不快的是:好像我们这些人批判区、王二人是为了个人恩怨。

1966年10月5日下午三时,广州军区詹才芳副司令、郭成柱副政委以“总家长”的名义召集了“十一个人”当中部队子女开会,基调同样是要求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废弃,问题“内部解决”。不记得当时是哪一位突然冒出来一句,要当场想办法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通电话,急得两位领导忙说:陶铸同志已经来过电话,有明确指示。同日同时,黄永胜在另一处也在与这帮部队子女的家长开会,内容也是“内部解决”。

1966年10月5日,中南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内部解决”《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文章引发的问题。

1966年10月6日,中南局与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统一如何“内部解决”好问题的思想。

1966年10月8日,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在广州主持中南局日常工作的金明与吴芝圃一道,又一次召见蔡晓彦、李重明、陈立波等十一个人的主要成员,依然是要求不要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散发出去,问题要“内部解决”。

1966年10月9日,金明感觉前一日谈话当中,“附中红卫兵”的主要代表似乎对“内部解决”一事不感冒、不热心,故而又专门约见蔡晓彦、陈立波、李重明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要忍辱负重,经受得起委屈。”

1966年10月11日,在华南师院附中蔡晓彦等十一个人被送回家中“管束”整整三个月后,中南局常委会议决定;为华南师院附中蔡晓彦、李重明、陈立波、苏立功、王戎全、桂琳琪、梁智莉、刘敏荔、毛红雷、陈虹宁、李利民十一个人恢复名誉,并称他们为“坚定的革命左派”。

1966年10月12日,广东省委决定:王澜西停职反省。

事隔数十年后,笔者在翻阅时任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工作笔记时,见到了当时中南局为处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传单一事数次常委会笔记,不妨照录如下:

中南局常委会(扩大)      1966年10月5日

黄永胜:

省委犯错误的性质以后还可以研究,但可以肯定省委是有错误的。16条之前有错,可以理解,之后,一拖很久未解决,很不应该。这个问题很复杂,现有学生与省委之间,家长、当事人与处理事件人之间,都有矛盾。是否可以这样,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要把内部问题捅到外部去解决。一下子把万把份东西撒到外头去,会串连的范围很大,或发生冲突,这就不好。中南局一定会牵连在里头,分散精力,影响各方工作,也会影响交易会工作。

解决办法:方针,不外搞,家长中做工作。要诱导学生不取此种办法解决问题。不能压制,省委要高姿态检讨,不要羞羞答答,扭扭捏捏。

于明涛:

我赞成黄司令员的意见。大家要按陶铸指示来工作。省委是有错的。中南局与省委的认识要统一,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中南局要挺身而出,担担子,慢慢把意见谈清。最后办法,要当事人检讨,省委揭盖子。

(王)首道:

对内幕不太清楚。拖得太久了。事情已经牵涉到广东的多个方面。我赞成陶铸指示。要有数人认真地办一下。孩子们还是有一定的分寸,但攻下去,要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要力争内部解决。省委要做一个认真地检讨,也要处理有关人员。(李)尔重等提供的问题,确要认真解决。家长做工作,但有限度。是不是陈郁、(吴)芝圃、金明等同志关心一下子。有事要我来,我就来。

(吴)芝圃:

1,同意陶铸同志指示和(黄)永胜意见,不能搞扩大化、复杂化,因为不利于工作、团结。他们是革命的,但要防止走到极端方面。扩大化不好,要小规模解决,按16条解决。不要撒传单,昨天没解决。我们要坚决做到。

2,性质问题:(王)澜西的思想,在我家开会之前,王澜西、周宽就有一肚子气。有蔡晓彦等参加,算是达成了协议。过了几天就推翻。主要是张云去了之后,两边便展开了斗争。张云强调: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介绍批判高翔的经验、附中情况和高翔差不多。谈到周宽,张云就顶起来,说周宽坚持原则。我提了两条:一不能当敌我矛盾;二要双方团结对敌;三要求(赵)紫阳一齐开个会统一认识。加上一系列行动,是镇压学生运动性质(王澜西接到六月十八日指示,连夜召开会议布置。)。至少是学生斗学生。至于是否要把学生打成反革命,也不无证据。到底谁搞的?工作队也添油加醋。另外,省委批准了要把几个老师打成反革命,用以说服家长,不要学生被利用(赵紫阳说这并不牵涉到学生的性质)。这也说明当时的一种思想倾向:怀疑有反革命。性质上:镇压学生,认为是超乎人民内部矛盾的。把学生打成反革命,不如是提为好。 3,怎样解决:省委要下决心。当事人要认真检讨。罢官与否,要看一看。

金明:

首先一点,从全局出发。学生们有提高,要坚决做工作。省委,我们也有数。大闹起来也不怕,但很不利。生产、工作很紧张,交易会又来了,就是每天谈话,也受不了。 对运动的看法,对十一个人,也牵涉到如何理解16条,这也是个大局。家长要把好话说的少些,不要有情绪,要十分客观。学生们要革命,但不会革命。他们也有谎报军情,不能百分之百对,要想一想省委。矛盾很多,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们要坚决地跟中央的指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牵涉大局。就怕党内有不同看法,就怕里勾外联。原则问题要实事求是。对自己孩子要严些。原则也要谈清。要体会陶铸关心精神。要尽一切努力,不复杂化,要内部解决。

问题的性质:事件属于镇压学生运动。再说过了不好。王澜西问题咱们不管,由各学校去揭。单就此事来做结论。16条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有计划的打成反革命;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客观上打成反革命;到底如何说?(赵)紫阳说:就是讨厌学生有一股子不正常情绪。鉴定不好。张云也说过一些坏话:什么阶级斗争反映。我只说学生幼稚。当时,我肯定青年是好的,肯定不能到省委去集训。还有三个教员打成反革命,但这不能做成把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是不这样提法更稳妥些,更全面些。如果再有别的材料,那是另一回事。

工作队说:全面揭发牛鬼蛇神,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单说全面揭发,就不对。当时我们支持工作队,委托省里去办。省委对学生有一个错误情绪,连(赵)紫阳在内,一直地没解决。我同意这个看法。

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还是好的,省委搞得比较灵活,虽然还有遗留问题。要支持省委。省委的错误要严格指出。对学生有责任帮助,原谅他们,学习他们,比我们过去高。敢革命,我们要学,但对他们要求要严。他们不可能反映问题很客观。中南局要多听省委的。当然,不放弃原则。

怎么办?老头子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认真领会陶铸同志指示,弄清是非曲直,照主席指示办。省委不检讨,也要做工作,给小孩子摊开。省委的会是否开大一点,统一思想。是否再开一个小会,和省委少数人谈一谈,统一下子。再跟孩子们交代一下子,要他们不要行动。

陈(郁)老:

中南局根据陶铸同志指示来抓,不要把事情复杂化,这个地区需要这样做。办法:传单不要搞到社会上去。

性质:我赞成(吴)芝圃等同志意见,师院附中事件,是镇压学生运动,方向性错误。有些手段很恶劣,王澜西、张云等。还不足以证明把干部子弟打成反革命。鉴定,不让参加抗美援越,不准参加基干民兵,总之对学生没有感情。不正常。我也赞成把材料落实一些,先留些余地。材料还不充分。

对待学生,要承认他们是左派。我们要从大局上帮助他们。他们是好左派,能坚持原则,有缺点要帮助他们。家长们做了很多工作,也起了作用,希望好好解决。青年可能气很大,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做的。

省委对此事处理拖得太长。(赵)紫阳同志还主动,但总的主动不够。我们不主动,照顾大局很困难。

还是开个会,中南局常委、省委、军队若干人一齐谈。明天或今晚开。

中南局常委扩大会       1966年10月5日晚

省委(赵)紫阳、林李明、张云、尹林平、王澜西,军队黄(永胜)司令员,相炜,中南局肖洪达、陈冰之、葛震等人均出席了会议。

王澜西说:偏听偏信工作队。中南局7月会后再未管师院附中工作。

尹林平同志说:他的小孩和毛红雷都说工作队宣布十一人有四条罪状:1,骄傲自满;2,无组织无纪律;3,自由散漫,反抗工作队;4,反革命小集团。

中南局扩大会           1966年10月6日上午、下午

(王)首道:

性质:是立场问题,是镇压学生运动。

工作队不检查与省委有关。不脱裤子检查,是过不了关。不要被迫地去检查,要做工作,高姿态来检查。没有站在群众一边来领导群众。要争取作为内部问题来解决,要做双方的工作。

家长还是要做工作。比较难做的是学生工作。办法:开个小会统一一下子,恐怕不行。能否开代表会?

(李)一清:

16条公布已两个月,未解决问题,经验何在?省委是不愿意解决的。未解决,是由于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成内部问题解决。不好,会闹到外部去,可以把局部问题闹成全局问题。

十一个人有气,不是个人的气。广州各大学都有王澜西、区梦觉的大字报,这些都是促成把事件扩大的可能。闹大了,对工作、对运动不利。

怎么解决?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定性质,矛盾主要方面何在?我看主导方面在省委。这是镇压压制学生运动。已有学生斗学生。基本情况搞清楚就行了。

过去有官办群众运动。中心:张云、王澜西是省委一个部分。主要是王澜西。王澜西主要三个字:推、辩、点(蜻蜓点水),推也推不开,辩解也不行,点水点不过,要诚恳坦白,才有阶级感情。大事已有了,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加以核对。要认真检讨。工作好了可以不爆炸,否则,仍可能爆炸。(王)澜西同志要交底,光怕也不行。越不交代,越不好办。现在要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有什么讲什么。问题不解决,学生工作不好做。

(薛)光军:

华师附中事件是打击围攻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现象。围攻、辩论等等都出来了。主观上未想打成反革命,只能说立场上站到反对群众的立场上。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争论,没好好听中南局的话。要彻底检查,讲真心话。

于明涛:

压制群众运动性质,方向错误。尽量做好工作,不要闹到外头去。省委内部要讲清楚。

葛震:

这是压制群众运动的行为,不是方法上的错误。要按红旗社论,不要再滑下去。

(吴)芝圃:

坚决不要扩大化。有陶铸同志指示,大家支持,学生们识大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主要是王澜西、张云思想上基本已对头,方向对头,还要努力。但三天不能错过。 我在此事上犯了错误。开头看简单了——第一次会、10/7会上对青年看法有分歧,未好好交换意见。

炮打(王)澜西,对外保皇,对内炮打,你是同意周宽做法的。对青年感情很不对头。资产阶级感情,仇恨态度,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当时有个认识,对青年不能打击。当时还是迷信、支持工作队的。对支持青年一点,(王)澜西是不赞成的。改造要从此点开始。张云同志态度是好的。有一点不够,是认识问题,认为对青年是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的确那天你谈到对付高翔的经验——辩论、大字报,对周宽相信过分。李杰的传达报告,与两次会议(10/7,11/7)精神完全相反,如果经过了张云,就是严重错误。工作队之错,和你二人有关。

性质是方向、路线之错,镇压群众运动。现在怎么办?第一,统一思想,再与学生统一思想认识;第二,传单先不发,慢慢做到完全不发;第三,重申不许向外串连;第四条,必须满足他们要求。先由小会交换意见,再开大会。

金明:

坚决执行陶铸同志指示,不要搞到社会上去,免增麻烦,影响工作、生产。要统一这个认识,问题有可能解决好。讲道理,讲原则。也要做准备,也可能闹到外头去。但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不闹出去。

这样一交锋,就好办了。有些情况错了,完全可以更正。琐碎事可以不争,关键材料要统一。关于附中问题,我同意这是个局部问题,但涉及到整个学生运动问题——思想问题。要从中学习经验。总的文化革命搞得好,但局部有点问题,要力争搞好。

问题性质:16条未出之前,不可能解决好。青年受过主席思想教育,想革命。对张云讲的阶级斗争反映,很不同意。讲了对青年的看法。不将一将军,看来还不能解决问题。 过去认为牵涉到各方面,比较复杂。统一认识很重要。这个问题是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学生有缺点错误,大方向是对的。围攻的情况比蒯大富不轻,比北大不轻。但当时我们认识不足。当时只是肯定学生是革命的,不要集训。(这里可以看出当初7月份,省委的意见,是要集中整训十一个人。)

各有各的账,该怎样就怎样,汲取教训,改进工作。发生问题,工作队是第一手,办了许多坏事。对立情绪(实际当敌我矛盾干了。——薛光军),这和张云、王澜西有很大关系。省委应允许工作队发表意见。不能推,不能怕。我反对(王)澜西的态度。要挺身而出。我只补充一件事,坐在(吴)南生那里,说学生抢文件、抢皮包,气得很,那个精神状态,对学生们就不会心平气和。看来,那一天会议精神,张云、(王)澜西未接受。

张云同志的思想,对青年看得很偏。谁不知道广东省委是陶铸领导的,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什么感情?这个情绪怎能解决问题。要学习16条,汲取教训。工作队要发言,谁的账谁还。至于区(梦觉)大姐是另外的问题。把关键问题的情节要弄清楚,家长的工作还要做,坚持讲原则、讲道理。

怎么办?工作量很大,坚决办。努力以赴。张云、(王)澜西可到省委去讲。省委要把认识统一,然后老老实实地去处理,向青年交待。坚持原则,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按16条办事。

区(梦觉)大姐是个好同志,有时转的慢。坚决保的方针。(陶铸在接见广东同学时说:认识有错误,要好好清理,但我看她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执行中央方针的。对于文艺方针等不是不跟,而是跟不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好。对于王澜西看法,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水平很低,很糊涂,常讲错话。——赵紫阳)她一直站到正确方面,有时跟得慢一些。但省委要解释,不能打包票,要允许群众烧。对(王)澜西,我也同意陶铸看法。张云是个好同志,拗,比较纯,直爽,努力工作。 南海派的学生也要做工作,不能压那一部分,

张云:完全拥护中南局会议精神。

王澜西:受了很大教育,同意会上的分析,进一步检查,不辜负会议希望。

陈(郁)老:

不要扩大化,复杂化,社会化,要按16条解决问题。附中是个局部问题,因之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方针政策问题。这两天看来,可以做得好些。把华南附中问题是什么性质弄明了。我们要支持左派,团结多数,不挑动学生斗学生。大家谈得很好,认识是统一的,这对今后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好处。陶铸同志指示,可以实现。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直到昨天之前,我们的看法还不够,青年们帮我们提高了不少认识。我对这一批青年,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方向定下来,要正确认识他们。这个会不解决问题,空头保证陶(铸)的指示也不行。

我赞成金明同志讲法,广东文化革命办得好,附中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当然认识很慢。省委是个左派——执行文化大革命决定。要认真接受附中的教训,不注意,还会重复这个问题。学校很多派,支持这派,反对那派,不行。附中就是未执行这一条。“这和”全面开花“的思想有关系。有些方法是很恶劣的,有些方法连对牛鬼蛇神也不该用,围攻等等。这是指导思想的反映。思想上不是支持左派,打击资本主义当权派。方向、路线错了。看来要谦虚点,不要瞎指挥,方法也要改进。当然这也是思想问题。两天来对我的教育也很大,帮我学了16条。对革命青年要热情。人家对我们很尊重,人家要我们有阶级感情,是对的,重要的。

怎么办?内部解决。张云同志还是诚恳的。当然,一下子也讲不太清,态度是好的。(王)澜西同志昨天不是检讨,是胡闹。今天表态也是好的。陶铸同志对你的建议,望你考虑。认真改错,可以做很多事情。

要同学们做同学的工作,不要包办。不但要团结红五类,也要团结非红五类,这是很重要的,在附中搞个好样板出来。有这一批青年,可办好。他们很有水平。是否快一点把工作队解放出来。家长是双重性。做了很多工作,不是为私,是为公。把孩子留在家里是最坏的。孩子们识大体,顾大局,风格好,对他们不要怕,要跟他们讲道理。允许人家犯错,允许人家改。

对区(梦觉)大姐,我同意大家意见。王澜西要认真检讨,还是有希望的。同意陶(铸)意见。性质:同意大家讲话。可以整个纪要。

书记处会议           1966年10月8日上午

(吴)芝圃:或者重写,或者修改。

(薛)光军:可以考虑压缩。太笼统了也不一定好。

金明:我赞成比较概括地写,集中解决镇压学生运动问题。长期以来与省委距离很大,谈不拢。学生对不对?大方向正确。什么性质?镇压,围攻,学生斗学生——路线错了。具体过程:区(梦觉)大姐可以不写。对他们数人,各有各账,由省委去定。对具体事件,由省委去查对,去定。把责任推到工作队,我也不赞成。主要把责任、性质,谁账谁检讨。(省委要写出个报告。——薛光军)

王德:错不是错在工作队,错在派工作队。

(王)首道:赞成比较简单些。具体了,有些话不易统一。可以要求省委写一个报告。后边写一个方针:在16条下团结起来。工作队负责人也要区别一下,主要是周宽、李杰。建议省委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估计,性质,做法。要省委写报告。

(李)一清:写短些。过程中关键的事写一下。省委要摆到什么位置上?省委有责任: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未抓住。

陈(郁)老:写短些。文件中不要写省委是左派。执行16条不要写。(写一个单位的局部问题。不要写小小的。不要写思潮。——薛光军)省委少写一点。错误:斗左派;学生斗学生。要讲团结。对他们多写几句,鼓励一下子。

金明:陶(铸)的电话可以不写。中南局与省委不统一,写不写?区(梦觉)大姐的话不谈,还不到时刻。写一句缺点错误。广东省委运动写个健康的就行了。“不扩大化……”不写。弄到社会上去的可能——最好不写。对学生的估计,按16条去估计。在具体事件上写上两句就行。不要说水平高。按16条口径。

(吴)芝圃:“支持”工作队,是否写“迁就”。

陈(郁)老:注意做南海工作。交易会要找学生代表,又省市出面组织代表参观。解决思想问题,要反复做工作,尽可能避免出些事。(李)尔重找省市出面座谈。

1966年10月16日“红卫报”发表题为《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王匡》的文章,将其称为广东文教战线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附中红卫兵”认为这是在转移人们斗争的视线,在保护区梦觉这样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旋即由苏立功执笔很快写出了题为《是王匡,还是区梦觉?》的传单(该文的照片也附在文后)。 当时蔡晓彦是同意了《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散发可以放缓,除了这些领导的劝说的因素外,蔡晓彦觉得文章中有些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力求做到不给别人话柄。为此事,他还与苏立功有过争论。

蔡晓彦放缓散发传单的决定,在“附中红卫兵”当中反对者众多,不到十天,就酝酿了一场“小地震”,1966年10月20日晚一部份人与蔡晓彦激烈地争论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于10月21、22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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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动了数十个伙伴,骑着“电驴子”(一种轻便的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将近万份《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撒向广州的大街小巷以及部分大学。22日还在广州市东校场烈士陵园对面,拉起横幅标语,向过往的群众派发该份大传单。随后,之前一直在为完成《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坚守广州大本营的“附中红卫兵”数十名中坚力量,于1966年10月23日登上火车奔赴北京,开始串联去了。

不服压制 批判华章二出

“附中红卫兵”成员对《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被压制始终是不服气的,即便是在北京串联过程当中,仍然有“附中红卫兵”的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达着对压制《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行径的不满。刘小铁和张汉中(初二)于十月中旬抵达北京后,一而再,再而三地与陶铸办公室人员联系,非要问清楚陶铸是否真的指示要封杀《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最后只得到了一句“广东省委会解决好有关问题”的答复。1966年10月18日,刘小铁等人用《造反到底》的名义于中央文革接待办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照录于下:

陶铸是扑灭广州炮轰烈火的罪魁祸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但广州现在还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都没有被揪出来。这是为什么呢?阻力来自何方呢?我们想在这借广东东方红学校(原华南师院附中)在炮轰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今年十月份,我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写出了一份名为《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的传单,并印了一万多份,这张传单主要是揭露广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犯下的种种罪行(王澜西是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区梦觉是广东省委文教书记),十月四日晚我们正想散出这些传单,大轰广东省委。但突然,身为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也同时打来了四个电话,二个电话给中南局书记吴芝圃,一个给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一个给省委,其内容大概是说:“广州最近要举行交易会,情况复杂,华南师院附中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复杂化,劝十一个同学不要散传单,最好改变方式内部解决。”在陶铸的指示下,于是军区、中南局、省委的老爷们,就把我们的红卫兵领导拉去做工作,甚至也连同把他们的家长也拉来给他们做工作。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我红卫兵不得不改变炮轰日期。

虽然,我们被压下去了,但我们多数的红卫兵战士对陶铸这一“指示”还是不甚理解。十六条明文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评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评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但为什么你陶铸就是不让我们撒传单进行大鸣大放,进行炮轰资产阶级当权派,而要我们改变方式内部解决?陶铸你说广州正在开交易会情况复杂,不让我们撒传单。但我们又要问你,北京的外国大使馆、记者也很多,情况也很复杂,但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就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四大,而为什么广州只不过是开一个小小的交易会就不能撒传单?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从广州来到北京,要求陶铸面谈。几天来,不但没见到而且陶办还来了个电话说什么“陶铸很忙,不能接见,王澜西的问题已交给广东省委解决。”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难道能交给他们所把持的单位来解决吗?最近我们要离开北京了,在离开之前,我们警告陶铸你这个扑灭广州炮轰烈火的罪魁祸手,你听着:

我们革命造反小将不管是谁,不管他职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只要他敢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只要他敢充当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只要他敢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革命造反小将就敢起来批判他!起来造他的反!起来砸他的狗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到底》

1966年10月18日

1966年11月14日,李重明、刘捷音、李为民三人,通过刘捷音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的小姨阮若瑛递交了一封信,也照录于下:

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

敬爱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

您们好!首先向您们----革命前辈致以革命的敬礼!

   我们是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主席红卫兵的战士,在这里,我们想向你们反映一些情况,也谈些我们的看法。

   我们寄给你们两份传单(即《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是王匡?还是区梦觉?!》)其中大的一份,是我们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调查,收集材料写成的。根据我们了解的材料,我们觉得,区梦觉、王澜西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不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对于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还有什么情意可讲呢?于是我们写出了传单,准备了宣传车,打算对准他们,重炮猛轰!

   然而就在此时,陶铸从北京打电话给中南局、广东省委、军区(中南局一个、广东省委两个、军区一个),指示要“内部解决”。老实说,当时我们对这个指示,感到很不明白,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但是中南局的当权派找我们的领导施加压力,军区的黄永胜找家长开会施加压力,郭成柱、詹才芳找我们的领导施加压力,眼看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便被压了下去。广州----陶铸后院的星星之火,又被扑灭了。

   “内部解决”究竟是什么东西?!根据我们了解,陶铸解释的基本内容是:“不要扩大化,不要复杂化,内部解决。”

   什么是“不扩大化“?就是不让我们将区梦觉、王澜西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就是不让我们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就是不让群众起来揭发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打仗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所谓“不扩大化”是严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所谓“不复杂化”是假的。我们知道,问题搞到社会上去,在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中会出现种复杂的局面,也会有坏人,然而有什么可怕呢?只要群众起来了,问题终会解决的,而且可以锻炼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可是按照陶铸的方处理问题,才使问题复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内部解决”就是不解决。不发动群众,不组织群众,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打不倒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从来没有见过,不发动群众,不教育群众,不宣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依靠群众能够打胜仗的军队。

   说穿了陶铸是怕字当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便暴跳起来了。陶铸究竟有什么反不得呢?怕的又是什么呢?反动路线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的路线。所谓“内部解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又一新的表现形式。

   以上是我们的看法,可能会有许多不正确、不全面的地方,请指正。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段最高指示: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战士 刘捷音、李为民、李重明

1966年11月14日

“附中红卫兵”出去串联的主要成员大约于1966年11月下旬陆陆续续返回广州,由此时开始,“附中红卫兵”原本就比较松散的指挥系统不复存在了。所有成员大致上形成了一个个小的集团。王戎全、陈立波、苏立功、李重明,加上一部份高二、高一、及个别初中的成员组织了《学闯道》战斗队;初三的肖利亚、李晓明领头初三加上初二、初一一部份成员形成了一个集团;初二的杨蜀青、程宁、魏刚等人为首,以初二、初一成员为主形成了一个集团。另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各自为战。

1966年12月9日广州曾经发生过一起惊动中央领导人,最后由总理直接干预解决的的事件,现有的有关广东文化大革命史实的记述文章好像没有见到此事的影子。由于此事有“附中红卫兵”成员参加,自然应成为本文的一个内容。

1966年12月5日,澳门民众与葡萄牙军警发生冲突,葡萄牙军警悍然开枪打死了澳门民众。《人民日报》12月7、8两日均发表文章抗议和谴责葡萄牙军警的暴行。“主义兵”不少成员对葡警暴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有人说道,军区已经有一个炮团拉到了珠海澳门界外,大炮炮口对准了澳门。于是引出了这一群血气方刚、爱国精神膨胀、青春冲动的年轻红卫兵突发奇想:“部队不便打响第一枪,我们可以去冲锋陷阵,只要澳门葡警开枪,部队杀进去解放澳门自然是顺理成章了。”12月9日下午,有一百几十个“主义兵”成员,写下了“生死书”,弄了三部公交车,浩浩荡荡向澳门进发。“附中红卫兵”的人是在那天傍晚六、七点得知消息,有八、九个人找到八一中学杨秋元等一伙人,四处寻找车辆,直至夜里将近十一点,才在省政府大院里弄到一辆英国吉普,26个大小伙子一窝蜂地挤进这辆车里。怎么坐的?正驾驶位一人,副驾驶位两人,后厢相对的两排座位各坐四人,两排坐下的四人腿上再各坐四人,车厢中挤了三人,车厢后再扒上四人。车严重超载了,车头有些上飘,开在路上摇摇晃晃的,开车的是杨秋元。结果这部车开到中山八路荔湾体育场附近就翻车了。事后听人们描述,大概是车子先是避让停在路旁的一部大卡车,车头向左一打,不料对面来了部车,赶紧将车头向右回打,谁想到前面路旁又停了部车,车头再次向左一打,猛地对着人行道冲过去,驾驶员有点慌神,油门和刹车同时踩了,车子仰面翻了过来。在车子左右两次急变向时,车后面已经有人甩出去了,车子翻了之后,车上的人在路上撒了有几十米。参与此次行动的“附中红卫兵”九人是:李重明、范新民、张克诚、刘捷音、董建明、李为民、桂林理、彭前进、景小诗,除了李重明在找车时与队伍走散没在车上外,其余八人全部遭遇了翻车事故。翻车后范新民、张克诚、董建明等几位没怎么伤着,赶紧找人把一堆伤员先送到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有说是荔湾区人民医院),后来医院见伤员多是部队子弟,当晚就全部转往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不幸之中万幸的是,26人当中无一人“为国光荣捐躯”,伤势较重的是断胳膊、脑震荡。“主义兵”的“壮举”惊动了中央,据说是周总理严令广州军区截回所有车辆,前面开出的三部大车,也在开出广州后不久被截停。

1966年12月下旬,王戎全等人又在谋划写一篇大文章,大约是在12月21、22日左右,就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将脑震荡尚未完全治愈的李为民接出医院。李为民出院后住在刘捷音家中,用时一周左右,执笔写成了“附中红卫兵”第二张大传单《陶铸压制了我们》。《陶铸压制了我们》的前半部份,通过揭示和记述陶铸从华南师院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到《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引发震动的一段时间里的反应、表现,阐述了“陶铸实际上对广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取压制态度”的看法。这份大传单的后半部份是由王戎全、李欲晓执笔,将原《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一文的部份内容重新归纳整理写就。这份《陶铸压制了我们》的大传单,也是由“附中红卫兵”成员自行组织排版印刷的,于1967年1月16日完成印刷并撒向社会。该传单文字也有三四万字,只能将照片附于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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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2月中下旬,因要印传单,每晚要到文化公园对面的印刷厂排版,参与排版的人多是生手,速度很慢,加上路途远,在路上要耗费一个多小时,效率太低。这时便有人萌生了向省委“借”车的想法。于是便想法将区梦觉“请”到“学闯道”战斗队当时的住地,与王戎全、李晓云在同一间屋里居留了三天。要求她让省委给“附中红卫兵”提供一台印刷机和一部车。如所请,省委给了一部“奔茨”旅游车和一台平板印刷机。目的达到了,就让区梦觉回家了。三天里,一直是对区梦觉以礼相待,悉心照料她的起居和饮食。平版印刷机安放到了荔湾区少年宫,由李晓明负责,用其在1967年1月到3月间,“附中红卫兵”自行排版印制了一册“华师附中大字报选”。汽车和平版印刷机在用完之后,也都“完璧归赵”了。

1967年1月9日晚,“附中红卫兵”“学闯道”战斗队抄了陶铸在广州的家,主要抄了些信函,事后将抄得的信函全部交到省委机要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