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香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方案

来自通约智库
跳转至: 导航搜索

01

这次来香港,时间很短,匆匆两天,但我还是抽出半天时间,“凭吊”了一下被冲击、被捣毁的香港立法会现场。

立法会门前静悄悄的,大门紧闭,只有一个警察在无聊地徘徊。大门外,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妪,举着一面英国米字旗,做示威状。

目睹此情此景,我油然而生了一种怜悯的感觉。

在1996年陈可辛的电影《甜蜜蜜》中,“姑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姑妈”年轻时曾和来香港的英国影星威廉有过一夜风流,她此后的人生,就靠这点“优越感”来维持。她梦想有一天能够和威廉鸳梦重温,她一生都在等待永远也不会回来的威廉来敲她的门,她就在等待中变得人老珠黄。

02

在今天的香港,那些沉迷于“美好殖民时代”的人,何尝不是当代“姑妈”呢?大英帝国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打出米字旗只能证明自己可怜复可笑,总督也好,威廉也罢,都再也回不来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许多人被香港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所惊骇,觉得香港很“现代”,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很成问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人民革命才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性。香港没有经历过人民革命的洗礼,这构成其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缺乏主体性和自信心。居然会有那么多人缅怀日薄西山的老殖民宗主国,却没有想过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美好的新香港。

他们真的承担不起基本法中“港人治港”这四个大字。

“姑妈”得不到的幸福,打着米字旗的香港人也同样得不到。

03

看了立法会旁边的“粘龙墙”,即那些“抗议者”表达自己诉求或政治主张的地方,更感失望,“抗议者”提出的口号之空洞、幼稚、脱离香港实际,都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抗议者”的核心主张是“反送中”,即反《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的全称是《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功能在于使香港可以与尚无长期司法协助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包括内地)展开个案合作,方便处理香港居民在这些区域犯罪后的移交审判问题。

为了避免“条例”的政治化,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草案明确规定,适于移交的对象必须是犯有37种国际公认、且刑期都在7年以上的罪犯,门槛非常高。同时还规定了“八不移交”,明确说明被移送的罪犯不涉及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行为。

换言之,如果“条例”通过,未来可能被移交内地审判的仅仅是证据确凿的刑事犯罪分子。

毫无疑问,这一条例事关司法正义和打击犯罪,对香港社会本身也是非常有利的。对一般普通的良善守法市民来说,“条例”通过后,除了安全感会增加之外,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

香港反对派及背后的外国势力以“修例”为借口进行政治发难,制造骚乱,完全是借题发挥。

04

值得深思的是,一个如此可笑、牵强的借口,居然可以裹挟那么多市民。

这意味着香港确实存在深层次问题。

回归后,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北京给了香港无数的经济优惠和政治特权。

香港无须向中央缴税,港资在内地享有金融、服务业的一系列特权,有关方面甚至压制珠三角的经济规划,以保证香港的运输生意。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法院可以保留外籍法官,拥有终审权,在港外籍公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也有机会当公务员。

日常生活中,普通香港人在内地享有上学工作置业的广泛自由,甚至优待,但内地居民在香港却没有获得同等的权利与优待。

不过,经济规律的作用,比任何人的主观意志都更加强大。新世纪后,中国内地的经济加速增长,每隔几年就超过一个西方大国,目前已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把美国也追得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却相对暗淡下去了。

1997年,香港GDP占全国18%,2013年仅占3%。到2018年,内地GDP总额为82.7万亿人民币,香港为2.3万亿人民币,占比已经不足3%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珠三角“消灭”了香港的制造业,又想接管它的航运业;长三角正在排挤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甚至观光购物这个保留节目,由于频频爆出港独分子骚扰内地游客的新闻,对内地人的吸引力也不怎么强了。

05

更何况,香港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做大蛋糕”就能够解决的。

虽然相对衰落,但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这些年来香港经济的增长还是不错的,高峰时增长率曾经接近5%,一般也能达到3%,但普通市民的工资,却多年没怎么增加了。

香港长期保持了对富豪有利的低所得税,但却禁止员工的集体谈判权。

贫富悬殊,是香港从特首到反对派议员到普通市民都承认的事实。

2014年占中期间,港府的著名智囊刘兆佳承认:“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有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

香港青年的处境尤其灰暗。尽管找个饭碗还算简单,可收入一般不高。2016年的港府统计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员的月收入低于一万港币(约合8000元人民币),而十来平米的单间房租至少也要三四千元。这样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动辄数百万元的高房价,生活变得毫无希望。对大多数人来说,“爱拼才会赢”、“狮子山精神”更像是一种讽刺。

06

但是,由于香港回归后没有在政治、文化,主要是教育和舆论领域进行比较彻底的去殖民化,再加上香港没有人民革命所遗留的平等主义传统,普通香港市民无法对自己日渐窘困的生存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他们的不满,被高度殖民化的舆论引向了内地。

由于视野和历史传统所限,许多香港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工具只有来自西方的“自由/专制”、“民主/独裁”等。尽管这种分析框架对香港的现实来说完全是文不对题、削足适履,但却可以让他们方便地发泄由优越感的丧失、失落感的积累转化而来的仇恨:中小老板恨内地厂商抢走生意,公司白领恨内地同行加剧上岗压力,穷困的小市民恨满街抢购的“大陆客”让他浑身不舒服。

“修例”风潮就像一个放大器,大大加强了香港社会早已存在的这股盲目仇恨的情绪,而看不到未来的学生则跑在这股浊流的最前头。

07

香港问题,本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是反帝反封建,忘记了这一点,把殖民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宝贝一样供起来,分析香港问题就会如隔靴搔痒,就永远找不到解决香港问题的钥匙。

新民主主义的未来是社会主义。

今天的香港,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在彻底去殖民化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方案。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指向经济平等的,也是指向人民当家作主的。

今天的香港,在新自由主义的迷宫里转来转去,已经日暮途穷。

但是,穷则思变,只要能够跳出冷战的狭隘视野,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框架,就能够为香港找到出路。

为什么不能把设想把香港建设成社会主义试验区呢?为什么不能设想把殖民主义的旧香港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香港呢?

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案,“一国两制”的框架就将在这一构想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光彩,社会主义在香港在取得成功,香港就有了出路,中国也有了出路。

2019年7月19日

于北上的高铁中

(文章来源:昆仑策网)